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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屯垦戍边两千年

摘要: 夏商周时代,中国所涵盖的区域虽被称为“九州”大地,但最西也只是到达雍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秦汉时期,为了应对匈奴南下,中原政权开始经营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以及更为遥远的西域地区,以期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标。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用兵西域的活动,极大地拓展了西汉的战略空间,“戍守”西域成为第一要 ...


夏商周时代,中国所涵盖的区域虽被称为“九州”大地,但最西也只是到达雍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秦汉时期,为了应对匈奴南下,中原政权开始经营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以及更为遥远的西域地区,以期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标。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用兵西域的活动,极大地拓展了西汉的战略空间,“戍守”西域成为第一要务。

西域距离中原路途遥远,即使与中原最近的楼兰也“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战事后勤为要,军队给养常常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后勤的负担也是非常沉重的。秦朝时,仅为了从山东青州地区运粮到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应对匈奴战事,就出现了“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钟等于六四斗),沿途运输耗费惊人的现象。

“屯垦戍边”策略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一策略的滥觞就是西汉名臣晁错提出的“募民徙塞屯田”的主张。他指出,令徙民常驻西域,不仅便于熟悉本地的情况及匈奴作战的特点,还能通过屯田发展边境经济,进而改善生活环境,才能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长久屯戍,才能让他们将戍边之责视为己任,在匈奴犯边时毫无畏惧地与匈奴搏斗。晁错的建议是非常中肯和有见地的,这一建议后来被汉武帝采纳,对河西、西域采取了大规模的屯垦戍边活动。《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屯垦戍边的记载,记载有大量的普通民户、商人来边疆屯田的事例,他们有的自建房屋,有的居住于田舍,如“遮虏田舍”、“中部田舍”、“宜谷田舍”和“当道田舍”等。这些屯垦区建设对于汉朝与匈奴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西域开经略过程中,桑弘羊、赵充国、常惠、郑吉、班超等都是落实和完善“屯垦戍边”这一策略的实施者。随着与匈奴战事的推进,屯垦区建设逐步发展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并在屯垦区的后方建设军事防御工程,沿祁连山修建长城、烽燧等保障屯垦区的安全;此后,李广利伐大宛,“最近东陲”的楼兰、车师,天山南麓的渠犁、轮台也逐步实行屯田戍边。屯垦,解决了将士“不患战而患饥”的后勤补给之苦,可以尽量就地及时地解决军粮,还免除长途运输的耗费问题;戍边,解决了汉代西向战略中的军事安全问题,从河西一直到天山南麓,形成完整的战略防御线。三国时期曹操对于屯垦戍边策略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明代思想家李贽也强调:屯田是千古之策。

“屯垦戍边”策略被历代中原王朝所继承。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正式设立西域都护,管理屯垦戍边和西域事务。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清代设置“伊犁将军府”,具体管理西域屯田。历史一再证明屯垦西域对西北边疆安全和中原政权稳定的重要性这说明,西域实行屯垦戍边的策略不可改变,以边疆安全为目标的戍边为的目标没有改变。

清朝统一西域后,乾隆将“西域”改为“新疆”,并开始了大规模、多层次的屯垦开发,内地大量人口成为新疆民屯的重要劳动力。然而,当大量的关内移民到达新疆,大量土地被开垦、农业水平大幅度提高后,新问题随之而来,剩余农产品的市场在哪里?此时,出现了“屯垦陷阱”问题,这一问题在乾隆、嘉庆年间表现得比较突出。

“屯垦陷阱”是清代大规模开发新疆过程中因农业丰收出现的“谷贱伤农”现象。但是新疆地处边远地区,交通不便,传统的内需乏力又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从而导致粮价大幅度下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乌鲁木齐地区小麦的平均价格每京石七钱,粟米的平均价格每京石六钱五分,“小麦一石,减至价银五钱,尚难售卖”,同时期西安府小麦每京石的价格是“银一两一钱六分”,“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粮食大面积丰收与“谷贱伤农”的矛盾不断深化,粮价严重低于关内地区,屯民收入远远低于预期,挫伤了移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许多屯户抛荒、撂荒现象,一些移民稍有积余就返回原籍,这些现象都极大影响了屯垦队伍的稳定,与清朝政府屯垦移民边疆的初衷背道而驰。屯垦与戍边本来是相辅相成关系,但是在清代农业丰收后,却出现了两者相矛盾的现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新疆“屯垦陷阱”现象产生?首先,清朝对于新疆从生产区变为生活区的准备不足,在基础设施方面如道路交通、房屋、粮仓等建设滞后,商品市场有限,粮食商品化程度低,以交通为例,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新疆火车没有,汽车又不通,除了欧亚航空路线外,陆路由南京到迪化,需要三个月,由西安到哈密需要54天;其次,对新疆民众改变民生的诉求估计不足,统治者的思路还是停留在汉唐时期的保稳定方面,对促发展、促民生、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劳动价值方面,缺乏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实行了权宜变通之计。首先是裁撤大量兵屯,发展民屯,将大量的国有土地变为私有的租佃土地;其次,不再鼓励内地民众到新疆屯垦,以免生变;其三,削减伊犁将军府的权力,改新疆为省,逐步实行与内地一致的州县制。应该说,清朝的应对之策治标不治本,由此埋下了民国时期新疆孤悬塞外、中央政府长时间无法管控、屯垦戍边策略被搁置的祸患。在民国时期不长的时间内,新疆地方的反动组织竟然产生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怪胎,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的稳定发展成为当务之急。1954年成立了专门进行屯垦戍边的组织——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20万军人和大量内地民众前往新疆进行屯垦开发,成为20世纪中后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成为新疆社会稳定、边疆安全的可靠保障。“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旁牧牛羊”就是新疆最北部的第十师185团的真实写照。

当历史的车轮驶向21世纪,“戍边”为要还是“生计”为先已不再是根本性问题。因为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之下,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一环,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2014年,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时,对新时期肩负屯垦戍边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给以重新定位:“要让兵团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汇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屯垦既要稳定新疆社会、发展生产,又要达到生活富裕、文化示范的目标,经济发展是提高民生的基础,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所以在“戍守”和“生计”方面,屯垦都需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新疆起到相应地引领价值。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屯垦政策的千年流变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版图的历史沿革更可以让我们领会边疆政策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

本文首发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经作者授权转发。

张安福简介

张安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首席专家。

借此给大家安利一本张安福先生新出著作《西域屯垦经济与新疆发展研究》,喜欢西域史、屯垦史的朋友可以关注。


图文来源:中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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