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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际根：两岸学者的殷墟情结
2005年秋，我应邀到台南艺术大学客座，给该校艺术史系同学讲授考古课程。“南艺”是一所年轻学校，座落在台南市官田乡的一座水库旁，风景非常秀丽。到校伊始，艺术史系黄翠梅主任将我安排在一条小河旁的一幢二层小楼居住。夜间沿河散步，总被河上的诸多小桥吸引。每座小桥都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其中一座红色砂岩小桥，玲珑精致。黄碧端校长说是当年南艺创始人汉宝德从大陆运来的古桥，桥名“叙斯”。再问为何名此，校长笑而不语。我抚桥思忖，却总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的感叹。
2009年，曾任教美国多年，后回到台湾并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许倬云先生到访安阳。陪同过程中，许先生以其晚年力著《万古江河》相送。此时联想起“南艺”校园小河上那座别致的“叙斯桥”，感慨良多。多年来两岸文物考古界执着的交流意愿和不懈努力，不正是因为心中有座桥吗？
台南艺术大学“叙斯桥” @Jason Li 手绘
1928年3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决定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7月筹备完成。同年10月，史语所即派考古组的董作宾前往殷墟，拉开了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是商王朝后期都邑。1899年以来，殷墟所在的小屯村一带不断有刻有文字的甲骨出土。1928年董作宾前往安阳发掘时，学术界对安阳殷墟已经有了初步认识。故殷墟发掘已被史语所视为其学术活动的重点工作。1928至1937年十年间，史语所在殷墟共进行考古发掘15次，直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针对殷墟的田野工作才被迫中止。战争期间，史语所发掘所获殷墟文物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抗战胜利后迁往南京，1948年再迁台湾，并于1954年在台北南港安定下来。今天台北南港史语所文物陈列室所陈列的商代文物，几乎全部是当年在发掘殷墟时所获。
1928年10月董作宾及李春昱在殷墟第一次发掘中测量绘图
考古所原属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50年。1979年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史语所的渊源关系，体现在人员组成和工作内容两个方面。考古所的主要成员，如第一任所长尹达、副所长梁思永、夏鼐（后任所长），以及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等，都是当年参加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团的成员。1950年考古所成立之初，郭宝钧即组织发掘团恢复了当年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止的安阳殷墟发掘。1958年，考古所成立专门负责殷墟考古发掘的考古队。1959年，干脆成立“考古工作站”常驻安阳，长期延续当年由史语所开启的殷墟发掘。
1949年的政治格局变化，使得史语所、考古所两个曾经以殷墟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姊妹机构跨海相隔。位于台北的史语所掌握着1928－1937年间的殷墟发掘资料，北京的考古所则拥有1950年以来的殷墟发掘成果。就学术研究而言，史语所的资料非常重要。它包含殷墟宫殿宗庙区甲、乙、丙三组建筑以及一批铜器墓的完整资料，还包括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全部四墓道大墓和大批祭祀坑中的文物。考古所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宫殿区、王陵区以外。由于发掘时间较晚，这些资料地层关系清楚，科研价值，特别是年代学价值优于史语所的资料。史语所资料更多地涉及商代王族，考古所的资料主要属于普通商代贵族和平民。因此无论从内容构成还是科研价值看，史语所和考古所的资料具有强烈的互补性。
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到达台北后，即全力着手整理运台的殷墟文物。自1950年代开始，该所逐年有正式的殷墟考古报告出版。1958年，史语所增设甲骨文研究室，近年又专设“安阳研究室”。殷墟资料的整理研究，一直是史语所的重中之重。
1950年代考古所的主要领导人尹达、梁思永、夏鼐、郭宝钧等，都是当年殷墟考古的成员。他们对殷墟考古有着深厚感情。他们一面继续领导殷墟发掘，一边关注着史语所的殷墟资料整理。
1949年以后，史语所、考古所表面上中断了往来，但由于资料同源，研究者又是昔日旧友，两所之间一直间或有些联系。史语所编写的殷墟考古报告经台湾出版之后，不久便可在大陆考古所的图书室见到。台湾方面也极力搜求考古所的殷墟出版物。双方人员甚至还通过香港等渠道偶有通讯往来。但由于政治原因，两所间的官方联系的确被切断了。
