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埋藏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的长方形土坑。近年来，考古工作人员在一、二号坑附近又发现六个新坑，坑内埋藏着同样丰富的文物。
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一号坑 图/三星堆博物馆
据研究，这些坑都是3000多年前古蜀国的遗存。古代蜀国人何以要挖坑埋藏如此之多的精美器物呢？围绕这一问题，考古学家歧见纷纭，争鸣不已，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称其为“祭祀坑”。
2021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 图/新京报网
本文作者通过仔细观察坑内文物的器类与器形，建立起不同文物之间的功能关系，认为这批神秘的大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相关，并明确分辨了出土遗物中的受祭者、祭祀者，以及相关的祭器和祭法。1986年，考古学家在四川省广汉县西北鸭子河南岸一处当地人称为“三星堆”的地点发现了两个长方形土坑，坑内埋藏着大量象牙、青铜器、玉器、金器，包括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树、青铜尊、青铜罍、青铜瓿、青铜盘，玉璋、玉璧、玉戈、玉凿，海贝，金饰，等等，许多器物前所未见。
金面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经研究，确认两个坑的年代距今超过3000年。多年以来，学者们围绕这两个坑的性质进行了激烈讨论，观点纷呈，莫衷一是。近年，考古学家在1986年发现的两个坑附近，再次发现六个新坑。新坑内出土文物丰富，且文物种类与最初的两个坑所获类似。这批坑的性质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旧观点继续发酵的同时，又有学者提出新论述，但仍然没有取得共识。1986年到今天，三星堆的发掘走过了35年，这些坑里究竟埋藏了什么秘密呢？ 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加上正在发掘的六个坑，使得三星堆大坑的总数达到八个。为便于研究，发掘者将新发现的六个坑与先前发掘的两个坑进行统一编号。早年两坑编号分别为K1、K2，新增的坑则分别编号为K3、K4、K5、K6、K7、K8。
按照考古学惯例，任何新发现在对其定性之前，应先以相对客观的名称命名发掘对象。例如曹操高陵被正式命名前，发掘者称之为“西高穴二号墓”。依此惯例，很多学者将上述八个坑称为“器物坑”，也有学者认为称其为“埋藏坑” (Pit-burial) 更加合适。
除“器物坑”“埋藏坑”外，还有许多学者将1986年发掘的K1、K2解释为“宗庙器物坑”“盟誓坑”“复仇坑”等，更多的学者则直接称之为“祭祀坑”。很明显，这类称谓已不再是描述，而是对这批坑的性质的明确解读。问题是，诸多解读究竟哪一种正确？如果都不一定正确，是否应该回到“埋藏坑”的命名呢？我们不妨先对已有的各种观点进行讨论。
| ·各种观点中，影响最大的观点； ·核心主张在于将两坑视为祭祀活动的直接产物； ·主张“祭祀坑”说的学者相互之间也有差别，最大的分歧在于祭祀对象的不同：1.祭祖 2.祭天 3.祭地和祭树 4.祭祀其他复合神祇。 |
| 仍然认为 K1、K2 是祭祀坑，但坑内器物并非直接的祭祀活动的结果，而是神（宗）庙陈设之器。 |
| ·认为这些坑是古蜀国失势国君的器物坑，可称为“不祥宝器掩埋坑”。更有人以碎器之俗强调是“绝其社稷”的反映，可直接以“灭国坑”称之。 ·此种观点并不排斥将人面像视为崇拜对象，将青铜树解释成通天的“建木”或“若木”，以及将人头像解释成蜀国的不同民族或部族。 |
| ·此说依据甲骨文中有关商伐蜀的记载，认为 K2 出土的部分器物可能反映了商人与蜀人相争的史实。 ·其中的青铜尊等可能是蜀人缴获商人的战利品，而埋藏坑则是战胜者举行复仇庆典所留下的遗迹。 |
