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10月22日下午至10月23日，经过1天半的时间，来自国内外的近70位参会代表参加了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言的38位中外代表紧扣“文化交流与融合视域下的秦汉考古”这一主题，分六场进行了报告和研讨。这些报告内容涉及秦汉城址与陵墓考古研究、西南地区秦汉考古研究、秦汉手工业考古与相关研究等。会议最后由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作发言讨论小结。会议

　　2018年10月22日下午至10月23日，经过1天半的时间，来自国内外的近70位参会代表参加了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言的38位中外代表紧扣“文化交流与融合视域下的秦汉考古”这一主题，分六场进行了报告和研讨。这些报告内容涉及秦汉城址与陵墓考古研究、西南地区秦汉考古研究、秦汉手工业考古与相关研究等。会议最后由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作发言讨论小结。

会议现场

　　一、秦汉城址考古研究

　　关于秦早期都城雍城的研究，是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以“从考古学遗存观察秦雍城聚落与社会形态的演进”为题，通过对秦雍城多年连续性的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宫城内外及城郊陵墓区的布局和演变序列，揭示出文化内涵上所表现出不同属性遗存间的时空关系，尤其是国人墓葬表现出的特性，分析雍城在发展过程中聚落结构的变化，由此推断社会人群结构的演变与规律。

　　汉承秦制，秦汉城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秦汉城址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以“秦都咸阳之‘渭南’”为题，考证了秦都咸阳之“渭南”的地理位置、内涵与营建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渭南”与汉长安城的关系。构成汉长安城南部基本格局的未央、长乐二宫都是利用秦“渭南”宫室改建而成，可以说汉都长安形制与布局受到秦“渭南”宫室建筑影响巨大。汉长安城南郊分布有礼制建筑、宫苑和陵墓等，这亦可看作是受到秦咸阳城南郊内涵的影响。在秦咸阳城南郊以外布置苑囿和陵墓的做法，同样为汉长安城所继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肖健一以“甘泉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介绍了近年来甘泉宫遗址考古工作成果。过去所认为的秦汉甘泉宫遗址西城不会早于东汉，不会晚于唐。西城与秦汉甘泉宫遗址无关，但是不排除当时有少量人类活动。秦汉甘泉宫遗址在过去认为的秦汉甘泉宫遗址东城、两沟之间。小池遗址或与秦汉云阳县城有关。

　　对于秦汉城址的研究逐渐深化、细化，此次参会的几位学者就关注了建筑类型和建筑技术等问题。陕西师范大学罗瑾歆以“汉唐时期门阙的相关研究”为题，将汉唐时期的门阙分为建筑性门阙与图像性门阙两类，并针对汉唐时期建筑性门阙的平面形制进行了类型学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汉唐时期建筑性门阙可以分为服务于生者世界的门阙和服务于死者世界或神祇的门阙，这二者各成体系并有各自的发展脉络。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玲以“汉代关隘建筑构造研究”为题，比较研究河南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过居庸关图》、传世画像砖所见《函谷关图》等，认为汉代关隘秉承中国传统建筑特点，以土、木、石为主要建筑材料，再充分利用山川河流的自然形势构筑而成，据险而守。不仅如此，汉代关隘实际上是一套复杂、完备的建筑体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冯锴以“夯筑工艺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变化——以克孜尔尕哈烽火台为例”为题，将克孜尔尕哈烽火台与中原长城、河西走廊汉代烽火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克孜尔尕哈烽火台的夯筑工艺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原夯筑工艺经过河西走廊、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与当地筑造技术融合，形成适于当地的夯筑技术，是整个丝绸之路文化、经济交流的产物，并对丝绸之路文化、经济交流起到促进作用。

　　近年来，对汉代交趾郡治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研究。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以“越南交趾郡治的发现与研究”为题，介绍了红河三角洲交趾文化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近年来的新发现确认了交趾郡郡治Luy Lau筑城的第IV期编年。红河三角洲Luy Lau遗址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汉文化与本土东山文化交融并存，目前还未发现明显的战争遗迹或遗物。新发现的实际材料与以往的征服史观不相符，考察交趾文化的包容性不能以“侵略”与“抵抗”的观念来解释。

