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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简牍文书的发现
中国西北地区简牍文书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历史上几次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多与新材料的出现有关。按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出土的文物，既可以和存世的史籍相印证，还在许多方面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扩充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材料出土数量之巨，影响之大，古罕其匹。殷墟甲骨、西北简牍、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以及内阁旧档，是最有价值的几大宗。而涉及的民族之多，语言文字之复杂，尤当首推西北简牍文书。
汉张骞出使西域，史称“凿空”。但根据考古发现，中原与域外的往来要远早于此。由于西方载籍所提供的信息较少，认知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主要还借助于汉文文献。不过，中国古籍的记录也毕竟有局限，西域出土的简牍则补充了许多细节，其重要性不让汉碑[2]。
西域简牍文书的发现，始于西方学者在中国西陲的“探险”。
1901年1月，英籍匈牙利学者斯坦因（A.Stein）第一次中亚探险之行时，在尼雅遗址(鸟瞰尼雅遗址(插图 1))发现了大量的汉文、佉卢文（Kharosthi）简牍（佉卢文简牍(插图 2))。在后来的三次中亚之行，斯坦因每次都有意外的收获。斯坦因发现简牍文书的经过，详细地记录在他的报告中[3]。在斯坦因第一次尼雅行后不久，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 A. Hedin）也在楼兰古城(插图 3)发现大量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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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1) | (插图 2) | (插图 3) |
1908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二中亚考察时，橘瑞超在楼兰古城（LA），发现了5枚木简和39件汉文文书，包括目前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李柏文书。1927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中方成员黄文弼在罗布淖尔发现71枚汉简，年代在西汉宣帝黄龙元年至汉成帝元延五年（公元前49－前8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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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4) |
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还在西北地区陆续发现过不少简牍文书。最重要的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大量文书(插图 4)，它们对于研究南北朝隋唐时代西域史弥足珍贵。
迄今为止，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汉唐简牍文书已经数以万计。除汉文之外，还包括南亚、中亚和西亚流行的多种古代语言文字(汉文(插图 5),佉卢文(插图 6),梵文(插图 7),藏文(插图 8)) 。这些资料目前散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仅德国学者勒柯克（von Le coq）当年在吐鲁番盆地吐峪沟藏经洞发现的各种文书，就达十七种语言，二十四种文字之多！在世界发现史上，还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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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5) | (插图 6) | (插图 7) | (插图 8) |
在体格人类学和基因研究技术尚不发达以前，人们依靠语言文字资料来推测古代人种及其分布情况。根据西域出土的简牍，可知新疆的古代居民大体分为塞语、吐火罗语两大群。他们同属印欧语系。而最让人吃惊的是，吐火罗语竟然更接近印欧语的西支，这表明它很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语言之一。因此，一些学者甚至把寻找原始印欧人足迹的目光转向塔里木盆地。
欧美学术界有悠久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传统，因此近代以来研究中亚死语言文字的名家辈出，烈维（S. Lévi）、巴罗（T. Burrow）、贝利（H. W. Bailey）、亨宁（W.B. Henning）等等，无不贡献卓著。在中国，季羡林、蒋忠新、林梅村、段晴等几位优秀的学者也在释读和研究这些古代写本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西陲出土的简牍主要还以汉文居多。西方学者因为最先获得资料，研究工作展开得最早。斯坦因历次探险所获的汉文文书由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及其弟子马伯乐（H. Maspèro）整理和研究。德国学者希姆莱（Karl Himly）、孔好古（A. Conrady）则相继整理斯文赫定的汉文收集品。不过，他们研究的主要是比较完整的文书，其它残片在近年陆续刊布。其中，最重要的是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五件完整的文书[5]。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因“神物去国，恻焉疚怀”[6] ，又不满于西方学者的研究，奋起而作《流沙坠简》一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迈同时代学者。中国学者的研究不仅注重文字释读、史事考索，同时还注意利用出土实物考证古代名物制度。王国维著《简牍检署考》一文考证古代文书制度，其中不少地方利用了西北地区新发现的实物材料。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发现的不少佉卢文资料 (尼雅出土佉卢文封检(插图 9))采用中原的封检形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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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9) |
由于政治的变迁和沙漠化等原因，塔里木盆地一些绿洲古国神秘地从历史上消逝，成为千古之谜。当人们从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晋简纸中找到“楼兰”、“精绝”等地名时，才知道眼前的荒漠曾经是灿烂的文明，它们在迷失千年之后被重新追寻回来。不过，文书的发现也导致了一场新的争论。橘瑞超所获“李柏文书”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当地国王的两封信件草稿。两件文书中都提到“海头”这个地名。于是，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楼兰国都所在地的讨论。学者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然而，无论LA也好，LB也好，海头也好，毕竟我们已经慢慢接近这些古老的文明，这才是最值得欣喜的！
西北简牍的发现，还在书法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西北简纸出土以前，魏晋书迹存世的实际只有陆机（261～303）《平复帖》九行八十四字而已。至于王羲之一门书翰，全是唐人的摹本，虽然勾摹精湛，但神彩气息无疑要比远逊于原作，后人难于从中推求原初的笔墨情致。楼兰出土的汉文简纸，纪年最早的是曹魏嘉平四年（252）残纸，年代比《平复帖》还早数十年！出土的文书有信札、练字纸、公牍等等。一般公牍和正式书信的字迹比较整饬规矩，信稿、练字纸则信手涂抹，往往在不经意处显露笔法情趣。据称三国时钟繇为得蔡伯喈笔法“搥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后来他令人从韦诞之墓盗得，才如愿以偿，笔法更臻高妙[7]。 这个故事不管是否真实，都很说明“笔法”的重要，元代赵孟頫还特别强调“用笔千古不易”。西陲简纸文书一出，今人得以在千载之下大饱眼福，真切地揣摩古人笔墨，而不必再受刻本传拓失真之苦。
东晋南朝以后，“二王”的书风逐渐占统治地位，笼罩千年之久，成为审美的主流取向和最高典范。清代学者提倡碑学，意在救书风柔靡之弊，追求质朴雄强，力图摆脱千年承袭不替的老样式，书法的审美情趣和实践活动开拓一个新的方向。西陲简牍文书的盎然生趣，正符合了这一趋势之所好，因此为近世书家所留心取法。譬如民国时期天津的王世镗先生，其草书就是近师沈乙庵，远法流沙墜简[8]，高古朴茂，冠绝一时。
百余年来西域出土简纸对学术研究的推动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但很难说其中的价值已经被挖掘殆尽。有了新思想、新方法，无论是旧材料还是新材料都会 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