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犍陀罗地区被孔雀帝国占领。虽然，塞琉古一世曾进军中亚和印度，试图恢复希腊人对兴都库什山区以南的控制，但未能成功。在孔雀帝国的治下，犍陀罗一地继续发展，成为了孔雀帝国的政治中心之一，相传阿育王就一度定都于塔克西拉城。[7]孔雀帝国衰落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和印度帕提亚人又相继成为犍陀罗地区的主人。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这些后继者们对犍陀罗地区的城市进行了修复和扩展。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的“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就是在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统治期间，由一个驻军点逐渐扩展成一座城市，并与原来的迦毕试城（Kapisa）相融合；[8]而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Sirkap）城也是建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之手，并被后来的印度—希腊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继续使用。[9]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希腊著名的诡辩家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他曾提到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在帕提亚国王瓦尔达尼斯（Vardanes）的安排下，到印度—帕提亚的统治者弗拉奥特斯（Phraotes）的宫廷以及塔克西拉城进行访问。[10]作者借阿波罗尼乌斯与当地人的问答，对塔克西拉城的大致情况和著名的詹迪纳尔神庙（Jandial Temple）等做了描述。虽然该书有伪造的嫌疑，[11]但是文中对塔克西拉城和詹迪纳尔神庙的描述，基本可以和马歇尔在塔克西拉的考古发掘成果相印证，这无疑证明了当时塔克西拉城的繁荣。

可以说，正是犍陀罗地区城市的蓬勃发展，为贵霜城市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当贵霜人用军事征服的手段征服犍陀罗之后，作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贵霜人被这些繁荣的城市所吸引，将它们保留了下来或者加以改建，贵霜帝国在犍陀罗地区的城市也就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在犍陀罗地区的众多贵霜城市中，首先必须提及的是贝格拉姆（Begram）。一般认为该城就是在部分汉文史书和佛教典籍中提及的“迦毕试国”的所在地，[12]在西方古典文献中，它则被比定为亚历山大所建的“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城”。[13]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该地只能说是犍陀罗地区的边缘，但从地理上看，它是丝绸之路在兴都库什山南麓的第一站，既是丝路中亚段的终点，也是丝路印度段的起点。尽管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并没有将“迦毕试国”归于印度的章节，但作为由中亚进入印度的主要隘口，[14]亚历山大大帝对印度河流域的进攻的确途经此地。

贝格拉姆主要由两处大型遗址所组成，贵霜时代的遗存主要位于“新王城”遗址。它以原来的希腊式城市为基础，城区呈矩形，南北相距800米，东西则为450米，沿着城墙还有瞭望塔和壕沟，在城市的东北方还有一座要塞。[15]贵霜帝国主要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将贝格拉姆纳入自己的版图，除了前文提到的《后汉书·西域传》的记叙之外，在达希迪纳沃3号（Dasht-I Nawur III）铭文中，也有贵霜国王（国王名字写作Katvisa，可能是早期贵霜王名中Kadphises一词的对译）登上山岗俯察迦毕试城（铭文作Kam-pi-sa）的记载。[16]依据罗曼·吉尔什曼（R.Ghrishman）的考古发掘，贝格拉姆的新王城遗址大约始建于公元1世纪，最后在公元3世纪40年代因萨珊波斯的入侵而废弃。[17]

作为出入印度的交通隘口之一，贝格拉姆城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来源广泛。中国的漆器、希腊罗马的青铜雕像和石膏制品、东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制品、帕提亚的羊头来通、印度的象牙雕刻在贝尔格拉姆遗址中都有出土。[18]这一方面证明了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异方奇货，多聚此国”[19]一说并非虚言；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贝格拉姆与巴克特里亚地区、中国西域、印度中南部和地中海世界等地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商贸往来。

从贝格拉姆再往东南，是犍陀罗的核心地区。该地坐落着另外两座著名的城市遗址，分别是布色羯逻伐底和“布路沙布逻”（Peshawar，部分汉文史籍也称之为“弗楼沙”或者“富楼沙”，位于现今白沙瓦城）。起初，犍陀罗地区的中心在布色羯逻伐底，自贵霜王迦腻色迦一世开始，贵霜都城改为白沙瓦城，犍陀罗的核心遂逐渐向白沙瓦转移。

布色羯逻伐底大致位于现今巴基斯坦的查尔萨达市（Charsada）附近，其主要遗迹有两处，一处位于米尔·吉雅拉特（Mir Ziyarat），一处位于巴拉·西沙尔（Bala Hissar），又叫谢汉·德里（Shaikhan Dheri）。其中，谢汉·德里遗址的考古发掘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从布局上看，该遗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希腊建筑风格的影响，总体呈四边形，几组平行的街道将城市划分为几个大区，城中心有一座大型建筑遗迹，学者们推断它很可能是一座佛塔。[20]除了完备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以外，该城还有完善的排水渠、公用的火坛、专门的浴室以及众多大小不一的民居，[21]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大唐西域记》中该城“居人殷盛，闾阎洞连”的记载。[22]

谢汉·德里出土的文物主要涉及钱币、赤陶俑、陶罐、雕塑等日常用品。其中，雕塑和陶器的风格虽以印度风格为主，但也不乏地中海地区和希腊主题的雕塑，如亚历山大大帝、赫拉克勒斯等人的赤陶俑，显示出该地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地位。[23]此外，该遗址出土的钱币共有219枚，其中5枚属于库就拉·卡德菲赛斯（Kujula Kadphises，被比定为《后汉书·西域传》中的丘就却），38枚属于索特·美加斯（Soter Megas，字面意思是“伟大的救主”，具体身份未定），60枚属于威玛·卡德菲赛斯（Vima Kadphises），77枚属于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 I），31枚属于胡韦色伽一世（Huvishka I），8枚属于瓦苏提婆一世（Vasudeva I）。结合《后汉书·西域传》的相关记载，我们不妨推断，贵霜帝国对谢汉·德里的控制可能开始于库就拉·卡德菲赛斯（丘就却）时期，衰落于瓦苏提婆一世时期。

