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荣新江

摘要：北京大学是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镇，冯承钧、向达先生等在研究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后海上丝路的研究融入有关中外关系史或亚非史研究的范畴中，促进了多方位的视角观察和研究进步。进入21世纪，由于郑和下西洋研究一度升温，还有全球化史观的影响，以及随着中国考古队伍“走出去”，北大学人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课题更为广阔与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分四个时段，即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2000年、2001年至今，对北大学人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做了详细的述说。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郑和 北京大学 冯承钧 向达

“海上丝绸之路”虽是从原本起源于陆上的“丝绸之路”概念延展出来的，但自有其学理和特性，因此很早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北京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不少学科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联，因此多年来一直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公元前3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其沿线国家、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

虽然大多数情形下，这些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学者个人的兴趣，也没有人做过系统的总结，但当今天再次集中北京大学的部分学术力量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时，我们发现前人的工作是我们进步的基础，前人的一些研究方向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努力，前人的贡献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正是为了推进今后北京大学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本文对此前分散的学者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总结。粗略地按时段来看，北大学人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二是1949年至1978年，三是1978年至2000年，四是2001年至今。先略做陈述。

一、扬帆起航（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

民国初年的国立北京大学，是一个开放和兼容并包的高等学府，包含丝绸之路研究的中西交通史是当时的重要课程之一。长时间教授此门课程的教师，是“开创中国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之一的冯承钧（1887～1946）先生。他曾翻译法国学者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量著作，包括希勒格（Gustave Schlegel）《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商务印书馆，1928）、费琅（Gabriel Ferrand）《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商务印书馆，1930）、费琅《苏门答剌古国考》（商务印书馆，1931）、马司帛洛（Georges Maspéro）《占婆史》（商务印书馆，1933）、伯希和（Paul Pelliot）《交广印度两道考》（商务印书馆，1933）、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5），另有多篇译文，汇辑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其中有些论著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必备参考书。

冯先生还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汉文文献进行整理和校注，如《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星槎胜览校注》（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诸蕃志校注》（商务印书馆，1940），都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献。翻译工作之外，他还深入研究，独力撰述了《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这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学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著。此外，他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后来都集中收于他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可以说，冯先生是最早大力开拓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也是北京大学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

“开创中国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的另一位——向达（1900～1966）先生，1933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课程。向先生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译有加特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商务印书馆，1929）等。同时研究中西交通史，发表论文《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揭示有关郑和家世、下西洋事迹的史料，兼及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书的相关情况；另一篇论文《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从绘画、建筑、瓷器方面讨论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影响。1930年，他转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继续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发表《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等论著，并以长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享誉学界。

向达先生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935年，向先生以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身份到英国，在牛津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发现不少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史料和图籍。他的《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瀛涯琐志之一》，除一般书籍外，特别介绍了记载海路的《针位编》（又名《航海针经》）以及有关基督教的中文书。1937年，他转赴柏林、巴黎继续调查，撰写《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介绍了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所藏此书全本的价值。本来，他去英国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敦煌写本，但因为受到英国图书馆翟林奈（L.Giles）的刁难，收获不多，恰好使他转向中西交通史籍的调查与发现。1938年回国后，向先生正式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虽然其中一段时间两度赴敦煌考察，于敦煌的考古和石窟研究贡献良多，但在北大，他仍继续讲授中西交通史。

张星烺（1881～1951）先生也是“开创中国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之一，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1930）六大册立足学界。他虽然是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但也曾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兼课，讲授中西交通史。

1946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和吐火罗文的季羡林（1911～2009）先生加盟北大，主持建立东方语言学系，使之迅速成为相关研究的海内外重镇，并引进了陈炎（1916～2016）等东南亚语言学家，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准备了队伍。

二、披荆斩浪（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向达先生任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中外关系史研究，并且开始系统整理中外关系史史料，相关成果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为名，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影响了工作进程，但事态一稍微好转，向先生就全身心投入研究并拿出系列成果，这就是《西洋番国志校注》（1961）、《两种海道针经校注》（1961）、《郑和航海图》（1962）。

在第一种《西洋番国志校注》的前面，向先生写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整理缘起》（以下简称《整理缘起》），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1961年第6期《历史研究》刊载了一则未署名的消息，题为《北大历史系整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陆续出版》，其中说道：

为了给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提供资料，北大历史系计划把历代正史外国传以外的有关中外交通著述加以整理，辑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套丛刊计划全部为四十种。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有《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

与向先生的《整理缘起》对读，不难发现两者内容基本一致。这则消息的文字应当来自《整理缘起》，且明确说到这项丛刊出版计划总共包括40种书。由此不难看出，向先生这一系列的校注著作已成为北大历史系的重要科研成果，并在当时最具权威的《历史研究》刊物上加以报道。整理中外交通史籍的初步成绩得到这样的肯定，向先生显然十分受鼓舞，于是他在1964年完成了整理《大唐西域记》的第一步工作，拟先影印敦煌残卷本、福州藏本和《赵城金藏》本。然而，随后的时局没有让这项整理成果在他1966年去世前问世。

