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12月21日晚，四川大学“大吉青年藏学家系列讲座”第二十五场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的题目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中的观音图像与信仰》，主讲人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粟裕副研究员。此次讲座由嘎尔让副教授主持，杨清凡博士评议，卢素文、李志英等老师出席讲座并参与讨论。此次讲座也吸引了近30名来自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众多师生及其他社会人士。陈粟裕老

　　2018年12月21日晚，四川大学“大吉青年藏学家系列讲座”第二十五场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的题目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中的观音图像与信仰》，主讲人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粟裕副研究员。此次讲座由嘎尔让副教授主持，杨清凡博士评议，卢素文、李志英等老师出席讲座并参与讨论。此次讲座也吸引了近30名来自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众多师生及其他社会人士。

陈粟裕老师首先向大家交代了历史背景与选题意义，前者主要从吐蕃在敦煌、西域的统治与唐以前汉地观音信仰两个方面展开。

关于第一个问题，陈老师讲到唐王朝与吐蕃自麟德二年（655）起就在西域展开了争夺，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大历十一年（776）以后，瓜、沙洲二州相继陷蕃。陈老师又根据安迪尔古城“□元七年……至建闻其兵马使死及四镇大蕃……和大蕃官太常卿秦嘉兴归本道”题记，古城中E.I佛寺大量藏文文书的发现以及文献中关于唐王朝与于阗国交流的记载综合判断，认为于阗在贞元七年（791）陷蕃。此后，西域、敦煌与吐蕃连为一片，区域间的文化交流由此展开。

关于第二个问题，陈老师首先指出观音菩萨的图像学特征是头顶发髻有阿弥陀佛坐像，其在犍陀罗时期已经形成。观音菩萨的名称在汉地最早出现于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此后，在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隋阇那崛多共达摩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中，观音菩萨的功能不断扩展，加之有大量灵验记与伪经的流传，共同构筑起了汉地观音信仰的基础。到了唐代，由于法华宗与净土宗的流行，观音救难与“普门品”、观音与西方净土的思想深入人心。此外，在开元三大士的努力下，密教在唐王朝兴起，关于密教观音的典籍流传开来，十一面观音与千手观音的图像在两京地区出现并广为流传。

关于选题意义，陈老师认为观音菩萨信仰与图像问题本身就是中古时期佛教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具体来说，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对8世纪之前汉地观音图像有着非常好的延续和继承，特别是以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为代表的密教观音图像，而且在敦煌也能找到吐蕃、于阗关于观音信仰的遗存，因此可以在敦煌观察到三地在佛教艺术上的交流。陈老师接着从基础资料公布、唐代敦煌石窟中的观音与“观世音普门品”图像研究、密教观音图像研究、观音图像体现的河西、吐蕃、西域交流研究四个方面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

接下来，陈粟裕老师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观音图像进行了梳理与分类。在展开这个问题之前，陈老师首先指出该时期敦煌出现了大量的汉、藏文关于观音菩萨的写经，其中汉文写经除了《观音经》外，还有密教写经，藏文写经包括《佛说观自在一百八名梵赞》、《一切佛舍利宝箧圣观自在一百八名颂》等，敦煌石窟中的观音图像便是这些写经内容的映射，陈老师将其分为以下四类：

（一）单身观音像与观世音普门品。前者如莫高窟45窟西龛外南侧菩萨像，后者如莫高窟112窟《观音经变》，其以观音为主尊，两边展开普门品，与印度观音救难像的构图相似，如奥兰加巴德石窟观音救难像。

（二）密教观音经变。大历十一年（776），李大宾窟出现了非常完备的千手千眼观音，换言之，盛唐时期千手千眼观音的形制和卷属基本确立下来，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基本上是延续了该汉传密教的图像体系。821年以后，共有11个洞窟出现了密教观音经变，其中如意轮观音经变5铺、不空羂索观音经变5铺、千手千眼观音经变6铺等，并且形成了不空羂索观音和如意轮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和千手千钵文殊相对应的表现方式。此外，莫高窟 361窟出现了这个时期非常少见的十一面千手观音，有学者认为是受到了吐蕃佛教的影响，但其眷属可以搭配其他观音主尊，这展示了观音类密教图像与严格修持的密教仪轨之间的差别，这是密教在敦煌民间化的体现。