两所学者间的面对面交流，直到30多年后才恢复。1980年代初，台湾出身、后在耶鲁、哈佛执教的张光直在美国檀香山召开殷商考古学术研讨会。张光直特意邀请两岸考古学家。当年一同发掘殷墟的两岸学者，才有了当面问候的机会。
殷商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2
然而两所间的官方交流，是比较晚的事情，标志便是1990年代初史语所的学术代表团访问北京。1990年以后，两所间的交流历经了从谨慎前行到昂首阔步的过程。1990年开始的“商丘项目”，便是两岸考古学界相互支持的最好例子。
商丘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课题 “早商文明考古调查（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arly Shang Civilization）的简称。该项目旨在探讨商文化的源头。项目采取双主持人制。考古所的张长寿先生和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分别代表已方主持课题。张光直认为从文献的角度看，豫东地区可能是商代王族发源地，故将该项目田野工作地点放在河南的商丘、虞城、柘城一带。我作为考古所的成员，参加了该项目1994－1995年的野外工作。据我所知，商丘项目无论是经费的获取上还是舆论上（特别是项目开始初期），都获得了史语所的多方面支持。
从某一角度说，商丘项目进展并不顺利。项目参加者的确没有在“早商文化来源”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如果抛开早商文化探源这一主题，该项目在3000年以来豫东地区的地貌变迁上，特别是宋国考古方面，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项目不仅找到了西周－春秋时期的宋国故城，而且发掘了宋国墓地。
如果说商丘项目是通过张光直这一特殊桥梁实施的两岸考古接触，那么两岸学者围绕殷墟的诸多考古活动，可以说是史语所、考古所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这一交流，同样始于两岸学者间的那座心桥。
1995年，我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哈佛大学研修。在波士顿的一年时间，我与张光直先生有过偶然餐叙、也有正式访谈。有一天，我扶着张光直先生在哈佛校园散步。话题自然转到殷墟。张光直先生谈到他的一个心愿：希望有朝一日分存海峡两岸的殷墟文物能够相聚一起，两岸的学者能够组成共同的课题组来研究殷墟文物。
张光直先生的心愿，当然也是大陆考古学者的心愿。在主持殷墟田野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希望史语所、考古所的学者在资料上不必分彼此。1997年，我与当时还在美国时尼苏达大学的荆志淳先生合作，启动了“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两年之后，我们在1961年划定的传统殷墟保护范围的东北外缘发现洹北商城。这是殷墟考古工作突破性的考古发现，我深知在台湾的史语所的同仁急切希望了解这一新发现，故特意准备了一份资料，对洹北商城作了简单描述，连同一张洹北商城的实测平面图寄往史语所。当时石璋如先生健在。石先生见到我寄去的洹北商城资料极为兴奋，特地写了一封短信托人带到安阳，向我们表示祝贺。此事后来被美国作家 Peter Hessler写进了他的英文著作《Oracle Bones》一书中。Peter Hessler对两岸考古学家之间分隔数十年后的这种交往大加赞赏。
作为殷墟田野工作的后继者，考古所同仁十分敬重石璋如。1990年代后期，考古所刘一曼访问台北时曾特意拜访石璋如。史语所为此还特意安排了一场“安阳考古老少谈”的活动。
我本人一直期待与石璋如先生相见。1985年和1991年夏鼐和高去寻先生相继去世之后，石璋如先生是仅存的殷墟考古元老（北京的王湘先生仍然健在，但已经不再从事考古研究）。2003年，我受臧振华先生邀请，打算从伦敦前往台北参加环太平洋考古会议（IPAＡ），我原以为可以见到石先生，可惜由于当时台湾驻伦敦代表处不配合，没能去成台湾。2004年10月我再次去台湾时，石璋如先生已经谢世。带着巨大遗憾，我完成学术活动后，执意要去石先生的墓地敬献花圈。
2004年10月23日，正好是周六。史语所的陈光祖、李永迪以及安阳工作室的两位研究助理忠美、淑丽一同来到石璋如先生墓葬所在地“北海福座”。李济也葬于此。我购买了花圈与花蓝，郑重地向两位殷墟考古的前辈鞠躬致缅怀之意。石璋如先生的儿子石磊闻讯，十分激动和感慨，特意携夫人赶到史语所，邀请共进早餐。
在大陆考古界，我算是赴台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每次到台湾，都受到史语所同仁热情接待。2004年赴台时，臧振华先生当时兼任“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馆长。为了让我更多了解台湾本地考古情形，史语所的陈昭容先生特意陪我前往台东。臧先生亲自陪我参观了“史前博物馆”以及卑南文化和骐麟文化遗址。