| 此说认为 K1、K2 等坑是古蜀国内部权力转移环节所发生或举行的封禅活动的遗迹。 |
| ·此说认为 K1、K2 是古蜀国人盟誓之后掩埋的遗存； ·推测立人像为主盟者，即蜀王，其余则是与盟首领； ·又认为青铜器是盟器，至于坑中人像，椎髻者可能是蜀人，编发者则是巂、昆明等外族。 |
| 此说认为 K1、K2 是古蜀国人的火葬墓。 |
笔者认为，上述诸种观点中，“火葬坑”的说法首先不能成立。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3000年前，无论是中原商王朝的墓葬还是同时期长江流域的其他墓葬，随葬品都呈现出一定的组合关系。K1、K2出土的文物显然不符合3000年前墓葬的随葬品组合特征。何况K1、K2乃至新发现的K3至K8，几乎所有坑中都未发现人的遗骸。“盟誓坑”也说不通。我国发现的盟誓坑中，出土文物相对单纯，基本上都是在玉片上书写盟约以见证于天地。埋藏盟书的坑通常也很浅。三星堆的坑大小不一、形状不一、深浅不一，埋入的器物更不是带有文字的玉器，而是包括了象牙、青铜器、海贝等器物的复杂的文物组合，完全不符合盟誓坑的特征。“复仇坑”的说法其实是牵强附会。甲骨文里确实有商伐蜀的记录，但不能因此就说三星堆诸坑一定是这段历史的反映，更不能说K1、K2出土的铜尊是蜀人战胜商人之后缴获的战利品。K1、K2出土的铜尊，表面上看具有商朝同类铜器的风格，但细节上与真正的商王朝铜器相去甚远。三星堆的铜尊，器表砂眼明显，且常常在尊的肩部铸有立鸟。此两类特征均不见于中原商王朝的铜尊。除上述诸说之外，其他观点中，“灭国坑”之说包含着国破之后古蜀人将原本供奉在神（宗）庙中的器物埋入坑内的推论，因而可以视为“神（宗）庙器物坑”一说的进一步解读，二者并无本质不同。倘若摒弃具体的解读，“灭国坑”可以回归“神（宗）庙器物坑”。“祭祀坑”说与“神（宗）庙器物坑”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对诸坑的掩埋行为本身也是祭祀活动。余下的问题，便是讨论“祭祀坑”与“神（宗）庙器物坑”两说何者更接近历史真相，以及我们是否需要回到“器物坑”说或“埋藏坑”说的阶段，来面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并坚持不可知论。殷墟研究有甲骨文参照，三星堆埋藏坑所出文物目前尚无直接可用的出土文字作为解读背景。然而仅仅由于没有文字便将这批坑保守地称为“器物坑”或“埋藏坑”，显然是学术悲观论的体现。已经发现的八个埋藏坑，其背景是面积达3.5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古城，以及以尖底器、袋足器、高柄器和鸟柄器为代表的陶器群。换句话说，三星堆埋藏坑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具备对其进行科学解释的良好条件。
早年发掘的埋藏坑K1、K2，除少数学者认为其年代可能是西周或春秋外，绝大多数学者将其判定为商代晚期。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观点认为K1、K2的年代早于殷墟妇好墓。最近，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正在发掘的六个坑进行了采样测年，将K4的年代框定在距今3200年至3000年之间，即商代晚期。妇好墓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200年前后。若认为K1、K2早于妇好墓，便是主张两坑的年代为3200年以前。碳十四数据测定的年代，是否会影响K1、K2的年代认知呢？或者说，是否应该将K1、K2的年代调整到距今3200年之后呢？从断代角度而言，我们所讨论的有两个不同的年代概念：一是器物的年代，二是埋藏坑的年代。北大的碳十四数据由于所测样品来自坑内灰烬或烟炱，其年代应该理解为坑的年代或者坑的埋藏年代。而坑内器物的年代未必一定是坑的埋藏年代。它们可能与坑的埋藏年代同时，也可能更早。K1、K2出土文物中，可用来讨论年代者主要是青铜尊和青铜罍。K1、K2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的颈部都有三道凸起的弦纹。凸弦纹是商代青铜尊、青铜罍上具有明确年代意义的特征。以商王朝为例，商早期的尊、罍皆以二道凸弦纹装饰颈部（郑州二里岗、白家庄、回民食品厂、灵宝东桥、郾城拦河潘等地出土的尊、罍皆如此）。