主题演讲

　　二、秦汉陵墓考古研究

　　关于东周秦汉陵墓的形制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一直是陵墓考古研究的重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卫星以“东周秦汉陵墓的特征与嬗变”为题，综合分析东周、秦代、汉初的陵墓，认为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与思想的转型、地方性全域性的文化因素融合等导致陵墓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了陵墓的物质表征与文化嬗变。春秋战国陵墓体现了旧制度的式微与新文化因素的增长；秦代帝陵从表层、中层至深层都体现了巨大威权体系下的时代特征；汉初的陵墓继承了前期陵墓的表征，但从思想内核到形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伟刚以“战国秦陵的形制特点”为题，重点考察了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城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间的秦公陵墓，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研究战国秦陵的发展、演变及形制要素，总结了这一阶段陵墓的形制特点、形成因素，阐述战国秦陵在中国古代帝陵陵寝制度发展中的地位。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张鸿亮以“试析洛阳东汉魏晋帝陵形制的因素来源”为题，分析了两汉、曹魏、西晋时期的帝王陵墓墓室形制，认为东汉至西晋帝陵形制的演变，虽有对代表统治阶级文化“大传统”的前朝帝陵的继承，更多则是将自身地域“小传统”的升华与创新，而同时期墓葬制度的“大传统”又影响“小传统”，如此循环，陵寝制度发展的连贯性终得以体现。

　　徐州西汉楚王墓的墓主身份问题，历来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徐州博物馆李银德以“论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墓主为楚夷王刘郢客”为题，根据近年来在狮子山北侧发现的羊鬼山王后墓、城西卧牛山发现的楚王和王后墓的新资料，通过对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人骨鉴定和历史文献分析，考证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当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

　　关于中小型汉墓及其地域性的研究，受到与会学者关注。安阳师范学院金海旺以“江淮之间西汉中小型墓葬初步研究”为题，通过对江淮之间西汉中小型墓葬形制和典型随葬器物组合的类型学分析，将该地区西汉墓葬分为四期五段，墓葬年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王莽时期。同时依据墓葬特征的区域性差异，分为东西两区。江淮之间作为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过渡地带和文化廊道，西汉墓葬文化表现出尤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斌以“西汉时期湘江上游地区汉越文化融合的考古学观察”为题，从西汉时期湘江上游地区中小型墓葬考察汉越文化融合情况。根据墓葬文化因素分析，认为湘江上游的汉越融合包括汉文化与本地越文化、汉文化与岭南越文化以及本地越文化与岭南越文化交流与融合这三种形式，经历了自西汉前期的相互接纳，至西汉中期的初步融合，再到西汉后期的深入融合这三个阶段。西汉时期湘江上游地区汉越文化的融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既是该地区华夏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也是华夏文化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州博物馆原丰以“徐州地区汉代土墩墓考略”为题，对徐州地区的汉代土墩墓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沂沭河流域是汉代土墩墓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这些墓群由土墩组成，可分为两种情况：土墩成组连片出现或单个土墩出现。土墩墓代表的一种独有的埋葬习俗，应为家族墓地，有其独特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晓琨以“古中山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新进展”为题，介绍了2018年以来，对于1997～1998年发掘的600多座中山国墓葬资料整理的阶段性认识和收获。经过初步整理可知，这批墓葬分别为王陵的陪葬墓、中型墓和小型墓，时代从春秋时期延续至战国晚期，以战国时期的墓葬居多。

主题演讲

　　三、西南地区秦汉考古研究

　　

　　本届考古学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除四川考古研究专题外，西南地区秦汉考古研究成为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内容包括聚落考古研究、滇文化墓葬研究、夜郎文化研究等。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左云杰以“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黄金湾遗址考古新发现及价值”为题，介绍了2014～2015年贵州习水黄金湾遗址相关发现。此次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商周和汉晋遗迹，其中以汉晋遗迹内涵最为丰富。目前发现有200余处汉晋遗迹，包括房址、灶坑、灰坑、灰沟、墓葬，是黔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处汉代聚落遗址，类型丰富、保存完好、分布集中、规划严整，对于构建赤水河流域和黔北地区汉晋时期墓葬体系，研究汉晋时期丧葬习俗和社会风貌有重要意义。

