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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覆钵式塔
摘要: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度崇佛的朝代，境内对佛塔的营建十分盛行，至今仍有大量的古塔遗存。 辽塔以辽代中晚期创建的辽式密檐塔为主，还有少量辽中期所建的楼阁式塔，以及一种特别造型的花塔。但鲜为人知的是，辽塔除上述三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覆钵式塔。 一 覆钵式塔的结构及出现在中土的时间 覆钵式塔作为我国古塔的主要类型之一，其祖型就是古印度的窣堵坡，一般为半球形覆钵体之上竖立相轮的结构。覆钵之名来自 ...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度崇佛的朝代，境内对佛塔的营建十分盛行，至今仍有大量的古塔遗存。
辽塔以辽代中晚期创建的辽式密檐塔为主，还有少量辽中期所建的楼阁式塔，以及一种特别造型的花塔。但鲜为人知的是，辽塔除上述三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覆钵式塔。
一 覆钵式塔的结构及出现在中土的时间
覆钵式塔作为我国古塔的主要类型之一，其祖型就是古印度的窣堵坡，一般为半球形覆钵体之上竖立相轮的结构。覆钵之名来自其圆形的塔身，形如倒扣的钵盂，俗称“塔肚”。竖立于“塔肚”之上的多层相轮，呈圆锥形，俗称“塔脖”，相轮之上为塔刹。
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覆钵式塔型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而出现在中土，认为覆钵式塔就等同于喇嘛塔。例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图一），就是元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主持修建的。
这个观点影响至深，以至于对于某些以覆钵相轮收顶的非喇嘛塔，如蓟县观音寺塔，许多先贤都曾做出错误的推断。例如，梁思成先生在其1932 年的《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中认为蓟县白塔“盖在晚明，塔之上部必已倾圮，惟存第一二层。而第三层只余下半，于是就第三层而增其高，使为圆肚之座，以上则完全晚明以后所改建也。圆肚上之八角部分，或为原物之未塌尽部分，而就原有而修砌者，以其大小及位置论，或为原塔之第六层亦未可知也。房山云居寺塔，亦以辽塔下层，而上冠以喇嘛塔者，其现象与此塔颇相似”。还有日本学者村田治郎，他在《辽代佛塔概说》一文中，也曾怀疑覆钵部分为后代维修所致，但未敢肯定。
先贤们由于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信息渠道不比今人，其实覆钵相轮的结构早就出现在中土。今有大量北朝隋唐时期的亭阁式覆钵相轮收顶浮雕塔存世，此类塔的构筑物实物现存北齐的安阳宝山灵泉寺道凭法师烧身塔。此外，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的宝箧印经塔也有覆钵相轮收顶的元素。即便是喇嘛塔，亦有著名的西夏青铜峡108塔，也是建于元代之前。
二 辽代覆钵式塔的形制
1.前人对辽代覆钵式塔的认识与理解
在辽代，也兴建了一种类型的覆钵式塔。最典型、最为人熟知的恰恰就是蓟县观音寺白塔。然而，人们对这种类型覆钵式塔却一直不够重视，对其形制的认识也一直存在严重的误区。
（1）早期的认识与理解
最早对这类佛塔进行研究的当属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前文已经叙述了梁思成先生1932年对蓟县白塔的推断，之后的时间里，梁先生又得到了几座具有相似特征的古塔信息。于是其在1942～1944年间于四川李庄主编的《中国建筑史》第六章第七节“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中提出了宋、辽、金佛塔计有六型，此类塔为其中之一：“窣堵坡顶塔，塔之下段与他型无大区别，多三层，其上塔顶硕大，如窣堵坡，河北房山云居寺北塔、蓟县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邢台天宁寺塔，皆属此型。此型之原始，或因建塔未完，经费不足，故潦草作大刹顶以了事，遂形成此式，亦极可能，但其顶部是否后世加建，尚极可疑。”
梁思成先生还在他主编的《中国建筑史》第六章第六节“五代·宋·辽·金之实物”中提到：“邢台天宁寺塔在河北邢台，其下第一层塔身以下，与其他辽塔相同，其上但出叠涩檐三重，而顶上乃以类似喇嘛之窣堵坡为刹。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北塔，蓟县观音寺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皆属此型，亦辽代所特有之塔型也。”
但梁思成夫妇受时代所限，并没有确定窣堵坡顶究竟是辽代原制还是后世加建，给出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
之后，刘敦桢先生在其1965年成书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六章“宋、辽、金时期的建筑”中，对这类塔却并没有提及。同样，1979年出版的潘谷西先生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第一篇第五章“宗教建筑”中共介绍了六种佛塔，同样也没有提及此类佛塔。
（2） 近三十年来学界的认识与理解
