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48—1036年间以敦煌为中心存在的归义军政权，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以914年为界，前期由张氏家族掌权，后期由曹氏掌权。前后期的归义军政权，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有许多明显的不同，迄今没有圆满的解说。本文提出曹氏统治者出自粟特后裔，并从敦煌粟特曹姓的来源、粟特人担任归义军要职的情况、曹氏与回鹘于阗的联姻、粟特人在曹氏政权中的地位等方面加以论证，从而对曹氏政权的特性及其对敦煌历史的贡献，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说明。

      敦煌归义军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期的归义军政权主要由张氏家族掌权 , 自848年至914年(包括金山国)；后期政权由曹氏家族掌权, 自914年至1036年 。

       自安禄山叛乱后 , 吐蕃陆续占领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848年, 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 赶走吐蕃守将 , 归附唐朝。851年 , 唐朝设立归义军 , 以张议潮为节度使。861年 , 张议潮率蕃汉兵攻占凉州 , 势力达到最盛期。以后 , 随着840年自漠北(蒙古高原)西迁的回鹘势力进入天山东部地区和河西走廊, 大概在866年, 仆固俊创建了西州回鹘 (西回鹘)政权。867年, 张淮深代张议潮掌归义军政权 , 但没有得到唐朝的支持。876年, 归义军西面的伊州被西回鹘攻占。东面的甘州、 肃州也渐渐被进入河西的回鹘占领, 这支回鹘势力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890年, 张淮深被杀, 沙州内乱, 张淮鼎 、索勋 、李明振诸子(母为张议潮女)、 张承奉相继掌权。内乱进一步削弱了归义军的力量, 辖境缩小, 基本上只能保有瓜、 沙二州六镇的范围。907年, 朱全忠废唐朝皇帝而建立大梁政权 。消息传到敦煌,，910年，张承奉自称白衣帝 , 建立金山国, 但很快被以唐朝外甥自命的甘州回鹘可汗击败 , 订立了“可汗是父 , 天子是子” 的城下之盟。

       914 年, 曹议金(名仁贵)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恢复归义军节度使的建置。与东面的甘州回鹘和西面的于阗王国联姻,，并在918年遣使中原王朝 , 受到后梁的封赠。曹议金为此在莫高窟建大型洞窟 (98 窟)来庆贺。925年 , 曹议金借甘州内乱 , 发兵征讨甘州回鹘 , 确立了曹氏为父、 甘州可汗为子的新格局。935年，曹议金卒，其子曹元德即位, 与甘州关系破裂。939年，曹元德卒, 弟曹元深即位。942—943年，借后晋册封于阗王李圣天的使者回京 , 曹元深与甘州和好, 并遣使与中原王朝沟通。944年，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在曹元忠统治期间，归义军文化昌盛，政局平稳。970年, 于阗与黑韩王朝攻战，向归义军求援。974 年，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976 年，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1002 年，曹延禄被杀，族子曹宗寿即位。敦煌文书最晚的一件纪年就到1002年，以后的归义军史只有史籍的片段记载。1014 年，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位。1036年，西夏占领沙州。

       从中原王朝的历史来说，归义军经历了晚唐、五代、 宋初三个时段。在晚唐时期，归义军本是唐朝设立的一个军镇，但由于位于中原王朝 “王命所不及” 的西北一隅，因此独立性很强。到了五代，虽然还称作归义军，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 新旧《五代史》附于《吐蕃传》，《宋史》则放在《外国传》。由于敦煌处在中西交往的孔道上 , 归义军的周边地区为回鹘、吐蕃、党项、于阗等民族占据 , 所以, 归义军虽然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但其民族的多样性和政权的国际性，使它与五代时期其他以汉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有许多不同，加之敦煌文献和洞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使得归义军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旨趣和意义。

       然而, 由于中国传世的典籍对归义军没有系统的记载，出土的敦煌文书又大多数支离破碎，迄今为止, 归义军史研究虽然有许多进步，但还有不少问题遗留下来。本文拟选取有关归义军曹氏统治者是否粟特人后裔的问题进行讨论。关于曹氏出自中亚的粟特人，前人有过这样的猜测，但没有论证。我在研究归义军史时，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这里只就曹氏为粟特人后裔的说法提出一些可能的旁证, 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思路来理解粟特后裔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