　　昆明市博物馆李培聪以“云南宜良纱帽山墓地初探”为题，介绍了云南宜良纱帽山墓地的相关发现。该墓地是目前已知滇文化墓葬中保存较完整且人骨保存较丰富的墓地之一。葬式复杂多样，以立体分层叠层葬为显著特色，所占比例较高，疑与战争有关。随葬品以海贝数量最多，其次为五铢钱、青铜器和陶器，均为小型兵器、生产工具、实用器具和装饰品，未见铜鼓和贮贝器这类高等级礼器，反映出该墓地人群尚未形成明显社会分层。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陈果以“滇文化墓葬制度研究”为题，对滇文化墓葬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墓葬的等级制度、墓葬分区与年代、墓地的选择、墓葬的设置、随葬品制度、墓葬所体现的社会变迁过程、墓葬等级秩序的演变规律等方面作全面分析，对不同墓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对古滇国墓地的整体布局和结构进行综合研究。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合荣以“夜郎青铜文化区的形成及其通道作用”为题，对夜郎青铜文化区的形成及其通道作用进行深入考察。夜郎青铜文明始于商周、成熟于东周、兴盛于西汉中期以前，其后随着汉文化的进入而衰退。目前发现遗存主要集中于滇东黔西与桂西北相连地区，有必要突破省界将滇东一带纳入观察范围。夜郎青铜文化既表现出鲜明共性，也极具小区域个性，与文献记载夜郎及其周边族群众多基本吻合。同时，夜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它同南越、交趾甚至中南半岛都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交流，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罗布扎西以“西藏乃东县结萨石室墓地考古发掘”为题，介绍了2016年西藏乃东县结萨石室墓地相关考古发现。此次共发现12座土坑石室墓，出土陶罐、青铜器残片等若干遗物，获得了一批可以检测、分析的人骨等样本。经过测年可知，遗存距今约2345～2145年。该发现为了解雅砻河流域的丧葬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乃至构建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主题演讲

　　四、秦汉手工业考古及相关研究

　　手工业考古是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项目，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秦汉手工业考古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会议现场

　　关于陶瓷窑址及其产品的研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朱连华以“西安东郊汉代陶窑遗址的发掘和初步认识”为题，汇报了2017年发掘的西安市灞桥区汉代陶窑遗址的最新成果。这批陶窑位于江村大墓西侧约1.8公里处，出土的构件、戳印纹与江村大墓外藏坑所出建筑构件大多相同，推测可能为修建江村大墓而专门营建的官方制陶作坊。与西安地区其他汉代陶窑相比，这批陶窑具有排列整齐、单窑容量大、火膛深、窑室夯筑、烧造时间长等特点，为汉代制陶工艺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松林以“扬州地区汉代青釉陶器与吴越原始青瓷器——兼论该区汉代青釉陶器产地问题”为题，将扬州地区汉代青釉陶器与吴越地区原始青瓷器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两地的原始青瓷在胎釉、器形、纹饰、工艺、温度、气孔率、吸水率等方面有极大的相似性，推测二者属于同一系统。在扬州地区尚未发现一座陶瓷窑址，烧造资源和工艺都较为匮乏，而吴越地区汉代原始青瓷工艺成熟且具备量产条件，加之水运发达，推测两地同属吴越原始青瓷系统，但具体的产品来源及工艺、运输方面的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以“秦汉上林苑出土非文字瓦当初步分析”为题，对秦汉时期上林苑遗址出土非文字瓦当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阐述。首先他介绍了上林苑的文献研究情况，回顾了上林苑考古发现和研究史，然后提出了在瓦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对出土品的过度强调、对不同遗址同类瓦当的对比研究不足等，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上林苑遗址出土筒瓦、板瓦和瓦当进行综合研究的若干途径。

