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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雄风 丝路瑰宝——敦煌悬泉置汉晋驿站遗址考古发掘

2020-1-16 16:48|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209| 评论: 0|原作者: 戴春阳|来自: 甘肃省文物局

摘要: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一九九〇年十月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历经数度寒暑,对敦煌郡悬泉置汉晋驿站遗址连续进行了三个年度的科学考古发掘,完整揭露了该遗址,廓清了西汉至晋代该驿站遗址的规模、形制、布局、结构及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一九九〇年十月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历经数度寒暑,对敦煌郡悬泉置汉晋驿站遗址连续进行了三个年度的科学考古发掘,完整揭露了该遗址,廓清了西汉至晋代该驿站遗址的规模、形制、布局、结构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化,同时获得大量简牍以及其他各类珍贵文物。其中墙壁墨书题记、帛书、纸文书和一些重要简牍等稀世文物出土以及结构繁复的置坞驿舍遗迹的科学发掘清理,是近年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和轰动的重大考古收获。正是由于敦煌悬泉置遗存(包括遗迹、遗物)所藴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和我所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清理工作中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检查审核认可的规范的科学发掘程序、方法及由此获取的珍贵文物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而相继被国家文物局列为一九九一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可以相信,敦煌悬泉置遗址的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不仅以全新的资料丰富了古代丝路中西文化交流的人类文明宝库,还将进一步促进和深化汉魏边郡及丝绸之路的综合考古研究。

  大漠遗迹与历史传说


悬泉置遗址地处甘肃省酒泉地区敦煌市东部六十四公瑞安西至敦煌公路南侧一·五公里的三危山前的荒漠戈壁中,其南依三危山,北临西沙窝碱滩地,海拔一千七百米。遗址总面积约二·二五万平方米。遗址由中心区域的“悬泉置”坞垒及依坞东、南壁所建附属建筑和上述遗迹周围的灰区(即生活垃圾区)所组成。其东南侧山后深处约二公里有山泉自崖壁汩汩流出,周围阴湿,低洼处水流蓄集,芦苇、杂草丛生,成为茫茫碛海戈壁中一处难得的自然胜境。虽其泉水含碱硝,饮之苦咸,然此泉却是安西、敦煌之间大漠腹地唯一常年不断可以饮用的水源。

该地冬春寒冷多风,夏秋高温暴晒。东去安西五十六公里,西去敦煌六十四公里,古代通行距两地均最少两日之程。即使今日方圆百里亦鲜见人踪。东西交通渴饮歇宿之需,得天独厚的大漠水源之利,遂使其成为东往西来的必需中转站。汉武帝经营西域、开发河西的战略格局下的丝路经略的历史契机,就使尽占地利之便的驿站——悬泉置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其地因现仍为荒漠,人迹罕至,故名无定称,或就安敦公路附近原养路道班名,称其为“甜水井”,或因谷内崖壁涌泉谓之“吊吊水”,或据传闻呼为“贰师泉”。其中“贰师泉”则联系着一个神异壮烈的历史传说。敦煌遗书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伯希和编号2005号)载:“悬泉水,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旁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西凉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以上记载虽不乏神异奇诞之传,穿凿附会之说,但却也从一个侧面准确生动地记录反映了该地以泉得名及与丝路开发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

悬泉


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及有关简牍的出土,可以确知此遗址在西汉时期即名为“悬泉置”,其中“悬泉”一名,显然系就其旁“侧出悬崖”的“飞泉”而名之。“置”即驿站,为汉代邮驿专名,东汉中后期简牍称“悬泉邮”,系政府专设接待过往官员、传递官府文书的邮驿署所。晋因之,唐代称“悬泉驿”,此后废弃,“悬泉”一名亦湮。清代以降,习称“贰师庙”“贰师泉”“吊吊水”“吊吊泉”。



