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丝路遗迹
丛书概况
《丝路遗迹》丛书
主编：陈同滨、陈凌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1738.00元
主编简介
陈同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总规划师、研究员，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从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大型考古遗址的价值研究和保护规划，受理项目100多项（包括世界文化遗产9处、申遗预备名单16处、国保单位200多处、国家重大考古遗址100余处），承担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和科技部研究课题（省部级20余项、论文40余篇），主持起草保护规划标准制定3项次，在大量实践中经由建筑史、考古、规划、遗产等跨学科集成创新做出技术门类拓展、获重大社会应用效益，专业技术处国际水平。
陈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丝绸之路考古、欧亚草原考古、中国古代美术史、西北简纸文书等领域研究。主持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城、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寺等遗址发掘、唐安西大都护府考古、汉西域都护府考古等项目。2005年为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系客座教授，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博士学位，200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8~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工作，副研究，2012年，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出版《胡乐新声》《突厥汗国与古代欧亚文化交流考古学研究》《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等专著10部；合著《中国古代历史图谱·魏晋南北朝卷》、《中亚民族与宗教》等。撰写多卷本《中国考古学》秦汉卷、魏晋卷、隋唐卷中外文化交流考古部分章节。发表考古、遗址文化方面相关论文数十篇。
丝绸之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超大型文化遗产，是涉及了半个地球的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亦可谓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内涵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具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
《丝路遗迹》（7卷）丛书作为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对基于文化遗产理论的丝绸之路研究进行了详细论述，展开诸如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概念定义、时空范畴、基本构成、遗产分类、线路（廊道）特征、发展分期等专题探索，激发出遗产价值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种种意义。
分卷概况
（一）
《丝路遗迹·总论篇》
主编：陈同滨、陈凌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页数：164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160.00元
ISBN：978-7-112-25821-5
作为“一带一路”的历史组成部分，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同时也是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战略，为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以古代丝绸之路为研究重点，全面论述了全球视野中的丝绸之路及丝绸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等，以充分的文献和文物资料为学理依据，细致勾勒丝绸之路总图，是为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本书内容覈考有据，论述充分，可供专业研究人员参考。
此卷由“天山廊道”申遗文本主笔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研究员负责，主旨论文《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融汇的伟大遗产——基于文化遗产理论的丝绸之路研究》，内容是对前此“天山廊道”申遗阶段形成的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和汇总，之后收录了大量与“天山廊道”申遗相关的国际文件和文献目录。这些文件凝聚了国际资深遗产专家辛勤的探索与智慧的思考，对于了解和学习丝绸之路如何作为文化遗产、如何构成文化线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录
序一序二
凡例
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融汇的伟大遗产——基于文化遗产理论的丝绸之路研究一、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与传播
二、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类型的遗产
三、超大型的文化线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构成分析
四、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价值研究
五、“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特征
六、超大型线路遗产的理论探索
七、结语
汉-南北朝（约公元前2世纪-公元6世纪）丝绸之路分布示意图唐-宋（约公元7世纪-公元13世纪）丝绸之路分布示意图元-明（约公元14世纪-公元17世纪）丝绸之路分布示意图附录附1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相关概念简述
附2 参考文献
后记
（二）
《丝路遗迹·城镇篇》
主编：陈同滨、陈凌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页数：288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298.00元
ISBN：978-7-112-25671-6
丝绸之路沿线古城，除了具有一般城市的基本作用外，还承担着保障丝绸之路安全和通畅的功能，如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与西方的罗马并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会。基于此，本书内容结合丝绸之路上城镇的地理空间分布和特征，线性介绍了散布在绵延几千公里的丝绸之路上的城市节点，以及由此而构建的相对完整的丝绸之路城镇带，为全面勾勒和认识丝绸之路的意义奠定了基础。
主旨论文《丝绸之路上的都城与城镇》，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凌教授撰写，分为4章展开。遗产点介绍基于对丝绸之路遗产的主题价值——见证由大宗丝绸贸易促成的文明交流与互动，选择了70处（国内29处、国外41处）分布于丝路交通节点上的城镇遗迹，类型分为都城与城镇2大类。所谓“节点”，是相对于整个交通交流的路网而言，其中包括文化线路的交通交流端点与路网的枢纽中心，以及交通沿线、沿海的商贸重镇。故此，本卷的遗产点近 30%属于世界文明史上的帝国或统一王朝的都城，即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文明中心，其余遗产点以地方政权的中心城镇与帝国、王朝的商贸重镇为主，也包含少量在丝绸之路的交通交流上具有突出意义的城镇遗址；同时，这些遗产点基本包含了人类文明史上主要宗教信仰的中心所在。
目录
序一序二
凡例
丝绸之路上的都城与城镇一、引言
二、帝国都城与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盛
三、西域城邦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四、结语
都城 含帝国、汗国、王国都城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Site of Weiyang Palace in Chang'an City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科尔多瓦历史中心 Historic Centre of Cordoba
罗马历史中心区 Historic Center of Rome
汉魏洛阳城遗址 Site of Luoyang City from the Eastern Han to Northern Wei Dynasty
邺城遗址 Site of Yecheng City
伊斯坦布尔历史城区 Historic Areas of Istanbul
平城遗址 Site of Pingcheng City
隋唐洛阳城遗址 Site of Luoyang City from the Sui to Tang Dynasty
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 Site of Daming Palace in Chang'an City of the Tang Dynasty
撒马尔罕古城 Historic Town of Samarkand
辽上京遗址 Site of Upper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巴拉沙衮 City of Balasagun
布哈拉历史中心 Historic Centre of Bukhara
大马士革古城 Ancient City of Damascus
大不里士的集市区 Tabriz Historic Bazaar Complex
哈拉和林 Karakorum
元上都遗址 Site of Xanadu
元大都遗址 Site of Khanbaliq
阿力麻里遗址 Site of Almaliq
明故宫遗址 Ming Palace Ruins
城镇 含城邦、城镇、商贸聚落轮台古城 Ancient City of Koyuk Shahri
卓尔库特古城 Ancient City of Drow Kurt
交河故城 Site of Yar City
尼雅遗址 Site of Niya
呾叉始罗 Taxila
米兰遗址 Site of Miran
高昌故城 Site of Qocho City
乌什喀特古城 Ancient City of Ushkart
西海郡故城遗址 Site of Xihai Jun City
石头城遗址 Site of Stone City
龟兹故城 Site of Kucha City
艾斯克萨古城遗址 Ancient City of Aski Sahr
楼兰故城遗址 Site of Loulan City
巴林贸易港考古遗址 Qal'at al-Bahrain - Ancient Harbour and Capital of Dilmun
统万城遗址 Site of Tongwan City
伏俟城遗址 Site of Fusi City
片治肯特 Ancient Penjikent
新城 City of Nevaket
科斯托比遗址 Site of Kostobe
碎叶城 City of Suyab
库兰遗址 Site of Kulan
柳中古城遗址 Site of Ancient Liuzhong City
怛逻斯 Taraz
北庭故城遗址 Site of Bashbaliq City
吉达古城 Historic Jeddah
回鹘牙帐城遗址 Site of Khar Balgas
奥尔内克遗址 Site of Ornek
阿克托贝遗址 Site of Aktobe
塔尔加尔遗址 Site of Talgar
尸罗夫 Siraf
开阿利克遗址 Site of Kayalyk
阿克亚塔斯遗址 Site of Akyrtas
奥什 Osh
基尔瓦·基斯瓦尼遗址和松戈马拉遗址 Ruins of Kilwa Kisiwani and Ruins of Songo Mnara
阿尼考古遗址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i
威尼斯及其潟湖 Venice and its Lagoon
库尼亚-乌尔根奇 Kunya-Urgench
卡尔哈特古城 Ancient City of Qalhat
巴姆城及其文化景观 Bam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
梅尔夫历史与文化公园 Stat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ark “Ancient Merv”
开城遗址 Site of Kaicheng City
沙赫里夏勃兹历史中心 Historic Centre of Shakhrisyabz
琉球王国城堡遗产群 Gusuku Sites of the Kingdom of Ryukyu
马六甲 Malacca
固原古城遗址 Site of Ancient Guyuan City
科钦 Cochin
科泽科德 Calicut
吉大港 Chittagong
加勒 Galle
希瓦古城 Khiva
图片来源
（三）
