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下）陈同滨3. 良渚古城遗址遗产价值标准论述 经文本分析研究，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符合《操作指南》提出的世界遗产标准（iii）、标准（iv）。3.1. 符合标准（iii）：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提名地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距今约5300－4300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古城 ...

《中国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

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

（下）

陈同滨

3. 良渚古城遗址遗产价值标准论述

经文本分析研究，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符合《操作指南》提出的世界遗产标准（iii）、标准（iv）。

3.1. 符合标准（iii）：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提名地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距今约5300－4300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展现了长江流域早于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依据迄今为止的所有考古工作成果，结合遗产描述中的相关物证与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在下列六个方面提供了重要而独特的物质凭证，展现出这个复杂社会已经具备了一个区域性国家的形态。

3.1.1. 城市形态

（1）良渚古城功能分区：区域性国家的权力象征

良渚古城遗址以其达到631公顷的占地规模，成为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约3.65万平方千米（约合365万公顷）范围内规模与等级最高的考古遗址，并以宫殿区、封闭式内城、半封闭式外城遗址（含人工台地）揭示了早期城市所特有的空间形制、功能分区、防御功能、社会分工等复杂现象；其中尤以宫殿区的出现，揭示了良渚时期已经存在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现象，而以宫殿区为中心的三重向心式规划布局，凸显了该城址作为环太湖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所存在的一个早期国家的权力中心地位（图12）。

图12/良渚古城遗址GIS地形分析与空间格局分析图

（2）良渚古城选址：对玉矿资源和治玉技术的控制

良渚古城遗址在选址上偏于良渚文化分布区即区域性国家的西南隅，并非位于环太湖流域的几何中心。结合迄今为止的三个考古现象：①近年发现天目山中存在透闪石玉矿矿藏；②良渚古城遗址及周边是目前所知良渚文化玉器制琢遗存最为集中的区域，良渚古城的内、外城遗址都发现诸多玉料加工遗迹；③琮、璧、钺三类玉器与琢刻纹铭的大件玉器只在贵族墓葬中出现，贵族墓葬在随葬玉器数量、种类上跟平民墓葬间的天壤之别，都表明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统治者对玉矿资源开采与玉器加工技艺实施了控制，用作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统治手段。与此同时，位于天目山东端的丘陵与平原交接地带，可以兼顾对山地物资和平原粮食等生活资源的管控与利用，有利于区域性的统治与管理。

（3）城乡分野：良渚社会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依据考古发现的三个现象：①在良渚古城遗址内部迄今为止没有找到稻田遗迹，②良渚古城周边的河网平原地带颇为辽阔（逾1000平方千米以上）、可用作栽培稻的种植区域，③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周边地带发现若干小型聚落遗址（包括带有稻田遗迹的玉架山遗址等）；进而结合中国古代史料记载——中国成熟国家的都城一般都在城外划定一定范围的土地与人口作为都城的直辖区，用作维持城内非农业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可以推测，作为早期国家或城市文明的判断要素之一，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野土地空间布局（图13）。

图13/良渚时期出现明显的城乡分野土地空间布局

（4）良渚文化聚落群：同期遗址间的层级差异

在环太湖地区，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已发现600多处，良渚古城遗址与这些同期遗址之间存在着大约4种等级的聚落差异（图14），揭示出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管理层级与控制秩序，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其间的具体运行模式。

图14/良渚文化主要遗址点与社会等级分布图

3.1.2. 社会阶层的多级分化

（1）区分等级的墓地：丧葬制度与随葬品

依据几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分布于良渚古城遗址内外的诸多丧葬遗址在多方面表现出等级差异：①墓地与城市不同功能区的位置关系，②墓地的地形地势特征，③墓葬坑的大小规模与排列规则，④墓葬坑的随葬品、特别是玉器的等级高低、数量多寡、品类丰富程度。经由良渚古城遗址5片分等级墓地所揭示出来的现象，可以判断良渚社会至少存在着4种以上的阶层分化，形成社会地位与身份等方面的多重级差（图7）。

