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夯土建筑区发掘面积约850平方米（图三）。本次发掘重新揭露出了F1的前厅东西墙局部（以前发掘后回填部分），另外在F1的东侧和南侧发现夯土墙房屋建筑6座、灰坑22座。根据地层关系、遗存特征和碳十四测年，整体上可分为三期，年代距今约5100~4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早期阶段。

图三 大型夯土建筑区发掘区航拍

F1前室东西墙为夯土墙，墙体宽约1.5米，两墙之间内侧距离约18米，夯土墙内外侧均有附壁柱，墙体现保存高度距室内地面约2米以上。地面和墙表面均先涂抹草拌泥，再涂抹白灰面，白灰面有多层结构，应该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和反复修缮。在东西墙内侧和外侧白灰地面上发现有成排的柱洞。F1东侧的F3、F5、F6为联排式夯土墙建筑，和F1构成一组建筑组群。单间室内面积约20~30平方米，排房之间有通道和走廊相连，地面和墙壁也涂抹草拌泥和白灰面，夯土墙内侧也有附壁柱。F5地面还发现直径约1.2米的火坛。F1及东侧的F3、F5、F6等夯土建筑停用以后用版筑法夯土填实，能清楚看到夯窝及版筑痕迹，表明其废弃过程有统一规划。

F2位于F1东侧，实际上是F1等大型夯土建筑夯填时预留形成的空间。地面烧成青灰色硬面，东侧有一排南北向的柱洞，地面摆放有大型彩陶罐等器物。与F1等建筑空间夯土回填方式不同，其室内有多层堆积，包含大量特殊的陶器、石器、动物骨骼、炭化水稻、红烧土等，应当具有祭祀礼仪性质。F1东墙东侧和F2西墙西侧之间的空间是分多次堆筑回填而成，堆积内包含大量的炭化水稻和烧土颗粒。在底部地面上还发现一处“河流形”的遗迹。

F1的南侧夯土回填之后，在上面还修建了F4和F7等联排式建筑，墙体也为夯土墙，墙宽约1~1.2米，墙体外侧有料姜石铺垫的散水面。室内地面是先铺一层料姜石，然后再涂抹白灰面。由于靠近地表，破坏严重。

一号夯土台位于大型夯土建筑区西南侧，发掘面积共220平方米（图四）。一号夯土台现存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南北长约40米，宽约22米。通过对其西侧进行发掘，明确了夯土台西侧底部边界和结构。一号夯土台底部是用黑土和黄土交替夯垫台基，上部是用版筑法夯筑而成。通过勘探和解剖发掘可知，一号夯土台西侧壕沟局部宽约20米、深约10米，壕沟南侧和底部以2~4米厚的夯土加固（图四），以防流水对自然黄土沟壁的破坏。壕沟紧贴一号夯土台西侧底部边缘修建，表明壕沟的修建年代与一号夯土台大体同时。壕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早期，碳十四测年约距今4850~4500年。表明夯土台、壕沟与大型夯土建筑区的年代大体同时。

图四 一号夯土台西侧发掘区航拍

通过对夯土台外围更大范围内的调查和勘探，在遗址的东、南、北面找到了“外环壕”的遗迹，“外环壕”内面积约为600万平方米。该范围内地表都能采集到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早期的陶片。除此之外，还对南佐遗址周围同时期聚落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和了解。

此次发掘在宫殿区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动植物遗存等，大部分出土于F2内。陶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箍白色附加堆纹的夹砂小罐（图五），数量能达到上百件，最小的口径只有2~3厘米，最大的口径约10~12厘米。另外还有涂白衣的陶簋（图六）、白陶带盖簋（图八）、大型彩陶罐以及带塞盖小口瓶（图七）、浅腹盘、陶抄等珍贵器物。其中小口瓶和浅腹盘是仰韶文化晚期阶段的典型器物，白陶簋等其他器物罕见。还有彩绘黑陶和朱砂彩绘陶残片。石器主要有涂朱砂的磨制石镞（图九）、石圭形器等。骨器主要有涂朱砂骨镞、骨锥以及骨笄，还有少量玉料、绿松石片等。农作物遗存主要是水稻，动物遗存主要是家猪和鹿角，也有少量羊骨。从出土的大量遗物来看，大部分比较特殊，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器，应该与祭祀等特殊活动有关，大量的稻的出土也表明大型夯土建筑区具有特殊功能。

图五 白色附加堆纹夹砂小罐

图六 白衣陶簋

图七 带塞盖小口瓶

图八 白陶带盖簋

图九 涂朱砂的磨制石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