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标题：秦始皇帝陵选址新认识　　原载：《考古与文物》 2018年第4期 　　秦始皇帝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约35公里处，坐落于骊山北麓的山前冲积扇上，地势自南向北倾斜。已知文物遗址分布区东起戏水河，西至临潼城区，南到骊山，北达新丰塬下的广阔地带，遗存分布面积约56平方公里，区域内已发现大小形状不同的各类陪葬墓、陪葬坑、礼制建筑基址等600余处（图一）。　　关于秦始皇帝陵选址，已有诸多学者从地理位

　　原标题：秦始皇帝陵选址新认识

　　原载：《考古与文物》 2018年第4期

　　秦始皇帝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约35公里处，坐落于骊山北麓的山前冲积扇上，地势自南向北倾斜。已知文物遗址分布区东起戏水河，西至临潼城区，南到骊山，北达新丰塬下的广阔地带，遗存分布面积约56平方公里，区域内已发现大小形状不同的各类陪葬墓、陪葬坑、礼制建筑基址等600余处（图一）。

　　关于秦始皇帝陵选址，已有诸多学者从地理位置、风水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多认为秦始皇帝陵坐落于骊山北麓，南倚骊山、北临渭水，巧妙地利用了周围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将秦始皇帝陵选择在此处是比较理想的[1]。但是综合历史文献、陵区地质与自然环境、考古发现的文物遗存分布及秦汉帝陵选址的一般性规律等因素，我们认为，秦始皇帝陵的选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种错误直接导致了陵园建设工程施工中的诸多不便与陵区陪葬坑、陪葬墓等附葬设施的不规律分布。而之所以将秦始皇帝陵选择于此，与礼制传统、风水因素、秦始皇帝个人喜好等诸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秦始皇帝个人的独尊之势影响了陵墓位置的最终选择。

图一 秦始皇帝陵区重要遗迹分布图

一、有关秦始皇帝陵选址的历史文献

　　关于秦始皇帝陵选址，最早见著记载的是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隐官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穿三泉，下铜而致椁……。”

　　其后，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中记载“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2]

　　另外，诸多研究者认为《汉旧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骊山其阴多金，其南多美玉，曰蓝田。故始皇贪而葬焉。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隶徒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己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3]

　　《水经注·渭水》说：“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骊戎之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4]

　　《太平御览》卷44引《三辅故事》：“始皇葬骊山，……下锢三泉，……”[5]

　　纵观上述文献对秦始皇帝陵的记载，除陵园建设时间、人数及丰富的地下埋藏物等外，有几点记述值得重视，其一，“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其二，“营建冢圹于骊戎之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其三，“穿治郦山”、“斩山凿石”。其四，“己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其五，“穿三泉”、“下锢三泉”、“锢水泉绝之”。也就是说，文献中的秦始皇帝陵建设是自始皇初即位就开始了，至统一后才大规模修建，选择于骊山北麓是秦始皇帝贪其美名而为之，同时，建设工程前期曾经“ 斩山凿石”，甚或“穿治郦山”，在修建墓室时，“穿三泉”，即曾经凿穿了多层地下水。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研究秦始皇帝陵的选址至关重要，凸显了建设前及过程中的工程难题。

二、考古发现的建设工程成就

　　经过近50年的考古工作，发现了秦始皇帝陵园围绕封土有相互套合的南北向双重城垣建筑，但与秦始皇帝陵密切相关的文物遗存并不局限于陵园范围内，受陵区地形的限制，陵园的所有项目被分别置放在骊山北麓的不同台地上，其中陵园位居其中最大的一座台地上，秦陵的主要陵寝建筑集中在陵园内。

　　在封土之下，勘探发现有一组围绕地宫南半部的大型地下阻排水系统。内城之内，围绕封土周围分布有大小不同、形制各异的各类陪葬坑，封土北侧西部小城内为小型陪葬墓区，东部为陵寝建筑遗址（图二）。

　　内外城之间分布有园寺吏舍、飤官等建筑遗址、陪葬坑、陪葬墓等遗迹。外城之外东部有上焦村秦墓、上焦村马厩坑、兵马俑坑；南部约1公里、骊山脚下有为拦截山涧洪流而修建的防洪堤；西部为赵背户修陵人墓地、姚池头修陵人墓地、五砂厂修陵人墓地和砖房村秦墓；北部有动物坑、K0007陪葬坑（青铜水禽坑）、鱼池遗址等。