（2）三重空间的都城格局：功能分区的良渚古城

依据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良渚古城的功能分区由内而外存在三方面内容：①城中台地莫角山拥有最中心的位置、最高的地势，其上有开阔的广场、3处大小不一的台地以及35座房屋基址，当是良渚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活动与住居场所，即“宫殿区”；②在宫殿区以外的内城部分发现大量人工台地，出土的遗存显示出属于手工业作坊的活动区，即“手工作坊区”；其中发现的治玉遗迹最多，当为治玉人的主要活动场所，依据良渚时期的玉器资源控制与加工技艺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治玉人的身份或当高于普通城市居民，因此，这一城区内的居民身份不同于西方早期城市具有商贸性质的手工作坊区；③在外城、特别是城垣的外缘发现了比宫殿区和内城都要多得多的大量生活垃圾，城垣上也有少量手工业遗迹，或可属“一般居民区”，其身份与业态尚有待探讨。但是，古城的三重不同功能的布局已经揭示出这个城市的居民至少存在着3种或更多等级的阶层分化，至少包括社会身份差异与分工不同。

（3）出土玉器：用玉制度见证的阶层分化

在分等级墓地中，高等级墓地的墓葬中大多随葬有玉琮、玉钺，尤以反山墓地M12特殊，出土的玉器中同时包含了刻有统一纹徽的“琮王”和“钺王”，同时其位于成排墓葬的中间，意味着反山墓地存在一个身份高于周边墓葬的人物；而在良渚古城遗址最低等级的卞家山墓地，完全没有成型玉器出现（图15）。显而易见，在不同等级的墓地中，玉器品类的配置存在着一定的规制，意味着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在丧葬时的玉器配制待遇是不同的。这一现象也进一步验证了良渚时期已经明显存在社会阶层分化。

图15/不同等级的墓地出土的玉器配置和等级明显不同

3.1.3. 社会分工的复杂化

良渚古城遗址的钟家港河道内，考古工作清理出大量手工生产的工具、原材料、半成品和下脚料（图16），说明在内城的沿河台地上分布有各类手工业生产活动，包括玉器、漆器、陶器、木器以及编织品等多种手工业产品。结合池中寺遗址出土的大量炭化稻遗存，可以推断良渚社会不仅出现了农业和非农业的社会分工；依据钟家港出土的工具、原材料、半成品和下脚料，可以推断城内居民还出现了多种手工业的分工；再针对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玉器的数量与技艺，可以推断良渚社会的玉器制作过程中应该存在更加专门化、复杂化的分工。

图16/良渚古城·钟家港古河道出土的各种手工业碎料、残料

3.1.4. 社会的组织管理能力

（1）古城与水坝的土石工程：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

良渚古城留存下来的遗迹显示这个早期国家曾经开展过两大土石工程，一是建城，一是建水坝。据考古研究测算，工程涉及土石方量总计约为1000万立方米（其中古城约717万立方米、水坝约288万立方米）以上（图17），其中还未包含反复修补的工程量。这一工程量堪称“浩大”，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劳动力与工作日等假设条件进行测算，都是一项巨大的、非同一般的建设工程，同时还存在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材料的采集、运输、制作以及工程实施建造等一系列工序，需要相当的管理组织能力，需要具备一种区域性国家层面的公权力予以支撑。简言之，这些工程所用人力、物力、财力需要高度集权和复杂的社会组织才能完成。由此，可以见证良渚古城时期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了应对如此复杂需求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

图17/良渚古城遗址与吉萨金字塔群工程量对比

（2）玉料加工遗迹：治玉手工业的组织管理能力

同理，对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出土的玉器研究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在良渚古城存在大量玉器加工遗迹，而良渚古城之外的同期文化遗址也发现有质料、工艺、纹饰、风格与古城内极为相近的玉器。据此推测，遍布整个区域性国家的玉器、特别是玉琮，应当是在良渚古城制作后，作为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发往其他良渚文化聚落。故此，如此大规模的良渚玉器加工活动，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也需要相当数量的专业手工业者；同时，治玉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采集、成坯、切割、钻、抛光、雕刻等一系列工艺环节，都需要整个社会具备相当数量的专业技工、甚至专业的组织管理能力。因此，良渚社会的文明进展动力不仅来自古城和水利系统两大土石工程，也来自相当规模的治玉手工业（图18）。

图18/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制作精湛、品类繁多、数量可观的玉器

（3）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的对比与分析：文明进程的促因

良渚古城遗址所展现的良渚社会的大型工程组织管理能力，不仅明显超过了长江流域已知的史前社会，甚至在其后黄河文明的若干早期国家、乃至早期成熟国家的历史信息中，也属于罕见者。再结合前述分等级墓地与反山M12号墓琮王、钺王并存等现象，可以推断：良渚时期的古城与水利系统两大建造工程以及颇具规模的治玉手工业，明显促成了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提升了现世管理者的地位，揭示了良渚社会统治者的职责从祈神转向了神王权力结合的过程与动因，这种转变使之成为长江流域在距今约5300－4300年期间早期国家的杰出代表。除了没有出现文字和统治者的世系，其社会复杂程度、特别是都城的规模几乎不亚于其后兴起的黄河文明早期国家、乃至成熟国家。