经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蓟县观音寺白塔的原始形制已得到确认。其现结构形制，基本上保持了辽代的原貌和风格。然而，这一重要的信息却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在其后成书的如2003年出版的郭黛姮著《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对于此类佛塔也是一笔带过。
只有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专门介绍古塔的读物中，才能看到一些对这类佛塔的简单描述，但介绍内容也并不确切，多数读物的作者依旧是把两座体量较大的覆钵收顶塔——蓟县观音寺白塔（图二，右）和房山云居寺红塔（云居寺北塔，图二，左）相互参照，将这两座辽塔归为一类。
在做具体介绍时，有的学者认为蓟县、房山二塔都是辽代特殊的塔型；有的学者强调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相轮为后世所改，但又提到与蓟县白塔的辽代形制相似。这种含混的表述经常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二塔相似的仅仅是顶部的覆钵相轮，覆钵往下的塔身差异极大，倘若其中一座的覆钵是后改的。那么在始建的辽代，它们是不是就不相似了，那是不是就不应该被归为一类了？
因此有必要对此二塔的原始形制重新做一个澄清。
2.房山与蓟县二塔覆钵体的考古学结论
事实上，房山云居寺北塔的确为后世所改，云居寺北塔本应为辽代所建的五层楼阁式塔。据《白带山志》中记载：“今塔下二级中，木梯断折，……今塔顶作螺旋状（层层相轮，笔者注）为不类，则非同时修建可知。盖辽时重建之塔五级，其上三级不知何年倾颓，而塔顶螺旋状者，则明初建耳。”据在2012年此塔维修时曾顺着脚手架登上此塔的考古工作人员介绍，此塔楼阁部分构造较涿州辽代双塔简单，属辽代所建的简易楼阁式塔（同种类型的塔有三层的房山天开塔和易县千佛塔）。其覆钵部分用砖与下面两层楼阁部分差异较大，绝不是同一年代之砖。二层以上塔内的原始状态绝非如此收顶，顶层定是在后世某次灾害中受损或倒掉，其覆钵相轮部分为狗尾续貂之作。有可能如梁思成先生所言，由于“经费不足”或其他原因，“故潦草作大刹顶以了事，遂形成此式”。
而蓟县观音寺白塔在1976年唐山地震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在现覆钵体内还有覆钵，现覆钵为后代包砌的产物，内覆钵为辽代始建时的原物，其上还有残留的辽代相轮根部，这就直接证明了覆钵相轮结构是辽代原构。
由此得出，房山云居寺北塔与蓟县观音寺白塔在辽代始建时的原始形制完全不同。
3.辽代覆钵式塔真实形制的分析与探讨
蓟县白塔在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还给出了其复原图（图三），可当时在绘制复原图的时候还是有思维定式的，参照现塔的外观给出了“双檐一座”的复原，这个“座”的具体复原还参照了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之座。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相轮结构为后世所改，以辽代之后改动的形制作为辽代始建时的复原依据，这是不对的，是当时认识的局限所导致。
可见当时蓟县的文物考古人员并没有推断出蓟县观音寺白塔的真实形制。尽管他们曾提出河北易县双塔庵西塔、昌平银山宝塔与蓟县白塔有传承关系，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几座塔本就应该属同一类型的塔。
（1）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的形制特征
上述易县双塔庵西塔（图四，1）、昌平银山宝塔（图四，3）这种形制的佛塔，学界定义为“覆钵密檐组合式塔”。我国共尚存数座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含已毁但留下照片者，图四：2 为北京白瀑寺圆正法师塔、图四：4 为邢台天宁寺塔），通过这四座塔的形制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①基座和第一层塔身与传统辽式密檐塔相类。
②塔身往上（含塔身）再无任何辽金塔系常见的仿大木作特征：塔身转角不施檐柱，以砖雕小塔或经幢代之。第一层檐下无斗拱、阑普（而辽代密檐塔第一层檐下部分乃以砖仿木之精华），密檐以枭混曲线出檐，皆为三层。檐上无椽飞、覆瓦。
③第三层檐上置半球形覆钵体，覆钵之上为相轮。
看来上述金、元诸塔只出三层密檐乃定制。蓟县白塔与之相比，几乎完全具有上述特征，唯一的区别就是“三层密檐”。由此推断蓟县白塔的原始形制也应是“三檐”，而不是“双檐一座”，复原其原始形制也不用再去参照房山云居寺北塔那明代所改的覆钵之座了。于是笔者根据蓟县文物考古人员给出的“双檐一座”复原图（图五，2），略加修改，绘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蓟县白塔“三檐”复原图（图五，1）。
可问题来了，上述形制特点的归纳都是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的特征，是否就完全适用于辽代的蓟县白塔呢？尽管金、元去辽未远，但以金、元的形制为辽代古塔做复原，还是缺乏作为确凿论据的力度。如果再能找到一座类似的辽塔，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2）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与形制
可喜的是，在2013年，又有一座覆钵密檐组合式辽塔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①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确定。
赤峰塔子山白塔，位于赤峰以南元宝山区的塔子山上，长期以来一直年代无考，通常根据其形制和地理位置认为是辽金遗存。
