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编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时”。即日起，“考古2022”系列稿件将陆续见刊，这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四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8位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2022年，疫情反反复复，秋冬之际达到顶峰。田野考古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人员流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近乎静止 ...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时”。即日起，“考古2022”系列稿件将陆续见刊，这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四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8位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2年，疫情反反复复，秋冬之际达到顶峰。田野考古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人员流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近乎静止。考古工作者们在如此环境下还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开展田野工作，已近奇迹。夏商周考古在这一年内发现不少，很多成果因为媒体的宣传重心不同，重要性并未能凸显。以下仍就目力所及，略述个人管见，由于学力欠缺，错误难免，尚希方家指正。

归结起来，2022年夏商考古工作的整体状况有四个特点——其一，大遗址系统工作的材料积淀开始显现出共性特点，主要体现在都邑的围合、界格以及墓地的空间界格方面；其二，各地商代遗存在本年度新发现极多，陕北、川西、湘东北不少发现颠覆了既往认识，拓展了研究时空；其三，在配合基建过程中，零星的发现显示了早期王朝人群流动的大格局；其四，对夏商时期遗址的测年，带来了很多既往由类型学构建的相对年代谱系的新问题，如何理解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并结合高精度碳十四测年数据构建夏商考古学文化的精确年表，必然是未来夏商考古的核心任务之一。

2022年，夏商周时期的都邑与核心性遗址取得了不同的成果。

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重点有二，其一是1号宫殿基址西部边缘，发现了宫殿始建时期的祭祀坑H267等，这是首次在宫殿区发现与宫殿建筑密切相关的复杂祭祀遗存。在1号宫殿基址南部边缘外深达14米的“水井”遗迹，有较多刻划纹豆盘，却少见汲水扁壶，发掘者认为其或许为“凌阴井”。本年度重点发掘的第二处，是暂编号2号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夯土基址，面积推测约600平方米，其东部边缘目前发现宫殿使用时期十分规整灰坑3座，其中H274中见有狗骨及有意摆放石块，性质不明。作为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末期的关键都邑，陶寺的宫室建筑布局、祭祀体系的样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宫室、祭祀区和墓地的相对共时空间关系，至关重要。相信连续三年以及未来数年围绕大台基所做的工作，将为蠡清陶寺文化的建筑空间布局及形而上理念提供关键证据。

与陶寺城址的衰败关系密切的石峁遗址，2022年继续着重围绕皇城台南侧和西侧工作。皇城台大台基西南角与最早发现的大台基东南角形制一致，为弧形转角。此次发掘在西南转角处的石雕位于原位，减地浮雕三个神面的造型极具代表性。石雕处于原位，证实了之前发现的石雕中，有很大一部分应当特为大台基所制作。

大台基西侧新发现的墓地，是石峁遗址考古的重大突破。该墓地东距大台基56米，有石砌界墙。墓地东西宽近60米。东界墙发现有进入墓地的门道。发掘者认为该门道与大台基西夹墙上发现门道形制近似、位置相应，可能通过两个门道串联起了宫殿区和墓葬区。墓地清理部分已发现墓葬20座，包括5座石棺墓、3座小型竖穴土坑墓、12座大型竖穴土坑墓。目前揭露出来的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竖穴土坑墓葬分成数排，不同排之间由专设石墙间隔围挡分隔空间，这样的布局与今日的公墓相近。但在既往却是前所未见，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石峁皇城台西侧墓地与石墙

墓地中，大型竖穴土坑墓东向。虽然盗扰严重，棺内玉器、铜器已经流散，但墓主右侧壁面多有一壁龛，龛内放置一组带盖的彩绘陶器，有的还有燧石、玛瑙质地的细石叶石器和动物骨骼。劫余的陶明器组合一般为斝、折肩罐、双耳罐、双耳盆、小罐。大墓内有单棺，棺外殉人数量在1-3人，基本侧身屈肢面向墓主。殉人有衣物或包裹有织物，其外再撒朱砂，有的织物上还涂有黑彩。部分大墓棺外脚端还有一条殉狗。墓地中发现的石棺墓、小型竖穴土坑墓分布散、无规律，且有打破大型竖穴土坑墓的现象，因此发掘者推测该墓地的石墙、布局都当为埋葬大型竖穴土坑墓而设，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100-公元前1800年间。

