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良渚文化时代贫富分化明显，似乎已有战争迹象，但男女依然相对平等。战争踪迹见在花厅、蒋庄遗址，良渚古城亦有迹象；但没有发现武土墓和实战兵器。花厅、赵陵山、福泉遗址已有殉葬现象，但反山、瑶山、汇观山王室贵族墓地反而没有，说明良渚时代殉葬是偶然现象，还没有形成制度。花厅遗址位于江苏徐州新沂马陵山丘陵地带，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遗址，北区10座南北向排列大墓随葬品丰富，其中8座大墓发现了中国早期人殉人祭实证 ...

良渚文化时代贫富分化明显，似乎已有战争迹象，但男女依然相对平等。战争踪迹见在花厅、蒋庄遗址，良渚古城亦有迹象；但没有发现武土墓和实战兵器。

花厅、赵陵山、福泉遗址已有殉葬现象，但反山、瑶山、汇观山王室贵族墓地反而没有，说明良渚时代殉葬是偶然现象，还没有形成制度。

花厅遗址位于江苏徐州新沂马陵山丘陵地带，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遗址，北区10座南北向排列大墓随葬品丰富，其中8座大墓发现了中国早期人殉人祭实证。人殉人祭是原始祭祀文化极端形式，并不等于有战争。花厅遗址出土陶器和玉器具有2种不同文化风格，反映出海岱和太湖两大文化区间有人员与物质文化交流和共同原始宗教信仰。

蒋庄墓地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共清理墓葬280座，涵盖良渚早中晚期，葬式葬俗丰富多样，是迄今为止发现骨骸最丰富的良渚文化墓地。发掘者认为江淮之间自东向西依次有海安青墩遗址、蒋庄遗址、阜宁陆庄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淮安金湖夹沟遗址、安徽定远山根许遗址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陶器，显示出良渚文化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条宽阔战略缓冲地带。墓地中所发现的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现象可能与战争或戍边相关，他们可能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墓中尸骨完整保存实为罕见现象，缺臂少腿无头乃是常事。江南地区尸骨保存尤其不易，骨骼缺失不是战争存在证据。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型墓地骨骼均能保持完好无损。

斧钺是生产工具或礼器，并非兵器。崧泽和绰墩遗址发掘表明崧泽文化时期墓中女性陪葬纺轮男性陪葬石钺，表明男耕女织生活方式已成定式。石斧石钺是可以开荒辟地的生产工具，亦是木器加工工具或制造工具的工具。旧石器时代流传手斧，新石器时代才发明穿孔装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农耕生产和独木舟及家具棺材加工离不开斧钺。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未发现真正兵器干戈，也不太可能发现武土墓。

良渚文化时代还是以祭祀为中心的社会，即使有暴力或战斗也是小规模偶然事件。全民尚神崇鬼，还不会出现全民皆兵的状况。祭祀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主要内容，祖先崇拜是东亚文化传统。[1]玉器可以作为工具或装饰品，但在新石器时代其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礼器。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红山文化中庞大的宗教祭祀遗迹、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神兽以及祭祀遗迹、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等以及商代的神权政治都可以说明宗教祭祀的神圣作用。[3]

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遗址，与相距50公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４万平方米古国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5500年。东山嘴遗址长约60米，宽约40米，内有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祭坛内有“生育神”和“农神”的陶质塑像。牛河梁遗址内有祭坛、女神庙和多种类型的积石冢墓。积石冢或方或圆，或方圆结合；冢群中心是一座大墓，周围有很多的小墓。中心大墓或大墓只葬玉器，随葬石器或陶器的墓均为中小型墓，小型墓或附属墓中基本上没有随葬物。这表明红山文化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东山嘴、牛梁河遗址坛、庙、冢布局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红山文化在聚落基础上产生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宗教将这种等级分化固定下来。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红山文化率先跨入古国时代。 

莫角山遗址是人工堆筑的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高达10米，其上又加筑３座较小的土台，体积约300万立方米，是已知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土木工程。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琮王”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约6500克，内圆外方，雕刻了8个神人兽面纹，为良渚玉琮之首，体现了东亚非金属时代最高的工艺水平，据推测使用了更硬的宝石或钻石。[4]良渚遗址群是包括宫殿、祭坛、墓地、城址、村落等各类遗存的文化中心，以琮、璧为主的玉器组合规整，社会分层明显，已进入了复杂社会。[5]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祭坛形制的一致性表明礼和礼制已经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1958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东亚最早的丝织物。良渚遗址是名符其实的“玉帛古国”遗址。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其中最有可能的古国是“良渚”。