直到2000年8月，在赤峰塔子山白塔所在山腰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和汉字“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再结合早年流落于宁城县辽中京大明塔下的“耶律昌允妻创建静安寺碑”记载，终于确定了此塔的年代范围和名称。
塔子山白塔以其所在寺院命名，应唤作静安寺塔。“创建静安寺碑”中记载，静安寺为咸雍八年（1072年）落成，碑记中提到立龛设殿，但并未言及建塔。“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记载，萧氏病逝于大安七年（1091年），享年81岁，当时塔已落成。所以过去常以此二石刻内容推断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应为1072～1091年。
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释读后发现在第22列有“塔山于”字样，而前面紧邻的两列里（第20列和第21列）有“清宁八壬寅年九月乙巳朔二十六庚午曰卯时于”字样，这个精确的时辰和“塔山”字样，应该是描述下葬的具体时间以及地点。但清宁八年（1062年），静安寺尚值建寺初期，“创建静安寺碑”记中所言葬佛牙舍利之事是在咸雍五年（1069年），1062年即有塔于理不合。
而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释读后发现在倒数第二列有“大康十年六月五日”字样，通常的契丹墓志，结尾处都是年款、书写者的姓名、身份，以及墓志作者的一些自谦辞。这个大康十年（1084年）显系年款，说明“耶律昌允墓志”是在耶律昌允下葬22年之后刻制的。刻制之时，塔已落成，故而墓志中出现了“塔山”字样。这样又把此塔的年代提前到1072～1084年。
总之，“耶律昌允墓志”和其妻“萧氏墓志”中所记载的塔为辽塔无疑。
那么，现存静安寺塔是否为两方墓志中所指的塔？此塔四隅面各有一砖雕菩萨，砖雕菩萨像周边有“凸”字形分界面，这是在建塔之时在塔身上预留出的空位，是传统辽地典型的塔身大型砖雕镶嵌作法。此外，菩萨双足各踏一朵莲，手托供物，衣纹线条流畅，极富辽代人物雕刻的“曹衣出水”之风，还有须弥座也是辽代风格。这些都说明现存之塔正是“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中所记载之塔，为辽代建筑无疑。
②赤峰静安寺塔的形制确认。
此塔以前残损（图六），人们一直认为此塔是普通的辽式密檐塔，残存三层，为不折不扣的半截塔。至于塔顶有一块残缺的圆形砖砌部分，同样未被认为是原构，多年以来一直被当作是后世维修时在半截塔顶所加。
但观此塔与易县双塔庵西塔等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一样无斗拱、阑普、檐柱等砖仿木作，并且也是三层密檐，檐部形状为雕刻了莲瓣的枭混曲线，檐上亦无椽飞、覆瓦等。再细看那久被人诟病的残损塔顶，不正是个半球形的覆钵吗？除覆钵之上的相轮早已不存外，全塔各部分，包括转角的八大灵塔处理手法，与蓟县白塔的形制非常相似。那为什么多年来就没有人意识到此塔就是以覆钵收顶的呢？主要是由于现存类似实例太少，以及学界对辽塔的形制种类琢磨不够等因素。
赤峰静安寺塔形制的确认，说明了辽代存在这类塔的事实。一座是孤例，可能是偶然，而距离并非很近的两座形制相近的辽塔的存在，就不再是偶然了。
于是，以后再提到蓟县白塔，一定要更换掉它以前的同伴——房山云居寺北塔，以赤峰静安寺塔取而代之。房山云居寺北塔完全不属于这一塔系，赤峰（图七，左）、蓟县（图七，右）二塔才是这类塔的祖型。
（3）“辽式覆钵塔”即“覆钵三檐组合式塔”概念的提出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辽代所创，金、元沿用的这一类型的塔，都是覆钵与三层密檐组合式，三檐应为定式，檐下皆无斗拱，只是塔身截面形状由辽代的八边形过渡到了金、元的六边形。所以说所有的覆钵密檐组合塔都是原装的。如果还有人硬说是后世改造的，难道改造时还要故意除掉斗拱？难道不管是建没建完，不管是尚存几檐，都要统统改造成三檐？
所以对于这一类塔，定义为覆钵密檐组合式塔并不贴切，因为其塔身往上（含塔身）无仿木结构，并且只出三檐，檐部形状为枭混曲线，与辽式密檐塔的密檐截然不同。特别是塔身往上全无檐柱、阑普等辽代砖塔常见砖仿大木，第一层檐下无砖仿斗拱，檐上无椽飞瓦垄，完全区别于常见的辽式密檐塔，这种“三檐”很有可能属于覆钵体的附属部分。同时又鉴于其形制有别于元、清的覆钵式塔（喇嘛塔），应重新定义这类创建于辽，金、元沿用的塔型为“辽式覆钵塔”，或者就叫“覆钵三檐组合式塔”。
三 辽代覆钵式塔的建筑背景
1.蓟县白塔的建筑背景
接下来谈一下笔者对于这类型塔的建筑背景的理解，我们先看蓟县白塔。
蓟县白塔，也叫观音寺白塔，矗立于蓟县观音寺院内，位于赫赫有名的蓟县独乐寺正南。观音寺为明嘉靖年间所建，在辽时该塔未必隶属于今天的观音寺。梁思成先生首先注意到：“塔的位置……似正在独乐寺之南北中线上……则不偏不倚，适当菩萨之前……可谓独乐寺平面配置之一部分。”该塔的位置显然是“因寺而定”。
而独乐寺观音阁在辽代重建，与统和初年的“尚父秦王”密切相关，这个尚父秦王，就是韩匡嗣，韩匡嗣为韩德让之父，属辽代著名的玉田韩氏家族，玉田当时隶属蓟州，而玉田韩氏一族有足够的财力重建他们家乡的独乐寺。宿白先生曾著文认为独乐寺重建的主要目的就是韩匡嗣欲荣耀乡里，当时辽境有建立家寺的风俗，而独乐寺重建之时又正当韩家势盛之世，因此这座重建于辽代的独乐寺很可能是玉田韩氏的家寺。
同时，宿白先生还根据1983年于蓟县白塔内发现的舍利石函上清宁四年（1058年）的铭文推断，清宁四年的前一年，发生过道宗以韩德让无子，命皇族魏王之子为文忠王，作为韩德让后嗣的事件，因而认为此塔极有可能是清宁四年为韩氏的家寺独乐寺所增建之佛塔。
但蓟县白塔在内覆钵经清理发掘后，发现此塔在建成后不久即进行过一次维修。由于清宁三年（1057年），今北京大兴区附近曾发生过较大地震，故而推断石函上的清宁四年应该是地震后维修的时间，而其始建年代极有可能与独乐寺重建的时间相同。因而此塔属于独乐寺的一部分无疑。