自迦腻色伽一世开始，犍陀罗的政治中心逐渐向白沙瓦转移。此城位于喀布尔河的冲积平原，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有“（犍陀罗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谷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气序温暑，略无霜雪”[24]的记载。不过，由于现在的白沙瓦市在古代遗址之上，因此该城并没有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于白沙瓦城在贵霜帝国时期的城市和商贸情况，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考古文物进行推测。其中，最重要的证据莫过于钱币。

根据米契纳尔（Michael Mitchiner）的看法，白沙瓦曾是贵霜帝国重要的铸币中心之一，迦腻色伽一世、胡韦色伽一世、瓦苏提婆一世的部分铜币以及晚期贵霜帝国的部分金币就铸造于此。[25]同时，按照罗伯托·布雷西（Robert Bracey）的进一步分析，白沙瓦地区出土的贵霜钱币还有其自身的标志，工匠们会用梵语刻上Pa，以表示该钱币是由白沙瓦出产。[26]在笔者看来，白沙瓦能够最终成为贵霜帝国的铸币中心，并发行具有自身特色的钱币，就足以证明该城商贸的活跃。此外，在白沙瓦地区出土的贵霜钱币数量极多。波比拉赫奇（Osmund Bopearachchi）在分析早期贵霜编年的时候曾提到，仅在白沙瓦的一处钱币窖藏中，就出土了4000枚带有威玛·卡德菲赛斯和迦腻色伽一世标记的金币。[27]这无疑也是该城商贸发展的重要佐证。

白沙瓦城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文化上。该城佛教造像优美，是犍陀罗艺术的中心之一，但最能代表贵霜时期该城文化特点的艺术品，当属在此地一座佛教寺庙中发现的迦腻色伽舍利盒。[28]从造型上看，该舍利盒的顶端以三位神灵的雕像为装饰，佛陀居中，印度教的梵天和因陀罗分立两侧，佛陀的形象高大，梵天和因陀罗双手合十，似有遵从佛教之意。盒盖的下方是带翅膀的神灵，造型类似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舍利盒的盒身另有装饰，迦腻色伽本人的立像居中，手持权杖，肩扛花束，伊朗神话中的太阳神和月亮神分居两侧，体现出贵霜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面是佛陀坐像以及两位扛着花束的使者，造型颇有罗马墓葬艺术的风格，但使者装束是普通人，而并非罗马墓葬中的小爱神，或小天使的形象。可以说，借由这个舍利盒，伊朗宗教、印度教、佛教、希腊罗马宗教得以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能够最终汇聚于白沙瓦，很显然也是得益于城市商贸的发展和人口往来的频繁。

从布色羯逻伐底和白沙瓦再往东南，就是塔克西拉（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附近）。汉文史书称之为“呾叉始罗”“竹刹尸罗”或者“石室国”。从地理位置上看，塔克西拉位于旁遮普边缘，是犍陀罗地区的南大门，地理条件十分优越。马歇尔在介绍塔克西拉遗址时就曾提到，从华氏城到西北印度的“皇家大道”就途径塔克西拉；[29]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提到“（呾叉始罗国）地称肥沃，稼穑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30]

目前，塔克西拉城已经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掘，它由三处主要遗址组成。最早的遗址在皮尔丘（Bihr Mound），属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孔雀帝国时期。第二个遗址是西尔卡普，它由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所建，一直被使用到了贵霜帝国的中期。真正建于贵霜帝国时期的遗址是斯尔苏克（Sirsukh），其建立时间大约是在索特·美加斯或者威玛·卡德菲赛斯时期。此外，塔克西拉一地还有大大小小的佛塔和神庙遗址，比如：达摩拉吉卡（Dharmarajika）佛塔遗址、喀拉宛（Kalawan）寺庙遗址等。

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记载，贵霜帝国对该地的控制主要依靠铭文和钱币来证实。在达摩拉吉卡的佛塔遗址就曾出土过一份刻在银锭上的铭文，其中记载，一位叫乌拉沙卡（Urasaka）的巴克特里亚人于阿泽斯纪元136年将佛陀的遗骨供奉在达摩拉吉卡佛塔，并为贵霜国王、家人和自己祈福。[31]由于其中出现了“大王、王中王、天神之子、贵霜王”（maharajasa rajatirajasa devaputrasa khushanasa）的字样，这则铭文目前成为了贵霜人控制塔克西拉的最重要证据之一。从出土的钱币上看，在塔克西拉诸遗址中的贵霜钱币分布广泛，而且各具特点。其中，在西尔卡普遗址出土的贵霜钱币最多，大约有2641枚，按照马歇尔的分类，归于库就拉·卡德菲赛斯名下的钱币共有2522枚，归于索特·美加斯名下的钱币有12枚，另有37枚是属于威玛·卡德菲赛斯，39枚属于迦腻色伽一世，4枚属于胡韦色伽一世以及27枚属于瓦苏提婆一世。[32]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斯尔苏克遗址。在此出土的37枚贵霜钱币中，有4枚属于库就拉·卡德菲赛斯，3枚属于威玛·卡德菲赛斯，12枚属于迦腻色伽一世，1枚属于胡韦色伽一世，11枚属于瓦苏提婆一世以及6枚磨损较严重的晚期贵霜帝国的钱币。[33]可以说，从贵霜钱币的分布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贵霜帝国对塔克西拉的控制始于库就拉·卡德菲赛斯，衰落于瓦苏提婆一世之后的晚期贵霜时期。