寺墩遗址位于江苏武进县，面积约90万平方米，是良渚文化晚期大型中心遗址。遗址中心是圆形祭坛，周围是墓地，外围是住地，四周有围沟。墓地的东南部发现了四座大墓，其中第三号墓随葬100多件器物，包括24件玉璧和33件玉琮，是良渚文化中随葬玉琮最多的一座墓葬。这些玉器从材质、制作工艺与良渚遗址玉器有所不同，可能是本地制造的。寺墩遗址作为太湖以北的良渚文化中心，可能是另一个玉帛古国的遗存。

生殖崇拜或祖先崇拜只是红山、良渚先民宗教生活的一个方面。他们还崇拜天地，敬畏大自然，偏爱龟、龙和鸟（凤），对山川的祭祀和崇拜亦不能排除。《周礼》：“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玉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土地神的礼器。良渚玉琮内圆外方，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

 “玉帛古国”时代“有祀无戎”。[6]红山、良渚文化有专业的祭祀队伍，率民以祀神，唯祀为大。东亚先民与其说是政治动物，还不如说是宗教动物。[7]他们祭祀是出于对天、地或宇宙自然的敬畏，或为了生殖、丰收和安康。玉帛古国有祀无戎是可能的。《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叙述更为具体：“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

一些古老而原始的部落一直不知道战争为何物。本尼迪克特在印第安人中发现过从未经历战争的部落：“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根本没有战争这个观念可以存在的基础…他们恰恰就没有一个用以区别这两种不同情况的文化模式。”[8]而格林兰岛土著更是打架、斗殴都不会。一位丹麦传教士注意到：“争斗与口角，憎恶与虐害，在他们里面几乎绝迹。他们看见我们的水手打架，他们说，这些人好像忘记自己是人了。”[9]他们仍然生活在男女相对平等，人神共处的和平状态。只有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之后，自我中心主义日益严重，人类才能发动“名正言顺”的战争。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相对渺小和微弱的，亦是和平的。

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与礼制有关。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三袋足器的最初出现，都可能是通神的工具。通神及其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大墓也基本上唯玉为葬，规模并没有明显超过红山、凌家滩文化大墓，也没有超越大汶口、龙山文化大墓。大汶口M10是墓地中规模最大墓葬，长4.2、宽3.2、深0.36米，墓主为一50~55岁女性。随葬品摆放极有规律，墓穴内除了墓主身上佩戴及手执器物，以及棺椁间各一对象牙雕筒和漆器之外，所见随葬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食器和猪骨，主要放置在墓主脚下椁外的位置，以及少量在椁外右上角；另一类就是饮器，在棺内、棺椁之间以及椁外都有，但均在墓主头上方及身体两侧，墓穴四角各放置了一件宽肩壶，是安葬仪式的最后程序。瑶山既是祭坛也是贵族墓葬：南排居中7号墓和北排11号墓出土遗物最多分别被推定为良渚国王和王后墓，王后墓规模还略大于国王墓。大汶口-良渚文化时代男女仍然相对时平等，尚末进入干戈王国父系时代男权社会。

礼制是中国早期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是人本传统、祖先崇拜的综合体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10]中华文明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或礼制是一以贯之的要素。“礼，国之干也”。孔子一生力倡礼治，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篇》）。古代中国礼是一个完备的文化体系，涉及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构成夏、商、周三代以来礼乐文明之主体的礼或礼制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已经生根发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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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u Li: Ancestor Worship: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in Neolithic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2, no.1, 129-164, 2000.

[2]王震中：祭祀、战争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王巍：《论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期，2001年7月。

[3]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Lu P.J.et al: The Earliest Use of Corundum and Diamond in Prehistoric China, Archaeometry 47,1-12,2005.

[5]李绍连：从反山墓地和瑶山祭坛论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中原文物》1992年3 期。

[6]易华：红山文化定居农业生活方式，《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

[7]Robin Clarke and Geoffrey Hindley: 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s, London, 1975.第四章中将亚里士多德“人为政治动物”修正为“人是宗教动物”，他们发现仪式与宗教行为在原始人生活中是必要的，它们具有调节人与自然、整合人与社会的作用。

[8]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34页，三联书店，1988。

[9]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泽：《文明与野蛮》，291页，三联书店，1984。

[10]邵望平：礼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文史哲》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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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硕士。长期从事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史研究，发表《青铜之路》《尧舜与炎黄》《从万里长城到避署山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等论文，合著《世界生物学史》《草原文化》《北疆通史》《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等。独著《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齐家华夏说》论证了华夏文明结晶形成过程。多次走读长城长江黄河丝绸之路，长期思索金玉交响与文明之道，正在撰写《上古世界体系中的红玛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