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张安福:屯垦戍边是“千古之策”——谈谈唐代的西域屯戍制度

摘要: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建立屯戍制度屯戍西域,制度先行。唐朝在管理西域屯戍的基础上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完善了“东天山三州”——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和“安西四镇”——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阗(今和田)、焉耆(今焉耆)等处的屯戍机构,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打下坚实的 ...

作者:张安福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



屯垦戍边保障了西域社会稳定,带动地方农业、商业发展,推动西域与中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了丝绸之路畅通,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印欧文明交流互鉴,是治理边疆的“千古之策”。


中国历史上,西域的统一和稳定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原王朝在西域屯垦始于西汉,唐朝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屯垦戍边保障了西域社会稳定,带动地方农业、商业发展,推动西域与中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了丝绸之路畅通,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印欧文明交流互鉴,是治理边疆的“千古之策”。


建立屯戍制度


屯戍西域,制度先行。唐朝在管理西域屯戍的基础上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完善了“东天山三州”——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和“安西四镇”——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阗(今和田)、焉耆(今焉耆)等处的屯戍机构,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东天山是自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第一站,唐朝在这里设立了伊、西、庭三州,形成了完整的屯戍体系,构建起治理西域的前沿。庭州逐渐成为东天山地区最重要的屯戍基地,为唐朝在天山北麓建立北向“凸防”的防御体系奠定了经济基础,并最终发展成为三州的军防核心。


以“东天山三州”为基础,唐朝在西州设立了安西都护府,作为西域最高军政中心。其机构设置完整,职能分工明确,负责东天山军务、行政、民事、仓储、屯田等。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后,将安西都护府移置龟兹,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为“安西四镇”。四镇互为犄角,以下又分设守捉、戍堡、烽燧等机构、工事,布局严密,构筑了抵御西突厥、突骑施、吐蕃等势力的军防屏障,成为维护西域安全的核心力量。唐朝又在西域广设羁縻府州,以安定西突厥部落,同时“开道置驿”,进一步畅通了天山廊道的交通,有效保障了屯戍区域的安全稳定。


安西都护是唐朝管理西域屯戍的最高长官,都护府各辖区皆设有负责屯田的管理机构。龟兹作为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设有大规模的军屯和民屯,在“安西四镇”中屯田成效最为显著。除龟兹外,唐朝在疏勒、于阗、焉耆、碎叶也广设屯田。唐朝治理西域之初,在与吐蕃和西突厥的战争中,“安西四镇”虽多次易手,但四镇屯田却历经多年不辍。


在安西都护府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长安二年(702年),唐朝在庭州设北庭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事务。天山北麓自今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均为唐朝屯垦区,至今仍留有大量屯戍遗址。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互为依恃,不仅使塔里木盆地绿洲成为屯戍重地,呈现出“安西二十屯”(10万亩)的繁盛局面,而且原来为游牧部落占据的天山北麓也成为唐朝的粮仓。至此,唐朝在西域的屯戍基地遍布天山南北,并远至楚河流域的碎叶、怛罗斯一带。


夯实治理之基


唐朝于天山南北开展大规模屯田,不仅保障了西域的军事安全,还起到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其一,屯垦戍边解决了西域军民的后勤所需,为稳定西域政局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东天山伊、西、庭三州最先开展屯田,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后勤基地。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平定高昌后,在当地设西州,推行州县制度,并置安西都护府掌管东天山三州。与此同时,选择耕作条件优越之地开垦屯田,西州下辖的高昌、柳中、交河、天山、蒲昌五县,皆是唐朝设置军州、镇戍以及烽铺屯田的重要区域。开元二年(714年),唐朝设天山军一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有“天山屯营田五十顷收”、“柳中屯营田卅顷”等记载。


唐朝还在天山北麓大规模屯田,建立了“北庭二十屯”。其中位于今石河子市附近的清海军屯田,面积应在万亩以上。此外,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唐北庭诸烽斸田亩数文书》的记载,庭州还设置了大量烽铺屯田,如“耶勒烽”、“乾坑烽”等。唐朝在北庭地区屯田,极大地促进了草原绿洲的农耕开发,使得以往的草原地区出现了“禾菽弥望”的景象,开后世经营天山北麓之先声。伊吾军也开展了大规模屯田,今巴里坤县大河镇留存的大河古城遗址,即为唐代伊吾军驻地。伊吾军屯田的效益相当可观,不仅满足当地驻军粮食供应,还每年向朝廷纳粮1万石。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唐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牒为申报应纳北庭粮米事》记载,伊吾军每年向北庭军仓纳粮4000石,向伊州仓纳粮近200石。规模最为可观的是“安西四镇”的屯田。据《唐六典》记载,开元年间,塔里木盆地的屯田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这些屯田沿天山南麓向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布局,将原本相互隔绝的绿洲连接起来,可谓“军城戍逻,万里相望”。高宗时期,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年产粮已近40万石,极大地缓解了从中原长途运粮的压力。唐朝在安西屯田规模庞大,在很大程度上供应了驻屯将士的后勤所需,也为在西域的历次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粮食补给。同时,屯田也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的农业发展,为唐朝治理西域提供了经济保障。