石峁皇城台M5的殉人与殉狗

石峁皇城台M4壁龛内随葬陶器

在夏至早商时期，大型墓地发现极少；布局严整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在侯家庄王陵出现以前，更是前所未见。石峁皇城台的贵族专属墓地、殉狗的风俗，加上与商代青铜器兽面纹设计理念相似的石雕，不由得对商文化中是否存在更早的河套地区文化渊源传播遐想联翩。

在中原腹心地带，围绕早期夏文化，一系列龙山晚期的遗址被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这些发现中有不少共性值得点出。

淮阳朱丘寺遗址地处沙颍河中下游，是一处以龙山晚期至“新砦类遗存”阶段堆积为主的聚落遗址，外围有宽阔壕沟，总面积约8.5万平方米。2022年探明遗址中部存在多处建筑遗迹，且外围有一周近长方形的夯垫土，围合面积约2.38万平方米，从隐晦的报道中，似乎不排除该遗址外有环壕，内有用夯垫土围合的建筑区，类似于“外环壕-内宫城”的结构。发掘的7座建筑遗迹中有居住型的连间排房，也有与淮阳时庄遗址相似的土墩立柱地上式、土坯墙圆形地面式仓储建筑。

瓦店遗址G2、G8、祭祀区东侧、东高岗区域、湿地环境等5个地点进行重点发掘。确认了G2位于遗址西部，与颍河相连，是龙山文化晚期的壕沟类遗存。G8位于遗址西北台地的中部，可能与龙山时期的水利设施相关。去年我曾推测，瓦店存在由沟分割遗址台地空间的可能。2023年的发掘似乎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新的证据。

瓦店遗址东高岗灰坑葬

登封王城岗遗址在大城中北部发现龙山时期围绕夯土边界的类回廊遗迹，该遗址性质未明，也许是回廊，也许是该处修建过围绕夯土的大型建筑。无论怎样，都为大城内聚落的复原提供了新视角。在大城东北部新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仓储遗迹，结合2021年在此区域发现的出玉器的祭祀坑和2004年发现的祭祀坑，可以认为大城东北部区域或是龙山时期大城内的仓储区和祭祀区。王城岗大城二里头至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遗存也有新突破。新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首见的石凿加工作坊等手工业生产设施和多处方形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大城内还发现了二里冈时期的大型建筑和祭祀坑，结合近三年发现的同时期高等级遗物及大城内的壕沟可以认为，该遗址在二里头至二里冈时代仍为嵩山南麓较重要的地方中心。

二里头遗址继续围绕城内的网格空间深化工作。宫城西侧东西宽17米左右的道路，继续向北延伸至“祭祀区”西侧，长度至少200余米，且继续向北延伸。道路两侧有宽约2米的夯土墙。东侧的夯土墙与宫城西墙成一直线，应为宫城区北侧网格区的西墙。道路西侧的夯土墙与宫城西墙平行，应为“祭祀区”以西网格区域的东墙。在这个新确认的网格区域中，揭露1座二里头文化中型夯土基址、多座墓葬和灰坑。灰坑和墓葬的时代下限可至二里头文化四期。

在二里头遗址以北的洛河北岸，偃师古城村遗址的发现令人更为关注。2022年度新发现一段东西走向沟槽，沟长约1670米，宽约10米，深约2.23米，被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灰坑打破，推测至少是一处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大型防御工程设施。我曾推测二里头遗址必应有环壕作为防御设施。如果联系二里头遗址报告中提及遗址东部超长的连续“坑状堆积”，则古城村发现的长沟，甚至不排除就是二里头遗址外围多重围壕的其中一段。

方城八里桥遗址位于南阳盆地东北隅，是连接中原地区与江汉平原的关键卡点。遗址主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与同时期遗址相比规模较大。2022年的勘探与发掘，发现了壕沟、古河道等遗迹。绿松石原石与嵌片、较多石质工具及坯料的发现，暗示该遗址甚至可能是二里头绿松石石料的中转地之一。