“文革”结束后，向先生所做的、列入前述丛刊出版计划的《西游录校注》初稿，1980年由中华书局商请南京大学陈得芝先生和北京大学张广达先生加以补充，于1981年出版；1981年，中华书局也把他编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影印出版；此外，他没有发表的玄奘《大唐西域记》校注稿（存北大图书馆），部分后来收于季羡林等所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中华书局，1985）。而20世纪60年代北大历史系原计划以丛刊形式出版的40种著作，也没能完成，后来主要在中华书局谢方先生的主持下，约请不同的专家整理校注。到1998年，总共出版26种，与向先生所设想的40种，还有很大的差距。

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先生从印度语言研究兼顾到中外关系史研究，从中印关系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印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问题。他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论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公元前4世纪，所经道路有南海、西域、西藏、缅甸、安南五条。此文成稿后，曾送向达先生审阅改正。至于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的问题，季羡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论证了中国的纸张和造纸术先由内地传到西域，再从西域传到印度。他否定了12世纪前后由伊斯兰教徒把纸带到印度去的流行说法，认为中国的纸至迟在7世纪末叶就已经传到了印度；而造纸术则有可能是由阿拉伯人辗转传入的。

1952年院系调整时，周一良（1913～2001）先生从清华大学调入北大工作，并且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转向亚洲史研究，推动了历史学系的亚洲史研究。周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大学，在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密宗》中翻译了“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密宗法师的传记并做了详细考释。这里面的两位大师都曾经行南海，往来于中印之间。于南海史地与交通道路，周先生都有所讨论。

转向亚洲史研究后，周先生撰写了《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都有一些涉及中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往的史事。他还发表《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讨论鉴真东渡的背景、遣唐使的路线、鉴真东渡的具体情形等；《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讨论当时的航海知识和日本海船的图像；《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分别涉及南宋时荣西和明代时策彦来华史事，特别是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北大还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留校任教，如张广达、白化文、耿引曾、何芳川、严绍璗等成为此后中外关系史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中坚力量。不过，由于政治运动等原因，北大的整体研究能量是在“文革”以后迸发出来的，大多数成果在1978年以后才得以发表。

三、百舸竞进（1978年至2000年）

1978年后，学术界迎来了新的春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北大学者得以恢复正常的科研工作，北大文科的教学秩序也得到恢复，并开始培养下一代中外关系史的人才。海上丝绸之路又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来自历史学系（后分出考古系——考古文博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后并入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等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按照自身的学术旨趣，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做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历史学系的学者侧重于从人员往来、货物交流的角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史；考古文博学院的学者侧重于从考古材料出发，研究相关的物质文化交流史；外国语学院的学者侧重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语言与文化；中文系的学者侧重于研究书籍交流，以及比较文学；等等。

1987年出版、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可以看作北大研究丝绸之路的一次结集成果。作者包括丁建弘（1936年生，历史学系，1978年调入杭州大学）、王宏纬（1934年生，东语系，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戈宝权（1913～2000，俄语系）、叶奕良（1936～2015，东语系）、朱龙华（1931～2021，历史学系）、何芳川（1939～2006，历史学系）、陈玉龙（1921～2013，东语系）、陈炎（1916～2016，东语系）、张广达（1931年生，历史学系）、张芝联（1918～2008，历史学系）、杨兆钧（1908～2003，云南大学）、杨通方（1924～2017，东语系）、周珏良（1916～1992，北京外国语大学，周一良之弟）、周南京（1933～2016，历史学系）、季羡林（东语系）、罗荣渠（1927～1996，历史学系）、耿引曾（1934年生，东语系）、夏应元（1929年生，历史学系，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葛治伦（？～1994，东语系，后调入苏州教育学院），大都是北大的教员，个别外单位的成员，大多数也是北大毕业或与北大关系极其密切的学者。

《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有以下诸篇：周一良《前言》（第1～8页）、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第1～41页）、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第138～189页）、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第190～238页）、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第239～261页）、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第262～305页）、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第306～358页）、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第359～395页）、周南京《回顾中国与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第396～422页）、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第439～473页）、耿引曾《以佛教为中心的中斯文化交流》（第474～486页）、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第487～525页）、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第670～742页）、张广达《海舶来天方 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第743～802页）、何芳川《源远流长、前途似锦的中非文化交流》（第803～831页）、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第832～866页）。

可以说，在周一良先生的号召下，这本论文集成为北大学者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虽然还是在中国与各国或地区文化交流史的框架内展开论述，但有些文章十分深入，如周南京先生对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之间文化交往史的梳理，张广达先生的长文更是对中阿之间人员、商业、科技、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迄今仍然是经典之作。

