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已有60多年的历史。我参加考古工作已过半个世纪。记得在我参加工作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中国科学或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一说;现在又有人提出此说。我这老兵算是欣逢盛世的幸运者了。

对于黄金时代一说,60年前一位老一辈学者曾提出过另一种看法。他说:与其说是黄金时代,不如说是黄金地带更符合实际。当时,在西方学者中,有一阵“中国热”,他们从各自的学术观点看,中国遍地是黄金。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当时中国的科学事业还处在草创时期,所以,事实上还谈不上什么黄金时代。

讲到现在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又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如果专就我国近年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发现而言,提出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考古是一门科学,发现(包括一些重大发现)仅仅是它的一个环节,它能给我们以启发,却不允许我们满足于现状。如何解释这些发现,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来指导我们正确地解释这些发现,才是最重要的。

我愿借此机会,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回顾我们走过的足迹。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学术界开始提倡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近代中国考古学正是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刻呱呱坠地的。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考古学,注定有先天不足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大不寻常之处。比如:(1)它对我国古老的金石学的继承,使之发展为多种专门的学科,如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钱币学……等等;(2)如果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当然包括他们的成果)一一考察,可以发现,他们几乎都有一部传奇式的经历,后人部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甚至可以作为他们著书立说的出发点:(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几乎是和中国考古事业同步兴起的。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考古学从它的初创时期起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它自己的学科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了开拓发展时期。它无疑是前一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但又有质的不同。

老一辈先进学者的尝试,苏联同行学者创造的模式(包括莫斯科大学考古专业的课程教材、教学大纲),马列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记得在1955——1956学年度,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同学对教学提出不少意见。我意识到,他们不仅是对教学不满,更是对中国考古学界的现状不满。1958年间,我曾邀请尹达同志来校给考古专业师生做报告。在这次报告中,他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这个响亮的口号,大家很受鼓舞。党组织把它具体化到教学实践,发动师生编写贯穿马克思主义红线的考古学教材,为建国10周年献礼。师生们日夜加工,礼是献了,成果也拿去展览了,但到头来,在社会发展史的概念和词藻下,考古学的具体研究还仍然是干巴巴的空壳。如果说多了一点什么“体系”模样的框架,实质上只是属于文化史的性质,后来还是被废弃不用。徘徊了十年,兜了一个大圈子,似乎又回到原地踏步。但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实践教育了大家,发热的头脑开始降温。我意识到,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需要作深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直接回答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虽然都是认识论,但作用却有很大的不同;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的各专门学科理论也不属于同一层次。还是列宁说得好,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近代考古学不同于旧金石学的一点是,它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个个具体单位,而不是一件件文物。

1959届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在陕西华县的实习收获,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在认识上是个转折点,华县泉护村遗址的发掘面积为7000—8000平方米。我们先以一个探方的器物层位关系作基础而进行类型学的比较分析,反复排比,最后选出4类8种陶器进行综合的层位、类型学的排列分析,得出了它们的整体排列、共生序列。这种整理研究的方法,应该说,就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而通过这批材料的整理研究所得出的有关仰韶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就是运用这种考古学的具体方法得到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的材料处理及其认识上的收获,也是如此办理而得到的。

由此,又可悟出一个道理,研究一个遗址如此,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整体是否可以照此同样办理呢?从这样一个在方法论上取得的又一次突破开始,对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得到比较系统的认识,大约经历了十几年。这样一些认识,也就是我后来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的最初发想。中国考古学中区系类型理论的起步,实在是非常艰难的。

从对仰韶文化本身谱系的探索到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探索,是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我感到,还是应该从宏观角度,应用区系类型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系问题从田野工作和理论分析两方面来进行探索。把中国文化说成是自成一系的,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系历史文化而言的。考古发现愈来愈使人们看到,我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差异很大,大体上可分为六大文化区系。它们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六大区系内,还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地方类型。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可以更深一层地看到中国古文化的特点,对考古实践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一理论又实际是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作了概括而提出来的,所以是一项集体的成果。它从具体的感受上升到比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大约经历了十年时间(1965年—1975年)。1975年8月间,我曾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讲过我的这一构思。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发展到这一阶段之后,就找到了在具体材料中分析、概括出社会历史特点或规律的桥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考古学的结合,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同时,也明确了自身的社会目的,就是要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伟大的事业相结合。1975年,胡绳同志曾做过一次关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形势与任务的长篇报告。他特别强调要有志气在许多学科建立自己的学派,要有中国民族气派、风格,要重视方法论的建立。他谈的是许多学科的共同任务,但对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来说,也是非常适用,而且是非常及时的。

从那时起(1975年)到现在的十余年间,中国考古学研究发生的巨大变化正是沿着这一方向、目标而开拓前进的。对于区系类型理论来说,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过程。其中心内容有二:一是按照区系理论的观点,有选择地在各大区系范围内开展重点发掘工作。比如:辽宁东部的东沟县后洼、西部的喀左县东山嘴、建平县牛河梁,内蒙古昭盟敖汉旗的大甸子,河北蔚县西合营,晋中太谷白燕,晋南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山东烟台长岛北庄,陕西关中临潼姜寨,甘肃东部秦安大地湾,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寺墩、圩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姚河姆渡、余杭吴家埠、反山、瑶山,湖北当阳关庙山,广东曲江石峡等重点遗址,都进行了多年的工作。二是围绕各大区系内部、外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等关系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与横向的专题学术交流活动。比如:1982年在河北蔚县,1983年在辽宁喀左、朝阳,1984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1985年在辽宁兴城、山西侯马,以及1986年在兰州、秦安召开的关于北方地区专题考古系列座谈会;1986年在杭州召开的纪念良渚遗址发掘50周年纪念会(讨论1985年在嘉兴召开的太湖流域古文化会议上提出的课题)和1987年在四川成都、广汉召开的讨论会(讨论1984年成都会议提出的成都、广汉两处遗址的古文化问题)等等。上述两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完成一个大型的系统工程,其最终目的是阐明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基础结构及其形成的过程,是为了认识中华、振兴中华、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做出贡献。

在这十余年中,我国广大考古工作者的集体科学实践活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应用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重新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其目的是试图从考古遗迹、遗物中寻找“破密”的钥匙,解开中国文化传统(指在历史上长期起着积极作用的诸因素)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扩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大江长河这个千古之谜。近年来众多的引人注目的考古新发现,既是在这一课题研究的指导下取得的成果,又使这一课题研究不断深化。比如: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四川广汉古城的研究,以及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反山、瑶山大型墓地(太湖流域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等,部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化部特征明确,水平提高,源远流长,是中国文明的火花;而正是这些文明火花的迸发、传递,最后连成一片,最终成为眩人眼目的熊熊烈焰。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采,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多样性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于中国,对于世界,也都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尽管工作量很大,研究者也多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但这一工作的前景,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能预料到了。

今天,我国的考古事业,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也不再是人自为战了。考古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面向人民大众,才会有无穷的生命力。同时,考古事业的大众化,更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向更高的层次开拓前进。考古事业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考古学应当面向今天,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也是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本文曾载于《瞭望》1987年第40期。本报转栽时,作者又作了部分改动,并加上副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