距今3300年前后的商中期尊、罍，则多以三道凸弦纹装饰（殷墟洹北商城时期的 M388、M331所出铜罍，湖北盘龙城多座墓出土的青铜尊、罍皆如是）。
至距今3200年前后的妇好墓时期，尊、罍颈部饰凸弦纹的风尚不再，开始流行蕉叶纹（殷墟妇好墓和M54出土的尊、罍皆如是）。
三星堆K1、K2出土的尊、罍（包括新发现K3内的铜尊），皆以三道凸弦纹装饰颈部，绝不见蕉叶纹，说明其年代或早于妇好墓，或它们承袭的是商中期的文化影响，并将这一影响保留到了商晚期。
但当前条件下，无法排除K1、K2早于K4的可能性。即使K1、K2的埋藏年代晚于其中出土器物的年代，我们也不能得出八坑同时的结论。
地层关系表明，新发现的六个坑中，K6在地层上打破了K7。换言之，K6是在K7埋藏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埋入的。由此必然推出一个结论：八个坑很可能是距今3300至3000年间分次埋藏的。故而可知，对八个坑的解读，必须考虑它们“非同一时间埋入”这一重要前提。
位置和布局同样是深入讨论的重要条件。三星堆的八个埋藏坑位于面积达 3.5 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古城南北中轴线的南段，并在此形成了专门的区域，此前有学者称之为“祭祀区”。
八个坑多数作长方形，部分呈方形，大小略有差异。依其位置与大小，它们似有两两相配、成对出现的特点 ：如K2与K3方向相同、形状相似、大小相若、东西并列；K5与 K6、K7与K8两组的情况类似，似为另外两对。不排除K2与K3、K5与K6及K7与K8每对坑的年代相同，甚至有可能每对坑是同一次活动留下的遗迹。
既然这批坑的年代可确定在商代晚期，其位置的意义或可参照商代古城的布局来理解。发掘证实，商代古城南北中轴线南段为重要位置。以洹北商城为例，洹北商城作为商中期古城，与三星堆的八个坑的埋藏年代相当。此城南北中轴线的南段分布着该城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基址，即洹北商城1号建筑和2号建筑。据多位学者研究，这两座建筑很可能是商中期的宗庙所在。商王朝人笃信祖灵，常常隆重祭祀祖先。若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及空间位置与商王朝存在类比意义，则不排除这批坑可作为“关于祖灵的国家祭祀遗存”来理解和讨论，但这还仅仅是可能性。互存关系：受祭者、祭祀者、祭器与祭法
年代与位置提供了讨论问题的重要背景，但要判定这些坑的性质，从根本上说还应建立在对坑内文物作出正确解读的基础之上，而其中的关键，是观察和理解坑内器物的内在联系。在距今3300至3000年前笃信祖灵的时代背景以及八个坑发现于三星堆古城南北中轴线南段的空间背景下，设想这批坑是重要的祭祀遗存应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批坑若果真与祭祀相关，是否能找出相应的祭祀器物与祭祀现象呢？在甲骨卜辞记录中，3000年前商王朝人的祭祀活动是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完整的祭祀活动至少包含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法四个部分。如果甲骨文所载的祭祀内容对理解同为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祭祀活动有参考价值，而K1至K8又是祭祀遗存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从K1至K8中分辨出与受祭者、祭祀者、祭器和祭法相关的器物或考古现象。
