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10月21日-22日，“陆疆与海疆：多元文明的交流与共生”博士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A座101报告厅举行。第三组发言点评专家：徐怡涛（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关于渤海釉陶建筑的几个问题李含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渤海国是唐至五代初期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强盛时期统治疆域以中国东北边疆的东部区域为主，并包括朝鲜半岛东北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国手工业较为

2019年10月21日-22日，“陆疆与海疆：多元文明的交流与共生”博士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A座101报告厅举行。

第三组发言

点评专家：徐怡涛（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关于渤海釉陶建筑的几个问题

李含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初期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强盛时期统治疆域以中国东北边疆的东部区域为主，并包括朝鲜半岛东北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国手工业较为发达，但这方面的史料记载很少，关于制陶手工业的情况更是缺失，所以对于渤海文化的认识基本是通过考古研究不断深化的。近年来，随着渤海上京城、中京西古城等考古工作的开展，渤海釉陶材料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尤其是釉陶建筑构件，这些材料为研究渤海国手工业生产水平、建筑等级、都城营建、东北亚釉陶文化圈的生产技术交流与传播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目前关于渤海陶器、釉陶日用器的研究颇多，关于釉陶建筑构件只有零散的论述，且主要集中在产地方面，其他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渤海釉陶建筑构件主要出土于图们江流域，以渤海上京龙泉府为中心，此外也见于一些中小型城址。种类主要有屋面筒瓦、檐头筒瓦、瓦当、屋面板瓦、檐头板瓦、兽头、套兽、鸱尾、柱围、压当条、方砖和三叶形建筑构件。三叶形建筑构件在上京城报告中被归为“用途不明器”。通过与汉墓出土陶楼和画像石中建筑的类似瓦件比较，其可能是用于脊端的一种性质特殊的脊头瓦。关于渤海釉陶构件产地问题，以往研究者大多与中原唐三彩对比，讨论其是本地生产，还是中原地区的传入品。李含笑认为应为本地生产，原因有四：从器型方面看，“倒心形”莲纹瓦当与釉陶柱围具有渤海国特色，不见于中原遗址；从装饰方面看，西古城内出土有印字釉陶筒瓦，文字内容及印字风格与陶质筒瓦上所见的一致；从运输方面看，安史之乱后主要使用鸭绿江朝贡道，水路兼行需要多次转运，建筑构件体量大且易碎，不易运输；从科技检测方面看，这些建筑构件不经过素烧，低温挂釉一次烧成，烧成温度也比唐三彩低。胎料为本地的高铁易熔粘土，釉料来源多元，主要来自中原地区和日本。出土实物还说明，不同建筑之间在使用釉陶构件时存在等级规制；同一建筑不同位置在使用釉陶构件时存在等级规制；不同城址之间在使用釉陶构件时存在等级规制。另外，兽头的高值也是区分等级的重要标志。但渤海国都城多缺乏共时性，不能做等级讨论。以往认为渤海都城中的宫殿建筑址采用绿边灰心的“剪边”做法，但本文认为除50号宫殿外，其他并未采用。原因有三：从出土数量看，渤海釉陶构件在陶制建筑构件中很少；从筒瓦尺寸来看，同一宫殿址出土的釉陶筒瓦宽度多大于普通灰陶瓦，应是用于屋脊位置；从釉陶筒瓦与板瓦比例看，渤海上京城、八连城等比例严重失衡。新识别出来的“三叶形”建筑构件可能是一种形制特殊的脊头瓦，以往我们仅在渤海早期的六顶山渤海墓葬中见有一件陶质的兽面脊头瓦，这一新认识为探索渤海用瓦制度提供了新的线索。 点评：李含笑博士的研究对大量资料进行了梳理。从考古的角度注意了出土瓦件和建筑等级的关系，属于研究维度的增加，在考古研究中值得表扬。同时考虑了传播问题，据此得出应由本地生产的可信结论。考古学上瓦件的出土很多时候是不全面的，大量普通的瓦没有得到注意。对考古资料的空间记录也不够全面，瓦件前后、种类等都与建筑相关，单檐、重檐建筑的原生堆积不同在考古学上很少注意，因此用考古报告进行研究存在一定问题。很多考古学者对瓦的共时性问题认识不足，将同一地层的很多建筑都认为是同时的。如果在考古中不重视单体建筑的使用寿命问题，只考虑地层，在研究上是很难判断共时性的。瓦是经常更换的构件，要保持完全原构基本不可能，而这个更换的历时性取决于建筑使用寿命。在早期建筑中，确定等级最重要的标准不是瓦件，而是建筑的格局位置，对建筑等级的判断需要多维度互证。另外50号建筑如果判定是园林建筑，就不能和其他建筑进行比较。琉璃瓦的使用，最初也可能不与等级相关联，更多地适用于观赏性、游乐性建筑。