其二,屯田开发是唐朝治理西域的军事保障。唐朝在西域的兵力部署多以屯田布局为依托。长安二年,唐朝在庭州设烛龙军,后更名瀚海军,有兵12000人,马4200匹;景龙四年(710年),在伊州设伊吾军,并于开元二年移置甘露川(今巴里坤),管兵3000人,马300匹;开元二年,于西州城内设天山军,管兵5000人,马500匹。在屯田规模最大的龟兹,驻扎有安西都护府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有镇兵24000人,马2700匹。“安西四镇”各领蕃州,胜兵数千。安西都护府辖区的守捉也下设屯田镇守军,如龟兹至焉耆间的于术、榆林、龙泉等六守捉驻军皆不少于6000人。在以军护田、以田养军的模式下,西域戍守将士“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充分发挥了屯田镇守军警戒、防御之功能。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将大批西域驻军内调平叛,吐蕃趁势攻占河西走廊,使西域孤悬塞外。正是依靠完善的屯戍体系,屯垦军民“泣血相守”西域屯戍仍然维持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在通古斯巴西古城发现的《大历十四年(779年)白苏毕梨领屯米状》《大历十五年(780年)李明达借粮契》等文书,就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安西依托屯田体系,仍然维持着一定的社会秩序,体现出西域屯垦戍边政策带来的强大自持力和治理效能。


通古斯巴西古城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和县,唐代安西都护府曾在这一带实行军屯。图为1928年发现于通古斯巴西古城遗址的《大历十四年(779年)白苏毕梨领屯米状》(即发给屯田士卒白苏毕梨粮食的记录),引自王春法主编:《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第80页


其三,西域屯田推动商贸发展。贞观、开元后,唐朝于沿边数十州屯戍重兵,为解决粮食不足及生活用品短缺的问题,便推行和籴制度(即由政府征购粮食的官买制度)。朝廷曾一次性从凉州运送“二十万段物”至龟兹用于和籴,其中伊西、北庭8万,安西12万。大量军资投入市场,促进了西域的商业发展。


龟兹作为安西都护府府治所在地,依托四通八达的地缘优势,不仅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也是军事物资转运、马匹互市以及商品交换的重要地区。据《库车汉文文书》记载,安西都护府设“突厥院”专门负责与突厥的马匹贸易,《资治通鉴》记载了突骑施交河公主派牙官带1000匹马来安西交易的事宜。


西域繁荣的商业贸易不仅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带动了商品流转,还极大地促进了沿途屯戍重镇的经济发展。来自波斯、中亚等地的大量胡商会聚于弓月城、龟兹、西州等地,进一步推动了唐朝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贸易往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反映当时贸易繁盛的记载:《唐天宝二年(743年)交河郡市估案》展现了西州贸易市场丰富的商品种类;《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记载了石染典往返于龟兹、西州、瓜州三地从事牲畜贸易的经过;《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记载了粟特商人曹禄山从天山北麓的弓月城经龟兹到西州进行贸易的情形。《新唐书》中则有黠戛斯从龟兹、北庭、大食等地大量购买毳毼、锦、罽、绫等物的记载。


促进多民族交往交融


天山北麓的游牧族群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最大威胁。两汉时期,朝廷在塔里木绿洲屯垦戍边,与匈奴对峙。至唐代,以天山廊道为依托的西域战略导向使得屯垦遍及天山南北,西域成为汉、突厥、吐蕃、回鹘、粟特等多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


大量来自中原的汉人聚居于三州及四镇屯戍区,如伊州的伊吾军屯、西州的“天山屯”和“柳中屯”、庭州的瀚海军屯等。这些移民以戍卒和征发的民丁为主。唐朝置西州之后,又迁徙罪囚实边,充实西州的屯戍群体。唐律规定,“天下诸军有健儿……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由此,来自内地的戍卒家口组成了规模庞大的“屯家”。大量的屯田移民以及商人、求法僧人、文人志士等到达西域,与西域各民族杂合相处,在语言、习俗、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


随着西域屯垦的大规模开展,大量粟特、突厥等民众加入屯戍队伍,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在西州的突厥部落受都护府统一管辖,接受分配灌溉用水、从事生产,充任游奕进行巡逻。与此同时,“夷胡户”居民也要一同参加兴修水利工程的劳动。唐朝西域各民族被纳入屯垦戍边的管理体系中,在生产、生活、交往中不断推进天山南北的互动与融合,改变了汉代以来天山南北“农牧对立”的形势。


唐朝通过天山廊道严密的军防布局,保障了丝绸之路畅通,使中原的商品、生产技术、思想文化等传入西域。出身于突骑施部落的唐朝将领哥舒翰也曾作《破阵乐》传世,其言“一喝尽属唐国,将知应合天心”,足见文化交融对西域的影响。


唐朝在经营西域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屯垦戍边的作用,所形成的军防体系和交通布局将东天山、“安西四镇”以及准噶尔盆地、楚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等相连接,不仅促进了西域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还使得唐朝与印度、波斯、阿拉伯、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文明互鉴空前繁盛,极大提高了中原文化西向传播的力度。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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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 壹
校审:星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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