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陈凌：马镫起源及其在中古时期的传播新论（上）
马镫起源及其在中古时期的传播新论
陈 凌
一 引论
在南俄草原、蒙古高原等地区出土了大量的马镫，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俄罗斯（前苏联）、匈牙利的一些学者[1]在马镫的形态发展、年代判别、属族认定上做了不少工作，尽管未臻完善，但有蓝缕之功，诚属可贵。另一方面，由于关注马镫与社会变迁（特别是欧洲社会）之间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欧美、中国学者也以不同方式参加讨论。[2]韩国、日本学者因为关注东亚地区马具的交流和影响，发表不少论著，提供了东北亚地区一些有价值的材料。[3]不过，到目前为止，关于马镫的讨论还远远不足以画上句号。在马镫的起源、发展演变、传播、影响和作用等等诸多方面，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拟在以往学者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新近的一些材料，对马镫的源流发展演变做进一步的梳理，并就其中部分问题提出一点个人的想法和意见。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目前已知的马镫材料中，只有中国地区（主要是中原）出土的部分马镫可以根据共存物得到明确可靠的年代判断。其它地区出土马镫的断代则要诉诸墓葬的相对年代。但是，由于大多数墓葬本身没有明确年代标识物，其年代推断经常是相当笼统的。我们认为，尽管目前南俄、蒙古等地区的考古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业已建立的考古年代体系事实上还未见得完全科学、可靠，指鹿为马，随意比附，张冠李戴之事俯拾皆是。因此，这些地区墓葬的年代判定本身具有比较大的随意性，据以做为断代的参照系显然不科学。虽然在一些具体方面意见有所不同，但学界的研究已经证明，东北亚各地区早期马镫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有鉴于此，从年代序列较为明确、可靠的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入手是比较合适的。
由于目前关于马镫起源和传播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者对什么真正的马镫存在不同的意见。如果不事先进行概念澄清，势必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证开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马镫的概念。形式和功能两个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最基本的出发点，因此我们认为，判定何为马镫的标准至少应该包括形式（包括制作工艺）、功能两个方面。人为地去取其中一种，都将失之主观偏颇。
有人认为，目前所知的如安阳孝民屯、长沙西晋墓等所见的单镫之类不是马镫，而应称为“马脚扣”。[4]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至少在逻辑上存在两个严重漏洞：第一、以功用的不同为预设前提，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否认（至少是无视）现实生活的需求完全可能导致功用的扩张，从而派生出新的形式。第二、功用是否能够作为唯一的标准，作者没有任何论证。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标准作为前提预设，同样失之主观。作者在这种主观预设下，显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各种单镫在形制上与后来东北地区（以及韩国、朝鲜、日本）早期的长柄镫完全相同这一事实。后者显然源自于前者，而非横空出世。一批早期双镫的制作工艺特点也表明，单、双镫的先后继承性是非常明确的。（这点详见下文讨论）从单镫到双镫的演变过程是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发生的，目前只能大体了解其早晚先后，但还很难截然划分出两期来。因此，我们主张不能把目前已知的单镫排除在马镫的发展系列之外。[5]
二 马镫的类型学分析
中国境内出土马镫的墓葬中，有一部分因可以根据墓志一类的东西明确断代，另外有一部分因为有比较可靠的考古学年代系列可资比较，年代范围也相对确定。我们选择这些墓葬或遗址出土的马镫来分析其发展演变线索。
