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

姚崇新

2022年1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荣新江先生的新著《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以下简称《丝路十八讲》），集中呈现了作者长期教学积累以及近年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新成果。全书由十八个专题即“十八讲”组成，以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上起月氏、斯基泰时代，下至蒙古西征与马可·波罗来华。书前有“导论”，方便读者了解作者的写作缘起和写作思路，书末附有“参考文献”和“图版目录”，方便读者查核图文资料和延伸阅读。

以下就《丝路十八讲》的具体内容，简要分析本书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切实推进。

1.对不少传统问题，本书或提出新解、正解，或大大推进对传统问题的认知，使“推陈出新”真正落到了实处。如利用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犍陀罗语佛教文献对早期和田所获佉卢文犍陀罗语《法句经》年代的重新研判（66页）、对入华波斯商人商贸活动的地域特征及其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分析（178～185页）等。

1907～1908年德国学者缪勒（F.W.K.Müller）根据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的一件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的一则跋文中提到的“toγri”（吐火罗）语，把新疆龟兹、焉耆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的古代印欧语定名为“吐火罗语”，并把焉耆、龟兹两地出土的文献材料上的这种语言分为A、B两种方言，从这以后吐火罗语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进而引出所谓吐火罗人的问题。西方学界不少人对这一问题存在认识误区，将吐火罗问题与古代新疆的民族及其语言联系了起来，在西方甚至出现了泛吐火罗人和泛吐火罗语思潮，该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纯学术范畴，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如果焉耆、龟兹地区流行的语言的确是吐火罗语，那么当地民众就应当是吐火罗人。法国学者列维（S.Lévi）、伯希和（P.Pelliot），日本学者羽田亨，英国学者贝利（H.W.Bailey）、恒宁（W.B.Henning）等人论证，焉耆、龟兹发现的所谓“吐火罗语”其实就是焉耆语和龟兹语，与葱岭以西的吐火罗斯坦没有任何关系，回鹘语题记中的“toγri”一词所指的范围应当在别失八里/北庭和龟兹/苦先之间，焉耆也在其中。但对于回鹘人为何用“吐火罗”一词来指称上述区域，学者们始终不得其解。荣先生通过对回鹘摩尼教文献的梳理，注意到回鹘文的“toγri”来自摩尼教概念里的“吐火罗斯坦”或“四吐火罗”，其范围对应于龟兹、焉耆、高昌、北庭一带。那么摩尼教徒为何称这一区域为“吐火罗斯坦”？荣先生进一步指出，葱岭以西的真正的吐火罗斯坦地区原本是摩尼教的一个大教区，8世纪初叶以降由于伊斯兰势力的东进，大批吐火罗斯坦的摩尼教教徒奔往对摩尼教友善的回鹘汗国领地，随着摩尼教教团在西域地区丝路北道开教成功，其原本的“吐火罗斯坦”的名称也随着“东方教区”一起移到丝路北道，这一称谓又最终被高昌回鹘摩尼教教团所继承。至此，这一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消解西方的泛吐火罗人和泛吐火罗语思潮意义重大，其意义已超越学术本身。

唐代长安的多元文化与西域文明自向达先生以来一直是学界热衷的传统课题，现在的研究必须推陈出新。对这一传统课题，近年学界也有不同声音，质疑唐朝到底还有没有胡风的存在，质疑学界对唐代的“胡气”是不是强调过头了，质疑者认为，《旧唐书·舆服志》关于开元天宝时流行胡曲、胡食、胡服的说法是作者的夸张，并认为唐代文献中看到的那些胡乐、胡食、胡服等胡物，主要承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胡文化，或者已经消失，或者已经整编入国家制度，或者已经融入一般民众的生活中，因此已经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胡文化内涵了。如果我们把唐代的考古资料（包括视觉图像资料）与文献记载（包括文学作品）作全方位的对照考察，就会发现上述判断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唐代的胡乐、胡食、胡服不完全来自对前代的继承，有其新内容，而且既有制度层面的表现，也有日常生活的表现。而且胡乐、胡食、胡服也并不是胡文化的全部，胡人宗教不能忽视，还有胡舞、金银器等。如果没有胡人群体和胡文化做基础，就不会出现中晚唐河北藩镇的胡化现象了。在本书第十讲中，作者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新出墓志资料以及其他新出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唐代长安的多元文化重新进行了考察，内容涉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多个方面，对不少传统问题提出新的认识，给出新的解说，从而大大丰富了唐代长安多元文化的内涵。如在分析长安的胡人舶来品时指出，中国传统用漆器、铜器、木器、陶瓷器做饮食器皿，唐朝贵族使用金银器显然是受到西方波斯、粟特文化的影响（234页）；再如利用近年发现的炽俟弘福和炽俟辿父子墓志及吐鲁番文书，从微观层面考察胡人在唐代长安的生活实态（244～246页）。本讲最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重新建构了长安胡人的社会生活，从而使我们看出西域胡人是如何逐渐融入长安社会的，这些典型案例为我们观察长安社会在安史之乱后的逐渐转型，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255页）。这些考察与分析，再次雄辩地证明，唐朝的“胡风”是广泛存在的，唐文化受到胡文化的影响是客观事实，入华胡人呈现逐渐融入唐代社会的倾向也是客观事实。