《丝路遗迹·交通篇》
主编：陈同滨、陈凌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页数：248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258.00元
ISBN：978-7-112-25670-9
丝绸之路是一条跨越亚非欧三洲的古代东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动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深远的影响，东西方的人员、物资、文化正是经由这些通路不断地往来交流，而连接这条通路的交通及相应保障设施，正是丝绸之路文明的物质见证和文明象征。
本书分关隘，烽燧、戍堡，驿站，道桥，屯田，港口设施，灯塔，航海祭祀遗迹等部分，重点介绍了点缀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遗址及其保障设施，既是具象物质文化的实在纪录，也是丝路文明回忆的重建式响应。
主旨论文《丝绸之路上的交通与保障》，由长期工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的李军副局长撰写，分为2章展开。遗产点介绍基于对文化线路遗产交通特性的强调，选择了43处（国内41处、国外2处）分布于丝路路网上的各类交通设施与保障遗迹予以介绍，类型涉及道桥、关隘、戍堡、烽燧、驿站、屯田、港口设施、灯塔、航海祭祀等9种。
目录
序一
序二
凡例
丝绸之路上的交通与保障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构成
二、海上交通线路的开辟与构成
道桥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 Site of Shihao Section of Xiaohan Ancient Route
灞桥遗址 Site of Baqiao Bridge
洛阳桥 Luoyang Bridge
关隘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Site of Han'gu Pass of the Han Dynasty in Xin'an County
玉门关遗址 Site of Yumen Pass
玉门关·河仓城遗址 Site of Hecang City, Site of Yumen Pass
居延遗址·肩水金关 Site of Jin Pass of Jianshui Duwei, Site of Juyan
柘厥关遗址 Site of Zhejue Pass
嘉峪关 Site of Jiayu Pass
戍堡居延遗址·大湾城 Site of Dawan City,Site of Juyan
居延遗址·甲渠侯官 Site of Jiaqu Houguan Fortress, Site of Juyan
骆驼城遗址 Site of Luotuo City
麻札塔格戍堡遗址 Site of Mazartag Fortress
锁阳城遗址 Site of Suoyang City
公主堡遗址 Site of Princess Fortress
卡拉摩尔根遗址 Site of Karamergen
蓬莱水城 Site of Penglai Water City
烽燧居延遗址·额济纳河烽燧群 Beacon Towers along Ejna River, Site of Juyan
敦煌烽燧群 Beacon Towers in Dunhuang
孔雀河烽燧群 Beacon Towers along Kongque River
塔里木河中段烽燧群 Beacon Towers along Midstream of Tarim River
巴里坤烽燧群 Beacon Towers in Barköl Kazakh Autonomous County
别迭里烽燧 Bedel Beacon Tower
八卦墩烽燧 Baguadun Beacon Tower
驿站悬泉置遗址 Site of Xuanquan Posthouse
屯田米兰屯田与灌溉遗址 Site of Ancient Reclamation and Canal of Miran
锁阳城屯田与灌溉遗址 Site of Ancient Reclamation and Canal of Suoyang City
港口设施石湖码头遗址 Site of Shihu Dock
江口码头遗址 Site of Estuary Docks
怀安窑码头及怀安古接官道码头遗址 Dock of Huai'an Kilns and Dock of Ancient Road for Welcoming Officials to the Yashu of Huai'an County
迥龙桥及邢港码头 Jionglong Bridge and Xinggang Docks
月港遗址 Site of Yuegang Docks
尸罗夫港口建筑遗址 Site of Military Complex of Siraf Port
永丰库遗址 Site of Yongfeng Warehouse
龙江船厂遗址 Site of Longjiang Shipyard
灯塔怀圣寺光塔 Minaret of Huaisheng Mosque
圣寿宝塔 Shengshou Pagoda
万寿塔 Wanshou Pagoda
六胜塔 Liusheng Pagoda
巴林贸易港海塔遗址 Site of Sea Tower in Bahrain Trading Port
航海祭祀遗迹南海神庙与码头遗址 Site of Nanhai God Temple with Pier
真武庙 Zhenwu Temple
九日山祈风石刻 Jiuri Mountain Wind–Praying Inseriptions
图片来源
（四）
《丝路遗迹·生产篇》
主编：陈同滨、陈凌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页数：212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258.00元
ISBN：978-7-112-25669-3
作为全球文化与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与文明的流通带，其本身也蕴含了丰富的生产与组织能力，也正因如此，丝绸之路才具有了持久的生气和魅力。本书选取了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重要物资——瓷器的生产遗址，通过对绵延而曲折的瓷器生产遗址的图像与文字记录，力求展示丝绸之路上瓷器生产的盛况；同时论述了丝绸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
生产类丝路遗存依据文化线路理论，主要指丝路贸易商品的生产基地。丝绸、陶瓷和茶叶3大商品是世界公认的中国主要出口贸易产品。本卷特约丝绸研究和水下考古2位专家撰写主旨论文，分别阐述了丝绸、陶瓷两种重要商品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变迁和陆上、水下重要考古发现，以及中外文化与技术的交流。主旨论文《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陶瓷生产与贸易》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孟原召研究员撰写，分为6章展开；主旨论文《丝路之绸：丝绸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由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研究员撰写，分为5章展开。由于丝路的商贸产品生产与集散基地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列为保护对象，使得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期间的中国丝绸生产遗址遗迹（包括种植、养殖、编织与贸易集散地）几乎无处寻觅。本卷只能选择28处（国内24处、国外4处）以中国境内的外销瓷烧造遗迹与海上沉船遗址为主的遗址点，作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生产类物证。
目录
序一序二
凡例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陶瓷生产与贸易一、陶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
二、唐五代：海上陶瓷贸易的兴起
三、摩尼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遗存
四、宋元：海上陶瓷贸易的繁荣
五、明清：海上陶瓷贸易的新发展
六、余论：腹地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
丝路之绸：丝绸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一、丝绸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二、丝绸之路上的丝绸发现
三、丝路上的丝绸传播
四、丝路上的丝绸技术交流
五、结语
窑址邢窑遗址 Site of Xing Kilns
涧磁村定窑遗址 Site of Ding Kilns in Jianci Village
磁州窑遗址 Site of Cizhou Kilns
黄冶三彩窑址 Site of Sancai Kilns in Huangye
钧台钧窑遗址 Site of Jun Kilns in Juntai
神垕钧窑址 Site of Jun Kilns in Shenhou
黄堡镇耀州窑遗址 Site of Yaozhou Kilns in Huangbao Town
陈炉窑址 Site of Chenlu Kilns
长沙铜官窑遗址 Site of Tongguan Kilns in Changsha
上林湖越窑遗址 Site of Yue Kilns at Shanglin Lake
寺龙口越窑遗址 Site of Silongkou Kilns
大窑龙泉窑遗址 Site of Longquan Kilns in Dayao
繁昌窑遗址 Site of Fanchang Kilns
吉州窑遗址 Site of Jizhou Kilns
湖田古瓷窑址 Site of Ancient Porcelain Kilns in Hutian
建窑遗址 Site of Jian Kilns
遇林亭窑址 Site of Yulinting Kilns
磁灶窑址 Site of Cizao Kilns
屈斗宫德化窑遗址 Sites of Dehua Kilns at Qudougong
南坑窑址 Site of Nankeng Kilns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 Site of Chaozhou Kilns at Bijiashan
沉船遗址黑石号沉船 Belitung Shipwreck
印坦沉船 Intan Shipwreck
井里汶沉船 Cirebon Shipwreck
南海一号沉船 Nanhai No.1 Shipwreck
华光礁一号沉船 Huaguangjiao No.1 Shipwreck
新安沉船 Sinan Shipwreck
南澳一号沉船 Nan'ao No.1 Shipwreck
图片来源说明
（五）
《丝路遗迹·宗教篇（上）》
主编：陈同滨、陈凌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页数：304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298.00元
ISBN：978-7-112-25569-6
在前后两千余年的丝绸之路绵延历史中，宗教的传播与交流占有很大的比重。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民众信仰的相通与融合，成为具有动感与活力的，浸润民众生活的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塑造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特性，进而影响至其他，也因此留下了众多的遗产遗址。本书着力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遗址，通过丰富而翔实地图片和文字资料，在分区域与线性铺陈的基础上，全面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的绵延历史和深远影响，也因此铺陈了丝绸之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佛教传播是在本廊道传播的各类宗教中影响最大、遗存最多的题材，特辟专卷予以论述。主旨论文《丝绸之路与佛教艺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撰写，主要论述了佛教遗迹中的石窟寺类型，分为6章展开。基于佛教在本廊道的突出价值——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的价值观影响，选择了69处（国内59处、国外10处）分布于亚洲丝路沿线的佛教遗迹，并在主旨论文涉及的石窟寺类型之外，适量选择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佛教建筑，作为研究内容的弥补；进而参照石窟寺的地域分区，归纳为古代西域地区佛教遗迹、河西-陇东地区佛教遗迹、中原及周边地区佛教遗迹、南方地区佛教遗迹、东北地区佛教遗迹、蒙古高原佛教遗迹、青藏高原佛教遗迹、古代印度与中亚、东北亚地区佛教遗迹共8片区域展开介绍。
目录
序一序二
凡例
丝绸之路与佛教艺术一、绪言
二、古代西域佛教遗迹
三、河西及甘宁黄河以东石窟寺遗迹
四、中原地区佛教遗迹
五、南方地区佛教遗迹
六、古代印度、中亚及其他国家佛教遗迹
古代西域佛教遗迹热瓦克佛寺遗址 Rawak Buddhist Temple Ruins
克孜尔千佛洞 Kizil Thousand Buddha Caves
苏巴什佛寺遗址 Subash Buddhist Ruins
森木塞姆千佛洞 Simsem Thousand Buddha Caves
七个星佛寺遗址 Shikshin Buddhist Temple Ruins