1998年是殷墟发掘70周年。考古所决定在安阳举行“殷墟科学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王忍之亲临致辞。台湾史语所专门派人来安阳参加了会议。十年之后，殷墟迎来科学发掘80周年。考古所决定再次召开纪念会。会议组织过程中，我获知史语所也准备组织类似庆典。双方勾通，决定两岸在分别开会。史语所的会议是10月13号召开的。只所以选择13号，是因为1928年这一天董作宾到达安阳，实施了首次殷墟发掘。考古所王巍所长亲自到台北参加这一纪念活动。我与安阳队的另一位同事岳洪彬各自向会议提交了一篇学术论文。我们的论文事先经过商量，都选定“殷墟布局研究”作为题目。希望能够通过论文向史语所的同事介绍殷墟考古工作在都邑布局方面的最新进展。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考古所王巍所长的发言。他作了“殷墟考古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强烈表达了对两所未来开展合作研究的希望。
考古所的会议是10月30号召开的。史语所副所长臧振华亲自参加会议，并作了“李济与殷墟发掘：一个学术史的透视与省思”的专题报告。这是我在安阳首次接待来自台北的重量级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来安阳时，我还在北大念书，是杨锡璋先生接待的）。
史语所、考古所两岸学者除了互派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外，还多次尝试实际合作研究计划。最早提出并着手组织两所合作是陈光祖先生。2000年前，史语所完成了以殷墟文物为主体的“文物陈列室”，并且利用中央研究院计算技术的资源，率先完成了“数位典藏”工程。刚刚就任史语所考古门“召集人”的陈光祖想以此为基础，与考古所或考古所安阳工作站一道在网络实施“数位博物馆”（即数字博物馆）。为达成这一目的，陈光祖深入调研后，列出了详细的合作计划。然后派该所李永迪博士前往北京，与考古所领导讨论实施的可能性。他向考古所同行介绍了网络数位博物馆的合作模式和实施办法。很可惜，这一提议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大家都为此感到十分遗憾。但殷墟作为两岸交流的“好题材、好平台”的意识，已经深入两岸学者心中。
无论是史语所还是考古所的学者，都未放弃合作研究的努力。2010年我提出了两岸合作的一份新计划。在该计划中我将双方合作重点放在“布局”和“手工业”方面。该计划曾报请社科院主管部门，并与史语所进行过勾通。史语所也一直在为两岸合作努力。有一天，陈光祖给我打电话，告知蒋经国基金会计划支持殷墟研究。他询问考古所是否会同意两岸先就手工业中的骨器生产展开研究，希望我请示考古所。最终考古所同意该项合作。
以殷墟制骨工业为对象的研究虽然是个小课题，但两岸的合作总算有了开始。2011年我再次访问台北时，臧振华先生再次与我谈起深化殷墟合作的问题。陈光祖则希望进一步扩大合作内涵。2011年夏天，陈光祖专程来到安阳，带来了一份他拟好的比较容易实施的合作方案。他希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商代青铜器的锈蚀原理和殷墟玉料的来源。具体方案是在殷墟找到合适的土壤，将同样配比的现代青铜埋入地下，若干年后取出，以观察青铜的锈蚀变化。为研究殷墟玉料的来源，陈光祖又专程去了南阳，以实地考察殷墟发现的玉石器是否有所谓的“南阳玉”。我与陈光祖商量，认为将来时机合适时可以尝试开展立足于殷墟的“考古地质资源调查”，对殷墟出土文物的原料来源作一次比较全面的野外调研。目前这几种研究计划都还未能实施。有的是手续问题，有的是经费问题。但两岸学者期待围绕殷墟展开学术合作的心情越来越强烈。
两岸学者围绕殷墟合作，最成功的要算今年10月在台北故宫开幕的大型文物展览“殷商王·后：武丁与妇好”。
2012年10月「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开幕仪式
武丁是商王朝第23位国王，也是商王朝后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商王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势强大、社会稳定，史有“武丁中兴”之称。武丁的众多配偶中有一位极为出色。她名叫妇好。妇好生前曾经率兵征讨、主持祭祀。武丁死后葬在了西北冈王陵区，早在1930年代被史语所的学者发掘出来，文物已于1948年底和1949年初运往台湾，现存史语所。妇好墓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1976年被考古所发掘出土。妇好墓保存完好，墓中文物仅青铜礼器即达到200余件，玉器达750余年，蔚为壮观。妇好墓文物现收臧在北京考古所、国家博物馆以及河南博物院等三家单位。武丁墓与妇好墓文物如能集中展览，不仅是文物考古界的大事，也是武丁、妇好3000年后的“夫妻团聚”。如能实施，甚至可以直接称这“夫妻团聚一家人”。
早在1996年，河南博物院田凯首次向我提出将妇好墓文物集中向社会展出的设想。此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以后，殷墟所在的安阳市掀起宣传殷墟的热潮。2009年，安阳市殷都区邀请台湾著名舞蹈家陈美娥所率“汉唐乐府”排演出南音剧目“武丁与妇好”。该剧的表演受到文化部领导的重视，曾受邀在北京太庙演出。剧目排演过程中，陈美娥多次与我讨论布景、服饰。2010年，陈美娥邀请我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学院的向勇副院长、以及台湾清华大学的王秋桂先生一起讨论该剧赴美、台演出事谊。会上我重新提出集中妇好墓文物办展览的想法。考虑到陈美娥所表演的是武丁与妇好，建议如果配合演出办展览，展品未必局限于妇好墓，最好将已经运往台湾史语所的殷墟王陵文物一并展出。这一想法受到陈美娥的高度重视，表示回台湾后将积极运作此事。
