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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大佛寺 | 坐观天下风云 卧游三千世界

摘要:   自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这条从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西域(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漫长陆上通道,就担负起了连接中西的重要纽带。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向西运送的货物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而得名“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 ...

  自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这条从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西域(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漫长陆上通道,就担负起了连接中西的重要纽带。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向西运送的货物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而得名“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佛教东渐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在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丝绸之路沿线,有众多的石窟造像,每个石窟造像都有极具代表性的一尊大佛,从长安出发,有彬县大佛寺大佛,到武山拉稍寺大佛、再到甘谷永明寺大佛,固原须弥山大佛、天水麦积山大佛、永靖炳灵寺大佛,武威天梯山大佛,张掖甘州大佛寺涅槃卧佛、山丹大佛寺坐佛,敦煌莫高窟大佛。这些巨佛塑像,面容慈祥,形态各异,最高者30多米,低者也有10多米,它们或坐、或立,或卧,有泥塑的,有石刻的,有石胎泥塑的,有木胎泥塑的,有半石半泥塑的,可谓是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洞窟,多选择在交通便利,水源充足的地方。这样既便于信徒的东西往来,也便于商旅们就近祈福。丝绸之路上的大佛尤以河西走廊为最,数量众多,造像最精,当年行走在辽远的河西走廊,无声无语的视线吞没古道的黄沙,信徒、商贾们在一个个寺庙里,在一个个石窟前,望着慈悲的佛,不禁心生敬仰。佛像在佛教徒心目中是善的象征,是美的体现,是德的化身。

  张掖古称甘州,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冲击扇盆地上,南依祁连山,北跨龙首、合黎诸山,“国张臂掖,以通西域”,狭长的走廊延伸出一条丝绸之路,横贯中亚,使张掖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的重镇,境内古道悠悠,阡陌纵横,青山碧水,风光秀丽。张掖素有“塞外江南”和“金张掖”之美誉,有诗赞曰:“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的佳句,张掖有两座大佛,一个是正襟危坐在山丹的坐佛,另一个是静卧于甘州大佛寺的卧佛。

  

  “山丹西十里堡,有土佛坐倚山,高十三丈,耳可容人,指甲阔尺余,以五级阁卫之,亦伟矣。”这是河南汝南人吴同春为官甘肃时,赋《山丹土佛》一诗中的几句,寥寥数语,道出了这座巨佛的伟岸。山丹大佛寺又名“土佛寺”,位于山丹城西5公里处的瞭高山脚下,该寺始建于北魏(公元425年),距今已1500多年,明英宗朱祁镇为该寺题写匾额“土佛”,土佛寺由此而得名。

  从山丹县城出发,沐浴着早晨柔和的阳光,行走在辽阔的河西走廊,远远就望见一组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一座高楼特别显眼。半个小时来到大佛寺前广场,大佛寺坐西望东,背靠嘹高山,前迎龙首山,左傍祁店水库,右连清泉圃田,寺前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水库清流碧波,萦环绕缠,愈显佛山一色,度地之胜。寺院分前庭后院,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全木质结构、琉璃瓦盖顶的楼阁,高39米,飞檐陡壁,雄宏壮观。内塑35米高的释迦牟尼讲经说法泥塑坐像,大佛两腿盘起,正襟危坐,神态安详,两掌掌心向外,一掌五指向上,一掌五指向下,眼睛慈祥。莲花底座高达3米,“关煞洞”通道高约1.7米,长10米,大佛造型逼真,姿态优美,线条流畅,栩栩如生,佛的手、足、胸及面部用纯金箔裱贴,金光熠熠,气度不凡,有威严、慈祥、庄重之感,为世界室内坐佛之最,被海内外佛教界高层人士誉为“天下第一室内坐佛”。大佛静静注视着眼前的芸芸众生,参观者站在如此高大的佛像前,瞬间感觉了生命的渺小与卑微。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家三兄弟西天求佛,求取真经。他们风霜雪雨,艰难跋涉,历经艰辛到达了凉州时,老大说两位贤弟弟先走,我在此办完事就继续西行。于是老大留在了凉州,老二与老三继续西行。到了山丹之后,老二说自己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再赶路,他让三弟先行,自己在此地等待大哥一同前往西天。可是在山丹休息的老二怎么也等不来老大,站了许久,实在撑不住了只能坐下来等待。到了张掖的老三盼星星、盼月亮,就是不见两位哥哥前来,累了的他只好睡着等了。之后三兄弟在武威、山丹、张掖坐化为佛。武威的大哥就是现在的天梯山站佛;山丹的老二就成了坐佛;老三则成了张掖大佛寺的卧佛。民间传说往往是民意的汇聚和结合,这个故事暗喻佛教在丝绸之路上东传的一些脉络和线索,佛教是从西方传入中原的,可这个故事是从东边启程前往西方的,西行取经与佛教东传似乎在冥冥之中有某种神奇的巧合。