除了这项集体成果外，其中一些学者也独自发表了有关论著。

周一良先生撰有《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一文，从作者熟悉的日本典籍中钩稽出唐代书仪的影响痕迹；又有《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一文，概述了明治维新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大量中国留学生东渡学习的情况。他的《谈中外文化交流史》更是一篇宏观的论述，特别是以中日交往为例，阐述文化交流的六条途径。

季羡林先生20世纪80年代主要主持《大唐西域记校注》和研究蔗糖传播史，其中也涉及一些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史的问题。特别是季先生关于蔗糖的研究其实是世界范围的，因此不仅仅是中印之间的问题，也包括波斯与印度，以及南洋、日本、琉球等地的蔗糖种植与制造问题。他还发表《中国制造瓷器术传入印度》一文，指出除了瓷器之外，制造青花白瓷的技术也传入孟加拉国，当地的制品反过来成为向明朝进贡的贡品。

季羡林先生与《大唐西域记校注》

陈炎先生撰有《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丝绸之路”初探》，两文都是以丝绸外传为中心，按时间顺序概述海上丝绸之路的较早研究成果；《六世纪前泰国湾和泰国境内的古国在东西海上交通中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与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两文综述了从汉代到明代泰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泰间的文化交流；《阿拉伯世界在陆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兼论中阿文化交流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探讨了中阿间的科技交流和中国瓷器、阿拉伯香药对对方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对伊斯兰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郑和下西洋促使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是两篇阐述郑和下西洋意义的文章；《16～18世纪澳门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强调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全面探讨了从汉朝到清朝宁波的地位及其在海外贸易、文化交往方面的作用。这些文章后被收入《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此外后者也包括作者一些较短的文章。

杨通方先生著有《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一书。

罗荣渠先生发表《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从传统文化、海外航行的取向、技术能力等多方面对比了郑和、哥伦布、达·伽马的三大远洋航行，透彻分析了影响东西方发展的诸多因素和不同结果，是研究大航海时代的一篇极有思想深度的文章。

罗荣渠先生

张广达先生与弟子王小甫合著《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书中每个时段都涉及海上丝绸之路。他还为宋岘译自阿拉伯语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撰写长篇序言，阐述阿拉伯地理学派对道路的重视以及这类著作在研究丝绸之路中的价值。

张广达先生

周南京先生对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有着精深研究，著有《菲律宾与华人》（马尼拉：菲律宾华商青年联合会，1993）、《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还与陈文献、林六顺等合编《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6），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耿引曾先生曾发表《东晋南朝时期外国僧人在我国的活动》，辑录这些从海上来华僧人的事迹；他更大的贡献是搜集和编辑《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下册，包含了从两汉到明清时期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许多资料；《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一书，阐发了这些史料的价值。她还与印度学者谭中合著《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独著《中国人与印度洋》（大象出版社，1997）、《中国亚非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其中《中国人与印度洋》依据汉文史籍和考古资料，阐述中国人在印度洋的航行过程中的技术与文化交流情况。

叶奕良先生不仅自己从事中国与波斯交往的研究，而且从1992年11月开始，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伊朗文化研究所的名义每年主办“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先后举办三届，并组织出版了三本中文《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8、2003）和一本英文《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Ye Yiliang，ed.，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大大推动了反映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中伊关系史研究。

何芳川先生也从亚非拉史转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万明合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还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从世界历史的重心转移和发展大势出发，系统研究了太平洋贸易史、文化交流史和整体史。

何芳川先生与《崛起的太平洋》

此外，北大学人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论著，还有信息管理系白化文先生等校注和校点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行历钞》、《参天台五台山记》。

历史学系郑家馨先生关于中非关系的研究成果是《宋代中国商船在东非沿岸的航行和贸易》、《中国与南非的早期关系》、《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中国与南非的关系》，以及《郑和下西洋时代西亚形势及与中国的关系》。

历史学系沈仁安先生有多篇论文讨论中日关系史，包括《魏国与邪马台国使节往来考》《倭五王遣使除授考》《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等，后来均收入他的《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此外，他还有日文著作《倭国与东亚》、《中国所见的日本的古代》。

郑家馨先生与沈仁安先生

历史学系王晓秋先生撰写了《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

王晓秋先生与《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

中文系的严绍璗先生则关注中国文学与文献的日本流传，出版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香港中华书局，1987）、《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等。

四、全球远航（2001年至今）

21世纪初，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国内掀起一股研究郑和的热潮，北大学者也“预流”其中，曾任北大副校长的历史学系何芳川教授和曾任北大历史学系主任的王天有教授组织相关学者，对郑和下西洋的文献和历史问题展开研究。2003年，王天有与万明（北大历史学系毕业）合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为纪念活动做准备，从百年来已刊900多篇论文中，精选20篇各个不同时期、涉及各个方面的郑和研究代表作汇集成册，并在“前言”中对郑和研究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2004年7月，何芳川任院长的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联合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在北大英杰会议中心召开“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从跨学科的多角度来研究郑和下西洋。随后，会议论文集由北大王天有、徐凯联合万明一起精心编辑，题为《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