2.根据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探讨新问题，从而得出全新的认识。书中这类例子也不少，如利用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犍陀罗语佛教文献对贵霜王朝建立之前犍陀罗地区印度—月氏小王时代佛教传播的分析（62～65页）、利用新发现的悬泉浮屠简对佛教初传敦煌地区时间的研判（67～69页）等。

作者曾通过对吐鲁番新发现的一件《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的分析，为我们绘制了一幅5世纪后半叶丝路交通的繁华画面：一位经过高昌到柔然汗国的刘宋使者、经过高昌到柔然的其他国家的使者，包括丝路北道的焉耆国、北印度的乌苌国、印度次大陆的笈多王朝的使者。作者据以判断，通过吐谷浑道，南朝可以与中亚、北亚、南亚诸国沟通，同时还探讨了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

唐朝建国初期与西域的关系，过去我们主要是通过玄奘的记录而略有了解。西安新发现的《张弼墓志》告诉我们，贞观元年（627）到贞观六年（632），唐太宗曾经派遣张弼出使西域三十国，行程四万里。张弼的出使是唐代初年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壮举，但传世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作者通过《张弼墓志》信息的发掘整理，揭示出唐代初年的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史，推测贞观初年来访唐廷的西域诸国，很可能是张弼出使而促成的结果。

1984年在陕西泾阳发现的《杨良瑶神道碑》是近年有关唐代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史最重要的史料发现。唐贞元元年（785），唐朝曾派中使杨良瑶从广州出发，经海路前往巴格达，衔命出使黑衣大食。这一重要史实，传世文献未见任何记载。作者对碑文内容做了深入分析，首先结合历史背景和唐朝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杨良瑶出使大食的动机作了合理推测，认为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是为了实施唐廷联络回纥、南诏、大食、天竺来共同夹击吐蕃的战略方针。从大食和吐蕃开始在西域争斗的时间来看，唐廷联合大食抗击吐蕃的想法是完全可能的（338～340页）。因此这一推测十分切近当时的时局。作者更多地从宏观层面揭示了杨良瑶出使的意义，他把杨良瑶誉为唐朝的“郑和”，认为他出使黑衣大食，开启了唐朝官方经海路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和贸易，大大促进了通过海路的东西文化交流，并由此看出中国从陆地大规模走向海洋的重要时点，因而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意义重大（349～350页）。

3.填补学术空白。《丝路十八讲》中这类例子很多，如对“萨保（萨宝）”与“萨薄”概念的辨析（138～139页）、对中古中国粟特聚落踪迹的追寻从而对东来粟特人迁徙路线图的建构（140～142页）等。关于造纸术的西传大家并不陌生，但是纸在丝路文化传播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过去鲜有人关注。纸对佛教典籍传播的贡献在纸对丝路文化传播的贡献中无疑是最突出的。在第四讲中，作者重点揭示了中国发明的纸张对于佛教典籍作为一种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重要意义，探讨了纸对佛典传播的贡献。指出纸成为典籍的抄写材料之后，西域地区的汉文佛教经典也很快采用纸张来书写（92页）。公元5世纪初叶以后，西域地区开始使用中原的纸张来书写胡语经典，梵文佛典开始用纸张来书写，但形制仍然是印度的贝叶形，与此同时，北道的龟兹语、焉耆语，南道的于阗语佛典，都采用纸张来书写了（97页）。纸用于佛典的传抄之后，对于佛教从印度到西域，再到中国中原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纸的介入，佛教在西域、中原地区，不可能流传如此之广（100页）。