1986年发掘的K1和K2以及此次发掘的K3至K8，是否包含上述四组内容？笔者以K2为例，从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法四个方面来讨论这批埋藏坑内的器物与相关现象。为表述方便，文中直接用器物名称代表受祭者、祭祀者等。三星堆诸坑中，常见的出土物包括瓦形面具、立人像、半身像、跪姿人像、人首鸟身像、片形面具、青铜尊、青铜罍、青铜瓿、青铜树、玉璋、玉凿、象牙、海贝、虎牙等。这些器物被刻意做成不同形状，如果都与祭祀有关，不同形状的器物应该承担不同的角色或功能，那么，其间会不会有受祭者的形象呢？若以器物特征观察，最有可能代表受祭者的器物应是瓦形面具。瓦形面具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纵目瓦形面具（发掘报告中称之为“兽面具”，本文简称“纵目面具”，下同），一种是鼓目瓦形面具（简称“鼓目面具”，下同）。先说纵目面具。目前所知的纵目面具共3件，均出土于K2，分别是K2②：142、K2②：144和K2②：148。
何以说纵目面具最具备“受祭者”特征？有如下理由：
第一，体量巨大。三件纵目面具的宽度均在77厘米以上，实际体量和视觉感受远大于其它面具。 纵目面具编号 | 宽（厘米） | 通高（厘米） |
K2②：142 | 77.4 | 31.5 |
K2②：144 | 78 | 31.7 |
K2②：148 | 138 | 66 |
第二，悬挂于高处。三件纵目面具的背面均呈瓦形，额侧与下颌两侧均有对穿方孔。这些特征表明此种面具使用（供奉）时一定是被悬挂在高处。第三，耳、目、嘴刻意表现出某种超能力。三件纵目面具皆具有双目前凸、双耳外展（或可称为“广耳”）的特征。此外，纵目面具的嘴角也夸张地延伸至耳部。当年的设计者和铸造者，似乎在刻意表现此种面具“看得远、听得广”的超乎常人的特征。第四，额头有流云状额饰。K2②：142和K2②：144均带有额饰。额饰高高竖起，作两端卷曲的流云状。不排除其表现的是驾驭流云之能，至少也是一种特有的装饰。K2②：148额部尚存方孔，原本也有额饰，只是发现时已经脱落。将此种精心铸造的体量巨大、使用时被高高悬挂、表现有超乎常人能力的人面具当成受祭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它不必悬挂在高处，更无必要铸造得如此之大。《蜀王本纪》记载：“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尽管从学术规范上说，我们应该独立地使用考古材料来讨论问题，但考古发掘的纵目面具与文献记载在“纵目”之特征上高度契合，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其与古蜀人心目中的蜀王相关联。纵目面具似乎并非仅有的受祭者，其他的瓦形面具很可能也是被祭祀的对象。除纵目面具外，K2还发现了20件瓦形鼓目面具（发掘报告中称之为“人面具”，分为四型），其中完整者14件，另有6件已残，无法复原。面具的两侧上下均有一铸造后凿出的方穿孔，多数还在额头正中也凿出方穿孔。发掘者观察说，其目的或是在面具上安装其它附件，或者是将面具装配在神像上时以便固定。此种瓦形面具小于纵目面具，宽度多在40厘米左右，个别超过60厘米，也有一部分较小，宽度在15厘米至20厘米。与纵目面具相比，除体量较小外，最大的区别在于眼睛、耳朵和嘴。眼睛虽然外鼓，但未见双目外纵，耳朵均不外展，嘴的宽度变窄，大体比例与常人无异。 虽然与纵目面具的特征有别，但笔者仍然认为它们具备作为受祭者的可能性。理由是多数鼓目面具体量较大，且其瓦形造型及额、颌部常见的穿孔表明，它们使用时同样要悬挂在高处。部分鼓目面具的额头前方还开有方孔，可能原本也用于安插类似流云纹的额饰。可见它们代表的也是受祭者。纵目面具之所以表现得体量格外巨大，或因为其代表着蜀国的开国君主蚕丛，其他受祭者可能代表蚕丛之后的其他蜀王。甲骨文记录的商王朝祭祀，除祭祀始祖成汤之外，常常也祭祀列祖，学者们称之为“合祭”。甲骨文中的“十示”“廿示”，所指的便是受祭的“十位祖先”或“二十位祖先”。若甲骨文的记录存在一定的类比价值，三星堆K2中的另外20件鼓目面具，或即受祭的蜀王列祖的形象。2.祭祀者