库木吐喇千佛洞 Kumtura Thousand Buddha Caves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Bezeklik Thousand Buddha Caves
吐峪沟石窟 Tuyoq Cave Temple Complex
达玛沟佛寺遗址 Damagou Buddhist Temple Ruins
河西、陇东地区佛教遗迹莫高窟 Mogao Caves
天梯山石窟 Tianti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炳灵寺石窟 Bingling Cave Temple Complex
马蹄寺石窟群 Mati Cave Temple Complex
麦积山石窟 Maiji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须弥山石窟 Xumi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水帘洞-大像山石窟 Shuiliandong–Daxiang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南北石窟寺 Southern and Northern Cave Temple Complex
榆林窟 Yulin Cave Temple Complex
张掖大佛寺 Great Buddha Temple in Zhangye
中原及周边地区佛教遗迹法门寺遗址 Famen Temple
云冈石窟 Yungang Grottoes
龙门石窟 Longmen Grottoes
永宁寺遗址 Site of Yongning Temple
巩县石窟 Gong County Cave Temple Complex
嵩岳寺塔 Songyue Temple Pagoda
天龙山石窟 Tianlong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响堂山石窟 Xiangtang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兴教寺塔 Xingjiao Temple Pagodas
大佛寺石窟 Bin County Cave Temple Complex
鸠摩罗什舍利塔 Kumarajiva Sarira Stupa
大雁塔 Great Wild Goose Pagoda
小雁塔 Small Wild Goose Pagoda
佛光寺 Foguang Temple
独乐寺 Dule Temple
佛宫寺释迦塔Sakyamuni Pagoda of Fogong Temple（Wooden Pagoda of Ying County）
华严寺 Huayan Temple
隆兴寺 Longxing Temple
白马寺 Baima Temple
妙应寺白塔 White Stupa of Miaoying Temple
南方地区佛教遗迹大佛寺石弥勒像和千佛岩造像 Stone Mitreya Statue and Qianfoyan Statues of Dafo Cave Temple
栖霞山千佛崖石窟 Qianfoya Cave Temple of Qixiashan
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 Qianfoya Rock Carvings in Guangyuan
大足石刻（宝顶山摩崖造像、北山摩崖造像） Dazu Rock Carvings（Baodingshan Rock Carvings and Beishan Rock Carvings）
飞来峰造像 Feilaifeng Rock Carvings
光孝寺 Guangxiao Temple
华林寺 Hualin Temple
保国寺 Baoguo Temple
开元寺 Kaiyuan Temple
阿育王寺 King Asoka Temple
天童寺 Tiantong Temple
东北地区佛教遗迹朝阳北塔 Chaoyang North Pagoda
奉国寺 Fengguo Temple
蒙古高原佛教遗迹阿尔寨石窟 Arjai Caves
美岱召 Meidaizhao Lamasery（Maitreya Lamasery）
大召 Dazhao Lamasery
青藏高原佛教遗迹大昭寺 Jokhang Lamasery
桑耶寺 Samye Lamasery
夏鲁寺 Shalu Lamasery
塔尔寺 Kumbum Lamasery
古代印度与中亚、东亚佛教遗迹佛祖诞生地兰毗尼 Lumbini, the Birthplace of the Lord Buddha
桑奇大塔 Buddhist Monuments at Sanchi
那烂陀寺遗址 Archaeological Site of Nalanda Mahavihara at Nalanda, Bihar
阿旃陀石窟 Ajanta Caves
埃洛拉石窟 Ellora Caves
塔克特依巴依佛教遗址 Buddhist Ruins of Takht-i-Bahi
巴米扬石窟 Cultural Landscape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Bamiyan Valley
石窟庵和佛国寺 Seokguram Grotto and Bulguksa Temple
法隆寺 Horyu-ji Temple
东大寺 Todai–ji Temple
图片来源
（六）
《丝路遗迹·宗教篇（下）》
主编：陈同滨、陈凌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页数：192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198.00元
ISBN：978-7-112-25717-1
在前后近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中，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占有很大比重，起过重要的作用。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的相遇和融通，成为具有动感及活力的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也留下了众多与此相关的文化遗产。
本书着力于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之外的其他各种宗教遗址遗迹，包括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通过丰富而翔实的图片和文字资料，线性铺陈，展示了多种宗教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融合发展、相互促进的历史及其对民众生活的深远影响。
此卷是对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传播的专题研究。主旨论文：《丝绸之路上的多元宗教》，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凌教授撰写，分为5章展开。遗产点介绍基于丝路的多元文化价值特征，选择了43处（国内28处、国外15处）分布于中国、中亚、南亚等丝路沿线的各类宗教遗迹，包括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其中早期传播的宗教遗迹留存至今的颇为零散，特别是摩尼教因其传教策略，故在中国大多依托佛教石窟寺或佛寺进行传播。
目录
序一序二
凡例
丝绸之路上的多元宗教一、引言
二、火袄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遗存
三、摩尼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遗存
四、景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遗存
五、伊斯兰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遗存
琐罗亚斯德教（祆教）苏哈克塔琐罗亚斯德教神庙 Zoroastrian Fire Temple (Ateshkadeh) of Surkh Kotal
亚兹德琐罗亚斯德教祭坛 Fire Temple of Yazd/Yazd Atash Behram
库车龟兹故城祆教墓 Zoroastrian Tombs of Kucha
片治肯特琐罗亚斯德教神庙 Zoroastrian Fire Temple (Ateshkadeh) of Penjikent
西安康业墓 Tomb of Kang Ye
西安安伽墓 Tomb of An Jia
天水石棺床 Sarerophagus in Tianshui
太原虞弘墓 Tomb of Yu Hong
吐峪沟祆教遗址（丁谷天） Zoroastrian Site in Tuyuq（DIGIR）
阿克·贝希姆祆教墓 Zoroastrian Tombs in Ak-Beshim
摩尼教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 Manichaen Temple of Qocho City
吐峪沟摩尼教遗址 Manichaen Site in Tuyuq
柏孜克里克摩尼教遗址 Manichaen Site in Bezeklik
蒙古和硕柴达木盆地九姓回鹘可汗碑 Khar Balgas Stele of Khöshöõ Tsaidam in Mongolia
胜金口摩尼教遗址 Manichaen Stie of Shengjinkou Valley
泉州摩尼草庵 Cao'an Temple of Manichaeism in Quanzhou
景教阿克·贝希姆景教寺院 Nestorian Temple in Ak–Beshim
西安大秦景教碑 Nestorian Stele/Xi'an Stele
洛阳景教经幢 Nestorian Scriptural Pillarl in Luoyang
吐鲁番葡萄沟景教遗址 Nestorian Site of Grape Valley in Turpan
吐鲁番高昌故城景教寺院 Nestorian Temple of Qocho in Turpan
阿力麻里景教徒墓石 Nestorian Tomb Stones of Almaliq
泉州景教徒墓 Nestorian Tombs in Quanzhou
北京房山十字寺 Nestorian Cross Temple in Fangshan
扬州景教徒墓石 Nestorian Tomb Stones in Yangzhou
伊斯兰教广州怀圣寺（伊斯兰墓） Huaisheng Mosque in Guangzhou
伊斯法罕聚礼清真寺 Masjed-e Jămé of Isfahan
泉州清净寺 Qingjing Mosque in Quanzhou
贾姆宣礼塔和考古遗址 Minaret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Jam
扬州仙鹤寺（伊斯兰墓） Xianhe Mosque in Yangzhou
泉州伊斯兰圣墓 Islamic Tombs of Saints in Quanzhou
杭州凤凰寺 Fenghuang Temple in Hangzhou
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 Mausoleum of Khoja Ahmed Yasawi
西安清真大寺 Great Mosque in Xi'an
巴凯尔哈特清真寺历史名城 Historic Mosque City of Bagerhat
印度教美山圣地 My Son Sanctuary
克孜尔石窟印度教遗迹 Hindu Ruins in Kizil Cave Temple Complex
剑川石窟印度教遗迹 Hindu Ruins in Jianchuan Cave Temple Complex
普兰巴南寺院群 Prambanan Temple Compounds
泉州印度教遗迹 Hindu Ruins in Quanzhou City
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 Brihadisvara Temple
吴哥窟 Angkor Wat
戈纳勒格太阳神庙 Sun Temple, Konârak
图片来源
（七）
《丝路遗迹·墓葬篇》
主编：陈同滨、陈凌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页数：284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298.00元
ISBN：978-7-112-25667-9
本一条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丝绸之路，对应了人类生活的种种形态。作为记录丝路文明的一种特殊形式，墓葬是个体生命的终止符，却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充分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及其影响区域的人们生产生活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分中原地区墓葬，河西走廊及两侧地带墓葬，青藏高原地区墓葬，河套地区墓葬，西域地区墓葬，内蒙古高原地区墓葬，东南沿海地区墓葬，欧洲及中亚、西亚墓葬等章，在翔实的文字和图片介绍基础上，体现了丝绸之路上文明的融合与互通。
主旨论文《丝绸之路起点的特殊陵墓》，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撰写，分为4章展开。作为关中地区秦汉墓葬的考古发掘领队，作者凭借第一手资料将专题论述集中于这一地区，并首次从丝路关联价值角度予以解读。遗产点介绍基于墓葬类遗址对丝路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或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具有独特的见证作用，选择了37处分布于丝路沿线的墓葬遗迹，并在主旨论文涉及的关中地区帝王陵墓之外，适量增补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他墓葬，作为分布格局的补缺；进而参照地理—文化单元的概念，分为中原地区墓葬、河西走廊及两侧地带墓葬、青藏高原地区墓葬、河套地区墓葬、西域地区墓葬、内蒙古高原地区墓葬、东南沿海地区墓葬以及欧洲及中亚、西亚墓葬展开介绍。
目录