台湾方面的协调很快便有了效果。2011年我再度访问台湾，王秋桂先生突然找到我，告诉我故宫博物院想请我前往议事。到达故宫时，接待我的是故宫陈列处的蔡玫芬处长和吴晓昀博士。她们告诉我，故宫想与考古所合作，做一个关于妇好墓的展览。返回北京之后，我向考古所汇报了台北故宫的提议。时隔不久，史语所陈光祖又专程来到大陆与有关方面接触，并与陈美娥及我本人一道拜访了国家博物馆吕璋生馆长。陈光祖回台北后，将情况向故宫作了陈述。故宫方面随即通过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正式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的举办“武丁与妇好”展览的申请，同时与考古所进行官方接触。双方商定以目前考古所在成都的临时展览“殷墟秘宝”为基础，纳入台北史语所王陵大墓的有关文物，调整结构，设计新的“殷商王·后：武丁与妇好”展览。2012年初，台北故宫的蔡玫芬、吴晓昀专程到成都考察“殷墟秘宝”展。随后又到安阳，调研了其它相关文物。“殷商王·后：武丁与妇好”的展览正式进入轨道。双方商定，2012年10月向社会正式推出该展览。
正当台北故宫、史语所以及北京考古所等单位紧锣密鼓地准备展览的时候，台北、北京也想尽各种办法对展览作前期宣传。2012年3月23－25日，汉唐乐府编导的以妇好与武丁爱情为主线的南音剧目“殷商王·后：武丁与妇好”在台北演出。5月18－19两日，该剧组又移师北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同一剧目。为配合该宣传活动，我与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商定，在演出的前一日，在欧美同学会召开“妇好墓发掘与殷商研究：《 殷商王·后：武丁与妇好》”座谈会。
经过多方努力，在国家文物局、中华文化总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支持下，2012年10月，展览如期开幕。
我所经历的两岸交流活动中，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2005年在台南艺术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史语所臧振华和李匡悌两位先生正在台南科学园区主持基建考古工作（台湾考古界简称“南科考古”）。他们得知我在台南，特意邀请我参观他们的工地。李匡悌专程从台北赶来，驱车将我带到正在发掘中的考古工地。在工地中我注意到两岸田野考古工作的一些细微区别。例如，南科工地的探方都是2米见方的小探方、所有墓葬中的人骨都以“灌胶”的方式带回驻地研究。印象最深的是南科工地照相时使用活动式编号背板。当时大陆对编号背板不讲究。活动式说明背板十分灵便。匡悌兄见我对活动式背板感兴趣，当即找来两套送给我。
1998年，我为“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筹备安阳工作站的文物陈列室。期间我希望从台北史语所得到史语所前辈1930年代的考古发掘照片，以及1950年代以来史语所有关殷墟的出版物。我与史语所联系后，全都得到回应。当时尚健在的石璋如先生，亲自给我寄来了他当年发掘殷墟时的一张正在给工地摄影的照片。史语所又以该所全套侯家庄发掘报告相赠。
殷墟考古前辈对殷墟的关注与支持还影响到他们的后人。
2005年，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关键时刻。为展示殷墟作为世界级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同时解读遗址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安阳市人民政府决定筹建殷墟博物馆。我参与了博物馆设计，提出在博物馆入口设计“主题水院”。我从近千首近世“甲骨文书法”作品中，挑选出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就的两句短诗。诗文曰：“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我拟从太行山找来青石，拼砌成龟甲形状，然后将此两句诗文刻于其上，涂上朱漆，再沉入深约30厘米的水中，造成“太阳刚刚照进树梢，时光进入黄昏，一阵清风吹过，甲骨文诞生的洹河河畔”的效果。但“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两句系董作宾早年所作。董先生已经去世。将两句诗文刻在博物馆入口处，需要征得董先生后人同意。通过安阳市文联主席张坚，我与董作宾先生的儿子董玉京和董敏取得联系。他们闻知我的想法非常支持，很快从台北专门寄来董作宾先生两句诗文的原迹放大照片。
如今，这两句诗文即镌刻在殷墟博物馆的主题水院中，每天为游客颂读，成为安阳殷墟的一道风景。
董作宾甲骨文书法 “日在林中初入暮 风来水上自成文”
南方科技大学 唐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