倘若纵目面具和鼓目面具是受祭者，那什么器物代表了祭祀者呢？祭祀是一种行为，从常理说，祭祀需要通过某种动作来完成。如果铸造的器物表现为祭祀者，便有可能指保持了某种特定的身姿或手势的人像。先前的研究者压倒性地将立人像解释为祭司，其主要依据便在于此。K2出土立人像两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立人像（K2②：149）。大立人像出土时腰部残断，明显有被砸击的痕迹，部分甚至已经残失。种种迹象表明，大立人像表现的可能是祭祀者。
第一，人形刻画。立人像通高约261厘米，其中人像免冠高163厘米，身高及五官与常人无异，并无纵目面具的那种超乎寻常之处；耳部还留有耳洞，正是三星堆诸多人物形象的常见习俗特征。第二，衣着端庄，戴天目冠。立人像衣着华丽，服饰三重，外套上绣有龙纹与卷云纹；头部戴筒形冠，冠上有四目顶饰，有学者称之为“天目冠”；后脑部可见两个斜开穿孔，可能用来安插发笄；虽然跣足，但脚踝戴镯。第三，神情肃穆。立人像正视前方，面相庄严，表情肃穆。第四，立于高台之上。立人像双足立于高台之上，高台分三截，最下一截为基座，高约35厘米；中部一截作“象脸之形”，高约35厘米；上部为基台面，高不足9厘米。三者相加，高台整体高度约80厘米。第五，双手作持握物品状。立人像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双手上抬，握物于胸前。研究者多认为其所握之物应是象牙。
在祭祀场合，此种立于高台之上，头戴神冠，衣着华丽，神情肃穆，手握珍贵象牙，做着庄严动作的真人大小的形象，的确最有资格被解释为祭祀者。此件立人像加上台基，总高度达到约261厘米，是K2出土的全部人物形象中最高大者，很可能是主祭之人。前文已述，这批坑位于三星堆古城南北中轴线的南段，若真是祭祀遗存，则应属国家祭祀。而隆重的国家祭祀，理应不止由一人实施，除了主祭者之外，很可能还会有从祭者。K2内除大立人像外，还有其他一些带动作的人像，如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执璋人像、青铜跪姿抚腹人像，以及见于所谓“神坛”上的一众执物人像，应均为从祭者。跪姿顶尊人像（K2③：48），通高15.6厘米。人像跪于高台之上，头部顶有青铜尊，双手上举，扶持于尊的两侧。虽然看不出尊内装有何物，但参考K2的实际情形，可知青铜尊所装载的主要是玉器或海贝。
青铜跪姿顶尊人像
青铜执璋人像（K2③：325），高4.7厘米，着裙，跣足跪坐，头部残，两臂平抬，双手夹执一璋。或为某“神坛”上的人像。
青铜跪姿执璋人像线图
跪姿抚腹人像，共发现3件。其中正跪者2件（K2③：04、K2③：05），高12至13厘米；侧跪者1件（K2③：7），高13.3厘米。均头戴有冠，表情肃穆，双手抚于腹部，动作规范。神坛上的跪姿和立姿人像（K2③：296），K2出土的所谓“神坛”上有两层多排人物像。人物高度大致在11厘米左右，其共同特点是穿戴整齐、表情肃穆、姿势相同。上排人物跪坐，双手抱握于胸前，所握之物不明；下排人物站立，双手抱握条状物。
神坛列队执物人像复原线图 高54厘米 三星堆博物馆藏
上述人物无论是跪姿还是立姿，皆表情肃穆。若多人成列或成排，则动作高度统一。此种人物形象，从穿戴、表情、所执物等特征看，更像是祭祀的执行者。考虑到其穿着不如大立人像华丽，器物体量也远小于大立人像，似乎更像是从祭者。
3.关联性的确立
前文根据人物特征对受祭者和祭祀者作了推测。就人物的形象、表情、动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将瓦形面具解读为受祭者，将五官和身材与常人接近的大立人像视为主祭者，将多种跪姿和立姿人像解释为从祭者，显然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然而可能性不等同于结论。要将可能性演绎为结论，还需将受祭者和祭祀者（包括主祭者和从祭者）关联起来。倘若真的能有效关联，上述推测便可上升为证据链，埋藏坑的祭祀性质也可随之而定。幸运的是，K2的出土器物中确有能将受祭者与祭祀者相关联者，这便是青铜树。
青铜树：K2出土有多件青铜树。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将其称为“神树”。其中大型神树2件，小型神树仅见残件，可能有4棵树。两件大型神树中，一件（K2②：194）遭砸击、烧毁，已变形；另一件（K2②：94）保存基本完好。
青铜树（K2②：94） 通高396厘米 底座直径93厘米