此外，蓟县白塔内发现的舍利石函的前面有“中京留守、兼侍中韩知白葬定光佛舍利一十四尊”字样。这个中京留守韩知白，跟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名字相近，宿白先生著文认为其极可能不是蓟州玉田韩氏族人。宿先生还提到元好问的《中州集》卷八记录了韩知白家世：“知白，仕辽为中书令，孚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田盘山，遂为渔阳人。”笔者认为，韩知白家族族人在后来成了蓟州人，这当然也不排除其攀附势盛的韩德让一系，于地震后在对韩氏家寺的佛塔进行维修之时葬入舍利。
总而言之，蓟县白塔辽代时属于独乐寺，而白塔则属于辽代家寺的附属佛塔。
2.赤峰静安寺塔的建筑背景
再来看赤峰静安寺塔及其所在的静安寺。据“创建静安寺碑”和“耶律昌允夫妇墓志”所记，静安寺塔明显与耶律昌允家族有关。耶律昌允的四世祖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二弟耶律剌葛，其祖辈皆为辽之重臣，耶律昌允家族领有投下州义州，建静安寺之地，就位于义州城北。
清华大学李若水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通过对《创建静安寺碑铭》的分析得知，静安寺从选址到建造、延请僧人，所有事务均由耶律昌允家族操办，又建于其投下州城外形胜之处，显然不是为普通信众而建的公共性寺院，而属耶律昌允一家所有。可见静安寺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为耶律昌允家族在世与去世之人祈福。
此外，“创建静安寺碑”中还记载：“每至旸谷欲暝，曦轮将坠，舍利之影落覆邱茔。则太师公之遗墟承荫其下。”可见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应位于舍利所在石龛（即塔的位置）东侧不远处。经考古人员发掘，静安寺塔正东和东南约百米处，共出土两座辽墓，正东即为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另一座可能为耶律昌允后代之墓。这更说明佛牙舍利特为耶律昌允夫妇而“尘沾影覆”。同时，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解读后发现有“祖父大王之墓”字样，很可能其祖辈墓地也在此处。
李若水还认为耶律昌允家族墓地与静安寺的位置关系密切，静安寺遗址位于耶律昌允墓东南数十米处的台地上，寺、墓、塔三者位于自东南向西北的同一直线上。从耶律昌允墓与静安寺的营建顺序上来说，应为先选定寺址、后建墓、最后建塔，墓与静安寺应是同步规划营建的，静安寺具有耶律昌允家族坟寺的性质。也就是说静安寺极有可能是耶律昌允家族陵域内修造的“家寺”。
义州在《辽史·地理志》中失载，说明义州所管辖范围及经济实力并不大，属于比较小的州城。因而静安寺更具有“家寺”的性质，那么静安寺塔也就属于辽代家寺的附属佛塔了。
3.小结
由此看来，现存两例覆钵三檐组合式辽塔，也就是辽代的覆钵式塔，都具有家寺附属佛塔的性质。
尽管辽境有建立家寺的风俗，但并非所有的家寺都建有附属佛塔。而功德坟寺，在辽国以南的宋境十分普遍，但在辽境所见的实例很少，静安寺是辽代贵族建立坟寺的珍贵例证。这也可能是辽代的这种家寺的附属佛塔存世数量较少的原因吧。
而金、元两代所建的这种类型的塔相对存世较多，只是塔身截面形状由辽代的八边形演化为金、元的六边形。其中北京西郊的白瀑寺塔为辽末金初高僧圆正法师墓塔，邢台天宁寺塔为元代高僧虚照禅师墓塔，看来此种覆钵三檐组合式佛塔在辽金时期必有其特殊的宗教用途。
对于其形制的由来，郑琦在《覆钵式塔建筑艺术》一文中认为：“当年辽国在征讨突厥和回鹘的过程中，曾西至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一带，极有可能是随契丹南下的工匠把残存在西北的覆钵塔形制带到了京冀，又结合了当地原有的楼阁式和辽金古塔的典型形式密檐式创造了这些不伦不类的塔形式。”而笔者觉得，称其不伦不类并不合适，此种类型的佛塔檐部为枭混曲线，三重檐为定制，这种特殊形状的三重檐极有可能象征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并且其覆钵为半球型，相较后世的元、清覆钵式塔，更接近古印度窣堵坡原型，其形制的具体成因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四 现存的问题
纵使蓟县白塔的考古报告问世已20多年，前往蓟县独乐寺以及白塔朝圣、旅游的八方客也是络绎不绝，可人们依旧没有把覆钵三檐组合式塔看成是辽代所创的一种独立塔型，以致今日仍有此类塔为元代改建的文字见诸报端，如2015年10月25日《燕赵都市报》登载的文章《鹫峰寺塔的发现》。
文中认为，金朝灭亡后，旧有的审美开始被打破。由于蒙古人的提倡，流行于西藏的喇嘛教开始在内地传播，喇嘛塔作为佛塔中的新样式，亦开始传入内地。
而位于河北阳原县的鹫峰寺塔当时刚建了一半，因战乱在金元更替之际便停工了。等再次开工的时候，提倡喇嘛教的蒙古人已成为统治者。佛塔的建造者发现，按原计划建造这座佛塔已不符合新形势，亦有悖于现实需求。朝廷的审美趣味和方向发生了改变，佛塔的建造亦要跟上时代。于是新建的鹫峰寺塔（图八）上，密檐塔和喇嘛塔完美结合在了一起。文中还认为，鹫峰寺塔的改建是一种大胆的符合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创新，使喇嘛塔融入内地信徒的内心。