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心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的共性现象，提醒我们，不同城邑中皆有仓储设施，说明这一时期粮食的控制，已经具有相当的聚合能力，甚至有部分城邑，可能就是在国家管理体制下，在交通隘口或节点的存储、转运功能而专门构筑的。对我个人来说，更想强调的是，邑聚不分大小，都应有围护设施，内部的高等级建筑无论体量如何，也都自有空间上的围挡。材料在缓慢积累，认识在不断沉潜，三代都邑防护设施的流变必会有清晰的面貌展现。

作为东亚地区同时期最大的城市，郑州商城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工作，是典型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头在内城东南部进行的工作可圈可点，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成就各擅胜场。

河南省院的同仁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内城东南紫荆山路以东的三四处基建工地，发现有二里冈下层到上层不同时期的水渠，这些给排水设施有的铺设有石板，构筑精良。在水渠周围，也有早商不同阶段的建筑、作坊遗存，显示出以沟渠水道划分城内空间。这种模式与二里头以路网、夯土墙做城内空间分隔，只是性质相同而具体设施不同而已。这一系列发现中，在创新街小学北校区改造工程的发现尤为重要。该地块堆积复杂，延续时代较长，遗物种类多样，甚至有仿铜陶器、原始瓷、白陶制品，部分遗物的年代可到二里冈下层早期甚至洛达庙阶段。除了也有沟渠分割空间，有夯土基址，人头坑祭祀迹象外，该地点最重要的意义是，这是郑州商城内城中最为确定的一处作坊，不但有制骨，还有铸铜生产，甚至不排除有精炼活动的可能。

过去，我曾梳理过郑州商城的铸铜生产活动地点，但在内城范围除了东北部宫城范围的黄委会、医疗器械厂外，既往内城内无更多线索，对于白家庄阶段的铸铜活动究竟在何处，容器生产主作坊在哪始终没有头绪，创新街小学的发现或许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的钥匙。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内城东南角以西二百米的书院街一带，发现两道间距110余米的东西向壕沟，南侧一道中部留有门道，东端北转，应能与北侧壕沟闭合。在壕沟之间形成相对闭合的空间，这与以水渠作为“街区”分割设施的做法相同。在壕沟内东北部发现较密集的二里岗上层至白家庄阶段的墓地，其中M2中发现组合完整，数量较多青铜器和金箔制品，是郑州商城目前出土随葬品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M2出土扇贝形金覆面、金泡、金箔绿松石牌饰，长达75厘米的玉戈，在郑州商城早商时期墓葬中都较为罕见。该区域壕沟的南部还有较复杂的夯土建筑基址，说明在围合空间内外的功能区还可以进一步进行区分。

郑州书院街M2扇贝形黄金面饰

在既往的认知中，郑州商城内城南部由于唐宋时期的破坏，布局和性质是不太明确的。伴随着这些发现，对郑州商城内城的功能分区认识必将有颠覆性变化。

偃师商城考古队继续开展商城遗址的系统勘探和重要节点的考古发掘工作。勘探发现了大城西侧古河道的南段及护岸设施、大城内侧的大型沟壕遗迹。发掘则以偃师商城晚期水道为起点，对西部拐折点、穿越小城东墙处、宫城东西两侧的排水系统进行了重点发掘。发掘表明，晚期西段水道包含两个阶段，年代集中在偃师商城中期偏晚阶段。宫殿区东侧的发掘发现多座宫殿的排水沟渠汇入宫殿区东侧南北向沟渠的交叉点处。宫殿区西侧发现3期宫城西墙南端有一座小型门道。本年度的另一项大发现是，小城以东的三号基址群形制与2号基址群内的单体建筑形制较为类似，可能也是仓储设施，但与既往的认识不同，该区域没有围垣设施。

小双桥遗址2022年度的发掘区域在岳岗村西南，大量商代灰坑、水井及铜渣、陶范、铅板等与铸铜有关的文化遗存的发现，为寻找小双桥遗址的铸铜作坊提供了新的资料。

洹北商城韩王度村北制骨、制陶作坊遗址通过2022年考古勘探与发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骨、制陶考古发掘模式，通过对遗迹现象的辨识与分析、对遗物的清理与研究，对洹北商城时期的制骨与工艺技术、操作链生产、手工业产品等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特别是独特的剥片式制骨取料方法，构成了洹北商城独特的技术风格。2022年下半年，继续对洹北商城城墙进行钻探和解剖工作。