这部论文集包括北大学人的多篇论文：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王天有《郑和下西洋与隆庆开关》、徐凯《明代“礼治”外交与郑和下西洋》、孔远志《再论郑和在海外的影响及其意义》、郑家馨《试论国家权力对15世纪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海洋活动的不同作用》、梁志明《略论占城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而作》、梁立基《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王晓秋《百年前中国人对郑和远航的认识——评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吴小安《现实与历史：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这是北大学者又一次集体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课题，从中国史、世界史多个方面研究郑和下西洋问题的成果的集中展现。

2005年7月，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姚明德、何芳川主编）的《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收录了多篇北大学人的已刊研究论文，如：何芳川《十五世纪中西三大航海活动比较初探》（第33～42页）、罗荣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第57～68页）、孔远志《印尼三宝垄的三保庙与华人》（第345～349页）、陈炎《郑和下西洋对伊斯兰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第379～386页）、侯仁之《所谓“新航路的发现”的真相》（第469～471页）。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1977～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学人，很快进入研究领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有许多贡献。同时，年轻一代学者之间的合作也是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

受到邓广铭的历史学和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双重训练的李孝聪，以1991年赴莱顿大学进修为契机，开始了对欧美收藏的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1992年去英国图书馆调查研究，2002年赴美国国会图书馆访问研究，其间走访了欧美大多数收藏单位，搜集了大量资料。他先后完成《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两本专著，合著《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还写有一系列论文，如：《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兼论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布与影响》、《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地图学史领域的国际汉学交流》、《记16～18世纪中西方舆图传递之二三事》、《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清康熙朝绘制的两幅海路舆图初探》。其中多篇文章讨论了中文地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播的情况，这是文化交流和技术交流的重要方面。

李孝聪与代表专著

季羡林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王邦维在协助《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的同时，也整理和校注了入印求法僧义净的两部著作，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包括不少经海路到印度取经的僧人的传记，而《南海寄归内法传》作为经海路往印度求法的义净本人的详细记录，更是研究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文献。关于义净及其著作的研究，王邦维还撰有《敦煌本〈南海寄归内法传〉（P.2001）题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佚文辑考》等文和《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

王小甫在研究中亚史的同时，也关注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史。他与蒋非非、赵冬梅、张帆等合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又主编北大“盛唐工程”丛书之《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还撰写了《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朝鲜为“来朝之韩”说》、《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由遣唐使看古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等文，在讨论隋唐时期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关系时，多涉海上丝绸之路问题。他主编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和所著《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台北，三民书局，2008），也都有章节涉及海上丝绸之路。

王小甫与《中韩关系史·古代卷》

北大的文物考古研究一直走在该学科前列，而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也是北大考古人所关注的课题之一。和北大许多前辈学者一样，林梅村先是从事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然后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但前人的成果有限，林梅村则做出很大贡献。他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时，已经发表《古代东西方的海上交通》等概说性文章，后来在北大的讲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中，也涉及海上航路、沉船考古、人员和物资交流等方面。

林梅村

此后，林梅村发表了多篇论文。《陶瓷艺术与中西文化交流》、《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讨论了南宋广开海外贸易后，元朝青花瓷烧造所受到的伊斯兰影响；《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指出湖北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的“西洋等处买到”字样的金锭，应当是郑和下西洋采买到的“诸番宝物”之一；《从玲珑瓷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认为，元朝时穆斯林商人将伊斯兰世界烧制玲珑陶器的方法传到景德镇，因而产生了青花玲珑瓷；《甘埋里考——兼论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据阿拉伯学者伊第利斯的《世界地图集》，比定甘埋里在阿拉伯半岛南端的Al-Hammer港，不在波斯湾的忽里模子港；《古代埃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以考古资料印证汉代中国经印度而与埃及的联系，并据埃及贝勒尼斯港希腊拉丁文碑铭，阐述了印度洋的贸易。

林梅村的研究视野也及于马可·波罗时代和郑和下西洋。他发表《威尼斯“马可·波罗罐”调查记》，把马可·波罗带回的德化窑青白釉瓷罐与“南海一号”沉船发现的大批德化窑青白瓷联系起来；《马可·波罗时代的印度洋贸易》从马可·波罗所记的德化瓷器，讨论到马可·波罗回程所经的印度洋水域发现的德化瓷，如13世纪的爪哇沉船、印度马八儿沿岸遗址、波斯忽里模子港的发现，以及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马可·波罗罐”。关于郑和下西洋，他发表了《郑和海外遗迹调查》，从郑和宝船在满剌加所建的海军基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的青花大盘，到郑和葬地古里的遗迹，最后提到了土耳其托普卡帕王宫的明初青花瓷。除了与张然用英文合撰的《郑和的忽里模子：考古学的证据》，有关郑和的其他研究成果他还有《郑和忌日及身后事》、《郑和捐抄〈妙法莲花经〉手卷调查记》。