  遗址发现与考古发掘


敦煌悬泉置虽伴随着汉武帝对河西开发应运而生,并在丝路熙来攘往的东西交流的历史大潮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其废弃之后,终于湮没于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下,而不再为世人知晓。一九八七年,在甘肃省文物普查工作中,敦煌市、安西县文物普查小组相继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以东约三公里的三危山北坡发现散落的陶片和残简,并初步认为是一处汉代遗址。一九八八年我所派专业人员对此遗址进行了复查,对其分布范围、性质、时代作了进一步勘查。由于该地风沙较大而该遗址堆积较浅,文化遗存受风沙侵蚀较甚。为抢救保护该遗址,我所于一九九〇年下半年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一九九〇年十月至一九九一年元月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主要集中于遗址两侧,出土了大量简牍,进一步加深了对遗址驿站性质的认识。在发掘期间,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同志恰在敦煌参加一个会议,闻讯去发掘现场进行了视察,并对发掘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一九九一年元月十日第一次发掘结束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但国家文物局和有关方面对敦煌悬泉发掘的质量却颇有微词。一九九一年春,笔者主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业务工作以后,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去敦煌悬泉工地组织九一年度秋季正式考古发掘前的前期基础准备工作。八月二日,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甘肃省文化厅主管文物工作的马文治副厅长在陪同香港原总督卫奕信爵士、香港著名爱国商人徐展堂先生等来敦煌参观的过程中,顶着酷暑专程赶赴悬泉发掘工地,对第一次发掘过程中出现的考古发掘质量问题提出了尖鋭的批评,并指出: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能保证做到科学、规范考古发掘,就考虑由北京有关单位接手或合作发掘。对于国家文物局领导提出的这样尖鋭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考虑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乃至甘肃文博界的声誉,则已没有任何退路,唯有背水一战,挽回影响。而事实上只要认真组织,加强计划性,严格按照考古规程操作,我所是有能力、有把握独立处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同时也是极为难得一遇的汉代大型驿站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的。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因而我在现场作了肯定的表态。马文治副厅长当即责成我全力做好这项重要的发掘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根据悬泉遗址的实际,制定了一九九一年度和一九九二年度的发掘计划,同时重新组建了考古发掘队伍,于一九九一年九月至十二月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对悬泉置坞堡作了全面揭露,并对坞堡内的一些结构复杂、功能科学考究的传舍进行了清理。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亲自率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观民先生,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王军同志专程来敦煌对悬泉遗址考古工地进行现场全面检查,马文治副厅长率省文化厅文物处有关领导陪同。专家组在现场认真检查了工地地层的划分及其依据,遗迹的处理,并抽查了部分发掘单位(探方)的记录(包括文字记录、照片、平剖面图)。经全面检查,专家组对于一九九一年度发掘结果十分满意,并建议就发掘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专家组的建议,遂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兰州召开了“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新闻发布会”,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一九九二年初,国家文物局在通报全国重点考古发掘工地的抽查结果时对我所承担的敦煌悬泉考古发掘工地作了表扬,同时又公布为一九九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一九九二年三月至六月和八月至十二月底,我所对遗址进行了第三个年度的两次发掘,集中清理了坞堡东门、东北隅角楼以及坞堡内依北壁的不同时期的重要建筑遗迹,成功清理出因该置废弃而残存的墙壁墨书诏令《四时月令五十条》(后经修复,于一九九六年十月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由于汉代驿站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全国尚属首次,尤为难得的是经发掘其布局、结构基本保存完好。为完整取得发掘数据,宏观上准确把握该驿站遗址与其特殊地理环境条件以及与丝路交通的关系,我所在省政府的支持下,请兰州军区空军派出飞机,由我组织有关业务人员并直接主持,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对该遗址进行了航空摄影,取得了难得的第一手航拍资料。这在当时全国省级考古所承担的考古发掘中,是第一次有益的、成功的尝试。


悬泉置遗址航拍图


敦煌悬泉置遗址前后经三个年度的四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六千零七十五平方米,圆满完成了田野发掘任务。我所吴礽骧、阎渭清、何双全、蒲朝绂、王辉、柴生芳、毛瑞林、李永宁、周广济、马建华、张俊民、田健、庞述森、马更生、罗新民等同志先后参加了发掘(水涛和吴荭参加了部分发掘,完成了地形图的绘制。司机郭振伟参加过部分后勤工作,原文遗漏,补记于此——张德芳补记),其中柴生芳自始至终连续参加了四次发掘,在极为复杂的遗迹的清理过程中,柴生芳、毛瑞林二同志所做工作最多。