序一序二凡例丝绸之路起点的特殊陵墓
一、丝绸之路及其起点二、丝绸之路起点的特殊陵墓三、分析与认识四、结语中原地区墓葬张骞墓 Tomb of Zhang Qian茂陵 Mao Mausoleum霍去病墓 Tomb of Huo Qubing卫青墓 Tomb of Wei Qing金日磾墓 Tomb of Jin Midi苏武墓 Tomb of Su Wu班超墓 Tomb of Ban Chao康业墓 Tomb of Kang Ye安伽墓 Tomb of An Jia固原北朝及隋唐墓地 Cemetery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in Guyuan李寿墓 Tomb of Li Shou昭陵 Zhao Mausoleum乾陵 Qian Mausoleum李晦墓 Tomb of Li Hui桥陵 Qiao Mausoleum金仙长公主墓 Tomb of Princess Jin Xian李倕墓 Tomb of Li Chui韩休墓 Tomb of Han Xiu河西走廊及两侧地带墓葬雷台汉墓 Leitai Tomb of the Han Dynasty锁阳城墓群 Tombs of Suoyang City骆驼城墓群 Tombs of Luotuo City果园-新城墓群 Tombs in Guoyuan and Xincheng青藏高原地区墓葬热水墓群 Tombs in Reshui藏王墓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河套地区墓葬西夏陵 Western Xia Imperial Tombs西域地区墓葬阿斯塔那古墓群 Astana Cemetery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墓 Mehmud Qeshqeri Mazar内蒙古高原地区墓葬元上都墓葬群 Tombs in the Site of Xanadu东南沿海地区墓葬合浦汉墓群 Hepu Tombs of the Han Dynasty普哈丁墓（扬州伊斯兰墓） Tomb of Puhaddin浡泥国王墓 Tomb of the King of Boni郑和墓 Tomb of Zheng He洪保墓 Tomb of Hong Bao欧洲及中亚、西亚墓葬奥古斯都陵墓 Mausoleum of Augustus卡布斯拱北塔 Gonbad-e Qãbus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 Mausoleum of Khoja Ahmed Yasawi帖木儿家族陵墓 Gur-Emir Ensemble图片来源丛书总序
分册文摘
《丝路遗迹·总论篇》
一、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与传播1.作为文化遗产的丝绸之路1877年，近代地理学先驱、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基于科学与资本的立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颇富人文地理色彩的地理学概念——丝绸之路（图1），用于指称发生在以汉代为主的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中西贸易大通道，并以此充分肯定了丝绸贸易在东西方之间商贸的重要性；59年之后，他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936年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丝绸之路》一书以此为名，讲述了其在中国的新疆、内蒙古与甘肃的探险历程（图2~图4）。自此，这一名词成为颇具神秘色彩的地理-文化概念广泛流传，虽然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有关“丝绸之路”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发生过种种阐释与辨析（唐晓峰，2018），但在今天人们较为普遍的使用中已成为泛指古代东西之间文化与商贸交流的代名词（图5）。
▲1886—1935年斯文·赫定的探险地图（图片改绘自：https://de.m.wikipeedia.org/wiki/Datei:Exploring_expeditions_of_Sven_Hedin_1886-1935.jpg）
▲斯文·赫定《丝绸之路》中译本（图片来自网络）
▲李希霍芬1877年在《中国》卷一中绘制的丝绸之路地图，红线为他标注的丝绸之路路线（Richthofen, erdinand Paul Wilhelm vo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1）《丝路遗迹·城镇篇》一、引言跨越亚非欧三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动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百余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话题，人们一直被丝绸之路上绚烂多彩的文明所深深吸引。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遗产项目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丝绸之路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遗产项目作为线性遗产，经过的路线长度大约5000km，包括各类共33处遗产点，申报遗产区总面积为42680km²，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为234464km²。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遗产点，包括河南省4处、陕西省7处、甘肃省5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哈萨克斯坦境内有8处遗产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3处遗产点（表1）。当然，这只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值得注意的是，33处遗产点中城镇遗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充分说明了城镇在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
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集中体现一个区域内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客观地说，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中国境内段的古城，除了具有一般城市的基本作用外，还承担保障丝绸之路安全和通畅的功能。这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决定的。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空间前提，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地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人类同地球环境斗争的历史，构成为历史长期的连续性；而地理环境又有助于人们认识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从长时段来看，一些特殊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欧亚内陆地带自古以来以气候干燥、降雨量稀少著称。由于大气环流不能把较多的水汽输送到欧亚内陆，因此不能以降雨的形式释放大气中的水分，而帕米尔高原及周围的隆起地带又对湿润气流的北上有重要的阻挡作用。在长期干旱条件下，高山夹持的高原、盆地及山前冲积扇地带由于强劲的风蚀作用形成戈壁，而原先积存着丰富疏松成沙物质的地带则在风力作用下形成沙漠。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即是在极端干旱条件下，受高度在12m，风速有时高达30m/s的扬沙风作用下形成的。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四周有阿尔泰山、帕米尔、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高山环绕。天山横亘中央，把新疆分割为南北两大部分，形成三山两盆的地理格局。而在平行山脉之间则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和谷地，如拜城、焉耆、吐鲁番、哈密，及尤勒都斯等盆地，伊犁、乌什等谷地。在远离海洋和高山环抱的影响下，新疆气候具有典型的干旱气候特征。新疆的平均降水量为145mm，为中国年平均降水量630mm的23%，不但低于全国平均值，也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最少的。不过，即使是南北疆也存在巨大差异。北疆平原区为150—200mm，西部可达250—300mm。南疆平原在70mm以下，最少的托克逊只有7mm。北疆中山带以上年降水量为400—600mm。伊犁谷地个别迎风坡可达1000mm。天山南坡中山带以上年降水量为300—500mm。昆仑山北坡年降水一般为200—400mm，局部迎风坡可达500mm。夏季山区降水直接形成径流，汇入河道，是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新疆农田用水80%来自河流。冬季山区积雪融化后，成为春季河流主要的水源。新疆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北疆适宜游牧，南疆适于定居。丝绸之路沿线所经的不同地区也因各自的地理环境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的文化面貌。丝绸之路中段，亦即主要是环塔里木盆地周缘，依靠着雪山融水和地下水，形成了星星点点的由沙漠、戈壁、高山包环的绿洲。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根本上决定了绿洲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草原地带有较大的差异。笼统而言，草原地带的居民主要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绿洲地区的居民则是半游牧半农耕生活方式。以星散在各处河流绿洲上的定居点为基础，逐渐发展形成一些绿洲城市。这些绿洲城市之间的联结成为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基本道路网。同样由于中亚地区特殊困难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绿洲或是草原地带的城镇，不论它们各自的地位、性质如何，都必然成为交通线上一个个的中继站，因而也造就了这些城镇人群和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二、帝国都城与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盛在世界遗产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丝绸之路天山廊道评价称：
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
这段文字中对丝绸之路的时段、意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所谓的“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指的正是从汉到明这段时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近百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在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以及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丝绸之路更是一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由此，有一些人提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存在着丝绸之路。这种说法实际上似是而非。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的。李希霍芬认为，丝绸之路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可以看出，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有着明确的时间、空间以及内容界定。此后不久，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提出，“我们应把该名称的涵义进而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赫尔曼的意见将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向西作了大幅延伸。后来，随着学术的积累，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在时空上又有所拓展。从空间上说，从中国往东延伸至朝鲜、日本，向西则远至非洲；从时间上说，始自汉武帝时期，下至16世纪。不过，丝绸之路开始的时间却一直是以张骞通西域为标志的。那么，张骞通西域之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现代研究者根据考古发现，指出东西方文化交流在很早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特别是欧亚草原民族迁徙和物质流动。汉以前东西方有交流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就是“丝绸之路”。仅以《史记》的记载来说，张骞在出使之前就已经知道西域一些部族的情况，说明此前必定有人物往来、信息传递。《丝路遗迹·交通篇》