除书写宗教、世俗典籍之外，纸作为重要的文字载体、知识载体，在丝绸之路上究竟呈现何种样态，为奔赴于丝绸之路上的各色行人充当着什么样的工具，怎样助力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切活动，其实我们知之甚少。在第五讲中，作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作者根据写本的具体内容，从公验与过所、旅行指南和会话练习簿、商人的账本和记事簿、买卖契约、旅途书信、巡礼行记与诗文创作等六个方面，对上述问题作了全面检视。作者认为，丝绸之路的运营离不开纸张，大量的纸质文书方便了丝路旅人的相互联系，也为旅行者的财产提供了法律保证，写本让丝绸之路的运营更加迅捷和畅通，因此丝绸之路离不开纸张、离不开写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125页）。

以往有关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对东来的西方文化关注较多，但对西渐的中国文化关注较少，研究薄弱。在第十一讲中，荣先生贡献了经典个案。唐朝中原文化西渐西域，从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国建西州时就开始了，至长寿元年（692）唐复置安西四镇并发汉军三万人驻守西域，达到了一个高峰。在本讲中，荣先生在详细梳理了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唐写本在西域的流传情况之后指出，《兰亭序》是以书法为载体的中国文化最根本的范本，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化史都不能不提的杰作，它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于阗地区传抄流行，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渐到西域地区的最好印证（268页）。本讲还进一步思考了上述写本及其他汉文典籍在西域的传播途径、接受对象以及在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等问题（278～283页）。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的认识，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丝路十八讲》各专题研究呈现的大量翔实的证据资料，厘清了长期以来丝绸之路研究中的某些认识误区。如，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丝绸之路是从中原地区一直到地中海世界的一条贯通道路，人们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由此推演，如果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处于对立或闭关状态，那么丝绸之路就是断绝的，于是得出结论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通少断多”。荣先生指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依据传统的汉文史料来思考的，这不能涵盖“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首先，中原王朝在不同时期的疆域是不同的，如果仅仅把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理解为某个时期的中原王朝与外界的沟通，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比如有人认为宋朝时期，西北有西夏的阻隔，陆上丝绸之路就断了。这种观点把西夏、辽、金都当作“外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个时期西夏和外界并没有隔绝。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大多数时期都是分成若干段的，把这些段落联系起来，就是整体的“丝绸之路”（450页）。这些精辟论断无疑能启发我们更好地把握丝绸之路的特性及其丰富的内涵。

中外文化交流史或丝绸之路史既非国别史，也非世界史，但需要全球史观的视野，因为超越国别、地区和民族的跨文化研究，具有人文关怀。荣先生指出，我们要承认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对于丝绸之路的贡献，但同时也要承认丝路上的每个路段，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路段上的国家和民族，也都对丝绸之路的通行和丝路贸易往来做出了贡献（450页）。《丝路十八讲》对这些路段上的主要国家和民族都有所关照，这其实就是全球史观，说明作者在毫端尽精微时，胸中始终有世界。

本书“结论”部分非常具有前瞻性，既包括对学科建设的思考，也包括对丝绸之路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性把握，当然也是对来者示以努力的方向，体现了一位杰出学者的学术责任和使命担当。荣先生指出，今后丝绸之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思考丝绸之路研究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关系问题，可以借助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来思考“丝绸之路学”建设问题；其次，有关中外关系史或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史籍的整理工作有待加强；第三，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应当尽快转化为研究素材，特别是丝路沿线出土的汉语和胡语文献有待整理；第四，就国内丝绸之路史的研究而言，重汉唐时代，轻伊斯兰时代，客观原因是后者需要掌握阿拉伯文、波斯文史料，因此这些方面有大量的课题有待着手研究；最后，丝绸之路的研究也需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但目前中文著作中，能够达到文笔优美、史实准确的畅销书还不多，有待专家学者的进一步努力（453页）。以上诸端，精准地摸到了丝绸之路研究的脉搏，对未来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值得称道的是，本书配有大量精美的插图，总数多达180余幅，所用图片有不少来自作者历次走访考察丝绸之路沿线遗迹遗物时亲自拍摄的照片，做到了图文并茂。《丝路十八讲》印制精美，但有一些错字，如第38页注①的“《西域传》”误作“《西哉传》”；第57页上“求那跋摩”误作“求耶跋摩”；第303页，“书录”误作“叔录”；第343页，“凛然”当作“懔然”；第413页，“公斤”当作“斤”，等等。第346页注①“苏继卿”后应加括注“即苏继庼”。本书每讲都是以专题形式出现，内容相对独立，因此后面的专题研究在交代背景信息时，内容难免与前面的专题有重复。再版时应改正以上问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排：王文洲

审校：李文博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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