印度尼西亚夏连特拉王朝时期五种佛教建筑样式、含义、关联

张翔（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夏连特拉王朝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极为短暂却极为重要的王朝，此时佛教在中爪哇一带大力发展，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佛教建筑遗产。夏连特拉王朝建筑遗迹主要集中于爪哇岛中部，以印度教样式为主（包括佛教建筑属性和印度教建筑属性），材质主要为安山岩。

张翔主要从建筑型制要素出发，兼顾建筑基本信息、价值与意义、保存状况、环境要素几个方面，将夏连特拉王朝时期佛教建筑分为五种基本类型：龙鹏寺型（覆钵状顶），曼都寺型（胎藏界曼荼罗式样，屋顶为连排窣堵波），帕翁寺型（窣堵波），萨里寺型（分为上下两层，以木板相隔），婆罗浮屠（特例，分为九层，有基座，1-5层有回廊，顶上为浮屠——象征欲界、色界、无色界）。

点评：

张翔博士的研究视野比较广阔，关注到了中国以外的课题。但是如果做研究，即使学语言不是最必要的，去现场也是最必要的。如果讨论建筑风格，进行排比分析，那么分类标准是需要注意的。建筑分类我们可以用功能、材料、技术等作为标准，每个分类都有其价值，但要考虑哪种分类是最合适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线，不同类型应当反映文化渊源和时间线变化，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美术史研究一般不重视时空问题，但在建筑研究上需要考虑时间、空间的关系，再进行含义的研究。另外，研究内容需要再聚焦，各类型建筑之间存在的差异很多，到底应该对哪些差异进行比较？也还要注意建筑有没有被改建。

佛塔平头受花起源所涉东西交流

陈文彬（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佛塔平头受花在宋以后出现，《营造法式》中称为“山花蕉叶”。关于其起源，学界有三种说法：一是本土说；二是平头受花来源于犍陀罗说；三是粟特起源说。

陈文彬根据考古发现，将佛塔受花分为植物叶状受花、阶梯式受花、高受花、矮受花四类。植物叶状受花最早出现于云冈第2期（如第1窟）——5世纪晚期的多层楼阁塔。东魏北齐时出现于单层方塔、四门塔、亭阁式塔上，加入火焰宝珠纹样。北齐北周时定型，沿用至唐，唐代稳定为山花蕉叶形式，如炳灵寺第3窟、莫高窟217窟、2340窟等。五代后这种受花比较少见。在北朝晚期背屏造像的飞天托塔中也出现该纹样。阶梯式受花始见于北魏曹天度石塔和云冈11、12窟，5世纪中晚期出现，时间略早于花叶状受花。这种受花呈三层阶梯状，受花间多有人像，流行时间不长。高受花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东南的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也称“宝箧印经塔”，流行于东南沿海和日本，佛塔以单层塔为主。矮受花的分布范围主要围绕青藏高原地区，元代出现于新疆、甘肃、陕西乃至尼泊尔。受花有多层，主要出现在覆钵式佛塔上，也见于新疆小桃儿沟石窟等。