3.1.5. 区域性的国家形态

（1）神人兽面纹：具有一神教意义的统一信仰

在良渚出土玉器中，纹样精致且震慑人心的“神人兽面纹”，不仅展现出不同于中国其他玉文化以动物造型为主要母题的特征，更因其出现在所有良渚文化玉琮上，揭示出这一区域性国家存在着统一的信仰（图19）。据考古学家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一神教是后起的、高级的宗教形态。它的发生兴起，都和民族崛起、国家政治集权化等大型事件有关……因此，一神教不仅仅是人民自发而纯粹的精神信仰，其本质是按照需求被创造出来的政治宗教。”结合良渚古城在区域性文明进展中的突变现象，“这个神人形象肯定在从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与世界诸多文明（或含起源阶段）的早期国家或成熟国家对比，拥有一神教现象的实为罕见，更多存在的是自然神或祖先崇拜类的信仰方式。故此推测，良渚古城时期的社会复杂程度在信仰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图19/反山墓地出土玉琮（M12：98）上的神人兽面图及线划

（2）瑶山与反山墓地：神与王的社会权力重心位移

在良渚古城的高等级墓地中，以瑶山与反山最具代表性。两处墓地都借助了自然地形、并辅以人工堆筑工程。虽然两者在墓地形制方面表现出高于其他墓地的等级，但它们之间仍存有明显差异：瑶山墓地（考古研究推测距今约5100年左右）位于古城外的东北方向约5千米处，且先于古城建造，墓葬叠压并打破了早期的祭坛遗址，表现出与神权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反山墓地（考古研究推测年代略晚于瑶山墓地）则紧邻城址中心的宫殿区莫角山遗址（距今约5000－4850年），始建年代或早于莫角山、其后又与之并存，明显表现出与王权的兴起具有更为密切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当反山成为继瑶山之后的贵族墓地兴起之际，良渚社会集中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建设工程，包括城外水利系统（距今约5000－4850年）、莫角山宫殿区（距今约5000－4850年）兴建，甚或包括内城以及钟家港台地与古河道整修等等，揭示出这个早期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王权的兴起伴随着大规模建设工程的组织管理行为；甚至可以说，当时大规模建设工程的组织管理需求当对王权的兴起具有促进作用。作为社会发展的相关现象之一，位于宫殿区西侧的反山墓地在丧葬等级上被考古研究认定要高于瑶山墓地。

（3）反山墓地M12出土的琮王与钺王：神王合一的国家形态

受大型工程组织管理能力的挑战，良渚社会的王权明显上升，至反山M12时期出土随葬刻有统一“神人兽面纹”的“琮王”和“钺王”，由此可论定良渚文化至此已经实现了神权与王权集于一人的统治形态，形成所谓“神王之国”的早期国家形态。这种良渚时期出现的国家形态——以祭祀与军事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主题，在2000多年后中国最早编年体的史书《左传》中仍被明确提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尽管春秋时期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诸多变化，但将祭祀活动用作维护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功能仍被统治者所承续、并由王者履行之。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视作正统的“君权神授”理念，可在5000年前的良渚反山墓地M12随葬品中获得有意义的物证（图20）。

图20/反山墓地12号墓的“琮王”与“钺王”

3.1.6. 稻作农业的生业方式

大量稻谷遗存：长江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生产能力

依据最新考古成果，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发现2处大规模稻谷遗存，均位于宫殿区范围内：一是宫殿区莫角山东坡的H11灰坑（经测算约存有稻谷2.6万斤）；二是最新发现宫殿区西南部位的池中寺台地下埋有大规模的炭化稻谷堆积（图21），数量颇为可观（按探查情况推测，现存炭化稻谷遗存约3000立方米）；此外，莫角山西南坡也发现过数量可观的炭化稻谷堆积。据考古研究，“长江流域，是目前所知的世界稻作农业的原产地，稻作驯化始于一万多年以前……环太湖地区……自崧泽文化晚期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的犁、耘田器等稻作工具的助推下，稻作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扩散，稻米逐渐成为主食，随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水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结合良渚文化兴起时期的历史环境研究结果，除了工具的进化之外，当时的气候变化明显促成了环太湖地区稻作农业的快速且长足的进展，有效支撑了以良渚古城为权力中心的良渚社会的城市文明，形成区域性早期国家。故此，良渚古城遗址也反映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的先进程度。

