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籍文献对鄯善国记载绝少，对其宗教记述亦只言片语。而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Stein）深入我国新疆腹地，于尼雅等遗址发现大量以佉卢文写就的简牍文书，才揭开鄯善这一西域古国的神秘面纱。通过对佉卢文文书内容的分析可见，鄯善国信仰佛教，而当地僧侣所过的纯然是一种居家生活。这些僧人虽然在寺院挂籍，却常年居住在俗家，与家人共同生活。鄯善佛教，亦呈现出世俗化，社会性特征。

鄯善国是古代西域诸国之一，系由楼兰国改名迁都而来，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西面和西南面。西汉时有14000余人，1570余户；养兵2900余人。自东汉建武以来，塔里木盆地诸国更相兼并，至三国时代，仅存五国，鄯善即其中之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曰：“由南道行，且志（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楼蓝国，皆并属鄯善也。”3世纪末至5世纪中期，常臣属于曹魏、晋及前凉、北凉、前秦。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万度归击鄯善，俘其王真达，以鄯善为镇。鄯善国灭亡。

鄯善国时期使用的官方文字是佉卢文。“佉卢文”一词系梵语“Kharosthī”的汉语译音，原文是Khara-（毛驴）和-osthi（嘴唇）两了加阴性语尾i构成的复合词，意为“驴唇文”，是印欧语系中印度雅利安语中的一种俗语方言。由于它最初流行于古代印度西北地区，故名“中古印度西北方言”。佉卢文起源于犍陀罗地区，后来流行的区域大都是受犍陀罗文化艺术影响的区域，并吸收了龟兹——焉耆语、于阗塞语、粟特语、希腊语及汉语等许多非印度词汇，与荟萃各种文化因素的犍陀罗艺术相类似，所以，学术界以又称为“犍陀罗语”。

斯坦因于尼雅遗址发现写有佉卢文的木牍

（图源：A.Stein, Ancient Khotan.）

3世纪中叶，佉卢文在印度逐渐消失。在其即将消亡的前夕，即3世纪30年代左右，这种文字却突然出现于我国塔里木盆地四周的于阗、鄯善等地。[1]现今已刊布的佉卢文文书达700余件，其中，除Kh.661号文书出土于安迪尔遗址，属于古代于阗国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属于古代鄯善国。[2]在属于古代鄯善国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涉及到古代鄯善国佛教，从中可以看出，僧侣过的纯然是一种居家生活。这些僧人虽然在寺院挂籍，却常年居住在俗家，与家人共同生活。前贤虽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在有关著作中或多或少有所述及，[3]但专题性的研究尚付之阙如。有鉴于此，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现刊相关佉卢文文书为依据，对鄯善国佛教僧侣居家生活的问题略作探讨。

僧侣可以娶妻生子，拥有户主身份

1．Kh.418：“据沙门菩达伐摩（Buddhavamā）申称，沙门舍利布多罗（Śāriputra）曾领登纽伽·阿没托（DenuġaAmto）之女尸舍特耶（Śirsateyae）作养女。沙门舍利布多罗将该女正式嫁给沙门菩达伐摩为妻。该妇女尸舍特耶之女儿，名布没那伐提耶（Pumñavatiyae）被嫁给沙门夷伐洛·阿塔摩（Jivalo Athama）为妻。该阿塔摩已死。”[4]

简言之，法师舍利布多罗将其养女正式嫁给法师菩达伐摩为妻。菩达伐摩之妻后生一女儿，法师又将其嫁给另一僧人。母女都嫁法师为妻，母亲曾是法师的养女，三位法师因为这一母女而形成了三代之间的亲属关系。

2．Kh.655：菩度娑（Budhosa）是沙门菩达尸罗（Buddhaśira）之子。[5]

3．Kh.419：菩地罗（Budhila）及菩达耶（Budhaya）是沙门阿塔莫（Athamo）之子。[6]

4．Kh.474：国王致税监谕令称：沙门众力（Samghapāla）拥有妻室、子女。“彼若系合法夫妻，根据法律，应给儿女均等财产。”[7]

5．Kh.621：沙门孙陀罗（Sundara）之女与陶工之子私奔。[8]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Kh.147有这样的记载：“唯9月5日，是时凡户主，人均一份”，这些户主以“布尼人之村落为界”，随之罗列主名36个，最后又注明 “太侯卢达罗耶（Rutraya）和沙门寿友（Jivamitra）告病”。[9] 显然，鄯善国的僧人可以有户主的身份。既然僧人可以结婚，那么，拥有子女，并同子女生活在一起，成为户主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僧侣中盛行蓄奴

考古发掘资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域各国即已进入奴隶社会。从尼雅等地出土的佉卢文文献看，魏晋时期，鄯善国虽步入封建社会，但奴隶制残余却依然存在，而且十分浓重。在鄯善国，国王、贵族、官吏、富翁、甚至一般平民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供他们驱使，[10] 僧人也不例外，对此，不少文献都有记载，如：