这里有几个问题应该事先说明。第一，按地域划分在有些情况下并不完全合适，因此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做一些适当调整，并在相应的地方给予说明。第二，一些有明确纪年的墓葬、遗址象陶俑、壁画、雕塑一类文物上面马镫的样式，往往只能窥见大概，不易观察到全部细节，越是早期的墓葬这种情形越明显。学界一般公认，马镫的发展是朝着越来越实用的方向改进。因此，在遇到上述情形时，我们宁可把这些标本的样式视为比较早期的类型。同时，对那些年代只有一个大致范围的样本，我们都按照其年代下限来处理。第三，鉴于我们研究的时代范围主要是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因此时代太晚的内容我们一概从略，只在认为必要的地方举个别例子以说明问题。比如说，中原地区隋唐之后马镫的实物或图像资料数量不少，样式和发展线索相对比较清楚，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讨论。第四，一些传世隋唐时代的绘画作品上也有一些马镫的资料。传世的画作的年代和作者的认定大多依据的是古代书画谱录一类的文献（如《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等等）。我们认为文献的记录只能说明这些作品流传有绪，而难于完全坐实其作者与年代。这也是近些年代该领域发生一些论争的根本癥结所在。因此，这类资料也全部从舍。
我们将中国境内出土的马镫分为内陆、东北、新疆三个区域。内陆的范围比较宽泛一些，北至宁夏、内蒙一线，往南涵盖国内其它区域。[6]我们将这些区域内马镫的样式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表2）
（一）内陆地区
第一阶段：四世纪到五世纪初。这一阶段的马镫实物有三件。
长沙金盆岭21号墓出土的骑马俑左侧画有马镫，但骑者足不踏镫。[7]（插图1：1）通常认为这是一种在上马时使用的单镫，而非骑行之用的双镫。该墓所出的铭文砖有“永宁二年（302）五月十日作”的字样，知此墓的年代在302年或稍后。
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7号墓出土的陶马俑佩有双镫。（插图1：2）该墓主人据推测是东晋王廙。[8]这一推测为学界普遍接受。据《晋书》卷六《元帝纪》，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十月“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9]可知此墓的年代在公元322年或稍后。这件马俑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双镫实物资料。
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的鎏金马镫为单镫。[10]该墓葬的年代发掘者推断为西晋末至东晋初（即公元4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日本学者穴沢咊光、马目顺一根据该墓同出的越窑小四系罐推定的年代与此相似。[11]通过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一致结论，表明该墓葬的年代是比较可靠的。因此，学界一般认为该镫是目前仅见的唯一一件4世纪的马镫实物。[12] 孝民屯墓的马镫出土时位于马鞍左侧。仅供上马时使用，而非用于骑乘时保持平衡。[13] 发掘报告推测墓主人可能是鲜卑人或受鲜卑影响的汉族人。（插图1：3）
我们认为，这一时期可以称为马镫的萌芽和初期阶段（初期主要是指东北地区出土一部分马镫代表的发展阶段，这点在下文再做讨论）。内陆地区的这些样本，代表的是这个阶段的早期。单镫在这一期出现，是后来双镫的前身和萌芽。从现有的三件材料来看，单镫在这个时期已经相当成熟，所以在此前必定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单镫的出现应该在4世纪之前。[14]
第二阶段，以固原北魏墓出土马镫和丹阳胡桥吴家村南朝墓马俑上的马镫为代表。
1973年固原东清水河东岸雷祖庙村发现的北魏漆棺墓出土一副铁马镫，环为椭圆形上接一直柄，柄上穿的部分成圭形。[15]（插图1：13）孙机先生认为该墓的主人为北魏贵族。[16]
南京胡桥吴家村墓出土的石马上有鞍、辔、镫等，墓葬的时代大体是南齐（479—502）。[17]这座墓葬石马上镫的样式不易清晰观察，（插图1：14）所以我们暂且认为其样式不是成熟时期的类型，划归到这一期。
固原北魏墓出土的马镫虽然锈蚀严重，但我们觉得有两点非常值得重视：首先，该副马镫已经是由铁打制而成，材质相对于前一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其次，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对成副马镫；第三，镫柄部分不再是前一期那种长直样式，已经开始在柄的上部出现圭首式穿，虽然样式与后来各期相比显得原始粗糙一些。
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过一件铁马镫，长17.5厘米，镫径1 3.7厘米，[18]但未见发表相关图片，形制不明。我们估计其样式很可能与固原北魏墓出土的马镫接近。