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株保存完好的大型神树正好承担了将受祭者——纵目面具与祭祀者——大立人像进行关联的角色。理解K2②：94的关键，在于看懂制作者的设计本意。此树通高396厘米，由底座、树身两部分组成。认真观察则可发现，此树的底座高37厘米，分三个面。在正视的情况下，每个面都呈“山”形。树高359厘米，成长于山顶。
简单计算便知，在设计者的理念中，长于山巅的大树，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制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株比大山高近10倍的树并非普通树木。它向天生长，直达天穹。
青铜树（K2②：94）线图
相当多的学者引《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将此树解释为“建木”。即使“严谨”如某些完全不相信古代文献的学者，也能懂得当年的制作者在表达“此树通天”之意。
有了这棵通天之树，我们终于找出了穿戴整齐、站于高台之上的祭祀者与高处悬挂、体量巨大并具有超常能力（或神力）的受祭者之间相互联结的媒介，从而也巩固了瓦形面具应作为受祭者、立人像等应作为祭祀者来进行解读的观点。
其中的关键线索就在于人面鸟。
人面鸟：在K2所出土的青铜树中，另有一件小型青铜树（K2②：272）。此树全器曾遭焚烧，出土时残为数截，树座无存，难以完整复原。但可观察到此树的主干之上有三股绳索状树枝，其中一树枝的顶端存有花果，果实上赫然站立着人面鸟。
青铜人面鸟 高12厘米 三星堆博物馆藏
果实上立‘人面鸟’，头顶平，面部戴面罩，头部戴頍，方脸，大眼，高鼻，大耳，耳廓外展，鸟身较短，宽翼，尾羽倒分叉向下卷曲，上羽残断，有云纹状饰物，下羽尖有一环钮。人面鸟所具备的“大耳，耳廓外展”特征，在同坑所出土的器物中，仅见于纵目面具。发掘者在器物描述中，对人面鸟眼睛的描述是“大眼”，此二字对人面鸟眼睛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制作者对人面鸟的刻画不是简单的大眼，而是纵目。人面鸟纵目广耳的特征，与纵目面具相同；不同的只是人面鸟插上了翅膀，长了鸟足，具备了飞翔的超常能力。
人面鸟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其足踏在树干顶部的花果之上。K2出土的大型神树的顶端实际也是残断了花瓣的花果，此花果很可能是供纵目广耳者栖落的位置。不排除具有纵目广耳特征的人面鸟是高悬在上的纵目面具的化身或使者之可能。青铜树制作者如此设计，是否在表达人面鸟栖落树顶端的花果之上正俯瞰人间，甚至享用人间供品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面鸟填补了青铜树与纵目面具之间关联的缺环，再次证明祭祀者与受祭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青铜树建立的。因而立人像等作为祭祀者、瓦形面具作为受祭者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神鸟与天鸡：在K2所出土的青铜器中，较常见的还有青铜鸟（如K2②：194-1、K2②：213）和青铜鸡（K2③：107）。青铜鸟主要见于青铜树上，在制作者眼中似有神性；青铜鸡立于台上，似乎也非凡世之物。二者或可称神鸟或天鸡，后者甚至可能与祭祀的时间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也暗示了K2中器物所具备的神性。不同于上述对受祭者、祭祀者以及通天之树的讨论，是否真能称之为神鸟与天鸡还需要找出更扎实的证据。有学者将青铜鸟解释为“太阳鸟”，主要依据是大型青铜树上栖落的鸟的数量是10只，因而可与《楚辞》记载的“后羿射日”故事（最早见于屈原的《楚辞·天问》篇，而最早完整记录此故事的则为《淮南子·本经训》）相联系，但此种观点显然牵强附会。4.祭器与祭法
