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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绪先生：苏秉琦与《另一个三叠层》
摘要: 2013年6月14日，苏恺之先生把一袋资料送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说是其父亲苏秉琦先生的遗稿，希望予以整理出版。经初步查看得知，主要是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底稿。此前，恺之先生已送来苏秉琦先生的学术笔记和《战国秦汉考古》讲稿（后者已出版），当时考古文博学院委派刘绪予以整理。这次的遗稿，仍让刘绪负责。经过时断时续的工作，现已整理完毕， ...
2013年6月14日，苏恺之先生把一袋资料送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说是其父亲苏秉琦先生的遗稿，希望予以整理出版。经初步查看得知，主要是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底稿。此前，恺之先生已送来苏秉琦先生的学术笔记和《战国秦汉考古》讲稿（后者已出版），当时考古文博学院委派刘绪予以整理。这次的遗稿，仍让刘绪负责。经过时断时续的工作，现已整理完毕，兹将整理情况说明如下。主要是手写文字稿和手绘器物型式分期草图，内夹一装有黑白小照片的信封和贴在两张16开纸上的照片。文字稿用16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稿纸誊写，有的稿纸还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之后接一括号，内有“乙种謄清用”或“乙种草稿用”几字，都是繁体字。这些文字稿用曲别针别成很多叠，稍有错乱。曲别针已锈成红色，有的与稿纸锈在一起。其中有两页应是编写大纲，单独别在一起，稿纸上没有印单位名字，第1页写着6行字：“目次；前言；第一编 仰韶文化；第二编 龙山文化；第三编 周文化；图版说明。”（图一）第2页是各部分编写大纲，每部分又分三个细目：“壹 概论；贰 资料；叁 图版说明。”（图二）经分辨，其余文字稿是报告正文，内容分三类五部分，第一类包括三部分，分别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周文化，是报告的主体部分，可与大纲所分三编对应，如第三编是周文化部分（图三）。第二类只有几页，仅写了如下两个小标题的内容：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应该是前言的一部分，属未完稿。第三类有10页，是对本次调查成果的研究与认识，列出了比较详细的纲目，但缺少具体论述，因此也是未完稿，也许是当做结语之用。这类底稿经过修改，未誊清，而且有些表述也与其他部分不一致，应为初稿（图四、图五）。图三 文字稿正文第一类举例·第三编周文化第1页·概说第一编仰韶文化缺“概论”。第二编龙山文化部分第1页开头是“概论”，我们在编辑时，将周文化部分“概说”改为“概论”，以求统一。第1行“一、 文化遗存的类型、堆积现象和分布”。第2行“1. 开北H7、H8、M2的层位关系和内涵”。第8行“2. 文化遗存的三类型”。末行“三种文化遗存的堆积现象”。第1行“文化一、 不规则圆底灰坑（如马王村H1）。地点分散，内涵较单纯，时期早晚不同，移动比较频繁”。第4行“4. 三种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第8行“二、 三种文化遗存的分期和面貌问题”。文字稿正文第一类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周文化三部分文稿，各自又分为两小类，这里用A类和B类表示。A类是器物特征描述，基本按遗址用曲别针别在一起（偶有两遗址器物写在同一页上的）。如仰韶文化部分，客省庄遗址的器物描述别在一起，马王村的器物描述别在一起，等等。至于同时期、同遗址器物的书写顺序则没有规律，同一遗迹单位的器物未必集中在一起，即使同一单位，也未按器类或器物编号顺序书写，比较随意。A类文稿相当于器物卡片[1]，我们在注文中称其为“初稿”。如以下图示（图六至图八）。
稿纸上端写着“开北H7”，说明本页是开端庄北H7的器物特征描述。稿纸内第一行“图（∶12） 缸形器口残片……”是对H7第12号器物—缸形器口残片特征的描述。图七 龙山文化开端庄（客省庄）、马王村器物描述举例本页包括马王村和开端庄北H4、开端庄西H1等单位的部分器物描述。本页有开端庄北M3平面图的图注和开端庄北M2与M3出土部分器物的特征描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周文化三部分文稿的B类是按报告的编写顺序排列的，分别对各文化各遗址的文化遗存予以介绍，包括对各类器物类型学划分的标准与举例，有的还注明型式特征，我们在注文中称其为“二稿”。如以下图示（图九至图一一）。
图九 仰韶文化开端庄（客省庄）北H7陶器类型描述举例陶器分夹砂、粗泥和细泥陶，本页开头是开北H7夹砂红陶，“1. 缸瓮第一类 有两种：（1） 如标本 ∶ 16（口），属于Ⅰ式（图 1）；（2） 如标本 ∶ 15，属于ⅡA式（参看图 4，马H1 ∶ 31）”。此文稿上没有写图号，但有图上的顺序号，如“（图 1）”，即图某1号器。在贴好的图上有图号，也有顺序号，二者大都可以对应。对本单位所选标本不够理想，或没有其他单位同型式标本更能全面反映该型式特征者，还将后者注出，以便参考。如开北H7 ∶ 15，属ⅡA式，不太理想，其后注出，可参见图某第4号器，即马王村H1 ∶ 31号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