关于大航海时代，林梅村也有不少研究成果。《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大航海时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讨论中国东南沿海穆斯林参与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烧造，并下海通番，对中东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冲突——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之一》探讨明朝实施海禁、朝贡贸易断绝后，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走私贸易，并对比研究了香港竹篙湾走私港出土的青花瓷与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天花板镶嵌的青花瓷的关联，进而讨论了威尼斯画家所绘《诸神之宴》中明弘治窑的青花瓷。《明帝国宫廷制图师考》考证《大明混一图》的海外部分应来自元朝吴门画师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郑和航海图》所据则是伊斯兰地图和郑和船队实测图，由浙派宫廷画师谢环主持，以青绿山水画形式成图。《澳门开埠以前葡萄牙人的东方贸易——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之二》，回顾了葡萄牙人向东占领马六甲，遣使明朝并向中国沿海渗透的过程，并检出三件有葡萄牙国王徽章的景德镇正德窑产品加以申论。《大航海时代泉州至波斯湾航线——兼论16～17世纪中国、葡萄牙、伊斯兰世界之文化交流》，讨论大航海时代中国与波斯和中东地区的海上往来并没有因为葡萄牙对海路的控制而终止，景德镇和龙泉窑瓷器仍输往上述地区，《雪尔登中国地图》所绘很可能是中国海商通番航线。《〈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辩》认为此图绘于1633～1644年，所绘自泉州开始的东西洋航线为郑芝龙海上帝国控制范围，因此此图当为《郑芝龙航海图》。《野墅平林图考》将前人归之于利玛窦所绘的这幅画，考证为当时兼通东西方绘画技巧的耶稣会中国籍画师倪雅谷的作品，并指实其中景物来自北京什刹海。

此外，林梅村还撰写了访古游记类的《普陀山访古——康熙帝拆迁金陵明故宫建普陀山法雨寺调查》、《尚蒂伊的中国花园》。这些文章大多数收入《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一书。另外两篇访古游记《六横岛访古》和《寻找屯门岛》也是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篇章。他还指导了两篇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李晴《洪武瓷器有关发现与元末明初海上丝绸之路》（2018年）、黄莹《大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公元7～1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2020年）。

考古文博学院的另一位教授齐东方也关注着海上丝绸之路上往来的物质文化。他的《新安沉船银器与庆元港》利用中国发现的元代银器来讨论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银器，并进一步阐述了新安沉船出发的庆元港（宁波）在宋元时代对外贸易的盛况；《“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重点研究了其中的扬州江心镜、青花瓷盘、长沙窑瓷器、白釉绿彩带把瓶、银盒、金盘、带把杯、提梁银壶等。他还为美国的“黑石号”展览图录撰写了《“黑石号”出水的金银器》，对比西安等地出土的唐朝金银器来判定“黑石号”金银器的产地，并特别强调扬州作为贸易中心和出口港的重要性。此外，齐东方还指导范佳楠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新安沉船与东亚海上贸易》（2018年）。

秦大树是考古文博学院的瓷器考古专家，主持过中国境内多处瓷器窑址的考古发掘，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也十分关注海上丝绸之路上考古发现的瓷器。早在1995年，他就发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一文，利用自己在开罗大学进修的机会，走访相关遗址，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唐五代产品以浙江越窑最多，也有少量长沙窑和北方白瓷；宋金时期以南方越窑青白瓷最多，但新发现了辽瓷；公元1000年开始，瓷器数量剧增。

齐东方与秦大树

秦大树还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和扬州港的情况，解释了瓷器输入埃及前后有所不同的原因。2007年发表的《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指出，这艘10世纪后半叶的沉船出水的30多万件越窑瓷器，反映了两浙地区海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也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越窑瓷器的认知。2013年发表的《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勾勒出晚唐到北宋初年外销瓷在输出规模和范围方面都达到的一个高峰，而其海外贸易方式是以室利佛逝巨港为中心的转口贸易模式。此后，他与任林海合撰《早期海上贸易中的越窑青瓷及相关问题讨论》，通过系统搜集文献和考古材料，说明越窑瓷器外销覆盖了当时海上贸易圈内的东亚日本、东南亚、西亚中东、北非的所有地点，输出最多的时期是10世纪后半叶，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外销瓷器，而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有与皇家遗址所出相同者，表明外销和供御都为当时官方所掌控。