图21/良渚古城池中寺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

综上所述，我们可经由提名遗产的物质遗存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揭示出良渚社会存在着社会阶层的多级分化、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出现、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的增强、权力与信仰的结合等涉及国家形态的种种现象，可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的早期国家提供独特见证。

3.2. 符合标准（iv）：是一种建筑、建筑整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良渚古城遗址在空间布局上展现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揭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拥有东方城市起源的某种“原型”含义，在其后近5000年中国礼制社会的绵延发展中，不断被统治者用于都城的规划设计；提名地所展现的“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反映了人们在湿地环境中创造的城市和建筑特色景观，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在世界城市史的研究中，将城市视为最全面、最直接体现文明的载体，已成通论。良渚古城的发现，其物质遗存与承载的历史信息，直接见证了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已具备了区域性国家形态、进入早期国家社会。因此，良渚古城遗址作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结构之载体，在空间形式与功能分区上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展现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城市文明的若干重要的规划与建筑设计特征：

3.2.1. 城址的向心式三重空间布局：为象征权力中心而规划的空间序列

良渚古城遗址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为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向心式三重空间形式，凸显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规划设计意图：作为宫殿区的莫角山轮廓是十分规整的矩形，内城的封闭式轮廓几近圆形，外城的不连贯轮廓也多呈向心的弧线段；结合考古工作在城区不同台地上的遗存发现，基本上可以明确这是一种经由人为规划的、以所谓的“宫（皇）城”、内城与外城（郭城）组成的一套“都城”规划形制，与其他某些地区以神庙与市场作为城市中心的早期城市文明规划特征相比，良渚古城遗址所揭示的空间规划特征堪称具有中国文明传统的杰出范例（图22）。

图22/良渚古城遗址空间规划的“向心”与“择中”特征分析图

这种由宫（皇）城、内城与外城（郭城）组成的城市空间格局在其后5000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渐成主流，于长江与黄河孕育的国家社会中获得广泛运用，虽然这3种典型的都城空间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受到实用功能或地形选址的影响，布局形制有所变化，但作为国家甚至帝国的都城，始终在城市空间规划上保持了宫（皇）城、内城与外城（郭城）3种基本要素；并伴随着唐宋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对东北亚地区都城规划具有明显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在三重城的空间组合关系上，中国历史上很少有都城表现出如良渚古城遗址这般工整匀称的三重布局，且以近似圆形、而非矩形成为历代都城中的特例（长城中游的同期城址石家河有相似之处），彼时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典型规划特征的“中轴线”还没有明显呈现。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唐代的宫（皇）城明显布置在都城北侧、可经禁苑直接出城。自宋代的汴京之后，元代的上都与大都、明清的北京城遂将宫皇城规划于城市中心地带，形成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后期的空间特征（图23）。

图23/中国向心式三重空间布局的都城规划传统发展示意图

因此可以说，良渚古城作为早期国家形态的产物，揭示了早期国家意欲借助空间秩序的规划，建立和强调权力的中心场所、明确社会的阶层差异。这一维护和强化社会分级的空间规划手法，与“藏礼于器”具有异曲同工之意，在其后5000年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不断获得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渐成范式，并在东亚地区文明发展史上获得传播。

3.2.2. 莫角山台地：兼具祭祀活动与权力活动的城市中心功能区即早期国家的宫殿区

据14C测年数据梳理，莫角山台地与外围水利系统基本属于同期兴建（约在距今5000－4850年），反山遗址比其略早一些，瑶山遗址更早一些。虽然目前的考古研究尚未能明确瑶山和反山两处墓地的贵族墓主生前居处何在，但作为外围水利系统和莫角山台地建成之后渐次建成的良渚古城的内城、外城，则当是“神王之国”的权力象征所致，并以内城对莫角山呈现出颇为规整的围合状态，或许带有某种意味（图24）。

