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韩建业: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

摘要: 吉仁台沟口遗址全景(图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一 引言如果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遗存的空间分布和起源传播,可将丝绸之路前全新世大部时段的亚欧大陆大致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屿在内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包括西亚、北非、中亚南部、南亚和欧洲南部在内的“早期西 ...




吉仁台沟口遗址全景(图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一 引言


如果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遗存的空间分布和起源传播,可将丝绸之路前全新世大部时段的亚欧大陆大致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屿在内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包括西亚、北非、中亚南部、南亚和欧洲南部在内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本文所谓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主要指旧石器时代人类大迁徙之后、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早期东、西两大文化圈之间的交流。
人群的迁徙、碰撞、融合,文化的传播、影响、交流,本为常事,也是人类演化、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的必要条件。只不过文化交流多是双向互动,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自然也是如此。仅关注文化的自身发展而不考虑外来影响,过分强调文化传播而轻视当地传统,都失之偏颇。
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关注,至少从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学者杜撰的中国文化来自埃及、巴比伦等说法即已开始,只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前,这类问题尚无条件做出确切回答。1921年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发掘者瑞典人安特生试图以彩陶为线索追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提出“彩陶文化西来说”,仍落入“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窠臼。不过,李济等中国学者对这条自西而东的所谓“彩陶之路”不以为然,裴文中、苏秉琦等也明确指出中国彩陶东早西晚的现象。严文明在1978年更是清晰梳理了甘肃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过程,否定了中国彩陶文化或仰韶文化西来说。但这并非说东西方彩陶文化不存在彼此交流的可能性。
彩陶之外,北方系青铜器所反映的中国北方地区和欧亚草原之间的联系,也在二十世纪初就引起学者关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瑞典学者高本汉提出中国商代的青铜技术对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产生过影响,美国学者罗越则持相反观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学者吉谢列夫、中国学者高去寻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田广金等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桃红巴拉、朱开沟等关键性遗址,相关讨论才开始真正落实到考古学上,以林沄、乌恩等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相关研究更加丰富,涉及金属器(冶金术)、农作物(农业)、家畜(畜牧业)、陶器(彩陶)、釉砂、玉石器、马车等多个方面,兹不赘述。
目前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基于整体年代框架下的综合性研究较为缺乏,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基本过程仍不明晰,过于关注草原之路,而对其他通道重视不够,过多强调文化的“西来”而忽视“西去”等。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对陶器(彩陶)、金属器、农作物、家畜等物质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分析,按照时间顺序,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致脉络进行梳理,基本不涉及文献记载、血缘人种和语言文字问题。

二 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交流


最早阶段的东西文化交流,在新石器时代或许就已经出现,但证据并不充分。就彩陶来说,在中国和西亚都至少产生于公元前6000年以前,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中原及其周边的庙底沟时代诸文化,东欧地区的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Tripolje-Cucuteni culture),中亚南部的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Anau-Namzgav I culture)当中,都开始流行圆点、勾叶、三角纹彩陶。这也是当年安特生等将这些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但实际上东西方彩陶流行区之间相隔数千公里,并没有发现它们彼此存在交流的直接证据。不过,如果考虑到陕西临潼姜寨一期房基面上发现的公元前4000多年的黄铜性状的铜片,比西亚和欧洲人工冶炼铜器的出现晚上千年,也就不能完全排除东西方之间存在包括冶金术在内的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东西方之间早期的文化交流,较明确应该从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铜石并用时代开始。需要说明的是,中亚南部和欧亚草原的铜石并用时代分别在公元前4200-前3000年、公元前4000-前2500年,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