关于通过海路外销瓷器的研究，秦大树和他的团队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如秦大树等《八闽瓷都：大航海时代中的东溪窑》、《储物类瓷罐的古代窑址资料及相关问题初探》，袁泉、秦大树《新安沉船出水花瓶考》，张荣蓉、秦大树《琉球王国时期中国瓷器的发现与研究述论》，钟燕娣、秦大树、李凯《明中期景德镇窑瓷器的外销与特点》，罗相喆、王云飞、秦大树《中国三叉形窑具的发现与海外传播》。此外，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还有袁泉、秦大树《日本传世宋元漆器的考古学观察——以13～14世纪的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中心》。

从2010年开始，受商务部委托，秦大树带队在东非肯尼亚开展考古工作，并进行海上贸易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前，2006年11月，秦大树等曾前往肯尼亚调研，对当地遗址已出土的中国瓷器做了调查，发表《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观察》一文，区分出中国瓷器外销的阶段性，并揭示与郑和航海相关的考古发现，以及蒙巴萨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的特点。

课题组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联合考古队于2010年7～9月对马林迪以北11公里的曼布鲁伊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获得11世纪的229件中国瓷器，发掘收获详见秦大树、丁雨、戴柔星《2010年度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及主要收获》。2012年7～9月继续开展曼布鲁伊村遗址发掘工作，发掘了马林迪老城区等三个地点，弄清了这两处遗址的年代和文化面貌，并出土了大量属于13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瓷器，其中以龙泉窑和青花瓷片为主，秦大树、丁雨、刘未《2012年度中国和肯尼亚陆上合作考古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对此进行了简要报道。2013年，课题组又进行了一次正式发掘。三次考古的综合成果，可参见秦大树、丁雨《肯尼亚滨海省曼布鲁伊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主要收获》。

在开展以上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课题组赴肯尼亚进行调研工作。2012年7月和2013年7月又两次在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考古学调研，主要考察了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总共涉及37处遗址出土的1万多个中国瓷器片。详细的调查报告有刘岩、秦大树、齐里亚马·赫曼《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秦大树《肯尼亚格迪古城和蒙巴萨沉船出土明清瓷器及相关问题讨论》，丁雨、秦大树《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

通过这些工作，秦大树和他的团队认为，早在9世纪中国瓷器已经到达东非，晚唐到北宋初达到一个高峰，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是一个低潮，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的南宋末经元代到明初又达到一个高峰，这改变了元末明初所谓中国瓷器外销空白期的传统认识。一些明初的龙泉窑官瓷和景德镇生产的永乐时期的官窑青花瓷片，表明这些应当是官方的赏赐品，很可能由郑和船队带到这里，证明了郑和船队的确到达过东非海岸。中国外销瓷在明代宣德后期到成化初期受海禁影响而发现很少，成化后期开始数量快速增长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明嘉靖以后，中国外销瓷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国际贸易体系，葡萄牙人占据东非，成为转运中国瓷器的主要力量。

关于此项目已发表的成果，还有秦大树《探寻东非古国马林迪》、秦大树与丁雨合著的英文版论文《曼布鲁伊与马林迪》。丁雨在秦大树指导下于2015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及马林迪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入职北京师范大学后继续发表了有关这一项目的一些研究成果。

与不断有新发现的考古学研究相比，主要依据文献材料的历史学研究没有这么多让人兴奋的新发现文献，但基于对出土文献的解读和对传统史料的再研究，也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

历史学系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利用1984年陕西省泾阳县发现的《杨良瑶神道碑》，详细阐述贞元元年（785）四月杨良瑶受命为聘国使，出使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一事。他们一行带着国信、诏书，可能是为了访问刚刚从大食沿海路回国的杜佑之侄杜环，先到南海（广州），然后从南海登舟出发，利用季风，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到达波斯湾，最后抵达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完成使命后，至晚在贞元四年六月之前，使团回到长安。杨良瑶的海上丝路行，为唐朝与波斯、阿拉伯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揭开了新的一页。《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从广州到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详细航线，很可能来自杨良瑶一行的航海日志。

此后作者根据前揭文章发表后的相关讨论，在《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再论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中做了申论，再次强调《杨良瑶神道碑》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一是《杨良瑶神道碑》在杜环《经行记》和贾耽《皇华四达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二是杨良瑶的出使黑衣大食，开启了唐朝官方经海路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和贸易。可以说从杨良瑶出使大食开始，唐朝的官方使节从海路前往西域诸国，带动了唐朝与阿拉伯、波斯地区的贸易往来，中晚唐大量波斯、大食商胡涌入东南沿海经商贩易，海上沉船如“黑石号”的打捞，都证明了中唐以来经海路的中西贸易往来之盛。