上述论证中，发现了K2 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几件文物之间的角色关系。纵目面具、大立人像、大型青铜树恰恰是整个K2中体量最大的器物。此3件器物分别承担了受祭者、祭祀者和媒介的功能，构成了一场祭祀活动的核心。
然而论述并不能就此而止。倘若位于三星堆古城中轴线南段的八个坑代表祭祀区，那么它承担着国家祭祀的历史记忆。既然是国家祭祀，则必然隆重，必然有精心准备的祭器和实施祭祀的祭法。相比于确认受祭者、祭祀者的身份，找出K2中的祭品其实不难。
在今人看来，K2出土的所有器物都弥足珍贵，但找出祭器的方法，是站在古人的立场去发现器物的珍贵之处，同时从考古现象中观察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K2的出土器物中，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包括象牙、海贝、铜尊、铜罍、铜瓿、玉璋、玉凿、玉璧、虎牙。
象牙和虎牙分别来自体型巨大的大象和人类极难驾驭的猛兽，显然是珍贵之物。
以四川的位置，海贝很可能来自印度洋，至少属于远程贸易的物品，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受原料来源、生产组织、铸造技术的限制，铜尊、铜罍、铜瓿及玉璋、玉凿、玉璧的珍贵程度无需赘言。
这些器物的珍稀程度，使它们具备了在隆重祭祀场合中作为祭器的条件。然而，论述它们是祭器仅凭其珍稀性还不够，更要看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大立人像表现的是衣着华丽、表情肃穆的主祭人将象牙抱持于胸前。跪姿顶尊人像表现的是铜尊被跪在高台上的人高高举起，顶在头部。跪姿执璋人像表现的是玉璋被跪坐之人双手持奉于前方。被发掘者命名为“神坛”的器体外部，表现了神情肃穆的多排跪人和立人操统一手势举持物品。这些形象显示了特定场合中人们举行祭祀的祭法。神坛似乎还表现出祭祀者的站位方式。K1和K2的发掘者之一陈显丹在《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一书中，发布了一批展现发掘器物出土状况的照片。
青铜尊内含有玉器的出土照片
这批照片记录了上述珍稀物品在K1、K2中的出土状态。照片显示，玉璋、玉凿、海贝埋入前大多装在铜尊或铜罍中，而铜尊、铜罍被埋藏前大都被砸碎，象牙入坑之前或同时曾被烧燎。这些现象应该也是祭法的一部分。
5. 人头像又是什么？
K2出土的器物中，有一批被发掘者称为“人头像”的器物，共44件。其中4件戴金面罩，另外40件无金面罩。
这些人头像出土时多数被砸扁，颈下尖角被砸成向内卷曲，还有被火烧过的痕迹。较完好者的耳孔、鼻孔及口缝中均涂有朱砂，眼眶及脑后发辫可见黑色彩绘。
40件无面罩者，又分为平顶编发人头像36件、平顶梳发者1件、戴绳箍帽的头像1件。除平顶者外，另有圆顶人头像2件：1件为圆顶椎髻，1件为圆顶戴发簪。
4件戴金面罩的人头像，发式与无面罩者相似，其中平顶编发者2件，圆顶梳髻者2件。
前文通过讨论大立人像、大面具以及青铜树，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确认了祭器与祭法，甚至烧燎痕迹与碎器现象也被纳入了解读。然而近乎完整的祭祀图景中，并未涵盖这些批量存在的人头像。
在上述我们根据文物之间的关联性构建的祭祀场景中，似乎难以直接找到人头像的角色位置。在埋藏坑中，人头像是与立人像、青铜树、青铜尊等混杂埋入的。这些人头像或编发、或椎髻、或戴簪，形象不同。
在铸造者的意念中，这批人头像几乎不可能与祭祀无关，但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与祭祀相关的特征。至少从表面看，它们不是祭祀者，但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将它们当成受祭者。
在祭祀场景中，这批人头像充当什么角色呢？有研究者根据它们发式的区别，将这些人头像解释成不同民族。然而从装束的角度观察，多数人头像的发式相同或相近。若不同发式代表不同民族，则必会推导出多数人是同一民族的结论。
参考商王朝的社会结构，我们推测这些人头像可能代表民族，但更可能代表的是部族首领。其中发式相同或相近的36件平顶编发人头像，很可能是来自同一民族但不同部族的代表。