1.公元前3500年前后 主要是甘青地区和中亚南部的彩陶交流。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庙底沟时代末期阶段的彩陶盆,上饰斜线和锯齿组成的菱形纹(图一,1),与中亚南部纳马兹加文化(Namazga culture)二期晚段和三期文化彩陶有较大相似性(图一,5、6)。锯齿纹菱形图案在中国西北地区并无确切来源,而在中亚南部广泛盛行且传承有序,存在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可能性。比阳洼坡这件彩陶盆略晚的是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的一件穿孔石器(图一,4),上面涂有红色颜料,被推测为权杖头。而权杖头是早期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伊朗北部的锡亚尔克二期文化(Sialk culture)就有球状石权杖头(图一,9、10),有向东传播的可能性。公元前3500年稍后,在甘肃武山傅家门、天水师赵村等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遗存中,发现多件羊和黄牛的骨骼,说明当时甘肃中南部地区已经开始养牛牧羊,而且很可能是从西亚-中亚地区传入。可见当时东西方彩陶存在交流当非偶然。
2.公元前三千纪前叶 主要是中国西北和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和宗日类型的几件陶盆上彩绘有舞蹈纹图案(图一,2、3),类似图案在西亚和东南欧等地从约公元前9000年开始就较为常见。与马家窑文化年代最近者,当属伊朗北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的锡亚尔克三期文化彩陶上的舞蹈纹图案(图一,7、8)。推测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图案的出现有受到中西亚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开始出现土坯,而土坯在西亚有近万年的历史,两者之间或许也存在关联。另外,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也不排除受到西方青铜技术影响的可能性。


甘青地区和克什米尔间也存在文化交流。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Burzahom Period IB)遗存和青藏高原东部的卡若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如都流行小口高领罐、壶类和平底盆、钵类陶器(图二,1、2、5、6),都流行形态近似的双孔或单孔石刀(爪镰或铚)(图二,3、4、7、8),以及磨制的长体石斧、锛、凿等。在布尔扎霍姆遗址之西的卡西姆巴格遗址(Qasim Bagh site),还发现了公元前2000-前1500年的黍。推测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文化的出现,当与卡若文化人群沿着喜马拉雅山南缘长距离西迁有关。再进一步来说,卡若文化当为青海共和盆地和四川西北部的马家窑文化人群南向拓展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图二,9-12)。因此,也可以认为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文化是马家窑文化间接传播影响的结果。
再看新疆西北部和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在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塔城和伊犁地区,近年发现多处铜石并用时代墓葬,人骨测年校正数据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这些墓葬的圆形石墓围、仰身屈肢葬,随葬的尖底蛋形罐、四足香炉等陶器,均与叶尼塞河中游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基本相同,无疑当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系统,其源头也应是黑海-里海以北草原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或列宾文化(Repin culture)。但新疆塔城、伊犁地区发现的洞室墓却不见于叶尼塞河中游和新疆阿勒泰地区,且早于黑海北岸的洞室墓文化(Catacomb culture),有些口沿外戳印纹饰的尖圜底陶器更接近于中亚里海-咸海以东地区年代更早的凯尔特米纳尔文化(Kelterminar culture)。可见公元前三千纪前叶,新疆西北部已经和欧洲草原、中亚草原之间发生了文化交流。最近在阿勒泰的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发现可早到公元前3000年的炭化小麦、大麦,或许也是通过这一途径从西方传播而来。
总之,铜石并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已经涉及草原、绿洲和高原三大通道,包含彩陶、羊、牛、黍、麦等多种因素,尤以中国甘青地区与中亚南部、克什米尔之间的“彩陶之路”最具代表性。这时期的交流虽然只是零星出现,尚处于肇始阶段,并没有深入到中原腹地,但已经给东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定影响,尤其驯化黄牛和羊的引入,使得中国西北地区在主体农业之外出现畜牧业,较大地提高了当地人群适应偏干旱环境的能力,这可能是马家窑文化能够西向及西南向大范围拓展影响的原因之一。

三 青铜时代的文化交流


欧亚草原中西部和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都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结束于约公元前1000年。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从二里头文化开始才进入青铜时代,但实际上从公元前2500年始,新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已明确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同时或稍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老虎山文化、陶寺晚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都有青铜器或青铜冶铸遗存发现。青铜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关键时期,其早、中、晚不同阶段,交流的方向、内容、程度都有较大不同。
(一)青铜时代早期
中亚南部文化因素继续向中国甘青地区渗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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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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