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赵声良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丝绸之路，这一跨越千万里、连接东西文化的长廊，展示着数千年人类文明交融的历程。交流，促进了繁荣；碰撞，刺激了发展。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艺术作为人类文明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开出了奇葩。佛教艺术的极盛　　说起丝绸之路的艺术，首先是佛教艺术，因为在 ...

文/赵声良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丝绸之路，这一跨越千万里、连接东西文化的长廊，

展示着数千年人类文明交融的历程。

交流，促进了繁荣；碰撞，刺激了发展。

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

艺术作为人类文明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开出了奇葩。

佛教艺术的极盛

　　说起丝绸之路的艺术，首先是佛教艺术，因为在丝绸之路高度繁荣的汉唐时代，正是印度佛教艺术达到极盛而向外传播的时代。由于佛教的兴盛，从印度到中亚，到中国乃至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地都建起了华丽的寺院，或者开凿了石窟。这些石窟、寺院中有大量的佛像和壁画。当时中亚（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阿拉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和邻近的波斯帝国、南面的印度王国、西方的罗马帝国这一带形成了多种文化交汇的区域，因此这里的佛教雕塑、绘画不仅反映了来自印度的样式，还体现着古波斯、古希腊、罗马乃至古埃及等地的风格。现存大量的佛教遗迹见证了当时多元文化的特征。

　　如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的佛教雕刻， 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强烈影响。佛像头上波浪形的肉髻，令人想起古希腊雕刻中的阿波罗形象。通体造型写实，衣纹自然垂下，形成十分真实的褶皱。在佛教建筑上也常常可以看到希腊式的神柱形式。最有意思的是在佛教壁画或雕刻中竟然也会出现带翅膀的小爱神，这完全是希腊文化的特色。

当然，各地的佛教艺术都会体现出本土的特点。如新疆西部的克孜尔石窟，在古代，这里是西域的龟兹国，所以佛教文化具有浓郁的龟兹风格。石窟建筑较流行的样式是一种特别的中心柱窟，主室平面为长方形，券顶，后半部有一条较低的通道绕到后壁。壁画多以菱格形表现，每个菱格中往往画出佛教的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敦煌期的石窟中体现出明显的印度和西域的影响，而到隋唐以后，在强大的汉民族文化影响下，敦煌艺术呈现出汉文化的特征。

胡人与胡服

　　由于中外的广泛交流，大量的胡人（外国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从北朝到唐五代，在敦煌、吐鲁番一带就曾居住过不少西亚的波斯人、中亚的粟特人、突厥人等，至于距离较近的西域龟兹人、康国人、滑国人等更是频繁来往于这一带。于是中国画家的笔下就出现了很多外国人的形象，从南朝画家张僧繇到唐代画家阎立本， 都曾画过有关胡人的绘画，在章怀太子墓中就有《客使图》，表现各国使节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以及吐鲁番、库车等地的壁画中，或作为供养人，或作为经变画中听法的人物，各国、各民族的人物随处可见。敦煌壁画《胡商遇盗》图就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外国商人在丝绸之路上所经历的艰辛。

　　从各地现存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亚一些国家的人物和服饰，同时还可以看到唐代以后胡服对中国服装的影响。唐代宫廷中，胡服曾经很流行。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唐代帝王及大臣墓的壁画中，表现了当时的王妃、宫女等贵族人物，多穿胡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敦煌石窟第329窟的东壁有一身女供养人像，身穿圆领小袖窄衫，领口开得很低，长裙裹脚，裙腰束得很高，披着透明的纱巾。这是初唐时的时装，也是受“胡服”影响而形成的。

　　由于大量的外国人进入中国， 外国的货币也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掘中，常常会发现古代波斯的金币和银币，反映出那个时代波斯及中亚诸国与中国商业来往之发达。

西方乐舞的流行

　　大量的胡乐传入中国，使中国的音乐元素越发丰富多彩，特别是唐代，中国音乐舞蹈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唐朝的宫廷设九部乐，后来增为十部乐，包括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 除了前两种外，其余都是外国乐。此外又分在宫廷室内演出者（坐部伎）和室外演出者（立部伎）。特别是立部伎，其规模宏大，演奏者多达180人。宫廷乐舞虽然是服从政治需要而演出的，但宫廷音乐的曲目和形式一般都来自民间和外国， 通过改编而成。所以说宫廷乐集中体现了全国最有代表性的音乐舞蹈艺术。