2014年6月，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遗产项目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丝绸之路是一条线性世界遗产，经过的路线长度大约5000km，包括各类共33处遗迹，申报遗产区总面积为42680km²，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为234464km²。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包括河南省4处、陕西省7处、甘肃省5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哈萨克斯坦境内有8处遗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3处遗迹。然而，这只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近年，古代丝绸之路途经的一些国家也还在为其他路段申报世界遗产积极筹备。跨越亚非欧三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动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百余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话题，人们一直被丝绸之路上绚烂多彩的文明所深深吸引。2014年，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遗产项目首获通过，丝绸之路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人们习惯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广义的丝绸之路并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绿洲之路。今天看来，丝绸之路包括陆路的绿洲之路、草原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三条大通道。东西方的人员、物资、文化正是经由这些通路不断地往来交流。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构成1.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史称“凿空”。汉通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张骞通西域”是就官方使节活动而言的，而东西方的往来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从阿凡纳羡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开始，中国北方地区就与南西伯利亚存在往来。安德罗诺沃文化（Anderonovo Culture）的传播、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的产生，都显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广泛而深入。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无疑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结合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大致可以勾勒出两汉时代东西方陆路交通路线。在陆路主干线基础上，还派生出若干分支路线。汉代东西方陆路绿洲之路交通主要干线大致是：东起长安，西出陇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自敦煌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今新疆皮山）、莎车（今新疆莎车），到达疏勒（今新疆喀什）；北道出玉门关（图1，图2）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东北雅丹地区），抵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而后傍天山南麓，经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到达疏勒。从疏勒西越葱岭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Bactira），或向西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Farghana盆地）再往南可抵达大夏。从大宛往西经康居（今中亚阿姆河Amu-Darya/Oxus与锡尔河Syrdarya/Jaxartes之间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前往奄蔡（今咸海以北）。从大夏往南可到身毒（今印度），向西经安息（伊朗），可至条支（今叙利亚一带）、黎轩（埃及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西汉晚期，汉戊己校尉曾一度想开辟从车师后国（今新疆吉木萨尔）经五船北直达玉门关的新道，以避白龙堆之距，由于车师后王的阻挠而未果。最晚到隋代，五船新道已经发展成为陆上交通的又一条大干道（即后来的北道）。相对而言，草原丝绸之路是比较宽泛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受欧亚大陆自然条件的限制，绿洲之路必须依傍山川、河流、定居点等特定的线路而行；而在广袤的草原地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移动范围大，少有固定城邑，交通路线往往不易确定。目前所谓的草原之路，很大程度上是靠墓葬出土遗物串联起来的，也可以理解为东西方往来物品流布的范围。魏晋南北朝时期，陆路中外交通的线较秦汉时代有了较大发展。丝绸之路除传统的南北两道外，还新开辟一条“五船新道”。东汉就有过开五船道的想法，《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元始中（公元1—5年），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因车师后王姑句的阻挠而未获成功。《三国志》卷三O《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魏晋时期新开辟的五船道，发展至隋，成为经由伊吾（哈密）西去，傍天山北麓，渡北流河水（碎叶川），至拂菻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达于西海（地中海）的北道。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现存大量岩画、石刻。喀拉昆仑公路沿线尚存几处汉文题记。其中，洪扎河畔一处题记十二字“大魏使谷巍龙今向迷密使去”，乃是5世纪中叶北魏使者前往中亚米国（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途中所记。其经行路线当是汉代通往罽宾、乌弋山离的旧道，即从新疆皮山向西南，溯塔斯洪河而上，经吐孜拉克达阪，转向西至阿喀孜达阪，沿今公路线，溯哈拉斯坦河，直至麻扎。由麻扎顺叶尔羌河向西北经阿拉萨勒，转向西南，越中巴边境，至星峡尔，再沿星峡尔河往西至洪扎河畔。由于南北政权的对立，东晋南朝与西域的交往还通过从益州（今四川）至鄯善（今新疆若羌）的“河南道”进行。南朝刘宋县无竭于永初元年（420年）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所走的应该也是“河南道”。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宋云、惠生西使亦经由此道。唐贾耽在前代资料基础上，结合鸿胪寺记录，撰成《皇华四达记》，“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这七条通道基本涵盖了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框架。魏晋隋唐时期佛教繁盛，大批西域僧侣远涉东土，而中原高僧西行求法也络绎不绝。东西往来的高僧大德行迹的记载，极大丰富了人们关于丝绸之路交通线路的认识。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法显传》、《大唐西域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悟空行纪》等。而10世纪以后，阿拉伯世界关于中亚地区的历史地理记载既可以和中文资料相印证，也增加了许多重要信息。2.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与路网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空间前提，在相当大程度上形塑和制约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地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人类同地球环境斗争的历史，构成为历史长期的连续性；而地理环境又有助于人们认识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从长时段来看，一些特殊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内陆欧亚地带自古以来以气候干燥、降雨量稀少著称。由于大气环流不能把较多的水气输送到欧亚内陆，因此不能以降雨的形式释放大气中的水分，而帕米尔高原及周围的隆起地带又对湿润气流的北上有重要的阻挡作用。在长期干早条件下，高山夹峙的高原、盆地及山前冲积扇地带由于强劲的风蚀作用形成戈壁，而原先积存着丰富的疏松成沙物质的地带则在风力作用下形成沙漠。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即是在极端干旱条件下，受高度在12m、风速有时高达30m/s的扬沙风作用下形成的。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四周有阿尔泰山、帕米尔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高山环绕。天山横亘中央，把新疆分割为南北两大部分，形成三山两盆的地理格局。而在平行山脉之间则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和谷地，如拜城、焉耆、吐鲁番、哈密及尤勒都斯等盆地，伊犁、乌什等谷地。因远离海洋，高山环抱，新疆气候具有典型的干旱气候特征。新疆的平均降水量为145mm，为中国年平均降水量630mm的23%，不但低于全国平均值，也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最少的。即使是南北疆也存在巨大差异。北疆平原区为150~200mm，西部可达250~300mm。南疆平原在70mm以下，最少的托克逊只有7mm。北疆中山带以上年降水量为400~600mm。伊犁谷地个别迎风坡可达1000mm。天山南坡中山带以上年降水量为300~500mm。昆仑山北坡年降水一般为200~400mm，局部迎风坡可达500mm。夏季山区降水直接形成径流，汇入河道，是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新疆农田用水80%来自河流。冬季山区积雪融化，成为春季河流主要的水源。《丝路遗迹·生产篇》
一、引言中国同海外地区的海上交通和商贸往来历史悠久。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一统岭南地区，先后设郡县进行管辖，由于区域性的地缘优势，岭南已与海外地区有一定的海上贸易往来，这条海上交通线路至少在汉代已经较为成熟，《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抵达印度、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并记载黄门设“译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及至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至明清时期受海外贸易政策影响则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丝绸、瓷器和茶叶是海外贸易中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同时，连同由海外地区输入的香料、珍宝等物，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不断发展的海上贸易线路。这条以商品交换为发展基础的海上贸易线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特征，这便是被后世所称与北方地区陆路交通线路“丝绸之路”交相辉映的“海上丝绸之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可知，在这条漫长的海上贸易线路上，中国陶瓷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自晚唐五代以来，陶瓷器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最具代表性的对外输出商品之一。因陶瓷器易碎，大批量的海外贸易只能借由相对平稳的海上线路进行；又因其易于保存，不像丝绸、茶叶等有机质物品一样易腐烂消失，故而一些海外遗址、水下沉船中均有大量发现。