  悬泉置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经发掘清理出的区域可分以下四部分:(一)遗址西部“悬泉置”西侧坞壁外的各时期废弃物堆积区,其堆积比较单纯,但出土简牍数量最多,也较为集中。(二)“悬泉置”坞垒及坞内依西、北壁所建的驿舍三组十二间,其中靠北坞壁的一组房址规格较高,由三个相连但相互独立的封闭式小院落构成,每一院落均有四廊和带有前堂、后室及卫生间的套间组成。其中位于里间的卫生间设有盥洗用的水瓮和蹲式马桶,其木构出粪槽经过坞垒底部倾斜直接通往坞垒外。设计之合理、结构之独特、使用之方便,诚为国内各时期建筑遗址考古所仅见。国宝级文物墙壁墨书题记《四时月令五十条》即出土于其中编号为F26的房屋遗址前堂遗迹内。(三)坞内西南角有马厩二间,北部马厩一间,坞外西南部马厩三间,坞外东南侧设仓廪一座。这一区域出土大量极为重要的纪年简,填补了悬泉置驿站遗址时序的缺环。(四)坞垒东门及以外成组的附属建筑。



悬泉置遗址平面图


通过以上分区发掘清理,搞清了“悬泉置”的整体布局、形制和建筑结构。悬泉置坞垒呈正方形,边长四十八·一米,面积达二千三百十三·六一平方米。坞垒墙体以长四十、宽二十、厚十一厘米的土坯垒砌,内外涂多层草拌泥。东北、西南角设突出于坞垒的角楼,坞门设于东壁正中,宽三米。根据地层堆积情况以及包含物的变化,并参照有关纪年简牍,悬泉置驿站遗址的地层可分为六个文化层,遗址则可分为五期:第一层:风沙吹袭造成的扰土层,包含物较杂乱,较早期的灰陶片与晚近的遗物共存。第二层:魏晋时期文化堆积,其出土遗物和极具特点的以块石堆垒增修的西南角楼建筑形制,具有鲜明的河西地区魏晋时期同类遗物和遗迹的时代特征。第三层:东汉中期至王莽时期的文化堆积,出土东汉明帝永平,光武帝建武,新莽地皇、天凤、始建国等纪年简牍。第四层:西汉晚期堆积,出土西汉平帝、哀帝、成帝、元帝时期的纪年简牍。第五层:西汉中期堆积,出土宣帝以及昭帝后段纪年简牍。第六层:汉中期较早阶段堆积,出土昭帝前段至武帝后段太始纪年简牍,这一文化层为“悬泉置”坞舍建筑时的堆积和该驿站使用初期的文化堆积。以上文化层的划分为遗址的断代、分期以及以后室内数据整理中大量残、散简牍的缀合、纂册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为综合研究奠定了科学、扎实的基础。以上文化堆积关系和发掘清理情况还表明:“悬泉置”始建于西汉武帝时,其后历经多次修葺、扩建和改建,历世相沿,代有增损,直至东汉中期。东汉晚期的文化空白,标志着其时与整体形势相联系的驿站的短暂废弃。而魏晋时期,在西汉置邮遗址基础上予以改建而重新使用,由此可以认定:该遗址上限始于西汉武帝后期,下限至于魏晋时期,前后延续近四百年。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各类遗物达二·一万余件,其中内容丰富的各时期简牍达一·八万余枚,其他遗物三千余件。以质料计可分为铜、铁、漆、木、陶、石、骨、麻、丝绸、皮毛、纸、谷物等十余类一百多种。以用途计则有货币、兵器、工具、农具、日用器皿、服饰、文具、纸张、量具、粮食及各种日用杂品等,如五铢钱、箭镞、臿、锛、车饰、盖弓帽、带钩、耳杯、漆筷、漆勺、瓮、罐、梳篦、绢、纚、罽、席、帘、鞋、笔、砚、画板、帛书、麻质纤维纸、麻纸文书、封泥、印章、木画以及大麦、小麦、青稞、谷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苜蓿、大蒜、杏核、桃核等,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丝路古道上邮驿兴旺发达的各个层面。其中大量外形完整、胚和腹沟保存较好、籽实饱满的粮食,是甘肃境内出土数量、品种最多的一次,它是研究汉代河西地区农业品种、农艺技术和粮食储运保管的珍贵实物。值得注意的是,除简牍以外各种质料文书(纸文书、帛书)在当时的使用。发掘出土的大量具有准确地层层位关系和明确纪年简牍共存关系的西汉宣帝至哀帝(公元前七三年至公元前一年)时期麻纤维纸以及元帝、成帝、新莽时期写有墨书文字纸的出土,对传统的东汉蔡伦造纸成说毋庸置疑是一个新突破,也对学术界近年关于纸的起源及用途这一争论不休的笔墨讼案提出新的实物资料。史料和传统认识中东汉发明、使用纸的历史讹谈与敦煌悬泉置西汉时期已大量使用纸这一历史事实及由此反映的历史断层,以一个侧面展示了甘肃地区应为实践中最早发明并作为书写工具及较广泛使用纸的地区之一,起码为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纸的推广和普及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边缘清晰的整张麻纤维纸的出土,为研究西汉造纸原料、造纸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数据。在发掘出土的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修复的西汉晚期书于墙壁上的墨书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且系在涂垩的墙壁上以赭石勾划界栏、竖行隶体、墨书抄录一百零一行,内容大略可分为六部分:一是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发的诏书;其次为颁诏的时间“元始五年(公元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以及“和中普”下发诏书的檄书;第三部分即“四时月令五十条”内容;第四部分为“安汉公、宰衡、太傅、大司马”王莽的奏书;第五部分为各级官吏层层转发诏书的檄书;最后系墨色宽带框栏的名称“使者和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像这样长达一百余行、洋洋数千言的长篇诏令抄录于墙壁,毁弃后由考古发掘成功清理出土重见天日的国宝级独特文物,为国内以往考古发掘所未见。从以上简要归纳的情况可以看出,悬泉置遗址遗迹结构之完整、出土遗物之丰富、遗存保存之完好,遗迹、遗物所藴涵的文化内容之广度和深度,实属二十世纪初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我国考古学的重大收获之一。