从布局上看，西尔卡普遗址基本上沿用了希腊式城市的规划，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其南北长1300米，东西最宽处达900米，一条主干道将城市分成东西两个大区，其他的支路与主道垂直，城市的四周还有厚实的城墙和防御用的堡垒。[34]这与中亚的希腊化城市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西尔卡普遗址出土的文物虽然大多属于巴克特里亚王国、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时期，但是在部分已经确定属于早期贵霜时代的地层中，也出现有希腊罗马样式的耳环、戒指以及玻璃珠子等工艺品，这表明了东西方商品交换在早期贵霜时代的存在和活跃。[35]

如果说西尔卡普遗址主要属于巴克特里亚王国、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的话，那么斯尔苏克遗址则毫无疑问是属于贵霜人的城市。该遗址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约1400米长，东西约1000米宽，附近的伦蒂河为其提供了天然的保护。[36]通过对遗址南面和东面的部分城墙残迹进行的分析，马歇尔指出，斯尔苏克的城墙与西尔卡普的城墙有着一定的差别。首先，其手法主要采用的是印度—帕提亚人以石灰岩筑墙的工艺；其次，墙上有观察孔，可以让守卫者不用登城即可观察城外情况；最后，城市防御用的棱堡是半圆形，底层空心，增加了防御的层次感。[37]这表明贵霜时代的城市建筑风格在吸收了希腊式建筑工艺之后有了自己独特的改进。

由于该遗址范围内有现代的村落存在，学者们只能对其进行局部的发掘，所以斯尔苏克的考古成果远不如西尔卡普那样丰富。不过，据马歇尔对遗址中几所民居的发掘可知，斯尔苏克的民居不仅房间众多且都有自己的院落和储藏室，[38][这表明当时的城市商贸和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同时，在一所民居里还出土了一片用于戒指装饰的光玉髓，上面有胜利女神尼刻的图案；一个灰色片岩材质的蛇形支架，其顶部是科林斯柱式的装饰，架底刻有一个半身男子像，但手法相对粗糙。此外，还有57枚用于装饰的珠子，质地包括了玛瑙、光玉髓、绿松石、天青石、水晶、贝壳、釉陶、玻璃、珍珠等东西方贸易中常见的原材料。这些产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斯尔苏克遗址在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39]

以腊跋闼柯铭文所提及的憍赏弥城为例。该城位于恒河支流朱木那河东岸，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其“土称肥沃，地利丰植，粳稻多，甘蔗茂”。[42]从考古发掘上看，憍赏弥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包括陶器、赤陶俑、小型雕像、珠子、金属制品、象牙雕刻、玻璃器皿和熔炼用的坩埚等，暗示了憍赏弥可能是恒河流域一个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43]不过，从憍赏弥出土的钱币上看，贵霜的钱币经常和南部印度诸国的钱币相混杂，而且数量远不如印度币。以城中主要的三处窖藏为例，第一处窖藏的54枚钱币中只有1枚迦腻色伽一世的钱币，3枚胡韦色伽的钱币和1枚瓦苏提婆的钱币，其余大部分是印度币；第二处窖藏的134枚钱币中只有一枚属于迦腻色伽的钱币；第三处窖藏的贵霜钱币只有4枚而且磨损严重，其余都是印度币。[44]笔者认为，这种不同钱币混杂的情况，一方面是双方相互贸易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贵霜帝国对憍赏弥城的控制可能并不稳固。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沙祗大，它大致位于恒河中游，憍赏弥城附近，一般被学者们比定为《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沙奇城。[45]按照《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贵霜人控制印度河流域后曾继续向印度腹地进军，征服了一个叫“东离”的国家，其都城就是沙奇城。[46]从地理上看，沙祗大城大致位于憍赏弥与华氏城之间，这与腊跋闼柯铭文中的行文顺序吻合。不过，贵霜帝国对沙祗大的控制也比较松散，因为在《魏略·西戎传》中就曾提到过一个叫“车离”的国家，其国都城也是沙奇城。车离、东离，一字之异也，因此被比定为《后汉书·西域传》中的东离。按《魏略·西戎传》的记载，贵霜帝国主要向该城征收劳役和税金。[47]可见，该国与憍赏弥一样，虽然受到了贵霜帝国的控制，但并没有被实际占领。

尽管贵霜人并没有能够完全控制恒河中游的所有城市，但贵霜城市在恒河中上游的出现却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城市当属秣菟罗（Mathura）。该城位于恒河支流朱木那河的西岸，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沟通犍陀罗、旁遮普和恒河中上游的交通枢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有“（秣菟罗）土地膏腴，稼穑是务……出细班牦及黄金。气序暑热，风俗善顺，好修冥福，崇德尚学”[48]的记载，而法显更是将其作为《佛国记》中“中天竺”部分的开篇。[49]贵霜帝国对该城的控制主要靠铭文来证实，在秣菟罗出土的部分铭文上就有贵霜王向该地寺庙进行奉献的记录。[50]