  在张掖甘州大佛寺也有一尊大佛,不过,这是一尊卧佛,在大殿正中1.2米高的佛坛之上,大佛头枕莲台,面西侧身而卧,双眼半闭,嘴唇微启,造像丰满端秀,姿态怡静安详。整个卧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耳朵4米,脚长5.2米。造像位木胎泥塑,金妆彩绘,面庞贴金,胸前饰斗大““卍”字符号,梵文寓意“吉祥海云相”。卧佛首足处塑大梵天、帝释天立像各一尊,女身云髻高挽,彩带飘扬;男像面目威严,峨冠博带。背面为十大弟子举哀像,殿南北两侧塑十八罗汉群像。整组造像造型精美,比例协调,线条流畅,神态自然,端庄祥和,栩栩如生。卧佛上方六臂的金刚,通身靛蓝色,须发皆红色,头顶骷髅冠,两足踏白莲,周燃烈焰,顶上有虹光,四下浪滔滔;细观其手,左上手持宝瓶,左中手抄长蛇,右上手擎宝伞,右下手握带穗的宝剑,二中手持宝珠。此金刚有汉地神韵,亦有大夏风格,蒙元气息,藏地底蕴。因大佛寺为西夏所建,后来受到藏传佛教影响,又于明代重新修造,融合了各种佛教派别的因素,所以别具特色。

  

  张掖甘州大佛寺创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历时五载,至西夏贞观三年(公元11103年)竣工,传说是西夏国师嵬眻在此掘出一翠瓦覆盖的卧佛而初建大佛寺。素称“塞上名刹,佛国胜境”之称。寺内古建林立,古树参天,碧草成荫,环境优美。西夏贵族更是不远万里,从遥远的都城兴庆府(宁夏银川)来此烧香拜佛,信奉佛教的西夏太后常到大佛寺居住、朝拜,在此设道场,大作斋会,香火鼎盛一时。

  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灭了许多国家,西夏也未能幸免。凶残的蒙古兵毁城池、烧文书,盗王陵,想把西夏从历史上抹去,但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人不敢对大佛寺轻举妄动,从而这座本是西夏的皇家寺院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蒙古别吉太后住在大佛寺,并在这里诞生了元世祖忽必烈,别吉太后死后,灵柩也停殡在大佛寺。

  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甘州一带游历,数次来到大佛寺,将这座辉煌的寺院记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

  明太祖朱元璋在京师设僧录司,掌天下佛教事宜,并在张掖置僧纲司,分别管理教事。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敕赐宝觉寺。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英宗皇帝朱祁镇将正统五年宫版印刷的经卷345种、685函、3584卷敕书颁赐给大佛寺。藏经阁内珍藏有明英宗颁赐的六千多卷佛经,经文保存完好,以金银粉书写的经文最为珍贵。

  寺后有一弥陀千佛塔,俗称土塔。塔高33.37米。相传置放着释迦摄摩胜骨灰。全塔由塔基、塔身、相轮三部分组成。塔基每边长23米,层层向上收小,共13节,华盖直径4米多,四周饰有36块铜质板瓦,悬挂着36个流苏风铃。该塔造形别致,和北京妙应寺白塔有相似之处。为张掖五行塔之一,其一、二层台座四隅各建一小塔,风格独特,为国内罕见。

  张掖甘州大佛寺自西夏创建以来,历经元明清一路走来,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大佛寺是古丝绸之路名称张掖的一处名胜古迹,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张掖的标志性建筑,更是张掖的一张靓丽名片。

  《甘州府志》载:“甘州或古有甘泉之名,匈奴铸金人祀天于此,而即取甘泉之名而名之。”由此可知河西走廊在匈奴统治时期就已经有了有拜佛的习俗,由西而来的佛教自然而然的在这片丰腴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渐入中原。