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有这种完全臆想的文章发表？这都是缘于覆钵式塔出现于元代这种观念荼毒太深。尽管蓟县白塔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已有近30年，但对其真相的宣传力度是相当欠缺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赤峰静安寺塔“养在深闺无人识”。所以说，对于辽式的覆钵塔，也就是覆钵三檐组合塔这种特殊的类型，有必要引起足够重视，一些介绍古塔的文字资料也是时候进行改写了。（本文由孙莉、闫广宇 摘编自 张连兴 主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沈阳考古文集》第6集 之《辽代的覆钵式塔》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辽塔以辽代中晚期创建的辽式密檐塔为主，还有少量辽中期所建的楼阁式塔，以及一种特别造型的花塔。但鲜为人知的是，辽塔除上述三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覆钵式塔。
一 覆钵式塔的结构及出现在中土的时间
覆钵式塔作为我国古塔的主要类型之一，其祖型就是古印度的窣堵坡，一般为半球形覆钵体之上竖立相轮的结构。覆钵之名来自其圆形的塔身，形如倒扣的钵盂，俗称“塔肚”。竖立于“塔肚”之上的多层相轮，呈圆锥形，俗称“塔脖”，相轮之上为塔刹。
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覆钵式塔型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而出现在中土，认为覆钵式塔就等同于喇嘛塔。例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图一），就是元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主持修建的。
这个观点影响至深，以至于对于某些以覆钵相轮收顶的非喇嘛塔，如蓟县观音寺塔，许多先贤都曾做出错误的推断。例如，梁思成先生在其1932 年的《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中认为蓟县白塔“盖在晚明，塔之上部必已倾圮，惟存第一二层。而第三层只余下半，于是就第三层而增其高，使为圆肚之座，以上则完全晚明以后所改建也。圆肚上之八角部分，或为原物之未塌尽部分，而就原有而修砌者，以其大小及位置论，或为原塔之第六层亦未可知也。房山云居寺塔，亦以辽塔下层，而上冠以喇嘛塔者，其现象与此塔颇相似”。还有日本学者村田治郎，他在《辽代佛塔概说》一文中，也曾怀疑覆钵部分为后代维修所致，但未敢肯定。
先贤们由于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信息渠道不比今人，其实覆钵相轮的结构早就出现在中土。今有大量北朝隋唐时期的亭阁式覆钵相轮收顶浮雕塔存世，此类塔的构筑物实物现存北齐的安阳宝山灵泉寺道凭法师烧身塔。此外，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的宝箧印经塔也有覆钵相轮收顶的元素。即便是喇嘛塔，亦有著名的西夏青铜峡108塔，也是建于元代之前。
二 辽代覆钵式塔的形制
1.前人对辽代覆钵式塔的认识与理解
在辽代，也兴建了一种类型的覆钵式塔。最典型、最为人熟知的恰恰就是蓟县观音寺白塔。然而，人们对这种类型覆钵式塔却一直不够重视，对其形制的认识也一直存在严重的误区。
（1）早期的认识与理解
最早对这类佛塔进行研究的当属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前文已经叙述了梁思成先生1932年对蓟县白塔的推断，之后的时间里，梁先生又得到了几座具有相似特征的古塔信息。于是其在1942～1944年间于四川李庄主编的《中国建筑史》第六章第七节“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中提出了宋、辽、金佛塔计有六型，此类塔为其中之一：“窣堵坡顶塔，塔之下段与他型无大区别，多三层，其上塔顶硕大，如窣堵坡，河北房山云居寺北塔、蓟县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邢台天宁寺塔，皆属此型。此型之原始，或因建塔未完，经费不足，故潦草作大刹顶以了事，遂形成此式，亦极可能，但其顶部是否后世加建，尚极可疑。”
梁思成先生还在他主编的《中国建筑史》第六章第六节“五代·宋·辽·金之实物”中提到：“邢台天宁寺塔在河北邢台，其下第一层塔身以下，与其他辽塔相同，其上但出叠涩檐三重，而顶上乃以类似喇嘛之窣堵坡为刹。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北塔，蓟县观音寺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皆属此型，亦辽代所特有之塔型也。”
但梁思成夫妇受时代所限，并没有确定窣堵坡顶究竟是辽代原制还是后世加建，给出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
之后，刘敦桢先生在其1965年成书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六章“宋、辽、金时期的建筑”中，对这类塔却并没有提及。同样，1979年出版的潘谷西先生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第一篇第五章“宗教建筑”中共介绍了六种佛塔，同样也没有提及此类佛塔。
（2） 近三十年来学界的认识与理解
经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蓟县观音寺白塔的原始形制已得到确认。其现结构形制，基本上保持了辽代的原貌和风格。然而，这一重要的信息却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在其后成书的如2003年出版的郭黛姮著《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对于此类佛塔也是一笔带过。