        敦煌文书和莫高窟题记中, 都说曹议金家族的郡望是谯郡，如写于 919 年的 P.3718 (8) 《张和尚 (喜首)写真赞》中说 “遂遇尚书谯公 , 秉政光耀” 。又莫高窟第100窟甬道题记有“谯郡开国公曹元德” 。自罗振玉以来，归义军史的研究者一般都信从 “谯郡曹氏” 的说法 。谯郡在今天的安徽亳县，三国中魏国的创立者曹操就出自这一门。曹操一族并非高门，但曹魏立国，使谯郡曹氏自魏晋以来成为士族。到了唐朝，更为望族。北图位 79 号 (8418) 《贞观姓氏录》亳州谯郡七姓中有曹氏；S.2052 开元时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亳州谯郡十姓中，曹氏名列第一。如果曹议金家族真的出自亳州谯郡的曹氏，则确实是敦煌地区的名门望族了。然而，敦煌的谯郡曹氏一族在曹议金出现以前没有见到任何记载 , 所以曹议金的来历是个谜。

       根据我们今天对敦煌社会和敦煌氏族的研究成果，自北朝隋唐一直到五代宋初，敦煌的大族保持了他们在敦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改朝换代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地位。因此 ，一些强有力的家族在敦煌的存在往往持续几个世纪。现存敦煌《名族志》、《家传》、地方志 、邈真赞 、墓志铭和莫高窟的碑记、供养人题记等资料，都集中展现了从唐朝经吐蕃到归义军时代敦煌几个大族的重要地位，如 P.2625《敦煌名族志》所记的张氏、 阴氏、索氏, 等等。如果曹议金出自谯郡曹氏，那么这一高门大姓至少应当是在吐蕃统治敦煌以前迁到敦煌的，那么，到五代时至少也有几代，他们的消息应当留存在敦煌的文书和莫高窟的题记当中。但是，在已知的材料当中，除了有关曹议金家族的资料外，很难看到有关谯郡曹氏的记载，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曹议金其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敦煌之有汉族出身的曹姓人家，可以远溯到东汉时期，其中最有名的是曹全，因为西安碑林中保存着书法史上著名的《曹全碑》。《曹全碑》称他是 “敦煌效谷人” , 曹氏先人自秦汉之际就 “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 , 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显然与谯郡不是一支，以后这一支在敦煌的历史上也几近绝迹。

        在张氏归义军时期, 比较有名的曹姓人物 , 是 P.4660 《邈真赞集》中收录的 “敦煌管内僧政兼勾当三窟曹公” 和 “入京进论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赐紫沙门曹僧政”，前者是出身 “武威贵族” 的 “陈王 (曹参)派息”，即远祖与曹全相同。后者未标出身何处，从其他文献可以知道其法名叫法镜，是吐蕃到归义军初期敦煌的佛教大法师法成的弟子，继法成讲经到中和四年(884年)，估计他不是出身中原大姓，否则赞文中一定会提到。因为同一写卷中显然为粟特后裔的康通信、康使君两人的邈真赞，也不提他们的郡望，所以我推测曹法镜也可能是出身曹国的粟特后裔。

       事实上，中亚粟特地区的曹国人，从很早时期就已经进入敦煌。池田温先生在 《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中指出，西魏大统十三年 (547年)瓜州 (敦煌)计帐样文书中，就有曹匹智拔、曹乌地拔，推测是出自曹国的粟特人。他根据唐天宝十载 (751年)敦煌县差科簿，详细分析了敦煌从化乡的粟特聚落情况，其中包括不少曹姓粟特人。吐蕃统治敦煌以后，这个聚落消亡。

       近年来，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和他的同事，陆续发表了一组文章，在姜伯勤先生《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一书关于敦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粟特人动向简要提示的基础上，对吐蕃和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粟特人，确切地说应当是粟特人后裔，做了详细的研究。根据人名来判断是否粟特人固然有些武断，但去除一些主观的看法，他们揭示的一些有关粟特后裔的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包括曹姓粟特人在内的粟特后裔的普遍状况。

       在吐蕃统治时期，大批粟特人皈依佛教，有的仍然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一些上层人士，如康再荣，担任了吐蕃的部落使；还有的人成为敦煌佛教教团的僧官，如康智诠任都统之职。从大量的敦煌文书记载来看，粟特的势力并没有过多地削弱，所以，在 848 年张议潮起义时，与之一同起兵的安景，应当就是当地粟特后裔的领袖。在张氏统治归义军时期，康通信、康使君和曹法镜可以作为敦煌后裔在僧俗两界的代表。特别是归义军的兵将当中，有不少人具有粟特的姓和汉式的名字，如 P.3547 《上都进奏院状》记张淮深派往唐朝出使的使团成员有：十将康文胜和康叔达、衙前兵马使曹光进、长行安再晟等。P.4640《己未至辛酉年 (899 —901)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记当时归义军的将领有：衙官米和儿、康义通、康沙子、康山海、米进晟、押衙康伯达、曹光进，都押衙曹光嗣，常乐县令安再宁，悬泉镇使曹子盈。曹子盈又见于S.619 号，其官职是 “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同号另一件文书是《归义军都虞候安怀恩状》。米、康、安三姓比较容易理解为粟特后裔，但曹姓因为也是汉族大姓，所以不能直接指做粟特人，但从敦煌粟特人在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大量存在，和敦煌曹姓粟特人的资料多于中原汉族曹姓的情形来分析， 上述归义军将领中的几位曹姓人物，很可能是粟特后裔。这也可以从他们的名字中往往有 “晟” 、“光” 之类的字眼 ，和他们往往出任的是武职军将这些方面得到印证。