  数千年生生不息,一代代传承不衰,寺院的香火一直很是旺盛。佛教东传的过程中,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自然会成为佛教东传的加油站和助推器。“永嘉之乱”后,中原混战不休,民不聊生,歌谣“秦中川,血没腕,唯有凉州(武威)倚柱观。”整个中国北方唯有河西走廊一带比较安定。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作为相对繁荣稳定的区域,自然成为建寺造佛、开窟的理想之所在。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纲要》中说:“北方的佛教中心,十六国时在前凉和北凉。”张掖曾经是北凉的都城,佛文化因此甚是浓郁,也流传甚广。

  张掖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成为佛法传入必经之地、佛教流行较早之地、佛学发展鼎盛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张掖与佛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传入张掖后,受到统治者所推崇。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结合后,影响遍及张掖大地。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法盛传张掖,在沮渠蒙逊统治期间,尊儒学、笃佛教、重教化,外地的高僧大德也来张掖云游讲学,一代高僧鸠摩罗什曾在河西走廊一带活动17年之久。唐贞观三年,三藏法师赴天竺取经,在张掖讲经传法,佛教盛极一时。张掖大地上出现了不少佛学先行者和一大批追随者,开窟造佛,建寺立塔,时至今日,在张掖也能看到遍布城乡的佛塔。

  佛教与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艺术借助佛教丰富的想象力弥补了传统史官的不足,佛教也推动了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佛教对绘画、雕塑、建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朝历代开窟造像,修建寺院,绘制了大量佛国故事、经变故事、西方极乐世界、佛像、飞天等佛教题材的壁画,体现了古代画家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张掖甘州大佛寺现在还可以看到《山海经》《西游记》等精美壁画。张掖在各个历史时期修建的大型佛寺建筑很多,如五凉时的文殊寺、马蹄寺,北周时期的木塔寺,西夏时的大佛寺,明朝时的西来寺等,建筑形式各具风格。

   丝绸之路上的石窟造像从高鼻深目,身材魁梧到北魏的“秀骨清像”,西魏的“气韵生动”,到了北周又讲究“纯朴敦厚”,隋唐之际,建佛造像又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巅峰时期,更是“丰满神韵,形神兼备”,在造像过程中,为了达到对佛的尊崇,人们往往互相攀比,能以建造巨佛为荣,认为建造大佛是对佛最好的敬仰。由此一来,各地都有其最具代表性的大佛,以彰显其震撼人心的力量。

  

  敦煌莫高窟有一座标志性建筑“九层楼”,楼内大佛通高35.6米,为唐代石胎泥塑佛。

武威天梯山释迦牟尼大佛高28米,宽10米,面水巍然端坐,传说为唐代弘化公主所建造。武山拉稍寺大佛创建于北周时期,崖壁上有浮雕3尊,中间的大佛高达40余米。

  炳灵寺171龛,为盛唐时期建造的大佛高27米。甘谷大象山释迦牟尼佛高23.3米。张掖大佛寺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卧佛身长34.5米,一根中指上就能躺一人,为国内最大的室内卧佛。

  

  麦积山石窟第13号释迦牟尼佛摩崖大佛高16米。

彬县大佛高24米,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造形雄伟、雕饰富丽,据说是按照李世民本人的样貌雕刻的。

  

  云冈石窟第五窟座佛高达17米,大耳垂肩,是云冈的标志佛像。

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建于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2年),据说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乐山大佛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动工,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前后历经90年时间才完工,大佛通高71米,脚面可围坐百人以上。

  这些巨佛的出现大多集中在北魏,兴盛于隋唐时期。这两个朝代都是以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为背景。隋朝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作为自佛教盛行以来,华夏大地第一次迎来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巨佛造像要具备诸多条件,首先是国家支持,群众信仰,经济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自然要建造大的佛像,天水麦积山石窟群的巨型佛像就是隋朝皇室举全力进行建造的,唐代巨佛崇拜更为盛行,随之而来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大量的巨佛在各地频繁出现。这些佛像在汉族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融汇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这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聪明才智和艰辛劳动的结晶,也是他们与西方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黑河滚滚浪花合拍着声声驼铃,巍巍祁连葱茏竞秀佛光普度众生。张掖两座大佛一坐一卧,各具特色,成为金张掖的地理坐标,文化底蕴,历史丰碑,宣传名片,旅游名牌。两座大佛见证了这里的古往今来,解读张掖这座丝路重镇,瞻仰这样巨大的佛像,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机缘;是一份荣耀,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回灵魂的净化,让我们以朝圣的方式,用心去触摸佛教东渐的历史,让我们以虔诚的态度,用心去感悟佛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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