　　关于秦俑的研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武丽娜以“秦兵马俑的造型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为题，对秦俑彩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秦俑服饰均为多色彩搭配，常见红绿、蓝紫配，不见黄色，色彩明快鲜艳，却非实际生活中的穿着，特别是绿、红、白脸俑及红唇，有着明显的明器特征。秦俑的色彩不能代表当时实际生活中服饰的色彩，“尚黑”仅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从色彩来看，秦俑的本质就是用以陪葬的明器俑群。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申茂盛以“秦俑坑所出‘高级军吏俑’解析”为题，对秦俑坑出土的高级军吏俑进行研究，指出辨识军人的标尺应该是各种不同形制的铠甲而非冠饰，冠饰有可能是确立秦人爵位高低的标尺。秦俑坑军队是守卫京师的宿卫军，由中尉统辖，而在秦俑坑中没有发现最高指挥官，也没有发现具有独立指挥权的中尉。这些高级军吏俑的官阶应低于中尉，可能为校尉或副校尉，爵秩可能为“大夫”或“公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李秀珍以“秦代制墨技术与墨书研究”为题，介绍了秦代墨书与制墨技术的相关研究。对秦兵马俑坑出土兵器进行了多种科技检测。通过多光谱技术辨识出青铜兵器上模糊的墨书痕迹，通过拉曼分析可知墨迹应是早期的松烟墨，而结合青铜弩机的錾刻铭文，以及兵马俑坑的GIS空间分析，可以推断墨书与当时弩机部件组装有关，与军阵布局没有明显的关系。

主题演讲

　　关于钱币铸造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以“西汉都城铸钱遗址及上林三官研究”为题，对西汉都城铸钱遗址遗址及上林三官进行分析，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认为上林三官为锺官、技巧、六厩，兆伦村为锺官铸钱遗址，高低堡为太初元年之前的巧官铸钱遗址；建章宫营建后，巧官铸钱移到相家巷，窝头寨可能为六厩铸钱遗址。

　　关于骨器制作的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许卫红以“秦都咸阳城制骨遗存发现及初步研究”为题，对2014年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西侧出土的总量超过600公斤骨质遗物进行分析，认为这批遗存应属于秦末咸阳城宫区制骨作坊遗存的次生堆积。经过初步鉴定，这批遗存从原料获取、生产组织到产品消费都有统一的管理，生产者在经济和政治上可能依附于某一集团，换言之，该作坊可能受到直属中央官署控制。

主题演讲

　　关于铜器的研究，复旦大学文博系麻赛萍以“战国秦汉雁形铜灯考”为题，考察了战国秦汉雁形铜灯，认为此类雁形灯具的取形本体并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可分为实鸟和神鸟两类，前者包括雁、鹳鸟，后者包括朱雀、凤。雁足灯的局部来源也不尽相同，三足的为鹳鸟或朱雀等神鸟，带蹼的为雁。不同的造型组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如鱼雁组合取其自然和谐之意，朱雀与龟组合代表光明，龙凤（或朱雀）组合代表至高无上，取雁足为灯形或取其寄托思念之意。南京师范大学韩茗以“汉晋时期连弧纹镜的类型及相关问题”为题，对东汉至魏晋连弧纹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云雷纹连弧纹镜出现于两汉之际，至东汉中期达到顶峰，凹带连弧纹镜出现于东汉早中期，至东汉晚期达到顶峰并延续至魏晋。东汉连弧纹镜最早出现于南阳盆地至长江中游地区，而后向南北扩展，流行于两京地区，湘江流域和华北平原亦有较多发现。东汉连弧纹镜承自西汉连弧纹铭带镜，象天法地的镜背纹饰折射出时人的宇宙观。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吴小平以“汉—宋时期贵州所出大口釜及相关问题研究”为题，对东汉至宋代贵州出土的宽折沿束颈鼓腹大口釜进行分析，综合所出墓葬有石棺葬、岩洞葬，以及同出有大量的装饰构件等，推断使用这种大口釜的人群为活跃在当地的“牂牁僚人”。东晋南朝时类似大口釜在峡江和川东地区出土，与史书记载的“僚人入蜀”相关。大口釜的源头在广西的贺州、合浦等地，其在贵州的出现与东汉晚期开始发生在广西一带的动乱迫使部分土著西迁有关。