       无论如何，从现存的敦煌资料来看，与其说曹议金是出自亳州鼎族或谯郡大姓，不如说他可能是出自粟特后裔的曹姓家族。这一家族的成员在张氏归义军的后期，即张承奉统治时期，或担当总管归义军兵马的要职都押衙，或出任归义军东部重镇悬泉和玉门两镇的军事指挥官，加上其他粟特人担任的归义军要职，如都虞候、衙官等，无疑为粟特后裔的上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曹议金是如何取代张承奉的，目前还没有清晰的史料来说明。但从张氏归义军时期一些大家族，特别是张议潮家族成员在曹氏归义军继续入仕的情形，表明两者的交替没有出现大的流血斗争。然而, 从前期张、 索、李三氏的政争最终权力回归到张承奉手中来看，要把政权从张氏转移到曹氏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粟特后裔的曹氏，除了要得到大批粟特后裔的支持外，还要得到汉族大姓的拥护。一个拉拢汉族大姓的手法，就是把自己也变成汉族大姓，而冒用汉族郡望的做法，在粟特人中间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曹氏能够得到汉族大姓的支持，政权的交替才能够比较容易地易手。

       总之, 曹议金自称的谯郡郡望是值得怀疑的，从敦煌整个曹姓的材料和张氏归义军时期粟特后裔势力渐渐膨胀的情况来看，曹议金很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

       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出任归义军节度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遣使甘州回鹘，并利用甘州回鹘可汗的帮助，遣使中原，希望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916年的遣使在凉州一带遭劫，两年以后，归义军使者才在甘州可汗和凉州仆射的协助下，到达后梁，得到后梁的恩诏。

        至迟在 918 年以前，曹议金已经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为妻；因为记载918年开始兴建的98窟的两篇功德记中 (P.3262和P.3718)，已经提到这位回鹘天公主。从98窟的供养人像的排列顺序中，我们知道这位回鹘公主是曹议金的第一夫人，钜鹿索氏是第二夫人，广平宋氏是第三夫人。如果把曹议金看做是谯郡曹氏出身的士族成员，那么他首先娶回鹘公主就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我曾把这种违背中原士族家法的做法，看做是曹议金的一种策略，即通过娶甘州公主，来重新确立与甘州可汗的父子关系，并借后者的帮助取得与中原王朝的联络。这一点大致不错。但是，当曹议金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后，当曹议金的另外两位出身汉族高门的夫人出现后，甚至当925年曹议金出兵打击甘州回鹘以后，曹议金的回鹘夫人的地位没有任何动摇，甚至在曹议金 935 年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相继执政, 却都把曹议金的这位回鹘夫人奉为 “国母天公主” (S.4245、P.3269、P.3457 、P.2187)，这恐怕不能只用政治婚姻的思路来解释。我们不禁要问：曹议金与回鹘联姻，有无种族上的关系?

       粟特人入华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习惯于内部联姻。如晚唐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娶康氏，其子弘敬娶安氏。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的曾祖母为安氏，祖母为米氏，母亲为何氏，他本人则娶安氏 (少帝生母)。天福四年 (939 年)《大晋故鸡田府长史何君政墓志》记, 何君政本人娶安氏，长子亦娶安氏，次子娶康氏，三子娶康氏。即使在中原内地，粟特后裔的内部联姻仍然顽强地保持着。