商王朝卜辞中，常见“族”“子族”“多子族”的记录。其中的“族”更多代表部族而非种族。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结构正是以部族为单位，属于同种族的部族皆有自己的族尹或族长。
三星堆的祭祀活动规模极高，属于国家祭祀，有众多部族的首领参加应可理解。因而将 K2 出土的人头像解释成各部族的首领合乎情理。
上述论证发现了K2出土的最重要的几件文物之间的角色关系。通过综合解读，在确认坑内文物皆与祭祀有关的同时，可大致复原三星堆埋藏坑内出土文物所呈现的祭祀场景。
祭祀场景复原示意图
“祭祀坑”还是“祭祀遗存坑”
此前，包括发掘者在内的研究者皆主张将K1、K2为代表的埋藏坑直接称呼为“祭祀坑”。笔者支持坑内的象牙、青铜器、玉器、金器与祭祀相关的意见，但同时又认为，从更谨慎的立场出发，将这批坑称为“祭祀遗存坑”可能更适合。“祭祀坑”与“祭祀遗存坑”的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认为八个坑本身的埋藏过程是直接的祭祀行为；后者强调的是八个坑中的器物和现象与祭祀有关，但不确定挖坑埋藏器物的过程是祭祀行为。它所包含的一个内隐含义是：八个坑内的器物是用于祭祀的，但祭祀有可能发生在埋藏之前（当然也可能包括埋藏过程本身）。其中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器物原本存在于宗庙之中，是宗庙祭器，后因某种原因被埋藏于坑内。
就目前坑中的情形来看，可以确认坑内的器物及现象与祭祀相关，却难以确定将各种器物埋藏入坑的动作本身是祭祀行为，尤其不能排除这些器物在埋藏入坑之前便曾作为祭器使用之可能。多个理由支持这一点。
首先，铸造这些器物本身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么多器物不可能一次性制作完毕。它们极可能共同存放相当长的时间，而存放需要空间，这一空间有可能就是宗庙。
其次，K8中的红烧土块间接支持了宗庙的存在这一猜想。
再次，据现场观察，多个坑有一定的倾倒角度，显示器物与灰烬均来自于某特定场合。当然，我们同样无法排除埋入的过程也是祭祀的过程这一可能，否则难以对坑中的灰烬和碎器进行解释。因此，目前也不能直接将三星堆埋藏坑定义为“神（宗）庙埋藏坑”。
最近，主持三星堆发掘的冉宏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新发现的三星堆埋藏坑称为“祭祀埋藏坑”，应是出于同样理由。不过，考虑到“祭祀埋藏坑”未将考古现象涵盖其中，笔者认为“祭祀遗存坑”是当前关于三星堆埋藏坑性质最合适的概括。
上述结论主要是依据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尤其是对K2的观察分析得出的。那么，此种观点能否得到其他正在实施的考古发掘的验证？至少到目前为止，新的发掘不仅没有颠覆，反而验证和支持了“祭祀遗存坑”的结论。客观地说，正在实施的发掘中所清理出来的器物和揭示出来的各种现象，与其说是“新发现”，毋宁说是“重复发现”。
例如K3中的青铜树和青铜尊、K4中的象牙，以及各坑中的烧燎现象，都在反复传递着与祭祀相关的信息。
或许K8中的烧土块、K4中的丝绸遗存，以及K5中的黄金面具，都属于过去未曾在K1、K2的发掘中见过的新发现，但它们并未改变“祭祀遗存坑”的性质。
另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前所述，八个坑似乎至少可划分为三组，这或许代表了多次埋藏行为。文献所载有关古蜀国的内容中，突出了蚕丛、柏灌、鱼凫与杜宇四代蜀王。那么，多次埋藏行为是否与这几位蜀王有关？三星堆考古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谜团。
文中线图皆由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钟雯根据原报告以及雷雨、王方两位研究员提供的线图绘制文中未标注图片皆采自《美成在久》第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