　　关于漆木器、简帛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洪石以“中国古代嵌绿松石漆器研究”为题，对中国古代嵌绿松石漆器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从考古发现看，至迟在夏代人们已经在漆器上镶嵌绿松石了。在对夏代至汉代的嵌绿松石漆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胎骨、器形、典型器物组合、镶嵌方式、装饰搭配等方面总结了各个时期嵌绿松石漆器的特点，并分析了出土嵌绿松石漆器墓葬的墓主身份，嵌绿松石漆器主要流行时段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指出嵌绿松石工艺不仅应用于漆器上，也应用于同时期其他质地的器物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东汉及其以后，嵌绿松石漆器罕见，但这种镶嵌工艺对后世影响深远。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先云以“两汉时期‘人像木牍’探究”为题，选取两汉遗址中大量出土的“人像”或“人形”木片简牍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发展脉络，讨论“人像木牍”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宗教意义、文化内涵，重点探讨了其功能，被人们用于辟邪驱鬼、转嫁灾祸、诅咒敌人。揭示“人像木牍”所体现的精神世界及“生死”、“鬼神”等思想观念，对研究古代社会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意义。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传明以“楚地与燕齐升仙信仰的碰撞与融合——从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上‘人首蛇身’人物谈起”为题，比较了马王堆汉墓出土两幅T形帛画中的“人首蛇身”形象，认为二者形象和性别的差异表明他们并非同一个神怪或人皇，而是墓主升天成仙后的新生形象。一号墓出土的帛画更忠实地再现了楚地的升仙信仰，而三号墓出土的帛画则由于轪侯之子的个人原因糅合了楚地和燕齐的升仙信仰。他以下移自己新生形象的方式放弃了比肩太一的身份地位，这反映出西汉早期楚地与燕齐升仙信仰的碰撞与融合。

主题演讲

　　关于玉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徐汝聪以“韘形佩的源与流”为题，对韘形佩的源流进行了深入考察。韘是一种用于射箭的指环，但韘形佩是由周韘演变而来，与商代等其他时代的扳指无关。韘形佩的要素在于有尖凸，圆形指孔。若有表现出扳的，必定左右不对称。韘形佩最早出现于长沙楚墓，开始时作为佩饰，与实用韘同时存在，后来韘形佩逐渐取代了韘，并于汉代大量制作和流行起来。佩戴韘和韘形佩的行为与周礼之射礼应有密切关系，而后“形存神留”，夸张的设计被赋予了精神内涵，体现出时代遗韵。

　　还有学者对文字、文献、文物展览进行研究。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单晓伟以“出土秦文字分期与秦文化关系研究”为题，基于馆藏和出土资料，对出土秦文字分期与秦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秦文字上承商、周文字，最早见于不其簋铭文，而后秦人不断融入自己的民族风格和文化，在春秋早期渐渐产生具有自己地域风格的文字，伴随着秦文化的确立；至春战之交秦文字写法成熟，伴随着秦文化的稳定发展；战国中晚期是秦文字大发展、多样化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秦文化的转型阶段，战国时期形成小篆和隶书两个字形体系，直至秦汉时期书同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后晓荣以“关于考古文献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为题，就有关考古文献学科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初步提出考古文献多卷本的设计和规划，分为三个专题，即考古专题、文物专题和文化遗产专题，以综述和书目提要的方式呈现。河南省文物局陈彦堂以“出国文展对秦汉文物的诠释方式的分析”为题，从近年来国内外高密度、高等级的秦汉文物展入手，思考和探索这种现象所蕴含的社会信息和学术信息，以及如何理解对同类文物的不同陈展方式，进而关注其对文物的解读和诠释的理论依据。当出土文物转变为古代艺术品，其价值和意义由“自述”变为“他述”，还有不少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是无法以实体走进展厅时，应如何展示和叙述还需要多方积极思考、探索和合作。

白云翔研究员作会议总结

会议合影

　　研讨会最后，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作发言讨论小结。首先，对此次会议讨论给予充分肯定，研究主题丰富，涵盖全面，问题意识突出，引入了多学科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以新手段、新视角回顾老问题，边远地区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并且不乏文保、展陈等交叉领域的探讨，有材料、有分析、有观点。其次，对秦汉考古工作提出了四点想法：一是强化田野考古工作，重视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二是继续推进遗迹、遗物的分类研究，做好“碎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三是拓展研究视野，从文明史的视角更好地发挥运用考古材料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作用；四是鼓励、提倡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索。最后，简要介绍了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的相关情况并提出今后工作安排。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在长期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形成了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优良学风，今后将组织灵活多样的学术活动，以期促进秦汉考古的蓬勃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撰稿：罗瑾歆　韩茗

　　审稿：洪石

　　摄影：刘素辉

　　编辑：荼　荼　张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