　　目前，在秦始皇帝陵区共发现了180多座大小各异、形制不同、内涵复杂的陪葬坑，其中包括为大家所熟知的秦兵马俑坑。此外，在秦始皇帝陵区还发现了众多的陵寝建筑遗址、修陵人墓地、刑徒墓地、陪葬墓、陶窑作坊等遗址[6]。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陵园的西侧又发现了6座与秦始皇帝陵园有关的、级别较高的墓葬及1座陪葬坑。其中的一座“中”字型墓葬是目前在陵区发现的仅次于秦始皇帝陵的一座高规格墓葬[7]。

三、秦始皇帝陵选址新认识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按照自然地质和中国古代陵墓选址的传统，并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综合考虑，秦始皇帝陵的选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理由如下。

　　1.陵区所在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帝陵各种要素的布置

　　秦始皇帝陵区位于骊山北麓山前阶地上，经过近年来的考古勘探，根据地层堆积判断，秦始皇帝陵园地区在修陵前，原始地表的基本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山前缓坡地形[8]。陵园所在的阶地南部有多道山涧峪口，每逢下雨，山洪暴发，地表径流会一泻而下，形成多道冲沟，势必会对修建陵园造成影响[9]。

图二 秦始皇帝陵园遗迹分布示意图

　　秦陵工程的设计者采取了设防导流、排泄洪水的措施，在陵园和骊山之间修筑了一条防洪堤，使陵园南侧自骊山而下、原本由南向北流动的改道而向东西两侧分流，从而避让开陵园的主体建筑区域，并在一定时期内对陵园地面和地下建筑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

　　考古调查发现，防洪堤原长约3500米，呈西南～东北向， 遗址现存东西长1700、宽约90米，残高2～8米。堤身以土夹杂大量的砂石、卵石夯筑而成。大坝蔽护了陵园、上焦村马厩坑、兵马俑坑等与秦陵有关的建筑遗迹[10]。也就是《水经注·渭水》：所载“(鱼池)水出丽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11]《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正义》引《关中记》也记载了这一点“始皇陵在骊山，泉本北流，障使东西流。”[12]这里的“障”便是防洪堤[13]。

　　而到秦末至西汉中后期的二百多年间，关中地区经历了多次大雨冲刷，骊山山涧的洪水冲毁防洪堤，径直南北下泄，冲刷了整个秦始皇帝陵，使陵区的遗迹、遗物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目前，在陵园东部内外城之间，调查勘探发现3条古河道，当是防洪堤被冲毁后形成的[14]。这一现象从考古发掘的陵区地层剖面也可管窥一二，封土东南部内外城垣之间的石铠甲坑与百戏陶俑坑坑口之上覆盖着1～1.2米的冲击砂砾层，个别地方厚度近2米，并夹杂有少量的巨石块，这当是由骊山山涧下泄的洪水冲积而成。上焦村马厩坑已发掘的40余座坑开口上也覆盖有后期堆积的0.4～0.5米，个别区域达1米的砂石堆积；已发掘的兵马俑坑上层剖面显示秦代坑体开口层上部也覆盖有厚约1米夹杂大量砂石的冲积土层[15]。

　　也就是说，从陵区自然环境来考察，综合该地区地形地貌，将秦始皇帝陵建在骊山北麓的山前冲积扇上，有被山洪冲刷的危险，不适宜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而秦始皇帝陵建设的决策者们，为了免于建设过程及建成后陵园被骊山山洪冲击的影响，而在陵园南部修建了全长约3500米的人工大坝，将整个陵区有建设工程的区域全部保护起来，阻挡着骊山的季节性洪水及大水沟的水流，以使其改道，防止陵园被水冲毁。奈何未能阻挡山洪冲刷，陵园建成后不久，骊山山涧的洪流便冲破防洪提，开始冲刷、侵蚀着帝陵及其附属建筑。

　　2.陵区地质制约了陵墓地宫的选择

　　根据骊山区域地质构造研究，骊山北侧地质结构为断裂位移与倾斜层位，即骊山北麓山前地带为含有石灰质结核层的黄土层直接与位于其西侧的淡黄色片麻状花岗岩结构相接触[16]。

　　2002年，对秦始皇帝陵进行了物理探测，其中重力测量及反演成果显示，在现封土之南700米处，有一强度约600微伽的局部异常，经复测，局部异常仍然存在。项目组研究认为，这有可能是文献记载的最初设计的秦陵地宫位置。

　　前述《汉旧仪》所记载的秦丞相李斯上报给秦始皇的一份奏章显示了秦陵地宫开挖过程中因为受到无法逾越的障碍。秦始皇听取汇报后指示“旁行三百丈（合今700米）乃至”。旁行三百丈的方位历来众说纷纭，主流的意见是三百丈方位在现陵墓南侧的山前地带。