只有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专门介绍古塔的读物中，才能看到一些对这类佛塔的简单描述，但介绍内容也并不确切，多数读物的作者依旧是把两座体量较大的覆钵收顶塔——蓟县观音寺白塔（图二，右）和房山云居寺红塔（云居寺北塔，图二，左）相互参照，将这两座辽塔归为一类。
在做具体介绍时，有的学者认为蓟县、房山二塔都是辽代特殊的塔型；有的学者强调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相轮为后世所改，但又提到与蓟县白塔的辽代形制相似。这种含混的表述经常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二塔相似的仅仅是顶部的覆钵相轮，覆钵往下的塔身差异极大，倘若其中一座的覆钵是后改的。那么在始建的辽代，它们是不是就不相似了，那是不是就不应该被归为一类了？
因此有必要对此二塔的原始形制重新做一个澄清。
2.房山与蓟县二塔覆钵体的考古学结论
事实上，房山云居寺北塔的确为后世所改，云居寺北塔本应为辽代所建的五层楼阁式塔。据《白带山志》中记载：“今塔下二级中，木梯断折，……今塔顶作螺旋状（层层相轮，笔者注）为不类，则非同时修建可知。盖辽时重建之塔五级，其上三级不知何年倾颓，而塔顶螺旋状者，则明初建耳。”据在2012年此塔维修时曾顺着脚手架登上此塔的考古工作人员介绍，此塔楼阁部分构造较涿州辽代双塔简单，属辽代所建的简易楼阁式塔（同种类型的塔有三层的房山天开塔和易县千佛塔）。其覆钵部分用砖与下面两层楼阁部分差异较大，绝不是同一年代之砖。二层以上塔内的原始状态绝非如此收顶，顶层定是在后世某次灾害中受损或倒掉，其覆钵相轮部分为狗尾续貂之作。有可能如梁思成先生所言，由于“经费不足”或其他原因，“故潦草作大刹顶以了事，遂形成此式”。
而蓟县观音寺白塔在1976年唐山地震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在现覆钵体内还有覆钵，现覆钵为后代包砌的产物，内覆钵为辽代始建时的原物，其上还有残留的辽代相轮根部，这就直接证明了覆钵相轮结构是辽代原构。
由此得出，房山云居寺北塔与蓟县观音寺白塔在辽代始建时的原始形制完全不同。
3.辽代覆钵式塔真实形制的分析与探讨
蓟县白塔在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还给出了其复原图（图三），可当时在绘制复原图的时候还是有思维定式的，参照现塔的外观给出了“双檐一座”的复原，这个“座”的具体复原还参照了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之座。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相轮结构为后世所改，以辽代之后改动的形制作为辽代始建时的复原依据，这是不对的，是当时认识的局限所导致。
可见当时蓟县的文物考古人员并没有推断出蓟县观音寺白塔的真实形制。尽管他们曾提出河北易县双塔庵西塔、昌平银山宝塔与蓟县白塔有传承关系，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几座塔本就应该属同一类型的塔。
（1）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的形制特征
上述易县双塔庵西塔（图四，1）、昌平银山宝塔（图四，3）这种形制的佛塔，学界定义为“覆钵密檐组合式塔”。我国共尚存数座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含已毁但留下照片者，图四：2 为北京白瀑寺圆正法师塔、图四：4 为邢台天宁寺塔），通过这四座塔的形制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①基座和第一层塔身与传统辽式密檐塔相类。
②塔身往上（含塔身）再无任何辽金塔系常见的仿大木作特征：塔身转角不施檐柱，以砖雕小塔或经幢代之。第一层檐下无斗拱、阑普（而辽代密檐塔第一层檐下部分乃以砖仿木之精华），密檐以枭混曲线出檐，皆为三层。檐上无椽飞、覆瓦。
③第三层檐上置半球形覆钵体，覆钵之上为相轮。
看来上述金、元诸塔只出三层密檐乃定制。蓟县白塔与之相比，几乎完全具有上述特征，唯一的区别就是“三层密檐”。由此推断蓟县白塔的原始形制也应是“三檐”，而不是“双檐一座”，复原其原始形制也不用再去参照房山云居寺北塔那明代所改的覆钵之座了。于是笔者根据蓟县文物考古人员给出的“双檐一座”复原图（图五，2），略加修改，绘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蓟县白塔“三檐”复原图（图五，1）。
可问题来了，上述形制特点的归纳都是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的特征，是否就完全适用于辽代的蓟县白塔呢？尽管金、元去辽未远，但以金、元的形制为辽代古塔做复原，还是缺乏作为确凿论据的力度。如果再能找到一座类似的辽塔，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2）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与形制
可喜的是，在2013年，又有一座覆钵密檐组合式辽塔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①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确定。
赤峰塔子山白塔，位于赤峰以南元宝山区的塔子山上，长期以来一直年代无考，通常根据其形制和地理位置认为是辽金遗存。
直到2000年8月，在赤峰塔子山白塔所在山腰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和汉字“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再结合早年流落于宁城县辽中京大明塔下的“耶律昌允妻创建静安寺碑”记载，终于确定了此塔的年代范围和名称。