虽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秣菟罗城的考古发掘非常零碎，但在零星的考古发掘中也有不少重要文物出土。例如：在1954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中，秣菟罗的贵霜地层就出土了不少铁器、石盒、赤陶俑和一个用绿松石装饰的蓝色琉璃瓦顶尖。[51]德国考古队于1960年对桑科（Sonkh）遗址进行了发掘，除出土了大量的赤陶俑之外，还发现了120枚贵霜的钱币，其中有两枚钱币是属于胡韦色伽一世，剩下的大多是瓦苏提婆一世或者是迦腻色伽三世的钱币。[52]这一方面证明了秣菟罗地区手工业的发达和商品交易的活跃，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贵霜对秣菟罗的控制可能要相对较晚。按照印度学者笈多（Parmeshwari Lal Gupta）的梳理，秣菟罗地区出土的贵霜钱币主要归属于威玛·卡德菲赛斯到瓦苏提婆一世的贵霜诸王，除了少数疑似索特·美加斯的钱币之外，早期贵霜国王的钱币并未出现于秣菟罗。[53]这表明了贵霜帝国控制秣菟罗地区的年代恐怕要始于威玛·卡德菲赛斯，一直持续到了晚期贵霜时代。

与白沙瓦相似，秣菟罗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也主要体现于文化上。虽然，秣菟罗的宗教造像成就极高，[54]但该地的国王和人物造像却更能说明问题。在秣菟罗的马特（Mat）地区曾出土过一尊刻着Vima Taksuma之名的国王坐像。这尊坐像身披一件中亚风格的束腰外衣，脚穿一双长长的游牧民族毡靴，这与传统印度的服饰截然不同。[55]最有代表性的证据就是塞人风格尖顶帽的出现，在秣菟罗地区就曾出土过一些头戴塞人风格尖顶帽的赤陶俑，其造型酷似中亚达尔弗津达坂（Dalverzin tepe）出土的“塞人王子”，这很可能是贵霜人对塞人艺术形式的一种保留。[56]同样的尖顶帽形象还出现在贵霜国王的钱币上，从迦腻色伽一世开始，钱币上的国王也常常会戴着尖顶的王冠。[57]由此可见，即使是进入了恒河上游地区，中亚塞人的艺术风格依然是贵霜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的文化通道作用可见一斑。

贵霜人在恒河地区的另一处重要城市是舍卫城（Sravasti），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室罗伐悉底”。该城是恒河地区重要的佛教圣地，给孤独长者用金砖铺地、购得太子祗园、请佛陀说法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由于贵霜人在向印度的扩张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佛教，舍卫城自然成为了贵霜国王宣扬佛教的重要场所。虽然《大唐西域记》对该城物产信息的记录不详，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坎宁汉、马歇尔等学者的考古发掘，贵霜人在舍卫城的活动最终得到了证实。

从出土的钱币上看，在舍卫城遗址的一个陶罐中曾经出土过107枚贵霜帝国的钱币，其中大多也是属于迦腻色伽一世、胡韦色伽一世和瓦苏提婆一世。[58]在贵霜时代的佛塔和窣堵波中，还发现了一尊有迦腻色伽名字标识的菩萨像，以及大量黄金做的珠子和珍珠，这无疑暗示了舍卫城作为贵霜帝国宗教中心的繁荣，给孤独长者金砖铺地的典故，看来并非完全虚构。此外，伴随着朝圣者的往来，该城的商贸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舍卫城18号窣堵波就曾出土过一个用秣菟罗特有的红色泥石制作的底座，显然是从秣菟罗贩运而来。[59]

与向恒河流域的扩张几乎同时，贵霜人也沿着印度河，控制了旁遮普的大部分地区，印度河河口附近的原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的海港也被纳入了贵霜帝国的版图。不过，相对于贵霜在印度内陆的城市，有关贵霜人在这些港口的活动，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考古和印度方面的文献进行推测。

从考古发掘上看，完全被贵霜帝国所控制的港口是巴巴里库姆（Babaricum），它位于印度河的河口，距离现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不远。《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就曾提到过该港口的地理、水文和进出口贸易的情况。[60]此外，一些零星的考古发现证明贵霜帝国可能控制该地。例如：许多属于晚期贵霜王迦腻色伽三世的铜币就曾在巴巴里库姆附近的班布尔（Bambore，今巴基斯坦卡拉奇港附近）地区被发现。[61]

早在亚历山大东征时期，从巴巴里库姆到塔克西拉的贸易通道就已经渐具雏形。据阿里安的记载，亚历山大曾在印度河流域建立或重修了数座城市和驻军点。如庆祝希达斯皮斯战役胜利的尼卡亚（Nikea）和纪念其战马的布西法拉（Boukephala）。[62]在沿印度河南下撤军途中，亚历山大还派大将赫淮斯提昂在印度河中游的帕塔拉（Patala）一地修建过防御工事、港口和码头等设施，[63]并在印度河与阿塞西尼斯河的交口和印度河下游的索格多伊（Sogdi）地区进行过一定规模的建城活动。[64]

虽然，亚历山大在此地所建的城市在贵霜时期是否依旧存在，目前尚待考证。[65]但从《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的记载来看，至少在贵霜帝国早期，这条支线依旧是畅通无阻的。从巴巴里库姆进口的货物会溯印度河而上，到达一座叫明纳加尔（Minnagar）的印度—斯基泰人王城。[66]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塔克西拉所出土的玻璃制品。虽然印度本地也有制造玻璃的技术，但质量上乘的玻璃制品还是来自地中海世界。在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遗址，学者们就曾在公元1世纪前后地层中出土过一些红色不透明的玻璃碎片，马歇尔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从亚历山大城进口的未加工的毛玻璃。[67]此外，在同一地层还出土了一个蓝白两色套色的玻璃碗，上有浮雕，整个碗以蓝色玻璃为基底，上面用乳白色的玻璃装饰，样式跟大英博物馆中英国波特兰岛（Isle of Portalnd，今英国多赛特郡波特兰岛）地区出土的器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很可能都是来自罗马帝国。[68]