　　物探遥感显示的重力异常，有可能反映的就是这一陵墓工程位置变更的历史事件，即现在的陵墓为迁移后的新址，前述的重力异常可能为最初建陵时遇到“凿之不入”的地方[17]。也就是说，最初选择骊山北麓现封土以南700米处的地方为骊山地质构造的花岗岩山脊部位，因下挖过程中遇到岩石山脊，后按照始皇帝的要求，将地宫位置挪到现在封土下的地方重新修筑墓室。

　　也就是说，将陵墓地宫设置在骊山北麓的山前地带，按照最初的设计，该地区地质构造决定了不适合下挖一定深度的地宫作为墓室修建。

　　3.地下水位决定秦陵地宫选址的不合理

　　水文地质研究显示，现在秦陵区域地下水为山前的洪积潜水和下部的承压水，地下潜水埋深约20米左右，潜流方向为北偏西[18]。1970～1986年，实测的陵区丰水季节地下潜水埋深约19～27米，枯水季节为19～28米，水位为东南高、西北低，地下水沿此方向流动。加之，秦代的气候条件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地下潜水深度应该比现在要高些[19]。陵区目前发现秦代水井4眼，1982年，在封土西北角的内外城垣之内，清理秦代水井一口，测得当时的地下水位距现地表深约16米[20]。此外，秦陵封土东部、南部区域考古勘探显示的地层为，在距现地表2.6、5.7、11、14～17、24.8～25.4米以及28.1～29米等深度分别发现了六层淤砂石层，厚度分别为0.3、0.25、0.3、3、0.6、0.9米，它们应为修建地宫时不同层位的地下潜水层[21]。

　　而文献在记载秦陵地宫时有“穿三泉”、 “下锢三泉”等的描述。《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正义》注：“颜师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这些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了秦人在修筑秦陵地宫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地下水。那么，秦人是如何解决这一工程难题的？

　　王学理认为秦陵内应具有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使被引流的水经过空隙自然层排流而出[22]。孙嘉春结合水文地质资料认为，地宫深部地下水的排除可能是依靠一个长达2.5公里的庞大井渠系统来解决，利用这一“井渠”工程可以使地宫内的潜水随时排出地宫以外[23]。孟剑明认为秦陵地宫以沟道系统进行排水[24]。

　　解决了地下来水的疏导问题后，如何阻断地下潜水层以防止其进入地宫？《汉书·楚元王传》讲“下锢三泉”，《汉旧仪》说：“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如何释读上述文献，也即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固水”问题。袁仲一认为，当时采用了带有图案花纹的石头镶砌，并涂以红漆，从而把泉水封堵，使其不致渗入墓室[25]。王学理认为，当时是以带有斑纹的石料堵塞泉眼后，再于石隙中浇灌铜液等[26]。

　　2000年，秦陵考古队在封土周围勘探时发现了围绕地宫的地下阻排水系统。阻排水系统由前、后两段组成，前段为阻水设施，由位于封土东、南、西三侧之下、平面略呈“U”形的阻水渠组成；后段为排水设施，由位于陵墓封土西侧以外的明井暗渠组成。阻水设施和排水设施共同构成秦陵地宫的阻排水系统，这一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秦始皇帝陵地宫深层地下水的排导和隔断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资料。

　　阻水设施将地宫以东、南、西区域与地宫全部隔断，使得不同深度的外围潜水不能进入地宫。虽然在阻水设施的开挖过程中，地下潜水不断地从外围涌入，但是，有赖于阻水沟渠本身和陵西的排水设施，可以将所有来水汇集到陵西的明井暗渠排水道，从而迅捷地将地下水排走。阻水设施完成后，人们再利用枯水时节外围来水稀少的有利时机，将人工加工的青膏泥逐层夯填起来，质地细密的青膏泥有效地阻挡了地下潜水由此进入地宫范围，达到隔绝来水的目的[27]。

　　所以，从工程地质角度来观察，秦陵地宫在修建时遇到地下水的影响，导致工程难度的增加，决定了秦陵地宫的选址是不成功的例证。

　　4.与中国古代大型陵墓选址的传统不符

　　史前至商周时期，中国古人对陵墓的选择都有共同之处，即选址位于居址或都城附近，便于安葬；地势较高，墓葬可免水浸之害；地形开阔，能较长时间使用[28]。

　　而秦人与战国其他诸侯国的陵墓选址同样具有地势开阔、土厚水深的共同特点[29]。反映出时人“葬浅则狐狸抇（掘）之, 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 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30]的良苦用心和“行营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万家”[31] 的长久考量。