这一阶段大致是从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初期五、六十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是马镫形制基本定型期，从目前资料看，时间跨度从六世纪中叶起至十二世纪中叶，也即南北朝后期至辽代这段时期之内。从金、蒙元兴起之后，马镫的形式又产生了一些变化，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不在我们论述范围之内。
这一阶段跨越近六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仔细分析起来还可以细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 有固原北周李贤墓、北齐和绍隆夫妇墓、北齐娄叡墓、北齐徐显秀墓以及北齐范粹墓所见的五个样本。我们按时间先后顺序介绍如下。
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 1975年9月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发现的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马俑。该俑配备整套马具，双镫的样式比较清楚。（插图1：15）据墓志，和绍隆死于北齐后主天统四年（568）[19]和绍隆之兄和安为北齐著名的和士开之父。据《北齐书》卷五○《恩倖传·和士开传》（《北史》卷九二同）称：“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这条记载彼此前后矛盾。《魏书》卷一○○《勿吉传》，附勿吉国的大国之一即素和。《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载内入诸部的素和氏，“后改为和氏”。与素和氏前后相邻的，是薄熙氏、乌丸氏和吐谷浑氏，全都是东胡系统民族。《元和姓纂》卷八“素和氏”条：“素和，鲜卑檀石槐之支裔。后魏有尚书素和跋，弟毗，右将军素和突。《后魏书》云，以本白部，故号素和，孝文改为和氏。”[20]所以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中称和士开“鲜卑人”[21]。陈连庆更是直接把素和氏置于鲜卑慕容部之内。[22]和士开既为东胡系素和部之裔，[23]其叔和绍隆当然也不能例外。
固原北周李贤墓 固原发现的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了大量与中外交流有关的文物。该墓中还发现有一件马镫明器。[24]从图片上观察，此件马镫镫环上宽下窄，有一圭首式穿，柄的长应较之前一期已经大大变短，穿、环之间有一小段颈。（插图1：16）李贤为北周的贵族，[25]于天和四年（569）卒于长安，同年迁葬原州。[26]
太原北齐娄叡墓 山西太原南郊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570）娄叡墓墓道西壁中层壁画中马的装具齐全，马镫清晰可见。[27]根据新近刊布的彩色图版，墓道东壁的“回归图”[28]也可个比较清楚地看到马镫的样式。虽然这些图像上的马镫都不是正视图，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其形制接近固原李贤墓中出土的马镫（插图1：17）。据出土墓志，娄叡死于北齐后主武平元年（570）。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 太原郝庄乡王家峰村东发现的北齐太尉徐显秀墓墓室西壁壁画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一件马镫。该镫环的部分上宽下窄，踏部扁平。穿部系带连于鞍上，因此这一部分的细节不清楚。[29]（插图1：18）但从整体上看，该镫的式样与娄叡墓、李贤墓所见的大体相同。出土墓志称徐显秀卒于武平二年（571）。
安阳北齐范粹墓 安阳西北洪河村北齐范粹墓出土一件马俑，腿部已残。[30]该俑所佩马镫形制清晰，接近李贤墓、徐显秀墓所见马镫。（插图1：19）据墓志，墓主范粹卒于北齐后主武平六年（575）。
河北磁县湾漳壁画墓中出土的骑俑中，有一些鞍镫齐全。[31]从刊布的资料看，该墓诸俑的马镫与上举诸例属同一样式。
综合而言，这期的马镫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样式：环部基本呈上宽下窄的圆角四边形，踏部宽平；圭首式穿，顶部较尖，穿的部分比前一期明显变短，显然更为实用；环穿之间有一节向内收敛的窄颈。从北周、北齐两个政权地域内出土的马镫样式的一致性，说明它们有一个共用的来源。众所周知，北周、北齐乃接东西两魏而来，两魏又是从北魏分裂产生的。追根溯源周、齐的马镫应该是来自北魏，这与历史发展事实完全一致。
这一阶段的时间大体是南北朝后期，具体而言即公元六世纪后半期。