1．Kh.345：“沙门阿难陀犀那（ānandasena）在凯度多曾向注瞿钵借得谷物30米里马（milima）。后又借酒15希（khi）。另该沙门阿难陀犀那之奴，名菩达瞿沙（Buddhaghosha）又从余及鸠瞿钵之屋窃取丝绢（pata）12马身长……共计价达100穆立。”[11] “双方在法庭之外彼此已达成协议。该沙门将窃贼菩达瞿沙给啰苏（Larsu），作为相等于阿难陀犀那所借谷物110穆立（muli）及该被窃布匹等等12马身长之价款。cozbo啰苏亦放弃彼对该僧阿难陀犀那所借110穆立之所有权。自今以后，啰苏对该僧阿难陀犀那即无权要求归还该110穆立及提出彼奴偷窃之事。该僧阿难陀犀那对啰苏亦无权要求归还彼之贼奴。一切事情现均已解决，并且判决亦已到达。今后若沙门阿难陀犀那或其子、其孙、彼之任何亲属或亲属之子想推翻此事或对此判决提出异议，彼等重新申诉均不生效，并将受处罚……”[12]

2．Kh.506：沙门耽提伽（Tatiga）给沙门桑茄（Śāmcha）一个奴隶。桑茄曾将沙门婆多罗（Batra）送给耽提伽（Tatiga）作为交换。这暗示了僧侣蓄奴的共同愿望。我们从同一文书进一步得知，沙门桑茄还有一名奴隶舍难摩为其效力。对于僧侣对奴隶的争夺，作为法官的僧团成员并未反对，表明奴隶制在普通僧侣与贵族僧侣中已得到普遍认可并具体实施。[13]

3．Kh.358：该僧侣已作为奴隶赠于他人。[14]

上述记载说明，鄯善国僧人可以畜奴，奴隶作为私人财产可以由僧人的子孙继承，也可以象其它财产那样投入买卖市场。

与僧侣蓄奴的情况相对应，也有沙门沦落为奴仆者，如Kh.152载：“有一沙门，名曰法受（Dharmapriya），现在沙律韦耶（Saluvaae）之庄园。当此位苏摩塔（Sumata）抵达汝处时，应令苏摩塔将该沙门拘捕。该沙门系夫人摩施迪格（masdhiġe）及摩特格（motġe）之奴仆。彼之住所已出售给余。余等对所有这些均已决定。”[15]

僧侣可以收养子女，甚至参与妇女买卖

关于收养子女的文书，可见于Kh.553号文书，其中提到，苏耆耶（Suġiya）将沙门觉友（Buddhamitra）的男孩子帕特罗耶（Patraya）收为养子，所付抚养费已全部结清。[16]另一件编号为Kh.418的文书则曰：沙门舍利布多罗（Śāriputra）收养一女儿。[17]

此外，Kh.437还提到，沙门菩达犀那（Buddhasena）购得一身高5 distis之女。[18]这是鄯善国僧人参与人口买卖的直接证据。至于买卖这些人口有何用途，是收养还是蓄奴，由于史料缺载，不得而知。

僧人可置办田产

1．Kh.549：“此字据[立于]4月7日。莫伽多（Moġata）及摩尼吉耶（Mañiġeya）在伟大国王托没伽罗迦（Tomgraka）……该二兄弟将能种1米里马10希籽种之土地卖给沙门僧伽菩地（Samghabhūti）。摩尼吉耶及莫伽多得于阗alena粗地毯1条及谷物5米里马作为地价。价格共计为15穆立。双方在此公平的条件上达成协议。今后，无论何人对此有异议，彼之翻案在王廷均属无效。”就是说，僧人僧伽菩地购买土地一块，以一条于阗粗毯和5米里马谷物作为地价。[19]

2．Kh.652：“有一僧人，名达摩啰陀（Dhamalada）。彼愿将能种1米里马籽种之土地一块卖给司书莱钵多伽（Lyipatġa）。彼得酒10希及agjsdha3[单位]作为地价。该事业已决定。自今以后，莱钵多伽对该地有全部所有权。”[20]易言之，阿莫瞿迦（Amgoka）陛下在位时，沙门达摩罗陀（Dhamaladha）将土地一块出售，得到酒和织物作为地价。

3．Kh.655：“沙门菩达尸罗（Buddhaśira）及其子菩度娑（Budhosa）愿将misi地一块卖给沙门kutajadaga菩达钵尔摩（Buddhapharma）。该地之播种量为1米里马5希。”[21]

4．Kh.582：沙门夷毕耶（Yipiya）出售土地，得到价值地价的三匹马。这些买卖行为被起草和签署在尼雅出土的有关僧侣的文书之中。[22]

5．Kh.473：沙门众吉（Samghaira）非法抵押他人葡萄园一所和耕地一块。[23]

6．Kh.431+432：沙门佛陀先那（Buddhasena）系耶吠村地主，征收佃户赋税。[24]

7．Kh.358：沙门苏陀娑那（Sudarśana）在被拘禁之时仍依赖于其佃户。[25]

从这些文书可以看出，鄯善国的僧人可以置办田产，拥有土地或葡萄园等，而且还可以自由买卖，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僧侣可饲养牲畜

1．Kh.546：沙门法爱（Dharmapriya）在且末从他人处得骆驼一峰，又以此与别人交换。[26]

2．Kh.122：僧伽之主索都吉（Sutoge）购买牝牛一头。[27]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在3世纪末至5世纪中期间，鄯善国僧侣虽名为出家人，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地地道道的居家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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