侯家庄王陵区祭祀坑K23

本年度，殷墟考古最堪称道，甚至是改写认知的，无疑是殷墟王陵区的钻探发现。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对王陵区外围进行了专门的勘探，发现在王陵区的东区和西区皆有可以围合的环壕。两区围壕南部有缺口，当为主门道；东区环壕西部正中有缺口，与西区环壕东部正中缺口相对。王陵区东部围壕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沟宽不一，口部最宽处超过10米。围绕在王陵区东围沟南段与西段缺口处、东围沟东部祭祀坑区、西围沟南段选点布方发掘，确定西周早期遗迹打破围沟，证明围沟早于西周早期。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两个围沟再一次证实，王陵区西区刻意避开祭祀坑，而成排祭祀坑内的埋藏物的规律仍然有待更多的发掘证据积累。

在大型都邑之外，王朝边地甚至控制区以外的考古工作也可圈可点。

在夏商王朝的北鄙，王朝的地方据点与北部边地的青铜文明区域中心都有新的发现。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武安赵窑和灵寿西木佛重新进行发掘。赵窑遗址不但发现了中晚商时期的环壕，与墓地分离的居住址，突破了既往只知赵窑有墓不知聚落信息的认识。西木佛残存台地上发现墓葬30余座，其中20余座确定为晚商至西周时期墓葬，其中M7的墓葬为甲字形带墓道墓葬，是目前已知太行山东麓冀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晚商墓葬。墓葬东南方向另有车马坑一座，暗示台地原先可能还有其他大型墓葬。

容城午方与白龙遗址在配合雄安新区的基本建设中，时隔三十余年重启工作。午方遗址发现了数座相当于夏商之际的半地穴房屋，这是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一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发现了大坨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下岳各庄类型陶器共存，测年结果显示其绝对纪年已进入公元前1550年以内。

白龙遗址与午方遗址咫尺而望，同样发现了夏商之际带门道的房屋遗存，房屋形制与午方遗址接近，但测年结果略早于后者。所出陶器以大坨头文化和下岳各庄类型的陶器为主，但有一批与涞水富位、房山镇江营、昌平张营等遗址早商时期富位三期类遗存接近的遗物，如罐形鬲、双耳罐等器物零星发现，不排除该遗址有相当于早商偏晚时期的遗存出现。

在沉寂已久的北京丰台区新宫槐房发现一处由内外双重环壕围合而成的大坨头文化聚落。外环壕直径约150米，围合面积达1.7万平方米。环壕以内发现有房址、灰坑等。外环壕以外的东南侧为墓葬区，目前已发现27座竖穴土坑墓葬。在内壕接近中心位置，有一处平面大致呈同心圆形的遗迹，由内至外三圈，土质土色不一，性质不明。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该时期带环壕的聚落，布局规划意识明确。碳十四测年显示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300年。

北京丰台新宫槐房环壕聚落平面布局

槐房大坨头文化墓葬随葬金耳饰与红玛瑙、绿松石珠

午方、白龙及槐房遗址的发现对确定大坨头文化的南界，大坨头文化与下岳各庄类型的年代下限，富位三期遗存的年代上限及分布范围都极为重要。

在太行山以西，绛县西吴壁十分意外地发现了一组16座排列基本有序（除一座外，皆南北向）的二里冈下层偏晚阶段的墓地，墓地内不见其他居址遗迹，说明是相对单纯的墓地。其中M16规模最大，殉两人，随葬铜鼎、爵、斝和绿松石器，是目前国内同时期商系贵族墓葬中规模较大的一座。这批墓葬的出现当与西吴壁遗址夏商之际的冶铜活动人群有密切关系。

西吴壁M16出土铜器组合

在汾河西转的北岸地区，既往几乎没有夏商时期的遗存发现。稷山东渠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该遗址虽然等级不高，但器物组合明确，属较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令人意外的是，按照既往类型学的研究，该遗址高领带鋬手的肥袋足鬲当是年代偏早的器物，但测年结果显示，出土这类器物的单位与西吴壁二里冈下层墓葬的年代几乎相同。这一现象暗示，在夏商鼎革之后，汾河东西的人群构成并不相同，东下冯类型人群在商纪年后仍然存续，与商人隔汾河各自为政。这对我们理解早商时期的政治版图和地方经略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陕北，以清涧寨沟为代表的发现无疑是晚商时期北鄙地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