对这四类受花的来源，陈文彬依次进行了讨论：

植物叶状受花以佛塔为载体，基本形制来自犍陀罗造像中柯林斯柱式和供台影响，溯其根源则来自近东四角出翘祭坛。阶梯式受花主要受近东阶梯状雉堞影响，诞生于两河流域的阶梯状雉堞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琐罗亚斯德教也有采用，犍陀罗阶梯状雉堞是佛教内部传播主要类型。由于琐罗亚斯德教对佛教的影响，以及波斯艺术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阶梯状雉堞也出现在佛教艺术中。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中认为高受花与希腊罗马石棺四角出翘相似，但它同样来源于近东地区。矮受花则与蒙古人的藏传佛教信仰有关。

四种受花并未出现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而是有不同来源——一是佛教艺术演变，二是伊朗高原文化与辐射区影响，三是唐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四是青藏高原佛教影响。陈文彬着重论述了受花与四角出翘式样的关系，认为该式样最早诞生于两河流域，其后向东影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琐罗亚斯德教，向西影响希腊罗马。从祭坛的四角出翘到佛塔受花，不仅以佛教为载体，还有多种文化载体。

点评：

本文是考古学比较典型的做法。考古材料整理得比较多，研究的点比较细，对本土和域外的材料进行了梳理，从时间空间上找到结论，对材料的掌握比较扎实。但是最终的结论，认为中国境内的几种受花之间没有存在联系，是怎么得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很重要的就是进行中国化改造，在这个细节上是否进行中国化改造需要注意。在研究外来的建筑元素时如果套用原有的研究方式就存在问题，所以首先我们要判断该元素是输入的还是原产的。在本文所用的中国现有材料之间是否存在逻辑关系也是需要注意的。另外，受花在中国的一千多年当中，是否有自己的发展也应当注意。文章按照最早遗存的时间研究其逻辑关系，但考古材料很容易变，如果材料更新，对时间序列的研究就要重新考虑。另外，要找到一个元素的来源，它传入中国的时间和空间路线都是需要考虑的，所以要进行时间、空间的梳理，它怎么传过来的？如果没有路线的讨论就很难说，该研究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

徐怡涛教授点评

第四组发言

点评专家：刘未（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副教授）

“南海I号”沉船出水瓷器阿拉伯文墨书题记考释

孙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1987年发现于广东阳江外侧海域的“南海I号”沉船中发现了大量墨书瓷器，其中部分为阿拉伯语所题写，同时沉船中亦发现了一大批明显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金器。出水文物的舱位、层位清楚，为研究分析文物的性质及持物者身份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

孙博首先考释了6件“南海I号”沉船出水瓷器的阿拉伯文墨书题记，根据器物的位置、形制和制法，认为这些器物为船上人员的日常用品，并排除了“南海I号”上的阿拉伯人群体作为船员的可能性，结合文献猜想“南海I号”所载阿拉伯人群体可能是搭乘船只的客商。根据生活用品出水情况，“南海I号”上的人员起居区域至少分为三块，其中阿拉伯商人分别居于船体两端，至少分为两个群体，船只前部的阿拉伯商人人数较少，但可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船只后部的反之。此外，“南海I号”上的动物遗存反映了少食猪肉的特性，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的同时期中国船只一般情况相异，却与穆斯林的饮食习惯一致。

“南海I号”的发船时间正处于埃及阿尤布王朝时期。墨书题记大量出现于福建本地窑口，尤其是磁灶窑、德化窑瓷器中。出水瓷器的墨书题记与福斯塔特出土瓷器的特征一致，显示出船上阿拉伯群体可能与埃及地区存在一定的关系，但由于当时中转贸易的大量存在，这并不能说明“南海I号”所载阿拉伯人群体一定来自埃及。