  简牍的主要内容及价值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大量简牍为当时边郡及与内地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活动的实录,且多为正史所缺佚,故有着较高的补阙证讹的史料价值。悬泉简牍所用材料多就地取材,以西北地区常见的耐盐碱、耐旱的柽柳(俗称“红柳”)为主,松木次之,亦常使用杨木,也见竹质材料。其中柽柳、杨木均出自本地,且多用于簿籍、爰书。松木多用于各类官文书(如诏书、律令、科品以及官府文件)和重要簿籍,竹质则多用于各种书籍。其形制有简、牍、觚、封检、两行、削衣等。完整或较完整的簿册达四十册。其中纪年简最早的为西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年),最晚的为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一〇一年),其中宣帝、元帝、成帝时期简牍数量最多。书体多为隶书,用笔浑厚朴茂,其书或工整端秀,或狂放恣肆,笔法波磔峻落,结体疏朗,布白自然,于规矩中盈溢自然之趣。书风势精笔妙,章法雄浑多姿。虽书者均为边郡小吏或民间无名书家且书作本身又多为公文性的事务文书,但信手拈来,每一简牍无不书法精妙,堪称墨宝。这一状况本身即构成足资精研深思的文化现象。这些民间日常书法的妙构佳作不仅在中国书坛熠熠生辉而令观者叹羡,而且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悬泉简牍,就内容而言,有治书、律令、科品、簿籍、爰书、劾状、符、传、檄、历谱、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现难以确定篇名的古佚书等。择其要者可大略分为以下六类。(一)治书类:为皇帝的诏旨,数量多且涉及内容广。较重要的如规定宫廷车辆配备待遇的《宫廷配辇诏》(据内容暂定名,下同)。记载从河西四郡征调传马的《调拨传马诏》以及从中原徙民于边郡屯垦,进一步开发敦煌的《徙民屯田诏》。(二)司法律令类:为国家各项法律规定,地方法规及记录各种案件的案卷。重要者如关市律、田律、田租税律、盗律、贼律、捕律以及涉及置邮事务的置律、厩律、苑律等。(三)官府文书类:主要是郡、县两级行政官署的公文,也有乡级和本置的事务性文件,内容广泛。主要者如征发民夫兴修水利、收缴地租以及从民间征收税金修筑长城等开发河西、巩固边防的官署文书。(四)驿置簿籍类:即“悬泉置”本身的各类档案和工作记录,反映了政治、经济、中外关系、民族事务、地理交通等多方面的客观情况,较重要的如《归义羌骑士名籍》《西域使者过置食宿簿》《西域贡献者食粮簿》《丞相、御史使者过置食鸡簿》《刑徒名籍》《驿卒名籍》《戍卒名籍》《驿置道里簿》等。此外,还有各种邮政业务的档案记录和各种邮件等。(五)文化科技类:有古籍佚书、算术书、历谱、医药方、相马经、日书等。(六)其他杂类:如符、传、过所等各种凭证以及私人信件、函封、题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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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的简牍不仅数量甚巨而且内容庞博,尤其是在一个地点出土如此大量有着清楚准确层位、单位关系的简牍,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其内容也远远突破了我省以往发掘的居延、敦煌汉简的文化内涵。以往居延、敦煌发掘所获汉简所载多为边防屯戍活动,而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的简牍如上所述则多涉及边郡行政事务和汉代邮驿业务、制度以及汉王朝与西域的交往及关系,为了解西汉时期西北门户政治、经济、法律、中外交往、边郡形势以及邮驿设置的组织、职能、管理制度、分布规律等提供了崭新的数据。据《尔雅》《韩非子·难势篇》《孟子·公孙丑上》等典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邮置之设,但上述典籍所载,或语焉不详,或为模拟之言。近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行书》《传食律》虽也有邮传的记载,惜仍极为简略,难窥邮驿制度之根本。据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的有关简牍可知:“悬泉置”在行政上隶属于当地郡县——敦煌郡效谷县。其主要职能有二:一是接待过往官员、中外使者,为其提供食宿,更换车辆、马匹;一是及时传递上至朝廷,下至各级官府的各类诏书和公文,日常尚要耕种一定田地,以解决部分口粮、饲料供给。