       曹氏的婚姻关系很难用汉族大姓的婚姻观念来看待。曹议金娶回鹘可汗之女和索氏、宋氏，后来嫁女给甘州回鹘可汗和于阗国王李圣天。曹元德、元深的情况不明，曹元忠夫人称 “浔阳翟氏”，是否可信也值得怀疑。翟氏是常常与粟特人通婚的一个胡姓，如武威粟特人安元寿的夫人为翟六娘，康国大首领康公夫人为翟氏，这使人觉得曹元忠的夫人也有可能有胡人背景，她的封号是 “ 凉国夫人”，也是值得琢磨的。曹元忠的儿子曹延恭夫人是慕容氏，为吐谷浑后裔。曹延禄夫人是于阗国王第三女天公主。据于阗文献记载，直到982年，于阗王室还曾遣使敦煌，想娶曹氏公主为皇后。敦煌曹氏与甘州、于阗的联姻，决不仅仅是政治上的 “和亲”，特别是曹氏与伊朗种族的于阗王族的婚姻关系，迄今还很难理清头绪，两者的密切程度，可能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多得多。P.4065曹元忠致于阗皇帝书中说 “ 某忝为甥舅, 欢忭极深 , 兼及诸亲, 皆增喜悦”，是这种亲密关系的很好描述。而且，由于敦煌和于阗的婚姻关系，不少于阗人就长年住在敦煌，包括于阗国的太子、公主等要人。

       曹氏与甘州回鹘汗族及于阗王族的联姻，很难仅仅用政治婚姻来解释，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同为胡族，甚至同为伊朗人种，在胡族内部联姻制的影响下而结合。也就是说，从婚姻的角度也可以为归义军曹氏出自粟特后裔的说法提供一个可能性。

       曹氏归义军与张氏归义军政权有着一些明显的不同，曹氏与回鹘、于阗的联姻，使得归义军的对外关系由以战争为主转变为以和平交往为主。在归义军内部，粟特后裔比张氏时期更加活跃，不论在内政和外交上，他们都居于重要的位置并起着明显的作用。由于曹氏的开放政策，促进了以敦煌为中心的多民族交往，10世纪的敦煌文化呈现出远比张氏时期更加丰富多彩的画面。

       在曹氏归义军的官府中, 粟特后裔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归义军使府内部, 有都头知内宅务安延达 (P.2703，972年)，掌管归义军节度使衙内事务，是曹氏的腹心。P.3440《丙申年(996)三月见纳贺〔于阗 ?〕天子物色人绫绢历》中，提到安都知(都知兵马使)、罗县令、曹都知、都头安珂敦、翟衙推、翟县令、曹安定都头、曹库官等。P.2814有《天成三年(928)三月都头知悬泉镇遏使安进通状》，表明归义军东部重镇悬泉，此时仍由粟特后裔掌管。P.2040《沙州净土寺入破历算会稿》，提到五代时的康指挥〔使〕、安指挥〔使〕、石指挥〔使〕。这些归义军内外重要官职为粟特后裔担任，表明曹氏统治者对他们的信任。如果曹氏也是粟特后裔的话，这一点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粟特后裔在归义军外交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 10 世纪的粟特后裔，或许已经忘记了他们本民族纯正的粟特语，但粟特人驾驭语言的天分，多少遗留在粟特后裔的身上。他们中间应当有不少人不仅能够讲汉语、藏语，而且可以讲回鹘语(Uighur)、于阗语(Khotanese)，和突厥化的粟特语(Turco-Sogdian)。由于粟特人的语言天才，自北朝以来，入华粟特人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充当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使者和翻译，如西魏时出使突厥的安诺陀，唐太宗与突厥谈判的中间人安元寿等等。代表归义军曹氏出使东西各国的使者，也有不少是粟特后裔。如914年曹议金一上台就派遣出使甘州回鹘的康奴子(北大图书馆藏102号)，951年归义军押衙康幸全出使伊州，958年沙州康员奴出使伊州，同年兵马使康员进出使西州，等等。周边国家派遣到沙州的使者，有的也是粟特后裔，如西州回鹘使臣在敦煌写的发愿文中(P.2988 + P.2909)，就有吐鲁番出身的安姓粟特后裔(turpan-ligh an enaï)。982年出使沙州的于阗使者张金山(CāKīmä-'sanï)，用粟特字母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于阗语《佛本生故事》(Ch .00274)的题记和《医理精华》(Ch.ii.002)的叶边。如果敦煌的统治者或者接待于阗使者的人员不懂粟特文的话，他的这一举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敦煌的下层社会中 , 粟特后裔也无所不在。最典型的例证是S.2894背(2)《壬申年(973)十二月廿二日社司转帖》:

1社司转帖

2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炉饼壹双，粟壹斗。幸请诸公等

3帖至，限今月廿三日卯时，于曹家酒店取齐，捉二人后到，罚

4酒壹角，全不来，罚酒半瓮。其帖速递相分付，不得停滞。如

5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赴本司，用凭告罚。

6壬申年十二月廿二日，录事张帖。

7社官曹、社长安、汜再昌、宋长友、梁延会、安丑子、曹兴定、张全子、阳

8长残、曹愿盈、令狐愿松、张幸全、安延子、董丑成、梁永千、令狐愿兴、张昌

9富千。

       这个民间结合的社，社官和社长都是粟特姓氏，社众当中也有些明显是粟特后裔，其聚齐的地点是曹家酒店，正是粟特人善于经营的商店，所以推测这是一个以粟特后裔为首的社应当是可以成立的。这表明粟特后裔虽然早就不再生活在粟特聚落当中，甚至被吐蕃和归义军政权有意识地分散到部落或乡里当中，但是到了10世纪后半期，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比较集中地住在一个区域内。

       曹氏统治者与回鹘、于阗的联姻，以及曹氏归义军与周边各族交往的增多，使得10世纪的敦煌聚集了更为繁多的各种族民众。同时，敦煌作为一个典型的丝路城市，东往西来的各国使者、商人、僧侣也不断经行此地，更增加了这里民族和文化的多元色彩。特别是10世纪后半期和11世纪初，由于东面西夏对甘州回鹘的侵逼和西回鹘王国势力的强大，敦煌内部聚集的回鹘民众日益增多，甚至在西回鹘王国的支持下，左右着曹氏归义军末期的政权。而970年到1006年于阗王国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黑汗)王朝发生长期战争及最后灭亡，促使大批于阗人东来沙州。回鹘和于阗人的大量存在，可以从敦煌文书和莫高窟题记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10世纪的敦煌文化也呈现出多彩的画面，其中包括某些粟特文化要素以不同于纯正粟特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唐朝时期，敦煌的粟特人在自己的聚落当中有自己的信仰中心祆祠，到了吐蕃时期，祆教祭祀活动不复存在。张氏归义军时，祆教又以 “赛祆” 的民间祭祀形式重新出现, 而且一直延续到曹氏归义军的后期。敦煌保存的一幅祆教女神像(P.4518.24)，从其绘画风格和特征来看，应当是10世纪的作品，表明敦煌民众的祆教信仰。据一件突厥化的粟特语信札 (Or.8212.86)，高昌的景教教士(Sergius)在给沙州突厥官人(El Bars Qutlur Alp Tarxan)的信中，问候敦煌的景教僧大卫 (David)，似表明敦煌景教僧人的存在。敦煌发现的P.4071“ 开宝七年(974)十二月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课” 的占卜书中，有这位名为康遵的粟特后裔转述的波斯星占术。

       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了10世纪沙州地区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也可以说是敦煌保持了一个国际都会面貌的完整展现。

       这些材料不胜枚举，它们都说明了曹氏归义军与张氏归义军在文化上的不同风貌。张氏时期刚刚推翻吐蕃的统治，以恢复唐朝各项制度为目的。而曹氏时期，则采取了以汉文化为主体，极力吸纳其他多种文化因子的做法。曹氏统治下的敦煌外来文化面貌的丰富多彩，是否有曹氏统治者本人源出胡人的背景，我不想就此做出肯定的结论，而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以便更圆满地解释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一些历史谜团。

       曹氏即使是粟特后裔，他们早已经被汉文化所同化，从文化而不是种族上来说，与汉人无异。但是，如果曹氏真的出身粟特，则他们还多少带有某些粟特文化的特征，并反映在婚姻和政策等许多方面，这些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曹氏归义军的某些特征。

       魏晋南北朝以来入华粟特人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目前对于粟特人的东迁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随着研究的进步和新资料的不断发现 , 相信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对敦煌粟特人的认识也将更加深入。

       敦煌不论从地理范围还是从州县等级来说，都不能算是很大的地方，但它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自汉代以来就是 “ 华戎所交, 一都会也” 。这里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商品中转站，又是中国文化西传的基地和西方文化东来的最初浸染地。自汉至唐，敦煌这个国际都会经历了多次的兴盛与衰败。在经过吐蕃统治和归义军张氏与周边势力的争斗以后，曹氏归义军政权维持了敦煌地区10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基本不受战争摧残，使得当地的多种文化得以保存，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面，可以说贡献巨大。相反，原本较敦煌更具规模的国际大都会凉州，却在这 100 多年里衰落下去，战乱频仍，不复昔日之盛。

      笔者今年 5 月 24 日曾以本文在日本大阪大学做过讲演 , 并就一些问题与森安孝夫、 吉田丰、 武内绍人、 荒川正晴诸先生进行过讨论 , 在此谨向诸氏表示感谢。

原文载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