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精通波斯语，接续了北大伊朗学研究关注中国的传统，曾出版专著《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昆仑出版社，2006）。王一丹和北大蒙元史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体现为《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的出版，其为海上来华的阿拉伯、波斯人研究增添了一组第一手材料。这些碑铭由英国莫尔顿（A.H.Morton）释读、英译，北大毕业生周思成校注、中译，伊朗德黑兰大学乌苏吉（M.B.Vosoughi）教授访问北大期间加以释读、校勘，王一丹校波斯文，北大历史学系张帆、党宝海与浙江省图书馆吴志坚先生通校全书，由中华书局于2015年出版。王一丹的另两篇文章，《元代杭州的桥——从马可·波罗的记述说起》利用汉文和波斯文材料解说了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传入中国的波斯阿拉伯典籍：从〈秘书监志〉中的“回回书籍”说起》则根据阿拉伯、波斯文材料，进一步解读了相关书名及其内涵。

外国语学院波斯语专业的另一位年轻学者刘英军也陆续发表了《伊朗民族史诗〈库什王纪〉里的古代中国名称与中波交通路线》、《从〈库什王纪〉看古代伊朗与东亚之交通》、《〈库什王纪〉所载B.sīlā与东亚古国新罗》等文章，提供了波斯语《库什王纪》中的珍贵记载，部分内容涉及海上丝绸之路。

外国语学院南亚系教授陈明多年致力于医药的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曾发表《〈海药本草〉的外来药物及其中外文化背景》等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论文。东南亚系教授吴杰伟《大帆船贸易与跨太平洋文化交流》一书（昆仑出版社，2012）中也有相关内容。

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的学者主攻的方向是某个区域与国别的历史，但如果该区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则他们的许多研究其实也可以说是海上丝路研究的一部分。

许平教授、北大毕业生陆意等《澳门纪事：18、19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研究了18～19世纪三个法国人在澳门、广州的记闻，涉及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1784年中国政府和欧洲商人在广州发生的冲突即“休斯女士号”商船事件，以及晚清的广州、澳门摄影等，并由此讨论了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

王元周教授的论文《朝贡制度转变的契机——基于1873～1876年间〈燕行录〉的考察》，专著《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研究了燕行使、近古朝贡贸易、“华夷秩序”等。

吴小安教授一直致力于东南亚史和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早在2004年“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就提交了《现实与历史：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一文。他的英文专著《华人商业与马来属邦的形成（1882～1941年）》（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1882-1941，Routledge，2003）受到国际学界的一致好评。该书梳理了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关系中港口、贸易路线、移民潮与华人社区兴起的历史，讨论了殖民主义时期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北苏门答腊和泰南经济成长三角地区的华人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以及现代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互动关系中的华人文化企业家及其文化。他的另一篇长文《中国与东南亚：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从朝贡体系和古代海上贸易出发，一直讨论到现代中美激烈竞争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他最近写成的专著《区域与国别之间》被列入“北京大学海上丝路与区域历史研究丛书”，由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吴小安与《区域与国别之间》

关注环境史的包茂红教授先后发表《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从海洋史研究到海洋环境史研究》等文，阐明从海洋史到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他借助北大西洋环境史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来推进亚洲太平洋环境史研究，并从时空两个方面提示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课题。这一研究取向从何芳川教授的太平洋研究发展而来，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密切相关。

拉丁美洲史专家董经胜教授的《跨越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更广阔的视野，阐述了16～19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开辟的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使得中国的丝绸等手工产品经此贩卖到美洲，美洲的白银也来到中国。他强调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中国与海外的联系之路，也是不同国家通过海洋的沟通往来之路，并提示利用档案材料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景。他的《华工问题与中墨建交始末》利用档案资料，研究19世纪中后期中国劳工进入墨西哥以及由此产生的两国关系问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篇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他在阿根廷《新社会》杂志上发表《中国与加勒比：接近、疑虑与挑战》，简要回顾了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企业、银行、移民等主要行为体在双方经贸关系中的作用。

专攻德国史的徐健教授的《普鲁士鹰旗在广州——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埃姆登亚洲公司的广州贸易》一文，利用德国方面的档案和文献记载，从该公司创立的国际贸易环境、公司成立、商船的广州贸易、普鲁士人的反应以及公司失败的原因等五个方面，把这一段中西贸易史完整地呈现出来，并指出这是普鲁士借此公司的中国贸易，改变其陆路贸易和欧陆扩张传统，转向海洋经济的重要尝试。

针对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的研究方法和争论，昝涛教授撰写了《商业文明、世界知识与海洋秩序：反思多维视野下的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研究》一文。文章标题所示的几个主题有力地提示了马嘎尔尼使团的来华目的和双方的不同认知，其中涉及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问题。他还发表了《“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历史与想象：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思想联系》等相关论文。

结合各自的研究角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的学者纷纷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荣新江指导罗帅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汉、贵霜、罗马之间贸易与文化交流》（2014年），依据文献和考古材料，阐述了印度与罗马间的海上贸易往来，由于贵霜的兴起，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联系到一起。他指导陈春晓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以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为中心》（2016年），则全面阐述了经陆海两路传入伊利汗国的中国文化。