这些海外和水下遗留下来的陶瓷器，结合窑址考古发现，让我们可以探讨外销陶瓷的生产与贸易情况，并进一步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下面将从外销陶瓷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意义谈起，简要论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陶瓷生产与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状况与特征。二、陶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陶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制瓷技术的发展是前提条件。这一点首先得益于中国传统制瓷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繁荣。瓷器作为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商周时期已生产出原始瓷器，至东汉晚期烧造出了成熟瓷器；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达到了新的水平，并形成了以“南青北白”为主要特征的制瓷手工业分布格局；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类别增多，达到了空前繁荣；明清时期的瓷业格局有了新的变化，以景德镇窑的发展最为突出，产品则以青花瓷器为主，还有丰富多彩的彩瓷和单色釉瓷等。同时，受中国制瓷技术影响，国外一些地区的制瓷技术也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陶瓷产品风格，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日本的伊万里青花与五彩瓷，中南半岛泰国素可泰青瓷与褐彩瓷、越南的青瓷与青花瓷，乃至17—18世纪以来欧洲地区相继仿东方瓷器烧制而成的荷兰代尔夫特陶、德国迈森瓷器等。这些日常生活或陈设中颇为常见的陶瓷器尤其是中国古代瓷器，不仅受到国内人们的普遍喜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同时也广受国外地区人们的欢迎，海外市场需求愈来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陶瓷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繁荣。因此，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这些陶瓷器遂成为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先后融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潮流，销往世界各地，在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有一点尚需指出，在海外地区发现的陶瓷器，一般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应属于非商品类陶瓷器，如赏赐品、礼品等，此类数量有限；另一类则是作为商品对外广泛销售的陶瓷器，这类最为常见，而且数量非常大，一般学者称之为“外销瓷”，也有学者称为“贸易陶瓷”“外贸瓷”等”，还有学者认为其因海洋贸易而兴起而称之为“海洋性陶瓷”或“海洋性瓷业”，名称不一而足。事实上，这些输出到海外地区的陶瓷器性质也是多样的，除了政府外交用的赏赐瓷器外，单就贸易瓷器而言，也可分为官府贸易和民间贸易，而且大多数是通过海上贸易来实现的，这一点已有学者做过明确论述。这里所论即是这类作为商品而大量销往海外地区的陶瓷器。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陶瓷器的对外输出虽以海上贸易为主，但同时仍存在少量的陆路运输方式，西北及至中亚、西亚及东北亚等地区的部分陶瓷器有一些便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运输的，比如，明万历时期“鞑靼女真”及“天方诸国”由京师归国装载瓷器“陆行万里”时，便记述其装运方式颇为讲究：“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此可作为瓷器陆路运输方式的参考。下面即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发现两个方面论述陶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概说其在古代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中的意义。《汉书·地理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至东南亚一带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等地，以及南亚地区的黄支国、已程不国，并“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时已以“黄金、杂缯”经由南海诸国交易“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明确记载。六朝时期的海上航线有了新的发展，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仍有较大限制。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晚唐以来海外贸易逐渐繁荣，陶瓷器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这在当时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宋会要辑稿》：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立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麄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瑇瑁、玛瑙、车渠、水晶、蕃布、乌樠、苏木之物”，精粗瓷器是宋代用以市易蕃货的商品之一；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之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中多次提到“番商兴贩”用“瓷器”“青白瓷器”“青瓷器”等博易；《元典章》中也有以“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簾子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的记载；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青瓷器”“青白花碗”“青白花器”“处器”“青处器”“青白处州瓷器”等；马可·波罗亦曰：“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unguy）。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14世纪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谈到中国的瓷器时谓：“只在刺桐和隋尼克兰城制造。……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更为价廉。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可见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器已在海外不少地区使用。明初太祖诏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至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在颁行海禁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官方朝贡贸易，瓷器成为郑和船队对海外各国交易的物品之一，如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换易或买卖交易使用“中国青磁盘碗”“中国青花磁器”“青磁盘碗”“磁器”等，费信《星槎胜览》所记货用“青白花磁器”“青花白磁器”“青白磁器”“磁器”等，巩珍《西洋番国志》则记有“中国青磁盘碗”“青花磁器”“磁器”，这些记载是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外销海外地区的重要资料。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欧洲商船相继来华贸易，物美价廉的中国瓷器是其竞相采购的商品之一，这在荷兰、英国等商船档案中均有记载，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即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行销区域与规模均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贸易地区外，还扩大到了欧洲、美洲等地。同样，在海外地区遗址的考古发现及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中有着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陶瓷器在国外就有使用，如朝鲜半岛（图1）、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等，已有少量流传。到了唐代以后，特别是晚唐、五代时期，陶瓷器开始大批销往国外地区，特别是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远至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受海外贸易政策的支持和影响，掀起了中国陶瓷外销新的高峰，特别是华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以国外市场为主要消费地的窑场，尤其是南宋、元代，以名窑和以仿烧名窑产品为主体的各窑场生产的各类瓷器，大量输往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阶段，制瓷手工业格局和品种较之宋、元时代有了很大变化，海外贸易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江西景德镇民窑、福建漳州窑和德化窑、广东石湾窑、江苏宜兴窑等诸多窑场的陶瓷器继续行销海外地区，并在亚洲、非洲基础上，广销至欧美地区。在这一发展历程中，由于海外贸易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14—16世纪泰国素可泰时期的素可泰窑白釉褐彩器、宋加洛窑青釉器和越南海阳窑等地的青花瓷器则成为东南亚海域海洋贸易中一时颇为活跃的中国瓷器替代品；17世纪的日本伊万里瓷器也成为当时欧洲市场上中国瓷器颇具竞争力的产品。
▲韩国公州百济时期武宁王陵出土瓷器（引自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第96页）由于陶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运输。因此，除了海外消费地外，在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上，由于种种原因也遗留下了一大批古代沉船遗址或水下遗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水下考古在亚洲地区及各海域的广泛开展，特别是南海海域，发现了一批不同时期的沉船或水下文物点。在这些水下遗存中，陶瓷器又因易于保存，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所占比重较大，出水了一大批中国陶瓷器。这一点在唐代以来的沉船中体现尤为明显。例如，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其载货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丝路遗迹·宗教篇（上）》一、绪言公元前138年西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月氏，凿通丝绸之路。随之中原封建王朝与西方诸国开始了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西方的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土大地。其中佛教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绵延千年，繁盛不衰，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今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古代西域、河西走廊、中原大地，乃至于大江南北存留着的众多佛教遗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古代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原名悉达多·乔达摩，是古代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国王净饭王的太子，属于释迦族。释迦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间。释迦传法初期，佛教僧团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当释迦率领众弟子进入摩揭陀首都王舍城后，国王频毗娑罗皈依了佛教，并在城外为佛陀建立了竹林精舍。