塔子山白塔以其所在寺院命名，应唤作静安寺塔。“创建静安寺碑”中记载，静安寺为咸雍八年（1072年）落成，碑记中提到立龛设殿，但并未言及建塔。“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记载，萧氏病逝于大安七年（1091年），享年81岁，当时塔已落成。所以过去常以此二石刻内容推断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应为1072～1091年。
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释读后发现在第22列有“塔山于”字样，而前面紧邻的两列里（第20列和第21列）有“清宁八壬寅年九月乙巳朔二十六庚午曰卯时于”字样，这个精确的时辰和“塔山”字样，应该是描述下葬的具体时间以及地点。但清宁八年（1062年），静安寺尚值建寺初期，“创建静安寺碑”记中所言葬佛牙舍利之事是在咸雍五年（1069年），1062年即有塔于理不合。
而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释读后发现在倒数第二列有“大康十年六月五日”字样，通常的契丹墓志，结尾处都是年款、书写者的姓名、身份，以及墓志作者的一些自谦辞。这个大康十年（1084年）显系年款，说明“耶律昌允墓志”是在耶律昌允下葬22年之后刻制的。刻制之时，塔已落成，故而墓志中出现了“塔山”字样。这样又把此塔的年代提前到1072～1084年。
总之，“耶律昌允墓志”和其妻“萧氏墓志”中所记载的塔为辽塔无疑。
那么，现存静安寺塔是否为两方墓志中所指的塔？此塔四隅面各有一砖雕菩萨，砖雕菩萨像周边有“凸”字形分界面，这是在建塔之时在塔身上预留出的空位，是传统辽地典型的塔身大型砖雕镶嵌作法。此外，菩萨双足各踏一朵莲，手托供物，衣纹线条流畅，极富辽代人物雕刻的“曹衣出水”之风，还有须弥座也是辽代风格。这些都说明现存之塔正是“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中所记载之塔，为辽代建筑无疑。
②赤峰静安寺塔的形制确认。
此塔以前残损（图六），人们一直认为此塔是普通的辽式密檐塔，残存三层，为不折不扣的半截塔。至于塔顶有一块残缺的圆形砖砌部分，同样未被认为是原构，多年以来一直被当作是后世维修时在半截塔顶所加。
但观此塔与易县双塔庵西塔等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一样无斗拱、阑普、檐柱等砖仿木作，并且也是三层密檐，檐部形状为雕刻了莲瓣的枭混曲线，檐上亦无椽飞、覆瓦等。再细看那久被人诟病的残损塔顶，不正是个半球形的覆钵吗？除覆钵之上的相轮早已不存外，全塔各部分，包括转角的八大灵塔处理手法，与蓟县白塔的形制非常相似。那为什么多年来就没有人意识到此塔就是以覆钵收顶的呢？主要是由于现存类似实例太少，以及学界对辽塔的形制种类琢磨不够等因素。
赤峰静安寺塔形制的确认，说明了辽代存在这类塔的事实。一座是孤例，可能是偶然，而距离并非很近的两座形制相近的辽塔的存在，就不再是偶然了。
于是，以后再提到蓟县白塔，一定要更换掉它以前的同伴——房山云居寺北塔，以赤峰静安寺塔取而代之。房山云居寺北塔完全不属于这一塔系，赤峰（图七，左）、蓟县（图七，右）二塔才是这类塔的祖型。
（3）“辽式覆钵塔”即“覆钵三檐组合式塔”概念的提出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辽代所创，金、元沿用的这一类型的塔，都是覆钵与三层密檐组合式，三檐应为定式，檐下皆无斗拱，只是塔身截面形状由辽代的八边形过渡到了金、元的六边形。所以说所有的覆钵密檐组合塔都是原装的。如果还有人硬说是后世改造的，难道改造时还要故意除掉斗拱？难道不管是建没建完，不管是尚存几檐，都要统统改造成三檐？
所以对于这一类塔，定义为覆钵密檐组合式塔并不贴切，因为其塔身往上（含塔身）无仿木结构，并且只出三檐，檐部形状为枭混曲线，与辽式密檐塔的密檐截然不同。特别是塔身往上全无檐柱、阑普等辽代砖塔常见砖仿大木，第一层檐下无砖仿斗拱，檐上无椽飞瓦垄，完全区别于常见的辽式密檐塔，这种“三檐”很有可能属于覆钵体的附属部分。同时又鉴于其形制有别于元、清的覆钵式塔（喇嘛塔），应重新定义这类创建于辽，金、元沿用的塔型为“辽式覆钵塔”，或者就叫“覆钵三檐组合式塔”。
三 辽代覆钵式塔的建筑背景
1.蓟县白塔的建筑背景
接下来谈一下笔者对于这类型塔的建筑背景的理解，我们先看蓟县白塔。
蓟县白塔，也叫观音寺白塔，矗立于蓟县观音寺院内，位于赫赫有名的蓟县独乐寺正南。观音寺为明嘉靖年间所建，在辽时该塔未必隶属于今天的观音寺。梁思成先生首先注意到：“塔的位置……似正在独乐寺之南北中线上……则不偏不倚，适当菩萨之前……可谓独乐寺平面配置之一部分。”该塔的位置显然是“因寺而定”。
而独乐寺观音阁在辽代重建，与统和初年的“尚父秦王”密切相关，这个尚父秦王，就是韩匡嗣，韩匡嗣为韩德让之父，属辽代著名的玉田韩氏家族，玉田当时隶属蓟州，而玉田韩氏一族有足够的财力重建他们家乡的独乐寺。宿白先生曾著文认为独乐寺重建的主要目的就是韩匡嗣欲荣耀乡里，当时辽境有建立家寺的风俗，而独乐寺重建之时又正当韩家势盛之世，因此这座重建于辽代的独乐寺很可能是玉田韩氏的家寺。
同时，宿白先生还根据1983年于蓟县白塔内发现的舍利石函上清宁四年（1058年）的铭文推断，清宁四年的前一年，发生过道宗以韩德让无子，命皇族魏王之子为文忠王，作为韩德让后嗣的事件，因而认为此塔极有可能是清宁四年为韩氏的家寺独乐寺所增建之佛塔。
但蓟县白塔在内覆钵经清理发掘后，发现此塔在建成后不久即进行过一次维修。由于清宁三年（1057年），今北京大兴区附近曾发生过较大地震，故而推断石函上的清宁四年应该是地震后维修的时间，而其始建年代极有可能与独乐寺重建的时间相同。因而此塔属于独乐寺的一部分无疑。
此外，蓟县白塔内发现的舍利石函的前面有“中京留守、兼侍中韩知白葬定光佛舍利一十四尊”字样。这个中京留守韩知白，跟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名字相近，宿白先生著文认为其极可能不是蓟州玉田韩氏族人。宿先生还提到元好问的《中州集》卷八记录了韩知白家世：“知白，仕辽为中书令，孚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田盘山，遂为渔阳人。”笔者认为，韩知白家族族人在后来成了蓟州人，这当然也不排除其攀附势盛的韩德让一系，于地震后在对韩氏家寺的佛塔进行维修之时葬入舍利。