基于莫角山台地早于内城、外城建造的测年数据，说明其在内、外城垣围合之前，已经择址于大遮山、大雄山的间距中点，于河网遍布的沼泽地上依托坡地，建造大型人工台地。对此分析，这种选址对于军事防御、水患防治（洪涝灾害）都不存在合理性，当是受到良渚社会统治者的主观意念所致。

图24/莫角山台地：早期国家宫殿区

再结合瑶山遗址的贵族墓葬打破祭坛遗址以及反山墓地没有发现祭坛等现象来看，建城后的祭祀中心功能很有可能被移至大莫角山台地，即：莫角山的功能，在良渚古城围合之前，已是统治者或首领们的祭祀、住居与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中心。因此，信仰层面的礼仪中心与权力层面的都城宫殿区合二而一，符合良渚时期早期国家形态的特征，也与中国传统的城市起源具有一致性——中国区域性早期国家、甚至早期成熟国家的都城，必选址于祖庙所在聚落、称之为“都邑”。

需要甄别的是，良渚古城的中心台地“宫殿区”规模达30公顷以上（未计与莫角山相连的皇坟山与池中寺2处遗址面积），足以作为一个中心城区的使用空间。但在功能上，它纯属社会统治者所用，并作为神王之国的宫殿区，较之成熟国家的“宫殿区”当更多一些宗教和政权统治的礼仪功能，与后世主要用于朝政统治的所谓“宫殿区”有所区别。若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帝国时期城市规划比较，特别是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已将祭祀等与信仰相关的礼仪场所作为城市规划要素，在城市总体层面作出专门的、含有礼制意味的规划布局，诚如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左祖右社、天坛、地坛等。由此，良渚古城的“宫殿区”莫角山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其独特的缘起地位。

3.2.3. 莫角山台地：以中为尊的规划特征与追求高耸的建筑设计特征

良渚古城遗址的莫角山（连同皇坟山等）遗址不仅位于内城的几何中心，且借助土丘坡地堆筑了高于地表10多米、形成规模达30公顷的大型台地，揭示出规划设计理念中以中为尊、追求高崇的倾向（图25）。

图25/莫角山台地：以中为尊与追求高耸的规划建筑设计特征

这种借助居中与高耸的规划或建筑设计手法，不仅展现出统治者对地位的强调和凸显，考虑到莫角山的祭祀功能，或许与众多早期国家、甚至成熟国家的金字塔式的高台建筑一样，存在更加接近上天、借助神之力量的寓意。这一建造传统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普遍现象，在不同的地理—文化区域的文明进程中多有表现，在相当的历史阶段以“君权神授”的理念得以流传。良渚古城的莫角山遗址对高台建筑的追求揭示了良渚社会这一区域性国家出现了类似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莫角山台地之上的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等3处建筑基址并未展现出“居中”的意识，其功能目前尚未得知。由此还可看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经典手法“中轴对称”即“中轴线”在此时此处尚未出现。

与此同时，若试以水坝遗址当年可能蓄水的水位线高度10米为界，进行历史水位的复原分析，可发现整个古城遗址仅存莫角山台地（含皇坟台遗址与雉山、凤山和前山等3处自然山体）没有被淹没，且台地的矩形边界显现得更为规整，位于南北两山之间，由此可推测莫角山台地的高度规模与防备水患的实用功能或许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综上，良渚社会作为长江流域在文明进程中快速发展的区域性早期国家，不仅在统治者使用的宫殿区具有神、王的活动功能并存于同一空间场所之特征，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的平面布局上呈现出一种明显设计的、特别规整的空间形式——以宫殿区的“方”与内、外城的“圆”组成的、具有空间层级序列的向心式三重城空间形式。虽然良渚古城的外城属于城市后期发展的扩展用地，不属于一次性规划布局，但在形制上依然与内城、宫殿区保留了一定的“向心”倾向。这种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3项基本要素及其之间的等级关系构成的礼仪特性也具有和“玉琮”同样的“藏礼于器”含义——即经由城市空间的规划布局和大型建筑物的设计手法，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的象征意义。

3.2.4. 城市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

依据近年最新的考古测年数据，良渚先民在选址造城之前，就开始兴建大规模水资源管理工程；并在整个建城过程中继续推进这一浩大的工程。留存至今的遗址遗迹不仅揭示了人类早期水资源管理工程的规模和营建技术，也揭示了水资源管理与城市文明和早期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由于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和功能研究仍在进展中，目前暂取下列初步研究成果予以介绍：

