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让考古丰富我们的历史人类大概是唯一对自己的历史感兴趣的动物。远的不说，2009年岁末，美国《新闻周刊》盘点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从100多个碎片拼合起来的、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人类最早祖先“阿尔迪”，竟成为十大科技发现之首，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稍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曹魏高陵的消息，又让中国乃至东亚的公众兴奋不已。除了街谈巷议，互 ...

让考古丰富我们的历史

人类大概是唯一对自己的历史感兴趣的动物。远的不说，2009年岁末，美国《新闻周刊》盘点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从100多个碎片拼合起来的、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人类最早祖先“阿尔迪”，竟成为十大科技发现之首，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稍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曹魏高陵的消息，又让中国乃至东亚的公众兴奋不已。除了街谈巷议，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人都能加入到对曹魏高陵真伪的公开辩论中，考古学好像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关注过，评论过，非议过，抨击过，考古工作者好像也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被公众审视过，评判过，他们的一言一行好像都放在了公众的显微镜下。

好在，这一切都是因为跟曹操有关，而中国的民众是没有几个不知道曹操的。其实，中国的考古新发现，每年数以百计，真正吸引公众眼球的可谓寥寥无几，而像西高穴曹魏高陵这样牵动全民神经的，可谓前无古人。考古学是通过物质文化了解人类历史的学问。有文字的人类历史，不过5000多年，此前数百万年之久的人类历史，全赖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就中国而言，从一百万年前后的陕西蓝田人到一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从万年前后的上山文化到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的二里头文化，中国的史前史几乎全部是考古学家一铲一锹挖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对人类远古历史的认识，也许还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水平上。其实，即便是成文时代的历史，即便我们承认中国人是最重视写史的民族，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献，但是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他们的“史前史”也还只能通过考古学家去发掘、去复原，历史也才因之变得更丰满、更充实、更多样、更复杂、也更有看头。比如，近年来发掘的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山西黎城黎国墓、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等等，虽然这些家族和王国在历史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文字记载，但历史记载从来也不肯在有些地方浪费笔墨，这些墓葬的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这些家族和王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风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加真切的体验。至于那些完全被人们遗忘的遗址、墓葬或者矿山、窑址的发现，那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证经补史”；在这里，考古之于历史复原的价值，与史前史的重建并无不同。

正如文献需要辨伪，地下的古代遗迹和遗物也要经过科学的发掘，才能成为真实可靠的材料。材料本身固然是古人留下的物证，但是对材料的解读甚至描述，却又跟作为解释者的考古学家有莫大的关系。考古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材料，也在于解释材料。考古学家对考古材料的解释，跟历史学家对文献的解读并无本质不同，不过对象有别，手段有别罢了。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所有的解读和解释都跟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跟他们个人的天资和修养等等有关。历史也就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等等的不断努力下，把它的不同面向、不同遭遇、不同表象，或深或浅、或直或曲、或真或幻地重建起来了。到最后，连解释者自己，也终于走进历史，成为他或她所研究的那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陈星灿）

（来源：《人民日报》，后收录于《考古随笔三》）

作者介绍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组成员。长期致力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出版专著《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合著）、《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合著）等，发表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