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李肖主编，三联书店2017年10月。微信版注释从略。

　　“丝绸之路”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如何理解丝绸之路，学者、政治家、一般民众各有各的看法，即便是学者，因为所学专业不同，出发点各异，所以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没有必要让大家的观点一致，但是，对于有关丝绸之路的一些误解，则是需要加以辨明的。而这些误解的产生，大多数是因为只是从某一时点、某个地域来看丝绸之路。对于这样一个沟通旧大陆的交通道路，而且包含海上和陆上的东西交往通道，我们需要用宏观的视野来观察。本文则只限于讨论公元前2世纪到8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希望从欧亚大陆的视野下，来观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把不同时期的兴衰、特征加以概括。丝绸之路的内涵广阔，这里更多地是从沟通与贸易来加以叙述，间或涉及政治、文化等方面。

　　一、汉、罗马、帕提亚、贵霜之间丝绸之路大国贸易的建立

　　虽然在汉代以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推动着东西方物品的交换。但现存的零星记载和考古发现，还不能让我们构建出当时丝绸之路的总体图像，因此，具有一定规模的丝路贸易，应当从汉代说起。早在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就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显然是很有见地的。到了1910 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mann）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定义为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虽然经过一百多年的讨论，丝绸之路从时空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外延，但其基本定义应当说是没错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欧亚大陆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仍是在这个基本定义的范围内。

　　为什么“丝绸之路”以汉代为开端，这固然是因为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史称“凿空”，也就是首次打通中国与西部世界的联系，开始了贸易往来。更重要的原因，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2世纪，沿着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自东向西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东亚的汉朝（前206—220）、中亚的贵霜（约30—226）、西亚的帕提亚（安息，前3世纪中叶—226）、欧洲的罗马（前30—284）。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彼此交界，使东西方世界得以直接联系起来。

　　各个帝国中间，都有完善的交通驿路。我们从居延、敦煌发现的汉代《传置道里簿》木牍上，可以看到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到边塞城市敦煌，每一个传置（驿站）和相互之间的道里数，而出敦煌后，沿着长城和障塞，道路一直通向罗布泊的楼兰王国，然后分向南北，进入西域南北道。月氏西徙，占领大夏（Bactria，巴克特里亚）之地，逐渐统一各个分裂小邦，最后由贵霜翕侯建立贵霜王国，东西南北拓地，成为1世纪时的中亚帝国。贵霜帝国除有跨越帕米尔高原的道路通向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王国外，还从都城犍陀罗（Gāndhāra）开通了到印度西北海岸的重要港口婆楼割车（Barygaza，在古吉拉特）的道路，从而与印度到罗马的海上通道相连。帕提亚王国从都城和椟城（Hekotompylos）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Ephesus）有“御道”沟通，东部则自巴比伦到巴克特里亚有驿道，设置驿站和旅馆，供使者和商人换马或休息。罗马帝国也有发达的交通网络，海道可以直达印度。

　　汉文史料比较丰富，可以看出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些情况。公元前138—前126年张骞第一次出使，只是把道路开通，因为中间被匈奴俘虏，所以谈不上贸易。当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时，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说：

　　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这个三百人的使团带着大批价值昂贵的金币、丝绸，显然目的不只是外交，而是要与西方各国做买卖。所遣之国最远到西亚的安息，即帕提亚王国，还有南亚的身毒（印度），而主要是中亚的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大月氏（巴克特里亚地区）。史称与张骞副使返回长安的，有中亚的大夏之属。

　　《史记·大宛列传》继续说：

　　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可见从张骞第二次出使之后，汉武帝派出的使者最远到达奄蔡（Ossetes，今高加索）、犁靬（罗马帝国）、条支（叙利亚）地区。而且使团的规模大者数百人，小者也有百余人。派遣的频率很高，一年中多者有十余辈，少者五六般，数年往返。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

　　这里所说可与《史记·大宛列传》互补，西域诸国因为直接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所以对待汉使和匈奴使者不完全相同，这段来自《史记》的话，也有司马迁批评武帝遣使西域的意思，但却透露出不仅汉朝此时与中亚诸国直到安息之间从事大规模的贸易交往，而且北方的匈奴也继续做着同样的买卖。《汉书》所增加的，主要是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后（前49），匈奴衰弱，中亚诸国才对汉朝使者不那么苛刻。也说明到汉宣帝时，汉朝与中亚、西亚的贸易持续不断。

　　西汉末，王莽乱政，中原动乱，与西域联系一度中断，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到东汉初，班超经营塔里木盆地西域诸国，汉与西域的联系时断时续。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平定西域南北道，于是永元九年（97）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里的条支指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ia），大海一说指红海。安息（帕提亚）人极力夸张大海难渡，阻止甘英与罗马沟通，这显然有着经济的考虑，就是要由自己来承担丝绸等货物的中转贸易，赚得货物转贩过程中的高额利润。从现存的汉朝和罗马的史料来看，也的确没有中国与罗马直接贸易的任何记载，虽然双方的物品都抵达了对方的领地。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也印证了两汉与中亚、西亚各个国家交往的史事。这批汉简的年代，最早者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者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所记录的往来使者，有来自葱岭以西的大月氏、康居、大宛者，有天山南北的乌孙、疏勒、姑墨、龟兹、焉耆、车师、于阗、莎车、精绝、楼兰（鄯善）者，最远的大概是西亚的乌弋山离的使者。有的使团人数逾千，携带有骆驼、马匹，甚至狮子，既是外交使团，又做朝贡贸易，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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