　　唐代舞蹈有软舞与健舞之分，在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舞者有的身披铠甲，舞姿雄健；有的动作舒缓，情调柔和。大多数的舞者都以长巾作为道具，长巾随着舞蹈动作飘动，圆转流畅，气势一贯。有的舞蹈者身体呈“S”形扭曲，颇有印度舞蹈的特色，如第205窟北壁西方净土变中的对舞，二人相对而舞，手作弹指状，侧面出胯，使身体形成“三道弯”。还有的则旋转奔放，比如唐代文献所记的“胡旋舞”，如初唐第220窟北壁有两对舞伎，各站在小圆毡上，东侧的一组双臂张开，作飞速旋转状；西侧的一组双手持巾，一上一下，动作强劲且富有节奏感。

　　唐代的文人们曾被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舞蹈所陶醉，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白居易《胡旋女》这样写道：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当时，连杨贵妃、安禄山都以擅长胡旋舞而出名，可见当时的流行程度。柘枝舞也是唐代备受欢迎的舞蹈，最初从西域传来，先是单人舞，后来发展成双人舞。柘枝舞又分两种：一种刚健雄壮，节奏鲜明，属于健舞；一种动作柔软， 属于软舞，也称“屈柘枝”，是双人对舞较为突出的形式。唐诗中描述的“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歌停舞罢催连鼓，软骨仙娥站起来”，或者“将腾跃之激电，赴迅速之惊雷……来复来兮飞燕，去复去兮惊鸿”等，都展示了柘枝舞的动人之处。

天马与游牧民族的审美

　　汉武帝最初与匈奴开战，进而控制西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汉武帝十分喜爱西域的马。而健壮的战马也成为那个时代男儿勇气与力量的象征。秦汉以来， 丝绸之路的艺术往往与马有着密切的联系。武威出土的铜奔马，表现出剽悍的体态和优美的曲线，成为中国古代战马雕塑的代表。汉代以后，类似的奔马也出现在各地的壁画等艺术中。唐代的昭陵六骏， 同样显示出唐代帝王对勇健精神的向往。而在中亚，一种骑马狩猎图几乎形成了模式，不断在雕塑、绘画和工艺品中表现出来。狩猎者往往骑在马上追逐着凶猛的野兽， 或者是面对从后面扑来的野兽，回身弯弓射箭，表现出更为惊险的一幕。

西方的工艺

　　当西方人沿着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陶瓷、纸张带到西方时，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中国过去所没有的葡萄、石榴等水果及精美工艺品，如金属工艺、琉璃和玻璃、尼绒、毛毯等各种装饰物。

　　南北朝时期，波斯的工艺品就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中国，如狩猎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题， 表现狩猎形象的银盘就曾在中国北方发现很多。波斯萨珊朝（3－5 世纪）所处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时代，欧洲的罗马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在从中亚到西亚广阔的地域文化碰撞中，处处留下了文明交汇的印记。在大同发现的一个传自巴克特利亚（波斯统治下） 的葡萄童子纹酒杯，弯曲成圆形的葡萄藤中，有一个手持葡萄的可爱童子，表现了收获葡萄的快乐，这是受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信仰的影响。在宁夏发现的人物纹水瓶，不论是人物的形态还是骆驼的主题都表现出西亚风格。这一类游牧民族所用的水瓶，曾一度在中国十分流行，还出现了以中国陶瓷特有的青瓷仿波斯风格制成的水瓶。陶瓷沉重易碎，显然不适用于骑马奔驰，所以只能用作一种华贵的装饰品。

　　玻璃、琉璃曾经是十分珍贵的东西，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帝王和一些贵族才能够拥有。所以在敦煌壁画中，常常画有菩萨手持玻璃器皿，以显示其尊贵。

　　香炉作为佛前少不了的供器， 也借鉴了不少外国的样式。唐代的香炉工艺精湛，样式繁多。法门寺出土的镀金银香炉，底座有六腿， 香炉盖为莲蕾形，底座和炉壁的边缘分别有坠饰。类似的香炉在敦煌壁画中也时常可见。唐代后期壁画中流行的香炉是下部有莲花形底座，上部敞口呈八边形或六边形，香炉上有圆形镂空的盖，中央往往装饰宝珠。

装饰图案

　　不论是建筑、壁画还是各种工艺品中都存在着装饰图案，而图案往往带给我们一些区域文化的信息。丝绸之路上的各地艺术中，装饰图案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如敦煌北朝壁画中出现最多的忍冬纹，其最早的形象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00 年以前，是古希腊彩陶中十分常见的植物纹饰，由希腊到中亚继而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各地的石窟中成了十分流行的纹样。当然，在这样的传播中，各地总是会根据自己的文化对外来的形象做相应的改变。到了唐代，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卷草纹就成熟了，日本至今还把新卷草一类的纹饰称为“唐草纹”。除此之外，如葡萄纹、石榴纹等众多的纹样最初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但经过中国艺术家的改造而形成了更富有中国特点的艺术。

　　· 本文选自《丝路长城研究》2017年第五期 ·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