寨沟遗址所在的清涧县解家沟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地区，既往曾出土多批晚商时期青铜器。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表明，寨沟遗址包括“下沉式”地坑院类大型夯土建筑、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等不同功能区，散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峁上，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凸显出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聚落典型的“多峁一体”特征。遗址文化性质明确，属典型的李家崖文化。已发掘的后刘家塔长梁墓地位于寨沟遗址东约3公里的长梁上，共有4座商代墓葬，南北一字排开。“甲”字形墓M1，位于墓地最北边，M2~M4为竖穴土坑墓，依次向南分布。M1棺室以上殉车，虽然墓葬盗扰严重，但仍出土位置清楚、相对完整的成套铜车器。

在寨沟遗址及周边调查勘探中，共发现9处高等级贵族墓地，包括3处共7座“甲”字形墓葬。这些墓葬都呈南北向分布，墓室在北，墓道朝南，最大一座总长约68米，是陕北地区同时期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商代墓葬。

寨沟后刘家塔墓葬出土车衡末饰

寨沟后刘家塔墓葬出土嵌松石铜鸟

寨沟中心聚落和大型墓葬的发现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背景，解决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首次在晋陕高原发现了明确的商代晚期车马遗存，为探索我国马车的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在太行山南麓的济源王虎遗址，2022年的基建工作中发现了8座集中分布的房址，不少房屋带有套间，且有改建的痕迹。更重要的是，该遗址同时期遗存中有明确的晋中杏花类遗存的典型陶鬲，反映了晋中土著人群穿越轵关陉进入豫北丘陵地区。这对杏花类遗存向外的扩散和分布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济源王虎遗址杏花类陶鬲

在长江流域，本年度最令人瞩目的夏商时期发现，无疑是广汉三星堆的器物坑。

新发现的祭祀坑清理在本年度结束田野工作，随着三、五、七、八号坑相继结束发掘，跨坑器物可拼合的例证越来越多。从埋藏坑的分布和埋藏器物的互拼关系来看，似乎三星堆人原计划中的器物埋藏只有一至四号坑和七、八号坑。这些坑排列有序，坑的方向也不是正南北向，而是与旁边的三星堆土垄、土垄西侧广场、青关山大型建筑以及马牧河故道方向近似。器物坑的埋设，似乎也有一定的顺序，损坏的像设、陈设和废渣有序地放入坑内后，上层铺设象牙，最后才用炭灰、骨渣和泥土填平了这些土坑。五号、六号坑似乎与其他六坑不是统一规划体系下的设施。新发现并拼合的器物已在媒体上形成了一波波的热潮。虽然对三星堆人在神谱构建的想象力、创造力，无一不出乎现有的认知，但我坚信，随着拼合和修复工作的进行，对器物坑遗存的细致分群，在本地创造和已经有研究的尊、罍之外，一定能找出器物坑埋藏遗物与长江中游地区、中原地区的渊源和交流痕迹。

在器物坑中采集的200多个测年样品有的已经公布，通过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量已经获得了系列的碳十四数据（三号坑8个、四号坑11个，六号坑10个，八号坑9个），可以知道“三、四、六、八号坑的形成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1200BC-1010BC之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周初的年代范围。有学者已经指出，要把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行为放在殷周革命的大背景下去思考。这一认识，无疑是十分具有高度前瞻性的。

三星堆三号坑顶尊跪坐人像与八号坑神兽三维拼合

在长江中游地区，盘龙城遗址围绕小王家咀墓地继续进行发掘，清理了一批中下等的二里岗时期墓葬，部分墓葬存在碎器习俗。对盘龙城不同地点不同墓葬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本年度继续发掘汨罗黑鱼岭墓地。新发掘的墓葬仍然是狭长方形，墓葬的排列较规则，方向均大致呈南北向。随葬陶器在不同墓葬中数量不同，但以釜、罐、鬲、斝最为常见。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年代均属于商代晚期，墓区相对独立，居址与墓地分开。

黑鱼岭的发现，如清涧的发现一样，为认识洞庭湖东岸地区以往散见的青铜器提供了考古学文化背景支撑，对于推进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埋藏背景，洞庭湖区及更南的古越人群的相互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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