王小甫教授《丝香之路：阿曼与中国的早期交流——兼答对“丝绸之路”的质疑》指出，早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丝绸就从阿曼—提（今卡拉奇）航线输入西方，而乳香、玳瑁、珊瑚、玻璃、琥珀等阿曼特产和从阿曼转口的其他商品亦经此道传入中国；阿曼是古代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阿曼乳香、中国丝绸曾经作为古代世界经贸交流的等价物，一起支撑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运作。

王铿副教授的《六朝时期会稽郡的海外贸易——以古代中日之间的一条海上航道为中心》指出，早在东汉、三国时期，会稽郡与日本之间就已存在一条海上航道；《三国志·吴志》中的“亶洲”当指日本；会稽郡为当时中国南方地区的重要生产基地，日本人来此贩易铜镜、瓷器、布帛、纸张等，而中国人则追求亶洲所产的明珠。

史睿副教授撰写《〈西域记〉泛海东瀛考——以最澄〈显戒论〉为例》，在概述玄奘《大唐西域记》通过日本求法僧传入日本的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最澄《显戒论》利用《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介绍印度、中国的僧团和戒律制度，以实现他显扬大戒的目的。

党宝海副教授的《八至十五世纪的中国与也门》全面阐述了从唐朝到明朝中国与也门的官方往来、商贸交通与文化交流情况。他的《元朝与伊利汗国的海路联系》探讨了两国的官方使者往来，来华的伊利汗国商人及穆斯林移民、欧洲传教士对两国间海上航线的利用，元朝斡脱商人在伊利汗国的活动，元朝销往伊利汗国地区的特殊商品，以及元朝民间与官方地理知识的进步，等等。另一篇论文《昔里吉大王与元越战争》涉及了元朝时期的中越关系。

刘浦江教授的《辽代的渤海遗民——以东丹国和定安国为中心》，涉及东北亚的海上往来。

张帆教授《潘耒〈救狂砭语〉所涉广南阮氏政权史事》涉及了元朝在岭南的扩张和与越南的关系。

近年来，荣新江与党宝海在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持“马可·波罗研究”项目，会读翻译《马可·波罗行记》，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提到的，还有邱轶皓《船考——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陈春晓《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中国石”“中国铁”与古代中国铜铁器的西传》、《中古于阗玉石的西传》，冯鹤昌《13～14世纪中西交通史中的大黄》，求芝蓉《元代医籍中的西域药物“南乳香”考》、《马可·波罗回程经波斯行踪考》。这一课题还延展到元朝时经海路来华的另一位欧洲传教士——和德理（鄂多立克）。求芝蓉、安德烈欧塞（Alvise Andreose）《和德理（鄂多立克）生平、〈行程记〉成书与版本流传》和求芝蓉、马晓林、安德烈欧塞《和德理（鄂多立克）研究五百年》两篇文章，对鄂多立克的研究有很大推进。

李伯重撰写的《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从全球史视野来研究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在这个早期经济全球化阶段，各类官、私或军、商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建立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东亚世界海上国际贸易的发展。作者还有一部相关课题的通俗读物《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最近，李伯重发表《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与时间——全球经济史视野中的“丝绸之路”研究》，从全球经济史视角来分析不同时空下中国的海外贸易，即1～6世纪、6～10世纪、10～14世纪、15～18世纪中期四个不同阶段中海外贸易的规模大小和促成原因，指出到了第四个时期，中国借助西方开辟的世界市场，海外贸易的空间才得以空前扩大，并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李伯重与《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史视野下的考察》

从2019年起，北大历史学系开始承担“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项目，大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同年9月，与中国国家档案局合作，在北京大学档案馆举办“锦瑟万里 虹贯东西——中外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展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丝绸之路的文书、典籍、地图等重要文献资料，还有北大图书馆的珍贵文献及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外销瓷器，双方还合编了《锦瑟万里 虹贯东西：16～20世纪初“丝绸之路”档案文献集萃》。2021年4月，李伯重、董经胜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史视野下的考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汇辑了项目组成员已刊的海上丝绸之路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研究的论文。同时，《北京大学学报》也刊载了一组三篇“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栏论文，正如徐健教授在“主持人语”中所说的那样，这些文章“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丝绸之路的基本概念和解释体系重新做了考察和探讨，增加了新的历史解释维度，进一步证实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在形塑海上丝绸之路中不可或缺的贡献”。《北大史学》还将推出由党宝海与昝涛共同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刊。

总而言之，北京大学是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新史学中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镇，冯承钧、向达等诸位先生在研究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融入有关中外关系史或亚非史研究的范畴，促进了多方位的视角观察和研究进步。进入21世纪，由于郑和下西洋研究一度升温，全球化史观发生影响，以及随着中国考古队伍“走出去”，北大学人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课题更为广阔与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前景必将更加辉煌。

（为方便阅读本文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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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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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 翟浩帆 柯子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