相对于巴巴里库姆，贵霜帝国对另一处港口——婆卢羯车（Barygaza）的控制则并不明显。尼利斯（J.Neelis）曾提到，从乌贾因（Ujjain）到婆卢羯车一线的实际控制者是西部的塞人总督，他们和印度南部的百乘王朝（Satavahana）围绕婆卢羯车一地进行过多次的争夺。[69]贵霜帝国对这些塞人总督采取的是羁縻政策，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在秣菟罗的马特神庙中就有一尊名为卡斯塔纳（Castana）的塞人总督雕像。[70]按照托勒密的《地理志》的记载，婆卢羯车附近曾有一座名为欧泽那·雷吉亚·提雅斯塔尼（Ozena-Regia Tiastani）的城市，其中欧泽那（Ozena），一般指的是现在的乌贾因地区（Ujjain），而提雅斯塔尼（Tiastani）一词与卡斯塔纳一名有一定的相似之处，[71]很可能暗示了该总督曾一度控制婆卢羯车附近的乌贾因等地，并得到了贵霜帝国的承认。

以这两座港口为基础，贵霜帝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尤以从印度到东南亚及中国海路的确立为主要成就。其实，早在贵霜帝国建立之初，这条路线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只提及“秦尼”的大致方位，以及从该地出口的生丝和丝绸，经巴克特里亚运往婆卢羯车，并转销各地的情况。[72]随着贵霜帝国的扩张和海运的发展，到了公元2世纪中后期，这条贸易海上通道已经渐具规模。《后汉书·西域传》中就有天竺和大秦的使者经南海、日南郡到中国的记录。[73]虽然，这些大秦王安敦的使臣是否是商人的诈称，目前尚无定论，但其途经的日南郡却颇为值得注意。一般认为日南郡大致位于今天广西和越南交界地区。[74]尽管张骞关于“大夏有蜀布邛竹杖”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西南陆路的存在，但相对于崎岖难行的滇缅道，经海路到东南亚和中国要更为便捷。大秦与天竺的商人能够到达日南郡，实际上就暗示了从贵霜港口巴巴里库姆和婆卢羯车，经斯里兰卡，到东南亚和中国实有海路可通。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波比拉赫奇就曾提到，在斯里兰卡地区曾出土过迦腻色伽一世、迦腻色伽二世和瓦苏提婆二世的钱币，[75]而在越南的湄公河流域也有索特·美加斯和威玛·卡德菲赛斯的钱币出土。[76]虽然，自瓦苏提婆一世开始，贵霜帝国逐渐式微，但这条海路却并未因此而衰落，它继续承担着从东地中海，经印度，到东南亚和中国的海上贸易。在《北史·西域传》中就有“（大秦）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77]的记载。

早在西汉时期，罽宾—乌弋山离道实际上就已经初现端倪。《汉书·西域传》中就记载了从子合（今皮山）出发，经乌杔国，涉悬度，最后到达罽宾和乌弋山离的大致路线，在之后的《后汉书·西域传》中，随着东汉帝国与于阗关系的发展，这条道路则更多取道于阗地区。[80]贵霜帝国崛起之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部分地区都被贵霜人纳入了其帝国的版图之中，这条支线上的主角也随之变成了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

为了抵抗东汉的威胁，贵霜人加强了罽宾一线的防御力量。现今的瓦罕河谷一带存在着一些最初由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建立的堡垒，如：卡哈卡一号城堡（Kaakhka I）、纳姆德城堡（Namdgut）、阳存一号城堡（Yamchun I）和兰干尔城堡（Langar）等。[81]它们起初是用于抵御东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贵霜时代被继续使用，部分城堡还发展成了小型的城市。这些在瓦罕地区的城市，一方面为贵霜大军翻越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为罽宾—乌弋山离道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

除瓦罕地区之外，在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尔地区，同样也有贵霜人活动的迹象。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北传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克什米尔结集（又称迦湿弥罗结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提到了这次结集的情况。[82]该地能被迦腻色迦王作为佛教结集的地点，其本身就暗示了该地文化的繁荣和佛教的兴盛。另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出土于拉达克（Ladakh）的哈拉策铭文（Inscription Khalatse）。该铭文实际上只有一句话，提到了当时统治该地区的国王叫维玛·卡弗提萨（Uvima Kavthisa），学界一般将之被比定为威玛·卡德菲赛斯，[83]这也是贵霜人控制克什米尔地区的证据之一。此外，克什米尔地区还发现了一些贵霜帝国的钱币，包括了从库就拉·卡德菲赛斯到瓦苏提婆一世的贵霜诸王。[84]

有关贵霜人在克什米尔建城的记载主要来自印度的文献。根据卡尔哈那（Kalhana）创作的史诗《罗阉塔兰吉尼—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Rajatarangini），曾有三位名为Huska（很可能是胡韦色伽一世）、Juska（具体所指不详）和Kaniska（很可能是迦腻色伽二世）的贵霜国王，先后控制过克什米尔地区并建造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城市护瑟伽普尔（Huskapur）、贾斯卡普尔（Juskapur）和加尼斯普尔（Kanispur）。[85]其中，加尼斯普尔于1998~1999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掘，该遗址位于印度克什米尔邦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附近，主要由诸多小遗址构成。从出土的文物上看，有关贵霜时代的遗物主要是贵霜钱币、赤陶俑和陶罐。其中，钱币大部分属于迦腻色伽一世（也可能是二世），从部分陶罐风格上看，它们与马歇尔在塔克西拉诸遗址出土的陶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显示出该地与犍陀罗地区的商贸联系。[86]