（三）观音瑞像。敦煌石窟壁画中现存有“天竺摩加国观世音”、“观世音菩萨于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等，其在图像样式上非常接近。另外，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的Ch.xxii.0023号绢画的风格与南亚地区观音像非常接近，而且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对观音“往来游舍”地点的记载以及有学者认为观音信仰起源于南亚救海难的观点，可以认为南亚的观世音菩萨形象在这个时期传入到了敦煌，但是风格发生了变化。

（四）法成与观音修行院。莫高窟161窟是一个以密教观音为主题的洞窟，有学者认为是张议潮为纪念自己老师法成而建立的修行窟，也可能是法成生前的专用窟。法成是活动于敦煌地区的吐蕃译师，进行了大量的汉藏文佛经的互译工作，其中关于观音菩萨的神咒有三种。也有学者将161窟比定为《第吾宗教源流》中所载以桑耶寺为中心“北方的阿雅巴罗修行院，由安兰·嘉瓦确央创建并住持”。

陈粟裕老师接着讨论了敦煌石窟观音像所体现的护国思想及其与西域交流的问题，研究起点是莫高窟154窟南壁毗沙门天王与观音、毗沙门天王与功德天女的图像。陈老师指出，毗沙门天王与功德天女是于阗非常著名的神灵，观音菩萨也是安住于阗的八大菩萨之一，在这铺壁画中，观音菩萨具有非常明显的盛唐风格，而功德天女的头巾是典型的于阗女子装扮，它们与毗沙门天王共同守护于阗和汉地，这说明在吐蕃统治敦煌前期，由于频繁的战乱，其所体现的护持国土与佛法的思想得到了敦煌民众的接受和认可。但是，敦煌观音图像所体现的护国思想只是在战乱时期比较明显，当社会和平时期，同样也有观音和毗沙门天王出现，但意义不再是护持国土，如绘制于后晋天成五年（930）的观音、毗沙门天王像，根据题记可知是董文员为父母“神生净土”、长兄“染患”而捐资制作，这就体现了观音菩萨拯救世俗苦难的功能，而这在于阗的观音信仰中同样有所体现，如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于阗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中记载了一位于阗贵妇人向观音菩萨祈求不受鬼神伤害。

陈粟裕老师最后讨论了八大菩萨曼荼罗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新样式的问题。陈老师指出，八大菩萨曼荼罗与观音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释迦牟尼是在观音的修行地讲述了相关经典。在敦煌除了榆林25窟东壁八大菩萨曼荼罗之外，还有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为ch.0074的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它们所呈现出的风格与汉传体系截然不同，有一些出自藏经洞的图像具有与其相同的风格，且很多都带有藏文题记，最重要是法国噶尔美女士发现的一幅带有汉藏两种题记的绢画。换言之，它们与吐蕃人有密切的关系，尽管无法找到吐蕃时期藏地的图像做比对，但可以找到年代相近的，如大昭寺法王自修室外右侧壁画，它们的风格非常接近。同时，它们又都表现出受到了波罗风格的影响。因此，陈老师认为应该是波罗风格的图像在吐蕃经过改造再传入到敦煌的，而具体的路线一定是错综复杂的。

最后，陈粟裕老师总结到，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这样一个多民族交融的时代背景之下，观音菩萨的信仰已经根植于各族民众的内心，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共同的信仰。观音菩萨所具有的拔苦救难的愿力已经由“八难”扩展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患疾还是求往生，民众都会求助于观音菩萨。而在这个战争频繁的特殊时期，观音菩萨又具有了护卫国土、保佑亲人团聚的能力，这是观音菩萨时代特性的体现。

在讨论阶段，杨清凡老师对此次讲座做了精彩点评，她提到自己过去在研究敦煌时是太过于注重藏传材料，对于汉传体系的资料没有过多关注，导致在看待敦煌吐蕃全貌时不够完整，而陈老师从敦煌吐蕃的材料中看到了汉地、吐蕃、于阗三方面的东西，并且还和印度本土的东西做比较，视野非常开阔，自己感触很深，对于我们主要做藏区材料的同学来说，都需要有这样的学术视野，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实地考察。此后，在场师生向陈粟裕老师提出问题，她都一一作了解答。

最后，此次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撰稿：李　凯

摄影：徐　理

审稿：陈粟裕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