拘萨罗国商人给孤独长者也在王舍城皈依佛教，回国后与祇陀太子在首都舍卫城外为佛陀舍建了祇园精舍。这样竹林精舍和祇园精舍被认为是佛陀时期最初的佛寺。在进行了长达45年的传教后，释迦于拘尸那迦城附近的希拉尼耶伐底河边的娑罗树下涅槃，弟子们将其火化，舍利分给八国，起塔供养。塔，梵语为stūpa，在汉文佛典的翻译中有多种不同的音译，如窣睹婆、窣堵婆、薮斗婆、苏偷婆、塔婆、佛图、浮图、浮屠等，按意译作高显处、方坟、圆冢、坟陵、塔庙等。通俗地讲，塔是用砖、石、木等建造而成，用来安置如来肉身舍利的陵墓或坟墓。在古代印度还有一种塔式建筑，称为“支提”（梵语caitya）。东晋佛陀跋陀罗、法显所译《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明确地说：“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般泥洹处、菩萨像、辟支佛窟、佛脚迹。此诸支提得安佛华盖供养具。”（《大正藏》卷22，498页）可知塔与支提的区别在于有无佛陀舍利，有舍利者称为塔，无舍利者称为支提。虽然后世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但作为供养礼拜之建筑物，无疑是寺院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寺院是僧侣礼拜供养、布法传道、修行起居的场所。因此，寺院一般应有塔、佛殿、讲堂和僧房的设置。根据使用功能的不同，印度佛寺有不同的称谓，如“僧伽蓝”（Sangharama，意为静园、众园），“支提”（Caitya，或称“制多”“制底”），“毗诃罗”（Vihara，或称“精舍”，意为智德精练者之所在，可释为僧房），“阿兰若”（Aranya，或称“阿练若”“兰若”，意为“空静处”“闲静处”“远静处”，指远离村落适合修行之场所），“招提”（Caturdisa，意为四方僧侣来往依住之客舍），“道场”（Bodhimanda，谓佛成道之所，故道场也可作为佛寺别名）。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于来自西方的僧人一般被安排在接待宾客的官署，如鸿胪寺、太常寺等处居住，所以，人们习惯上把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之处通称为“寺”。在中国还有浮屠（佛图）祠、寺刹、佛堂等称谓。宋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又将佛寺归纳为六种：窟、院、林、庙、兰若、普通。其中所谓窟，即石窟寺，实际上，它是模拟地面寺院建筑进行开凿的，是寺院形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坐禅是僧侣的一种修行方式。禅是古印度梵文Dhyana的音译，意思为“静虑”，表示静坐凝心专注观景的形式，中国僧人习惯上称为禅定。修禅首先要观像，这样静虑入定之后会出现种种见佛的幻境，达到心神与佛交融的境地，最终能够成就“无上道”。因此，寺院中塑造了配合观像需要的佛教偶像。以像设教成为佛教最重要的特征，所以中国古代称佛教为“象教”。偶像的崇拜作为传播佛教思想的辅助手段，比如佛陀的形象、佛陀一生的事迹（佛传故事）、佛陀用于教化众生的故事（因缘故事）、佛陀累世修行积德的故事（本生故事）等，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以此宣扬佛教教义，使民众崇拜和信奉它，由此产生了佛教雕塑和绘画艺术。不过，在古代印度佛教传播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佛像还没有出现，人们将菩提树、佛塔、佛座、佛足等视作佛陀的象征，而礼拜供养。约在公元1世纪后期，最早的佛像诞生在西北印度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犍陀罗是贵霜帝国的统治中心，也是佛教文化和艺术的中心，那里的古代雕塑家们采用古希腊雕塑艺术技巧和形式来表现佛陀的形象。这种具有古希腊风格的佛像对中亚和东亚影响很大。公元2世纪初左右在犍陀罗制作佛像的思想影响下，印度北部秣陀罗地区（今印度新德里南面）也开始雕造佛像了，但与犍陀罗艺术明显不同，主要融合印度原有雕刻艺术的传统，佛像具有古代印度人的面容，健壮的体格。秣陀罗佛教艺术对东南亚和东亚也影响很大。随着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艺术经中亚、西域，逐渐向中国内地传播，经由中国的融合与发展，又反向回传到西域，并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佛教艺术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各区域、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因此，佛教初传之时，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自然会融入当地各种文化因素，寻找到适合于自身植根的土壤。在与当地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传入某地的同时，也往往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在不断地交融和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的佛教艺术中心，它们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影响。从印度到中国，都展现了不同的艺术风貌，这也是佛教艺术的魅力所在。岁月沧桑，由于历史上频繁的战争、火灾以及人为的破坏等诸多因素，如今许多著名的佛寺早已沦为丘墟，与此相反，由于石窟寺坚固耐久的特性，洞窟内雕塑、壁画大部分幸运地保留下来了，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佛教艺术发展史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二、古代西域佛教遗迹新疆地区即是中国古代的西域，在天山南麓、昆仑山以北的茫茫戈壁沙海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绿洲国家。佛教东渐，首及西域，进而影响到中国内地。因此，新疆是佛教艺术东传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纽带，起着桥梁的作用。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至迟在公元2世纪左右，西域诸国受古代印度的影响，已大都信奉佛教，修营塔寺渐成风气。其中丝绸之路北道的古龟兹国（今库车）是西域诸国中的一个大国，其地东邻焉耆，西接疏勒，扼控着丝绸之路北道中段。大约到公元3、4世纪，龟兹已成为葱岭以东的一个佛教中心，许多佛教徒来到此地翻译佛经。与盛行大乘佛教的于阗（今和田）不同，龟兹主要流行重在修行的小乘佛教。龟兹王室除了修建规模宏大的塔寺外，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开始雕凿石窟。位于丝路南道的古代于阗则是西域另一个佛教中心，盛行大乘佛教，境内有众多的佛寺遗迹。新疆东部的高昌（今吐鲁番一带），是西域连接河西走廊的关键地带，受于阗和龟兹佛教影响很大，佛教遗迹众多。位于龟兹与高昌之间的古焉耆也有重要的佛教遗迹。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位于于阗以东的古楼兰-鄯善国（今若羌一带），也保留了不少早期佛教遗迹。在历史上，新疆佛教遗迹遭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德、英、法国等西方列强肆意盗窃，佛寺遗迹保存状况不好，石窟内残存的塑像无一幸免，部分洞窟的壁画也遭盗割。（一）古代龟兹以库车、拜城为中心的古龟兹地区，佛教遗迹最为丰富，尤其是石窟寺数量多，规模大，开凿年代从4世纪前后一直延续到13世纪，是新疆佛教遗迹的精华所在。典型石窟有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千佛洞等。由于地质条件所限，石质不适宜雕刻，所以石窟寺都采用了塑像和壁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这些雕塑和壁画，特点鲜明，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反映了古龟兹地区佛教塑画艺术是在融汇西方佛教艺术和当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拜城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城东约60km，东距库车约21km，是古龟兹地区规模最大、年代最早，最具代表性的石窟。洞窟主要开凿在木札提河北岸悬崖峭壁上，分为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现有编号洞窟236个，壁画保存较好的有81个。开凿年代约4世纪初到7世纪后期。主要礼拜窟有塔庙窟、大像窟、方形窟，另外还有供僧人起居、修行的僧房窟。《丝路遗迹·宗教篇（下）》一、引言跨越亚非欧三洲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动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百余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话题，人们一直被丝绸之路上绚烂多彩的文明所深深吸引。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遗产项目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丝绸之路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在丝绸之路遗产中有大量宗教遗存，是丝绸之路丰富的文化宝库，也可见宗教的传播和交流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宗教是人类文化行为的一部分。世界上有许多宗教，不同宗教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彼此严重隔阂。但当我们回顾丝绸之路，特别是中国新疆段的宗教遗存时，却有另一种不同的感受。人类历史上几大宗教在这里共存、交融，异彩纷呈，这样的情形在世界上相当罕见。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丝绸之路极具包容性的特点。在丝绸之路上曾经流行的有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古代称祆教、拜火教）、佛教、道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六大宗教。道教源自中国内地，佛教来自南亚次大陆，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来自伊朗高原，基督教来自于叙利亚，伊斯兰教则来自阿拉伯半岛（图1、图2）。
这些宗教齐聚西域，与丝绸之路上人口的流动是分不开的。丝绸之路上往来的人们，除了携带各类商品之外，行经之处还带来他们的信仰。客观地说，古代人们的文化状态决定了宗教必然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宗教的传播带动相应物质文化和艺术的传播，而物质文化和艺术的流动有时也带动了宗教的流布。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互为因果的。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之路上宗教及其艺术的流动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元的。各种宗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在当地生存，多多少少都因地制宜地作了改变。比如，中亚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就与波斯有所不同，加入了许多中亚本地的信仰因素。经由中亚输入中国境内的琐罗亚斯德教，又与波斯和中亚有所区别。中国南方琐罗亚斯德教寺院，形式上已经接近于佛寺了。即便同样是在新疆地区，游牧地区和绿洲地区的祆教仪式也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们在敦煌壁画上能见到的祆教女神，已经宛然是唐代仕女的样式。传入中国的佛教，因为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不同部派的需要，寺院布局也就有所不同。随着佛教的传入，犍陀罗艺术和西域绘画晕染法也传入中国内地。而经过汉地改造过的佛教艺术的印迹，在西域地区也随处可见。丝绸之路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交错杂居，促进了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不同宗教混杂的情形，在丝绸之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高昌地区，佛教和摩尼教寺院互相改造利用的现象所在多有。有些窟寺壁画同时包含了不同宗教的内容。正是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过程，使得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考察宗教在传播、交融、反馈过程的环节变化，也就更加引人入胜。丝绸之路上宗教之所以能有绚丽多彩的内容，无疑与丝绸之路的开放性、包容性分不开。