中期 以唐太宗昭陵六骏石刻、唐新城公主墓等六处所见的有明确纪年依据的样本为代表。
唐太宗昭陵 太宗昭陵六骏的马镫全都可以辨明形制，其中尤以飒露紫、拳毛騧最清晰完整。这些马镫形制完全相同，举飒露紫一例以概见其余。飒露紫的马镫上系革带，环略呈圆方形，有一宽踏板；圭首式穿，穿的顶部为圆尖形；环穿之间有一节窄颈。（插图1：20）
唐新城公主墓 昭陵附近唐新城公主墓出土一件鎏金铜马镫，略呈圆形，踏部宽平，中间有一凸棱。穿为圭首式，比较短。穿与环之间有一节窄颈。[32]（插图1：21）墓主为太宗之女新城公主。据《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新城公主传》载：“新城公主，晋阳母弟也。下嫁长孙诠，诠以罪徙巂州。更嫁韦正矩，为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礼。俄而主暴薨，高宗诏三司杂治，正矩不能辩，伏诛。以皇后礼葬昭陵旁。”据墓志，新城公主卒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陪葬昭陵。[33]
唐郑仁泰墓 唐太宗昭陵陪葬的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马镫，圆方形环，宽平踏部，圭首式穿，穿环之间有一节短颈。（插图1：22）该墓所出的几件骑俑上的马镫，也可辨识其形式与此件相同。据墓志，郑仁泰卒于高宗龙朔三年（663），麟德元年（664）陪葬昭陵。[34]
唐独孤思贞墓 出土三件铜镫，两件位于西壁龛马俑腹下，1件出于墓室内另一件马俑之侧。3件镫的大小相同，高7.2厘米，[35]（插图1：23）可见也是明器而非实用器。报告刊布的两件马镫形制上与郑仁泰墓的完全相同。这三件马镫的墓志称独孤思贞卒于武后神功二年（698），同年下葬。[36]该墓出土的马镫有两个是以一副成套与马俑搭配，另一件则是单个搭配。这种情况提醒我们注意，仅仅根据随葬马镫的个数，并不足以判断其为单镫或双镫。
唐节愍太子墓 唐中宗定陵陪葬的节愍太子李重俊墓出土一件铜马镫，环为半圆形，踏部扁平，圭首式穿，穿与环之间有一节窄颈。该件马镫通高8.7厘米，[37]（插图1：24）显然是件模仿实用器的明器。该墓出土的几件马俑也配有马镫。虽然镫环下半多残，但还可以看出大体与上述铜马镫形制完全相同。李重俊为唐中宗三子，于神龙三年（707）起兵反对韦后，事败被杀。睿宗即位后为其昭雪，景云元年（710）陪葬定陵。[38]
阿思塔那72年188号墓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72M188出土的绢本设色牧马图上绘有两件马镫。[39]（插图1：25）两件的形制全同，这里举一件说明。该图所见马镫样式和上述昭陵、新城公主墓、郑仁泰墓、独孤思贞墓、节愍太子墓的马镫形制非常接近，我们观察图上所表示的应该是铁制马镫。该墓还同出有大量文书和一方“大唐昭武校尉沙州子亭镇将张公夫人金城麴氏墓志铭”。墓志称麴氏入葬时间为开元三年（715），[40]但墓葬中出土文书中的纪年最晚为开元四年（716）[41]。开元四年的文书显然不是随麴氏入葬的，而应该是后来随男墓主张雄下葬的。[42]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据之以推定该画年代下限为716年。此墓出土的这件屏风绢画，完全的唐中原形式和风格；即使墓的男主人（张雄）也可能是西域人，其汉化程度也很深了。因此，这件画作虽然出土于新疆地区，但我们认为其上面所绘制的种种物事都是以中原实物为原型的，所以理当归入中原内陆一类。该墓地出土的其它一些同时期墓葬的骑马俑上也约略可以观察到绘制的马镫，形式大体与屏风画上所绘相同。（表2）
综上所述，这一期的马镫的样式是：镫环呈圆角方形，不再象早期的上宽下窄；穿为圭首式；穿环之间有一节短窄颈。这种样式的镫行用了相当长的时期，其时间跨度相当于公元七世纪至公元十世纪。
后期 后期的马镫在形制上与前期还是比较接近，但镫环部分开始有上窄下宽的趋向。这个时期的样本比较多，形制也比较清楚，我们仅举白沙宋墓一例以概见其余。白沙宋墓3号墓甬道西壁壁画可清晰看见一件马镫图像，[43]（插图1：33）该墓葬的年代下限是宋徽宗宣和六年（1125）。[44]
后期的时间大概在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早期。
（二）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目前发现的马镫实物主要有五件，均为铁制品。分别出自于阿勒泰克尔木齐古墓、乌鲁木齐盐湖古墓、伊犁河流域、青河查干果勒乡。
在阿勒泰克尔木齐古墓发现过一件铁制马镫，[45]（插图1：26）但不见于墓葬登记表。该马镫最早刊布于《新疆古代民族文物》。[46]此书图版164还刊布了同时发现的一件铁马衔。关于克尔木齐墓地的年代，一种意见认为早期墓葬的年代相当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时期，即公元前1200～700；晚期的相当于战国至汉。[47]简报的执笔者则持另一种比较保守意见，认为该墓地的时代是西汉至隋唐。[48]笔者曾经多次勘察过该墓地，认为这个墓地的情况比较混杂，其中个别墓葬的年代恐怕要比前一种估计还早。笔者仔细观察过出土的实物，发现其中个别陶器的年代可能早到相当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那羡沃文化时代，也即公元前第三千年下半叶至前第二千年初。不过，这件马镫的形制接近于内陆地区第二期第二阶段的样式，时代不会太早。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该马镫应该也是相当于唐时期的遗物。[49]