总之，“南海I号”沉船中发现的阿拉伯墨书及阿拉伯金器反映出宋代海外贸易的繁盛，关注宋代搭乘中国船只泛海贸易的海外蕃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海上生活的情况和船上人员的组织结构、日常状况，更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视角理解宋代的海外贸易及当时华商与蕃商的交流样本。

略论北朝陵寝制度的发展阶段

付龙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北朝陵寝制度发展最初阶段，即金陵制度的特征是以拓跋鲜卑丧葬礼俗为主，如潜埋和烧物以送葬死者；兼采部分华夏文明丧葬制度，如送葬、居丧等。

方山永固陵则对上述两者进行了初步整合，开始了北魏陵寝的创制阶段。永固陵陵、寝、庙结合的格局，地面石刻的设立等制度明显源自华夏文明；本族丧葬礼俗在地面建筑、随葬品等方面有所表现。冯太后陵墓的诸多“逾制”现象表明直到太和年间，皇权还面临部落联盟旧制的挑战，后者阻碍了皇权主导下墓葬等级秩序的确立。

洛阳时代，则达到了以华夏陵寝制度为模板，与本朝陵寝规制相融合的状态。陵区格局在族葬遗风与权力结构双重因素主导下形成。从长陵开始，陵园建筑就已经以“汉制”为基础，确立了若干规制。洛阳时代陵寝制度对之后陵寝制度发展走向影响深远，可称为“洛阳模式”。

东魏、北齐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洛阳模式”。西魏、北周则从关中地域文化出发，补充了若干新因素。该时段陵寝制度两种发展趋势的分野，根源在于东西两方政权在礼制建设层面上的不同策略。

陵寝制度是针对一朝统治集团的规制化丧葬模式，对社会发展潮流的敏感度要远高于丧葬文化的其它方面。宏观北朝的陵寝制度，恰可窥见北朝社会于文化、政治上的两大发展脉络：即文化上鲜卑游牧民族文化与华夏文明的逐步融合，政治上皇权逐步排斥部落联盟旧势力而独尊。

论临安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的年代与归属

张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临安牛上头墓地肇始于东晋太宁三年（325年），延续至隋代仁寿三年（603年），时代相近的墓葬两两成组，方向基本一致，相互间无打破关系，应是同一家族墓地。

通过归纳总结该墓地中9座东晋墓和6座南朝隋初墓的文化特征，张科认为牛头山墓地基本不见南京地区的影响，横前堂纵后室墓显示了强烈的“本土性”，陶器罕见的现象亦与浙江地区同时期墓葬相似。从文化属性来看，牛上头墓地应归于浙江本地，而非陈郡谢氏家族墓地所属的南京地区。

《临安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发掘报告》对部分砖铭的释读有误，对个别墓葬所属年代的认识也有失偏颇，将牛上头墓地归为陈郡谢氏家族，在年代、地域分布和文化属性上均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会稽山阴谢氏为临安牛上头墓地之主人的合理性更强，除年代与文化属性上相吻合外，侨、吴势力的地域分布情况亦可辅证。虽目前无法圆满解答会稽山阴谢氏何以会葬于吴兴郡之临安，但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会稽山阴谢沈家族墓地，表明会稽山阴谢氏曾有过一定幅度的地域迁徙，临安牛上头墓地或许就是其迁徙的另一例证。

迄今发现的东晋南朝家族墓地为数不少，但在地域分布上以南京地区为多，墓地归属上以北来大族为主。即便是明确的南方士族墓地，其文化面貌亦多趋同于北来大族。临安牛上头墓地则不然，其墓主系南方士族，墓葬面貌几乎不见北来大族的影响，是考察东晋南朝墓葬中南北差异的绝佳材料和突破口。