（1）修建时间早：修建于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水利发展史。

（2）工程规模巨大：整个水利系统的现存堆筑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控制范围达100多平方千米，与世界同时期的水利工程相比规模罕见。

（3）具有多种功能：该水利系统具有防洪、蓄水、灌溉、水运等功能，是中国最早的多功能综合工程技术。

（4）符合科学原理：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水资源管理对于城市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大多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水太少、即气候干旱而引发的水利灌溉工程，在世界文明史上此类为多数；另一类是因为水太多、即洪涝水患而引发的治水工程，中华文明当属此类，良渚古城遗址可谓典型案例（图26）。与大多数案例表现为大型灌溉工程促成早期国家的案例不同（如古埃及的孟菲斯城、苏美尔文明的乌尔城等），位处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古城遗址揭示了在长江文明促成早期国家兴起的水资源管理主题更多的是防治水患，并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工程与古城几乎同时兴建（略有先后）的时序关系，展现出水资源管理对城市文明兴起的影响。

图26/城外水利系统可为良渚古城有效阻挡西北方向的山地洪水

综上，在对待“城”与“水”的关系上，特别是得以完整留存至今、功能复杂、世界同期罕见的大型水利系统，充分展现出良渚先民在人地关系方面的创造性和科学性，是东亚地区人类早期开发湿地利用的杰出范例；也再一次见证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水资源管理与城市文明和早期国家之间的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

3.2.5. 内外城垣的“水城”特征：湿地营城的建造技术

良渚古城遗址以其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内外环通的水网交通、四通八达的水门设置、因地制宜的垫石堆筑营城技术、护坡堆垄的台地营造、临水而居的水乡规划，以及对自然地形地貌的巧妙利用等筑城技术，展现出一整套适于湿地的“水城”营造技术，展现了东亚稻作农业地区人类早期（距今5000年前）湿地开发的聚落范例（图27）。

图27/考古清理出来的良渚内、外城人工（住居）台地的湿地营城建造技术遗迹

3.2.6. 美人地等外城人工台地：临水而居的水乡景观

分布于内城之外的诸多条状台地，经考古发掘已证明基本都属人工建造的住居用地，如美人地、卞家山等，这些聚落基址均采取了独特的台地营建技术与工艺，包括敷设垫木并以木板护岸、使用木桩基础建造码头的工程技术，由此在河网平原的湿地环境开发出可供人们住居生活的人造场地，揭示了中国江南地区早期湿地开发为聚落用地的创造性技能，并与传衍至今的江南水乡景观存在着渊源关联（图28）。

图28/依托美人地等外城堆筑台地遗迹复原的临水而居的水乡景观

综上所述，良渚古城遗址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藏礼于城”与“湿地营城”，并因而具有了东方城市文明的某种“原型”意义，在其后500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这种将“礼制”手法用于都城规划设计的模式一再获得统治者的运用，并在中国13世纪之后的古代社会晚期臻于成熟、得到充分发挥，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附记：基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符合世界遗产标准（iii）、标准（iv）的突出普遍价值（OUV）声明，中国的申遗主张获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专家评审通过，认可缔约国提出的OUV主张，建议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其“推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得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历时近20个年头的良渚申遗终告成功，一个全新的遗产保护管理与研究阐释的阶段即将开启。

经由这一国际舞台，中国首次向世界展现了长江流域的大河文明，填补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空白，与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一系列的中国早期文明共同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特征；同时，作为距今5000年的早期国家和城市文明实例，还将中国、乃至东亚的文明进程提早了1000多年，比肩亚洲同期的大河文明。特别是从城市文明看，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批都城的出现，基本都在距今5000年左右，其间差异主要在于统治政权的性质属于统一王国还是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遗址虽属区域性早期国家，但它所展现的6.31平方千米的城址规模以及向心式三重结构的规划布局，在世界同期城市文明中亦属罕见，其意义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良渚古城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前的缘起之一，也为这一文明的五千年绵延不断与博大精深提供了早期的形象与内容，具有增强国人文化自信、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的意义！

申遗文本的编写，是一项集大家成果的工作。在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研究过程中，申遗文本编写组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得到了浙江省与杭州市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的充分信任和全力配合，得到了国内、外著名考古学家们的热忱指导与鼎力支持，得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的通力合作，在此特致以衷心的感谢！另，申遗文本编写组成员如下：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李敏、袁守愚、刘翔宇、韩博雅、王琳峰、袁怡雅、王旭、于文洪。全文完，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陈同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