从罽宾开始，这条支线接通了前文提到的经贝格拉姆和犍陀罗地区，前往恒河流域的丝路主干，但它并非到犍陀罗诸城为止，而是继续向西南延伸至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地。其中，喀布尔一般被定位于《后汉书·西域传》中所提到的高附地区。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就有“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附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87]的记载。嗣后的《魏略·西戎传》更是明确提到了高附国隶属于大月氏。[88]因此，贵霜帝国对喀布尔地区的控制没有太大的争议。从考古发掘上看，无论是在喀布尔附近的哈达遗址还是在喀布尔城外的佩特兰马杰神庙，都有不少贵霜时期的文物和贵霜多元风格的建筑被发现，[89]显示了该地区与贵霜帝国联系的密切。

从喀布尔地区再往南，就到赫尔曼德河畔的坎大哈，西方文献中则将之称为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不过，它是否就是比定为《汉书·西域传》中提到乌弋山离城，目前尚有一定的争论。[90]从考古发掘上看，坎大哈是否是贵霜帝国的领土目前并不明确。再加上近代以来的战乱，阿富汗的考古发掘受限，而阿富汗地区的博物馆又大多被战火所毁坏，馆藏文物多有散失，此问题只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从坎大哈再往西或者西南，就到了现在的锡斯坦，它是塞人最后控制的地区，再往西前进就是帕提亚的领土。

总的来说，伴随着贵霜帝国的建立，贵霜与东汉的博弈主要围绕罽宾—乌弋山离一线展开。为了抵抗东汉的威胁，贵霜人对帕米尔和克什米尔一带的军事据点进行了大力的拓展，罽宾—乌弋山离一线的城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91]部分城市甚至保留到了唐代。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就曾提到，玄奘在途经迦湿弥罗国（克什米尔）时，曾借宿于一座名为“护瑟伽罗”的寺庙。[92]从语音上看，护瑟伽罗与贵霜王胡韦色伽一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很可能该寺庙的所在地就是《罗阉塔兰吉尼—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中提到的护瑟伽普尔。依据相关的考古发掘，该遗址出土的雕像虽以印度风格为主，但装束和服饰也不乏希腊、塞人的风格，体现了克什米尔作为交通要道的地位以及贵霜文化多元融合的特点。[93]可以说，正是克什米尔地区贵霜据点的出现，为往来于西域诸国、中原王朝和印度各地的使节、僧侣和商人提供了重要的驿站，也使得罽宾—乌弋山离道成为了丝路南道最为重要的支线之一。

贵霜帝国时代是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自亚历山大东征以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城市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城市圈。虽然，在游牧民族迁徙的浪潮下，中亚和西北印度地区由希腊化文化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定程度冲击，但这一城市圈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下去。贵霜帝国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控制犍陀罗后，这些城市中的先进文化反而征服了游牧出身的贵霜人。贵霜帝国将这些城市予以保留和扩建，逐渐形成了以犍陀罗地区为核心，辐射恒河中上游、帕米尔和克什米尔地区的贵霜城市网，这就为丝绸之路在印度西北部的延伸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丝路商贸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又保证了这些城市的继续繁荣以及对商人的吸引力。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丝绸之路在南亚次大陆的走向大致确立了下来。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项目编号：15ZDB059）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的写作得到导师杨巨平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2]参见〔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需要说明的是，“濮达”一词到底指代何地目前尚有一定争议。巴克特拉说、布色羯逻伐底说皆有一定的道理，详参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43页，注释第55条。不过，《后汉书·西域传》中罽宾和濮达两个称呼实际已经足以涵盖犍陀罗一地。

[3]Herodotus，ThePersian Wars，6.13-15.参见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0～272页。

[4]Arrian，AnabasisofAlexander，4.22.3.译文参考：阿里安著；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7页。以下皆同。

[5]Arrian，Anabasisof Alexander，5.8.2.

[6]Arrian，Anabasisof Alexander，3.28.2.

[7]阿育王与塔克西拉的关系可参看：JohnMarshall，Taxila：An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Carried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the Years 1913 and 1934，Vol.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pp.24-26.译文主要参考：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三卷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下皆同。此外，亦可参考玄奘有关于阗建国的记载，见〔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6～1012页。

[8]参见W.W.Tarn，The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51.pp.97-99.

[9]John Marshall，Taxila：An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Carried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the Years 1913 and 1934，Vol.1，pp.112-114.

[10]Philostratus，TheLife of Apollonius，2.20-2.33.

[11]相关质疑涉及了该书的成书时间，人物的真伪等。详见Philostratus，TheLife of Apollonius，introduction.pp.v-xv.

[12]可参见〔日〕桑山正进著；张亚平节译：《迦毕试国编年史料稿》，《南亚研究》1985年第4期。

[13]有关迦腻色伽一世定都迦毕试的记录，参看〔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38～139页。有关它与“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关系，参看G.M.Cohen，The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Bactria and India.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13.pp.263-269.

[14]参看〔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35～161页；Arrian，AnabasisofAlexander，4.22.2.需要说明一点，《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距离贵霜统治的结束已经过去了三四个世纪，但其中涉及贵霜帝国治下城市的记录，大多都得到了近代以来考古发掘的证实，因此亦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

[15]详细考古情况参看J.Hackin，etal.，RecherchesArchéologiques à Begram，Paris，1939；J.Hackin，etal.，NouvellesRecherché Archéologiques àBegram，Paris，1954；R.Ghirshman，Begram：RecherchéArche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Kouchans，Cairo，1946.简略介绍参看SanjyotMehendale，“Begramat the Heart of the Silk Road”，inFredrik T.Hiebert and Pierre Cambon edt.，Afghanistan：theCrossroad of Ancient World，BritishMuseum；Mūzah-’iKābul；NationalGeographic Society (U.S.)，London：BritishMuseum Press；2011，pp.131-143；164-208.