总而言之，蓟县白塔辽代时属于独乐寺，而白塔则属于辽代家寺的附属佛塔。
2.赤峰静安寺塔的建筑背景
再来看赤峰静安寺塔及其所在的静安寺。据“创建静安寺碑”和“耶律昌允夫妇墓志”所记，静安寺塔明显与耶律昌允家族有关。耶律昌允的四世祖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二弟耶律剌葛，其祖辈皆为辽之重臣，耶律昌允家族领有投下州义州，建静安寺之地，就位于义州城北。
清华大学李若水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通过对《创建静安寺碑铭》的分析得知，静安寺从选址到建造、延请僧人，所有事务均由耶律昌允家族操办，又建于其投下州城外形胜之处，显然不是为普通信众而建的公共性寺院，而属耶律昌允一家所有。可见静安寺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为耶律昌允家族在世与去世之人祈福。
此外，“创建静安寺碑”中还记载：“每至旸谷欲暝，曦轮将坠，舍利之影落覆邱茔。则太师公之遗墟承荫其下。”可见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应位于舍利所在石龛（即塔的位置）东侧不远处。经考古人员发掘，静安寺塔正东和东南约百米处，共出土两座辽墓，正东即为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另一座可能为耶律昌允后代之墓。这更说明佛牙舍利特为耶律昌允夫妇而“尘沾影覆”。同时，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解读后发现有“祖父大王之墓”字样，很可能其祖辈墓地也在此处。
李若水还认为耶律昌允家族墓地与静安寺的位置关系密切，静安寺遗址位于耶律昌允墓东南数十米处的台地上，寺、墓、塔三者位于自东南向西北的同一直线上。从耶律昌允墓与静安寺的营建顺序上来说，应为先选定寺址、后建墓、最后建塔，墓与静安寺应是同步规划营建的，静安寺具有耶律昌允家族坟寺的性质。也就是说静安寺极有可能是耶律昌允家族陵域内修造的“家寺”。
义州在《辽史·地理志》中失载，说明义州所管辖范围及经济实力并不大，属于比较小的州城。因而静安寺更具有“家寺”的性质，那么静安寺塔也就属于辽代家寺的附属佛塔了。
3.小结
由此看来，现存两例覆钵三檐组合式辽塔，也就是辽代的覆钵式塔，都具有家寺附属佛塔的性质。
尽管辽境有建立家寺的风俗，但并非所有的家寺都建有附属佛塔。而功德坟寺，在辽国以南的宋境十分普遍，但在辽境所见的实例很少，静安寺是辽代贵族建立坟寺的珍贵例证。这也可能是辽代的这种家寺的附属佛塔存世数量较少的原因吧。
而金、元两代所建的这种类型的塔相对存世较多，只是塔身截面形状由辽代的八边形演化为金、元的六边形。其中北京西郊的白瀑寺塔为辽末金初高僧圆正法师墓塔，邢台天宁寺塔为元代高僧虚照禅师墓塔，看来此种覆钵三檐组合式佛塔在辽金时期必有其特殊的宗教用途。
对于其形制的由来，郑琦在《覆钵式塔建筑艺术》一文中认为：“当年辽国在征讨突厥和回鹘的过程中，曾西至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一带，极有可能是随契丹南下的工匠把残存在西北的覆钵塔形制带到了京冀，又结合了当地原有的楼阁式和辽金古塔的典型形式密檐式创造了这些不伦不类的塔形式。”而笔者觉得，称其不伦不类并不合适，此种类型的佛塔檐部为枭混曲线，三重檐为定制，这种特殊形状的三重檐极有可能象征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并且其覆钵为半球型，相较后世的元、清覆钵式塔，更接近古印度窣堵坡原型，其形制的具体成因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四 现存的问题
纵使蓟县白塔的考古报告问世已20多年，前往蓟县独乐寺以及白塔朝圣、旅游的八方客也是络绎不绝，可人们依旧没有把覆钵三檐组合式塔看成是辽代所创的一种独立塔型，以致今日仍有此类塔为元代改建的文字见诸报端，如2015年10月25日《燕赵都市报》登载的文章《鹫峰寺塔的发现》。
文中认为，金朝灭亡后，旧有的审美开始被打破。由于蒙古人的提倡，流行于西藏的喇嘛教开始在内地传播，喇嘛塔作为佛塔中的新样式，亦开始传入内地。
而位于河北阳原县的鹫峰寺塔当时刚建了一半，因战乱在金元更替之际便停工了。等再次开工的时候，提倡喇嘛教的蒙古人已成为统治者。佛塔的建造者发现，按原计划建造这座佛塔已不符合新形势，亦有悖于现实需求。朝廷的审美趣味和方向发生了改变，佛塔的建造亦要跟上时代。于是新建的鹫峰寺塔（图八）上，密檐塔和喇嘛塔完美结合在了一起。文中还认为，鹫峰寺塔的改建是一种大胆的符合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创新，使喇嘛塔融入内地信徒的内心。
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有这种完全臆想的文章发表？这都是缘于覆钵式塔出现于元代这种观念荼毒太深。尽管蓟县白塔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已有近30年，但对其真相的宣传力度是相当欠缺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赤峰静安寺塔“养在深闺无人识”。所以说，对于辽式的覆钵塔，也就是覆钵三檐组合塔这种特殊的类型，有必要引起足够重视，一些介绍古塔的文字资料也是时候进行改写了。（本文由孙莉、闫广宇 摘编自 张连兴 主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沈阳考古文集》第6集 之《辽代的覆钵式塔》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