乌鲁木齐盐湖古墓 1970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在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南岸发现两座墓葬。其中2号墓殉葬马匹，还出土部分马具，其中包括一件铁马镫。该镫踏部已残，穿呈圭首式，穿与镫环之间有一小段窄颈。（插图1：27）此墓同出的还有一些唐代流行式样风格的织物，报告认为该墓的年代是唐代。[50]1号墓也出土一件马镫，但年代要晚到元代，不在我们论述范围之内。
2003年新疆考古所工作人员及西北大学文博院的学生在伊犁流域发现一件铁马镫。曾经有人提出，这件马镫的年代在公元二世纪以前。笔者为此特意向主要见证人新疆考古所吕恩国先生求教。承吕先生告知，这件马镫的出土情况不清楚。该件马镫现藏伊犁自治州博物馆，我们曾经仔细观察过，认为其形制属于七、八世纪的样式，[51]绝不可能早到公元二世纪。
青河查干果勒乡发现过一副马镫，通高20.1厘米，镫环外径16厘米。刊布者认为其年代在魏晋至五代时期。[52]我们观察这两件马镫镫环部分扁圆，踏部宽平（似在镫环底部上加一块踏板而成）；圭首式穿，穿孔偏下；穿、环之间有一段短窄颈。（插图1：33）两件马镫的样式和独孤思贞墓出土的非常相近，我们估计其年代可能在七世纪。
上述克尔木齐古墓、乌鲁木齐盐湖古墓两处的墓葬形制比较明确，属于游牧民族墓葬。如所周知，公元七、八世纪活动于新疆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是突厥系民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件马镫可能与这时期的突厥民族有关系。伊犁河流域发现的这件马镫，由于没有其它更多的信息可资分析，目前似尚不宜做过多推求。中亚片治肯特壁画上也可以发现与新疆地区类似的马镫，（插图1：28）应是由突厥系民族传入的。
就目前所见，新疆已经发现的马镫没有相应于内陆地区第一、二期的样品，上述的三件马镫的年代对应于内陆的第二期第二阶段，时间在公元七、八世纪左右。相当于第二期第三阶段的马镫也还没有发现。
（三）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发现的马镫数量不少，主要有朝阳十二台乡88M1、三合成、袁台子东晋墓、集安七星山M96、禹山下M41、万宝汀M78、高句丽太王陵、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北票北沟M8等处。这些马镫墓葬有一部分的族属很明确是高句丽，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说，本应和韩半岛地区发现的其它一些样本放在一起讨论。为了便于说明马镫早期的发展线索，我们把这些马镫也放到这里一并分析。
朝阳十二台乡88M1 大凌河中游东岸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现大批马具，其中包括一件鎏金铜马镫。该马镫由铜铸造而成，通高41厘米。镫环呈扁平圆形，外径16厘米，内径12.3厘米，高9.2厘米，踏部中间略向上凸起；镫柄长14厘米，上宽下窄，上宽4.5厘米，下宽2.7厘米。（插图1：4）报告认为该墓为前燕时代墓葬，绝对年代可能早于安阳孝民屯154号墓。[53]
朝阳三合成 朝阳县七道岭乡三合村1995年发现一座墓葬中出土铜鎏金马镫包片一件，已经残为数段。通高30.5厘米。木芯，外包鎏金铜片，木芯部分已经完全腐化。这件马镫有一长方形柄，长17厘米，宽4厘米，柄身有10个铆钉孔。镫环呈扁圆形，内径12厘米，宽2.5厘米，踏步微向上凸。镫环周围也有铆钉。残存的还有部分窄条包边，包边中间都有铆钉孔，孔间距3.5厘米。（插图1：5）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与安阳孝民屯154号墓、朝阳袁台子墓年代相近，是前燕遗存。[54]
朝阳袁台子东晋墓 朝阳十二台营子一座石椁壁画墓中也发现一整套马具。其中一副马镫出土时位于鞍桥下，镫通高28厘米。芯由籐条合成，包革涂漆，面饰朱绘云纹图案。镫杯较长，长14厘米，宽3.7厘米。环为扁圆形，径15厘米。通连镫杯的部分有一三角形木楔，外包皮革。（插图1：6）该墓葬年代估计在四世纪初至四世纪中叶。[55]
集安七星山M96 该墓发现一副马镫，也是木芯，外包鎏金铜片。通体用两到三排铆钉加固，做工精细。镫柄较长，上宽下窄。镫环呈扁圆形，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