[16] Gérard Fussman, “Documents épigraphiques kouchans”, Bulletin de l' Ecole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 , 1974, pp. 1-76.铭文译文主要参考：哈尔马塔执笔的《贵霜王朝的语言与文献》，见〔匈牙利〕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337～338页。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则铭文发现于达希迪纳沃，该地距离贝格拉姆实际上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因此这段铭文很可能描述的是某一次在贝格拉姆附近的军事行动，但战斗胜利后的庆祝活动并不在贝格拉姆，而在达希迪纳沃（位于今阿富汗加兹尼省加兹尼市以西60公里处）。

[17]R.Ghirshman，Begram：RecherchéArche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Kouchans，Cairo，1946，pp.99-100.

[18]SanjyotMehendale，“Begramat the Heart of the Silk Road”，inFredrik T.Hiebert and Pierre Cambon edt.，Afghanistan：theCrossroad of Ancient World，BritishMuseum；Mūzah-’iKābul；NationalGeographic Society (U.S.)，pp.164-208.

[19]〔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35～136页。

[20]R.E.M.，Wheeler，Charsada，AMetropolis of Northwest Frontier：Being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of 1958，LondonBritish Academy，pp.16-17.以及A.H.，Dani，“ShaikhanDheri Excavation”，AncientPakistan，pp.17-214.

[21]Kameshwar Prasad, Cities Crafts and Commerce under The Kushānas, Published by Agam in Delhi 1984, pp.80-81.

[22]〔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50～251页。

[23]R.E.M.，Wheeler，Charsada，AMetropolis of Northwest Frontier：Being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of 1958，pp.35-36.

[24]〔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32～233页。

[25]M. Mitchiner, Oriental Coins the Ancient and Classical World, 600 B.C.-A.D.650. London, 1978, pp. 446-447.

[26]Robert Bracey, “The Mint cities of the Kushan Empire”,inThe City and the Coin in the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Worlds, edt. by Fernando López Sánchez,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402, 2012. pp.123-124.

[27]Osmund Bopearachchi, From Bactria ToTaprobane: Selected Works of Osmund Bopearachchi, vol. 1, Central asia and Indian numisnatics, manohar, 2015, pp 583-584.

[28]按照法显和玄奘的记载，贵霜控制犍陀罗地区后逐渐接受了佛教，并在犍陀罗一地修建寺庙和佛塔。迦腻色伽王所建立的佛塔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座。近代以来，以坎宁汉、斯普内尔等人为代表的考古学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白沙瓦附近发现了这座佛塔，同时出土的还有这个装饰精美的舍利盒。由于其上有佉卢文拼写的“迦腻色伽”一词，学者们遂称之迦腻色伽舍利盒。起初，有学者认为这一名字只是制作者的简单标识。2002年德国学者法尔克（HarryFalk）对上面的铭文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最终认定这是一件布施品，是某建筑师打算奉献给迦腻色伽普拉城（Kanishkapura，实际就是白沙瓦城）的一座寺庙的捐赠物。可以参看〔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9～40页；〔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37～250页；HansLoeschner，“TheStūpa of the Kushan Emperor Kanishka the Great，withComments on the Azes Era and Kushan Chronology”，inVictor H.Mair，Edit， Sino-Platonic Papers，Department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 Number 227，July，2012.

[29]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 1-3.

[30]〔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37～250页。

[31]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 256-257.

[32]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2, pp. 786-789.

[33]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 221-222.

[34]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112-120.

[35] 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 124-136.

[36]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1951, p. 225.

[37]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218-219.

[38]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220-221.

[39]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221-222.

[40]〔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38～139页。

[41]N. Sims Williams & J. Cribb,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 R. R. A. IV, 1996, pp. 75-147.译文参见：罗帅：《罗巴塔克碑铭译注与研究》，《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135页。

[42]〔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466～468页。

[43]详参：G. R. Sharma, The excavations at Kausambi (1957-1959), Allahabad, 1960, pp. 45-85.

[44]Kameshwar Prasad, Cities Crafts and Commerce under The Kushānas, pp.55-56.

[45]亦有学者将之比作桑奇城（Sanchi），见余太山：《贵霜史研究》，第49～50页。但从地理上看，沙祗大城位于恒河边上，正好是从秣菟罗到华氏城的必经之地之一，因此，将沙奇城比作沙祗大城要更为合理一些。

[46]〔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页。

[47]余太山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336～337页。

[48]〔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379～381页。

[49]〔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54页。

[50]Daya Ram Sahni, “Three Mathura Inscriptions and their bearing on the Kushana Dynas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56, Issue 03, July 1924,pp.399-406.

[51]A. Ghosh,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54-55 A Review,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1955, pp. 14-15.

[52]B. B. Lal,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69-70 A Review,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1973, pp. 42-43.

[53]Parmeshwari Lal Gupta &Sarojini Kulashershtha , Kushan Coins and History publish in India by D K Print world Ltd 1994. pp. 147-158.

[54]需要说明的是，与犍陀罗地区不同，秣菟罗地区除了以佛教为主题的造像以外，还有大量以印度教甚至是耆那教为主题的宗教造像，其艺术水平不亚于佛教造像。

[55]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1967. pp. 135-153.

[56]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p.224-225.