　　诸多研究者在古代帝陵选址上也都认为，地势高敞与防水因素是陵墓选址的共同选择[32]。

　　而选址在远离秦都咸阳的骊山地区，不符合近都邑的传统，但距其先祖所葬的芷阳陵不远，也倒可以认为是靠近其祖陵的选择。

　　如前所述，秦始皇帝陵选址在骊山北麓，固然地势较为开阔，但地下水位较高，加之骊山山涧古河道较多，显然与古代帝陵选址所讲究的“土厚水深”的传统不符。

四、余论

　　综上所述，根据骊山北麓的自然环境、地质结构与先秦陵墓选址的传统来看，秦始皇帝陵的选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才有了文献记载的诸多工程建设难题，这些记述引起了后代研究者的种种推断与假设，并产生了有关地宫深度、陵园布局等方面的争论。我们认为，截止目前，考古发现的秦陵陪葬坑、建筑遗址、陪葬墓等布局无规律可循，且与“汉承秦制”所表现的布局规整、遗存分布有规可循的西汉帝陵没有可资对比之处，原因就在于秦始皇帝陵所在的骊山北麓台地不适宜建造一座陵园。而秦始皇帝陵最终建设于此，文献所记述的“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而葬焉。”[33]只是一种表象，当与历史传统、早期风水学说、当时的国力与形势、秦始皇个人好恶等密切相关，并受到早期丞相吕不韦的影响[34]。

　　虽然该区域不适合修建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园，但是，在秦始皇帝本人的强势推进下，陵园修筑工程开展以后，工程建设者充分调查和分析了该区域的环境状况，结合实际的地形、地貌、地质岩性及水文等自然环境条件精心设计，将陵园建筑中的各个子项目分别设计于大小不同的台地上[35]，建造了一座秦帝国政治体制的理想化再现与秦始皇帝理念中的地下帝国[36]。

　　作者：孙伟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1]袁仲一.秦始皇帝陵考古发现与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7.

　　[2]班固.汉书：楚元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54.

　　[3]诸多研究者多认为汉代卫宏所撰《汉旧仪》有本段记载，笔者查阅[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的《汉官六种》中“汉旧仪”部未发现这些记述。而在明代闵元京、凌义渠辑的清初抄本《湘烟录》十六卷中“李斯治郦山陵上书”有“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己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始皇报丞相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的文字记述。

　　[4]郦道元撰，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渭水（第19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7：461.

　　[5]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209.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帝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5.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帝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9]同[7].

　　[10]a.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46.b.同[7].

　　[11]同[4].

　　[12]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6.

　　[13]同[8]：34.

　　[14]同[6]：34.

　　[15]a.同[5]：49，167.b.同[1]：11.

　　[16]张尔道.临潼骊山新地质构造运动[J].地质知识，1957（2）.

　　[17]同[7].

　　[18]邵友程.从水文地学看秦陵地宫深度[J].文博，1990（5）.

　　[19]高维华，王丽玖.秦始皇帝陵工程地质述评[J].文博，1990（5）.b.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的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

　　[20]同[10]a.

　　[21]同[7]：28.

　　[22]王学理.秦始皇帝陵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3]孙嘉春.秦始皇陵之谜地学考辩[J].文博，1989（5）.

　　[24]孟剑明.试述秦始皇帝陵排水工程[J].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25]同[10]a.

　　[26]同[22].

　　[27]同[8].

　　[28]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帝陵选址研究[J].考古，2011（11）.

　　[29]张天恩.甘肃礼县秦文化调查的一些认识[J].考古与文物，2004（6）.b.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J].考古与文物，1988 （5，6）.c.韩伟，程学华.秦陵概述[C]//考古学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3.d.马振智.秦国陵区考述[C]//庆祝武伯纶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30]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十“节丧”[M].北京：中华书局，2009：221.

　　[31]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30.

　　[32]王子今.说“高敞”：西汉帝陵选址的防水因素[J].考古与文物，2005（1）.b.同[28].

　　[33]同[4].

　　[34]a.同[28].b.朱学文.试论秦始皇陵园选址的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0（6）.

　　[35]同[1].

　　[36]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KEY WORDS: Qin Shi Huang mausoleum, Location selection, Mistake, Impacting factors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cludes several sections. First, based on textual records about the Qin Shi Huang mausoleum,the author highlighted various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Second, in juxtapos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underground water level and geolog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side the mausoleum,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condition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ere disadvantageous for constructing the mausoleum. For instance, the natural condition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constrain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derground chamber. Also, the high underground water level is contrary to the commonsense of constructing underground architecture. All these issues do not match with the tradition of selection of location reflected in other ancient Chinese mausoleums. Since the natur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s contradictive to the general practices of ancient mausoleum selec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for some unknown reasons, the selection of the mausoleum might have been a mistake in the beginning. Nonetheless, because of the strong administrative power, Qin Shi Huang overcam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eventually constructed this underground empire that embodied an idealized Qin administrative syste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东陵陵园考古报告（2010—2015）”（批准号16XKG0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