百济马具综合研究

孙璐（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通过梳理百济马具研究的基本情况，孙璐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对百济的研究均十分有限，对百济马具的研究则更加欠缺。百济为农耕定居人群，有关其研究仍以城址、墓葬、陶器为主，马具出土数量少，相关研究起步也较晚，但百济铁器的保存环境为研究提供了优良条件。从出土情况来看，百济马具中数量最多的为衔镳，其次是鞍镫，装饰性的杏叶和云珠也较为常见。衔镳和马镫的时代特点较为明确，可作为分型定式和分期断代的标尺。衔镳在韩国考古学界称为辔，可细分为镳辔、板辔、环板辔和圆环辔。马镫除少数为铁质椭圆形外，多数为与三燕文化一样的木芯铁板镫。由于百济被高句丽切断了与鲜卑的联系，且其马具的实用性很差，具有明器特征，故直接承自新罗的可能性较大。百济马具应开始出现于迁都过程中，汉城期不见马具，其很多装饰体现了南朝的影响，而后很可能流往日本

刘未副教授点评

点评：

刘未老师指出很多人认为东北亚考古很重要，但由于语言限制等原因，研究者局限在很小的群体内。多年前他本人也一心想做东北亚考古，并对马具产生了研究兴趣，但其师建议先把中原搞清楚，再做东北亚考古。由于日本的马具材料复杂多样，且日本学者已做了很多工作，立足于中国北方的知识体系又不足以解决日本材料的问题，后来刘未老师便放弃了对东北亚马具的研究。但目前系统获取日本材料已不是难事，图像资料的更新为重新思考马具提供新视角，很多争议靠科技手段也可能有新的认识，因此，东北亚考古正是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对于几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刘未老师比较同意其具体论断，并结合这些题目提出了他对历史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反思。

首先是选题问题。选题有大题与小题。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陶瓷考古，其中“人”的印象很模糊，孙博的选题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从材料出发，根据新材料探讨新问题。邓广铭先生曾提出研究中国史有“四把钥匙”，其中年代、职官、地理均反映在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中，很容易发现并提出各种小题，对材料定性和定位作出重新认识。在学术起步阶段，这种题目常常成为我们的首选。做大题目的前提是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要求研究者具有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能够进行脉络梳理和框架建构。付龙腾这篇文章的立意很高，接续了考古学界第一、第二代学人对“周制”、“汉制”的讨论，对南北朝这个中间环节进行了新的思考。从问题出发的研究，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提出的。在学科早期，“制度”、“模式”等词汇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今人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重新思考，我们要做的应是敲碎还是完善这个框架。当前的中国考古学在旧题新做方面尚有欠缺，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学的有益经验，改变思维方式使旧题目变成新题目，从旧材料中发现新议题。

其次是历史考古学研究中考古材料与文献相结合的问题。这是历史考古与史前考古的最大区别。但需要注意的是，时代不同、议题不同，考古材料与文献的比重也不同，包括种类、内容、数量和份量。绝大多数老师都强调考古和文献相结合，但不同于历史学者，由于考古材料具有不稳定性，如临安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有与墓主身份相关的铭文砖，还有一些家族墓地有明确表明身份的墓志，但更多的墓葬中并没有相关文字材料，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身份。在研究时，既可以从人物身份和政治文化取向出发去讨论考古现象，也可以从考古现象出发去讨论其身份和政治文化取向。看似相像的材料，有书写和无书写的，认同的前提预设不同，路径也就不同。

最后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常说，理解考古材料要重视历史背景，也常见对某某历史问题的考古学观察。虽然考古学者认为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联相近，但主流历史学者至今仍对与文献无关的历史材料缺乏兴趣，对历史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也不太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考古学结论往往主动向历史学靠拢，无形之中成为“证史”或“补史”的角色。如果考古学得出的结论与历史背景有重大出入，通常会认为是考古学研究存在问题。但如果了解历史背景，所有的考古材料都可以解释，那么考古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在这一点上，考古学可以从美术考古或者美术史研究中获得启发。美术史研究从视觉图像出发，带有鲜明的学科特点，即使我们不同意美术史学者的观点，也无法否认美术史研究中强烈的主体性。

撰稿/丁颢、谢安琪

摄影/崔嘉宝

编辑/曹芳芳

审稿/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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