了解丝绸之路上宗教遗存，将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丝绸之路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二、火祆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遗存火祆教是伊朗的古代宗教，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或根据它所崇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而称为马兹达教（Mazdeism）；或根据该教传说的创始人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而称为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或因为其崇拜“圣火”而称之为拜火教；或因为其信奉的主要经典《阿维斯塔》（Avesta）而称之为阿维斯塔教。火祆教晚出的一个支派由于信奉密特拉，因而得名密特拉教派。印度西北帕西尔人（Parsis）信奉的这种宗教已经和伊朗本土有所不同，因此别称为“帕西教”（Parsisism）。现在学界一般称之为琐罗亚斯德教。由于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光和日月星辰，古代中国人认为这是对天的崇拜，所以称之为火祆教、祆教。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波斯语作Zarathushtra）是火祆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族姓斯比泰玛，可能出身于帕提亚（安息）贵族骑士家庭。按传统说法，琐罗亚斯德生于公元前628年，死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地在波斯西北米底省的拉格斯镇（今伊朗德黑兰郊外）。另一传说认为，琐罗亚斯德生于伊朗乌尔米阿湖畔的伽山。琐罗亚斯德教注重献祭、洁净、崇拜圣火，其一切宗教仪式均操诸祭司“阿特拉万”（āthravan）之手，其他人不得躐等。洁净被认为是琐罗亚斯德教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阿胡拉·马兹达所造的世界本质是洁净的，因而每个教徒都有义务维持世界洁净，同邪恶不净做斗争。琐罗亚斯德教有三大重罪：焚尸、食自毙之牲、行淫秽之事。尸体被认为是最不洁之物，禁触及如土、水、火等各种自然之物。为了保证尸骸不触及水土，琐罗亚斯德教实行天葬。琐罗亚斯德教认为达克玛为众德弗所麇集，应力避涉足。那些接近过尸体或从事殡葬的人要接受巴乐湿祓奴（Bareshnum）一类净礼。琐罗亚斯德教徒在日常生活中还将有各种净礼来保持洁净。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鲁士定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后，拜火习俗更为流行。公元前4世纪时开始出现圣火神殿的崇拜。供圣火的神殿成为祭祀及各种宗教活动的中心。纪元初时代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笔下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是：“他们有火庙，四周明显有围墙；中间有祭坛，坛上有大量的火烬。麻葛（Maga）们保持着火永不熄灭。他们每天都来祈祷一个时辰……在火前，披着头巾垂至面颊，遮住嘴唇。”唐代文献《通典》里也称祆教寺庙里“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琐罗亚斯德在“而立之年”受到神启，在米底创立火祆教。由于官方神权代表术士们（Magian）的强烈抵制，琐罗亚斯德不得不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中亚大夏。
《丝路遗迹·墓葬篇》
一、丝绸之路及其起点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出版。在该书中，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又称“河间”）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 Road”，中文译为“丝绸之路”。这是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国学者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将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其实，张骞的两次出使目的是联合月氏和乌孙在军事上夹击匈奴，与开拓商路并无多大关系。但在客观上，张骞出使西域确实强化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汉代以后，这条道路上使团与商队络绎不绝，成为中西交通的一条主要通道。现在，“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中国、中亚、西亚之间，以及通过地中海（包括沿岸陆路）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交通线的总称。由于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这条交通路线必须途经一段沙漠地带，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称“绿洲丝绸之路”）。与这一名称相对，后来学术界又陆续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等。“丝绸之路的最东端始于中国的西安，位于该国的中东部。这条4000英里（6400km）的公路在到达欧美地区的地中海之前越过了山脉和沙漠。主要路线基本上是沿着中国的长城到西北，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攀登帕米尔山脉，越过阿富汗，并继续向西穿过当今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过地中海运输到罗马。很少有人旅行整个路线，相反，一个商人把货物沿着一个预定的段，然后把商品传递给下一个交易者。在公元200年的鼎盛时期，这条路线和它在罗马土地上的西方联系构成了地球上最长的道路。”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两汉时期。大致东起汉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先到楼兰。楼兰在古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北部（今罗布泊已近干涸，古楼兰遗址几全为荒沙所湮没）。汉代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囗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囗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囗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东段已远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明帝刘庄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汉与匈奴曾互争伊吾而多次交战，终于迫使北匈奴西迁，汉政府遂开辟了“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新北道即《魏略》中的“中道”，以别于天山以北的“北新道”。南北朝时期，南朝与西域的往来，主要是从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因经吐谷浑境，故称“吐谷浑道”或“河南道”。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即北新道。从疏勒西行越葱岭抵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其都城贵山约当今柯柬德（Khojend）。自此向西为粟特、大夏。大夏都城监氏城（Bactra）即今阿富口巴尔赫；自疏勒直西穿阿莱高原（Alai）亦可直抵大夏。大夏之西为安息，其都城为番兜（和椟，Hecatompylos）。自粟特西南行达安息东边重镇木鹿（Merv），亦西抵番兜。自此西南行过阿蛮（Ecbatana），抵底格里斯河岸边的斯宾（Ktesiphon，安息晚期的都城），渡河数里即商业重镇斯罗（Seleucea）。自斯宾顺流而下可达波斯湾头的条支（Charax-Spasinu）。自斯罗西北行可达古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ea），《魏略》名之曰安都；自此再南下，越西奈半岛可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此城在汉代或称犁口（黎轩）。后汉时，罗马势力已占有近东、北非，汉人对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东部称为大秦。另外，沿汉的南道“自皮山西南往乌囗，涉悬度，历囗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悬度为今之达丽尔（Darel），口宾即今阿富口首都喀布尔，乌弋山离为今锡斯坦（Seistan）。这条路东汉时称作“囗宾乌弋山离道”。从乌弋山离西南陆路行可抵条支。又，从囗宾南行至印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达河口处罗马人名曰“Barbaricon”的海港，即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除上述丝路干线外，还有许多支路，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断有新的道路开辟。近年来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近年来，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平城京是丝路的东延终点，中国一些学者也认为洛阳应是丝路起点，“但按科学的观点来分析，开通丝绸之路最早，外国侨民来华居住最多，西域文化影响最深，国都建立时间最长，丝路畅通时国力强，考古文物种类最全，出土文物精华水平最高，现存名胜古迹最广……只能是汉唐长安”。二、丝绸之路起点的特殊陵墓“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遗产项目作为线性遗产，经过的路线长度大约5000km，包括各类共33处遗产点，申报遗产区总面积为42680km²，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为234464km²。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遗产点，包括河南省4处、陕西省7处、甘肃省5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哈萨克斯坦境内有8处遗产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3处遗产点。中国：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锁阳城遗址、北庭故城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玉门关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悬泉置遗址、克孜尔尕哈峰燧、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张骞墓。哈萨克斯坦：开阿利克遗址、塔尔加尔遗址、阿克托贝遗址、库兰遗址、奥尔内克遗址、阿克亚塔斯遗址、科斯托比遗址、卡拉摩尔根遗址。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布拉纳遗址、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值得加以认真思考的是，上述33处遗产点中城镇遗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陵墓类遗产只有张骞墓一处，这固然充分说明了城镇在丝绸之路中特殊重要的地位，但也不能依此否认陵墓在丝绸之路中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因为“古代墓葬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自然是古代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其中，中国古代帝王墓葬——陵墓，作为政治集权和礼仪规范的重要载体，更是古代丧葬礼制研究的重中之重。毫无疑问，中国古代陵墓及其相关制度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政治背景、思想文化、宗教观念乃至礼仪化的行为方式，对认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趋向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一座陵墓就是一段历史”，研究丝绸之路没有陵墓、陵墓资料不足都是有所缺憾的。张骞墓之所以能够入选“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遗产项目，是因为张骞是“凿空西域”第一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具有中西文化交流价值和意义的“特殊”陵墓，早于张骞墓、重要于张骞墓的陵墓在丝绸之路起点的古城长安及其附近数量相当可观，现择要遴选若干予以简述：雍城秦公一号大墓：雍城秦公陵园位于凤翔县南五时原上，总面积约21km²，目前已钻探出的49座大墓，平面形制可分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圆形等七个类型。根据陵园内的兆沟设置，可分为14座分陵园，陵园大多坐西朝东。每座陵园及部分“中”字形大墓的周围都设有中兆沟或内兆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