[57]从迦腻色伽一世开始，几乎所有的贵霜国王都有过头戴尖顶帽的形象。可参考杜维善著：《贵霜帝国之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0~171页。

[58]Cunningham,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annual reports 1910-11, pp. 7-15, 转自：Kameshwar Prasad, Cities Crafts and Commerce under The Kushānas, p.51

[59]Kameshwar Prasad, Cities Crafts and Commerce under The Kushānas,p.51.

[60]Lionel Casson,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85.亦可参考：杨巨平：《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绸之路南道的开通》，《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

[61]D.W. Macdowall, “Hoard of Later Kushan copper coins from Bambore”, in Indologica Taurinensia, vol. XXIII-XXIV, Turino, 1998, pp. 551-559.

[62]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5.19.4

[63]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6.18.1.

[64]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6.15.1-2.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相关记载，亚历山大在阿塞西尼斯河和索格多伊的建城活动是确凿无疑的，但这些城市的名称在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有关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河所建城市的分析，可参见：Cohen, G. M.,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p.291-293; 294-295; 308-312; 317-318; 320-321.

[65]亚历山大所建的部分城市在《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也曾被提及，如布西法拉城。见Lionel Casson,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p.80-81.

[66]Lionel Casson,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p. 74-75.

[67]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 688.

[68]John 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Vol. 1, pp.689-691.

[69]J. Neelis, Early Buddhist Transmission and Trade Networks: Mobility and Exchange within and beyond the northwestern borderlands of south Asia, Leiden: Brill, 2011, p.127.

[70]Buddha Rashmi Mani, The Kushan Civilization: Studies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Material Culture, Published by B.R. Pub. Corp., Distributed by D.K.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in Delhi, New Delhi. 1987.pp.170-181.

[71]Claudius Ptolemy, The Ge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Luther Steven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rof. Joseph Fischer, Dover Publication, Inc. New York, 1991, p. 153. 相关分析亦可参考：罗帅：《印度半岛出土罗马钱币所见印度洋贸易的变迁》，《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5-116页。

[72]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40-70年，此时正值贵霜帝国建立之初。有关“秦尼”的情况，见Lionel Casson,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p. 90-91.

[73]〔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西域传》，第2920页。

[74]按照《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日南郡原为秦朝象郡的一部分，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在原来的南越国属地分置十郡，日南郡为其中之一，属交趾刺史部。详见〔东汉〕班固著：《汉书·地理志》，第1630页、第3858～3859页；以及〔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5～2837页。

[75] O. Bopearachchi, Ruhuna, An Ancient Civilisation Revisited : Numismatic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n Inland and Maritime Trade, Colombo, 1999, pp. 74-75.

[76]L. Malleret, L’Archéologie du Delta du Mékong. Tome 2, La civilization matérielled’Oc－èo，Paris: colefranaised’Extrême－ Orient, 1960, pp. 231-232.相关分析亦可参考：罗帅：《印度半岛出土罗马钱币所见印度洋贸易的变迁》，《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5-116页。

[77]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653～654页。

[78]Dr. C. Margabandhu, Pradeep Kumar Pandey, Excavations at Sanghol(1985-86 to 1989-90),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Delhi Dec. 31, 2014, pp. 199-201.

[79]Kameshwar Prasad, Cities Crafts and Commerce under The Kushānas, pp.51-54.

[80]参看〔东汉〕班固著：《汉书·西域传》，第3881～3889页；〔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西域传》，第2915～2917页。

[81]有关该地区的考古发掘主要来自巴巴耶夫、萨格杜拉耶夫等前苏联学者之手。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杰弗里·勒纳（JefferyD.Lerner）教授曾经对该地的古堡遗址进行过实地考察。其文首次在南开大学国家重大项目“希腊化与丝绸之路”开题报告及学术讨论会宣读。

[82]〔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06～1012页。

[83]Sten Konow,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II, Varanasi, 1969. pp. 79-81.

[84] Iqbal Ahmad, Kashmir coins: Ancient coins of Jammu, Kashmir, Ladakh and its Frontier Districts, Dilpreet Publishing house, 2013, pp.26-28.��

[85]M. A. Stein, Kalhana`s Rajatarangini, Vol.I. p. 168. 转自：Kameshwar Prasad, Cities Crafts and Commerce under The Kushānas, Published by Agam in Delhi 1984.p.37.

[86]Buddha Rashmi Mani, The Kushan Civilization: Studies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Material Culture,pp.170-181.

[87]〔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西域传》，第2921页。

[88]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327～328页。

[89]可参考：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pp. 47-48，以及普加琴科娃执笔的《贵霜艺术》，[匈牙利]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260-315页。

[90]实际上阿拉霍西亚等地共有4座名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分别为：Alexandriain Ariana、Alexandriain Arachosia、Alexandriain Prophthasia、Alexandriain Ghazni，乌弋山离具体所指仍有争论。详参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51～267页。

[91]需要说明一点：有关罽宾一地的大致范围，目前颇有争议。现有“喀布尔说”、“克什米尔说”、“犍陀罗说”和“迦毕试说”等诸多说法。可分别参看：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pp. 469-473; [法]列维·沙畹著，冯承均译：《罽宾考》，北平：《史地丛考》，1928年11月，第111-115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44—167页；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16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不过，笔者认为，即使克什米尔地区的部分贵霜城市可能不在当时罽宾的范围之内，他们的出现也无疑为罽宾——乌弋山离一线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92]〔唐〕慧立，彦棕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43页。

[93]Ram Chandra Kak, with a foreword by Liuet-Colonel 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and an introduction by professor A. Foucher, Ancient monuments of Kashmir, The India Society, London, 1933, pp. 152-154, plate LVIII, LIX.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编辑：宋俐

审校：陈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