组织结构上:置设丞一个,为驿署长官。属吏置啬夫以及分掌具体职事的厨啬夫、厩啬夫、少内啬夫、都田啬夫、仓啬夫等,分别管理驿置内日常的住宿接待、饮食供应、牲畜饲养、财务稽核、农田种植、仓廪管理等业务,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此外,驿置内除御人(驭手、驾车人)、邮人(传递文书)等专职人员外,其他日常劳作则多由刑徒、官奴婢等充任。从简文知,由于悬泉置地处中西交通咽喉要地,故规模较大,额定传马(拉车之马)和驿马(骑乘之马)共三十六匹。该置所接待的过置人员除朝廷使者、行边御史、郡太守、都尉、司马等中央、地方高级军政官员外,还有大量西域诸国如大月氏、乌孙、车师、莎车、且末等国的贵人、使者等。如乌孙右大将夫人(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载的随解忧公主下嫁乌孙的冯嫽)的使者,多次路经悬泉置。这类西域东来朝觐的使者队伍往来频繁,人数众多,有时甚至多达百余人,并有朝廷特派官员护送,由此可窥当时东西交往盛况之一斑。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大量刑徒、官奴婢名籍,为深入研究汉代罪徒、官奴婢的管理、使用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简牍中反映的地方邮亭由具有军人身份的戍卒管理,这对探索地方政府与边郡军事机构的关系,以及编民与军人身份的相互转化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乡里户籍,尤其是具有野战军队战士——曲士身份者的户籍和客田者的户籍,在驿置内大量出现的事实,是研究驿置职能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许多简牍还记载了大量汉代敦煌郡宜禾都尉所属候官、候长、燧长和效谷县乡、亭、里,以及酒泉至敦煌邮驿路线、驿置的设置及其间距里程。邮书课中详细记录了悬泉置附近的驿置名称以及敦煌至渊泉、冥安的具体交通路线。这些数据对于过去所获居延、敦煌汉简显然是一新的重要补充,它为探解汉代地方行政组织系统和地理位置以及附近设“置”的邮驿系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开发河西,设敦煌郡于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以往敦煌出土最早的汉简纪年为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年),而悬泉置现存最早简牍为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年)。显然,作为自成网络的严密的邮驿体系是伴随着边郡的设立而基本同步建立的,它无疑是汉武帝开发河西、经营西域整体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论

如此丰富的遗迹、遗物及其藴涵的深远广博的历史文化内涵,为方兴未艾的“丝路热”的综合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原始数据,它对于古代西北边郡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水利建设、农屯垦植、农艺技术、畜牧养殖、粮食储运与管理、西北历史与地理、生态环境与开发等多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学术价值与意义将伴随着对遗址、遗物的进一步深入整理研究而日益显示出其不可估量的深远历史影响。 选自《悬泉汉简(壹)》。此文原刊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戴春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先后参与或主持、组织了甘肃省一些重要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发掘。由其组织并指导发掘的敦煌悬泉汉晋驿站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一九九一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悬泉汉简(壹)》
(作者:戴春阳 来源:中西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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