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孙儒僩，男，1925年10月17日出生，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在莫高窟工作的46年间，曾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唐宋窟檐的测绘等古建筑研究基础工作。上世纪50年代，参与多次石窟考察，并参与编写 ...

孙儒僩，男，1925年10月17日出生，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在莫高窟工作的46年间，曾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唐宋窟檐的测绘等古建筑研究基础工作。上世纪50年代，参与多次石窟考察，并参与编写《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词典》等。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

也许在老学究父亲给孙儒僩起名的时候，就已经给他打下了属于他人生特殊的底色。46年的莫高窟保护工作，在千年莫高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如白驹过隙、惊鸿一瞥，但这确实是这位文质彬彬男子一生不断切磋、反复琢磨，所诚实企盼能够带给莫高的一切。

千年莫高，没有淇水弯弯亦没有竹子的郁郁葱葱，但孙儒僩也从没有离开这千年之前流放刑徒之地。反右、三年饥荒、“文革”……没有一件最终把他从这里带离，“打不走的敦煌人”，也许用在他身上最为显现。

偶然 “这一决定成为人生巨大转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孙先生为何在抗战时选择就读一所艺术学校，而且还是选修建筑？

孙儒僩：我出生在成都周边一个小乡镇上，虽说是小乡镇，但因为在成都有点生意，我们家在乡镇上也算是个书香门第，还搞点小土地出租。父亲是个慈善家，在当地办了一个善会，这样一个家族，弟兄也不少。但在我受教育那会儿，家庭经济已经衰败，尤其是父亲去世，抗日战争时，家里的生意被日本飞机轰炸，夷为平地，甚至住家的地方也遭到轰炸，维修后才勉强可住。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选了一条近路，没有上本科而念了大专，还是抗日期间新办的四川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当时学校主要的几个老师都留过洋，所以据说学校是仿造法国的体制，把建筑学归到艺术里。那时学校有工艺美术，有音乐、建筑等。建筑在他们的概念里是归到艺术里面的，它既有艺术的含量，也有技术的含量。

当然我从小也比较喜欢美术，在家里时常看到国画的画谱等，就考了这个学校。那会儿觉得美术的出路不是太好，我就选了建筑。当时抗战，到处都在轰炸，我就觉得将来一定要修房子的。这是我自作主张的，家人也没有什么意见。

南都：那时候在学校都学些什么？

孙儒僩：我们那个学校是五年制，到了毕业那一年1946年，实际上都没有多少课程了，只是做一个毕业设计，设计一个商场、纪念馆等等。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社会上就业，我是在成都一家叫润记的营造厂当技术员，算是一家建筑公司，承接小型设计。

1947年4月，我奉调到重庆总厂工作，那里待遇非常不错，免费提供食宿，每日三餐的饭食非常丰厚。我那时还是比较好强，早上早起，锻炼、跑步或做些其他活动。当时看到很多人晚上打麻将、打牌，早上不起床，我当时就非常不习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当时的女朋友，给我发来电报说，敦煌艺术研究所招聘一个学建筑的工作人员。虽然那时对敦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但它是一个学术单位，我就想着可能有进取的机会。

另外，当时自己也一直觉得艺专好像学得不满足，抗战期间办的学校，教学设备、资料都缺乏，就靠老师给我们传授的一点点知识。于是我借口回成都完婚。当时22岁也正是结婚的年龄，所以经理深信不疑，很快准了我半月的假期。

南都：当时没一点其他顾虑？

孙儒僩：到重庆工作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家，接到电报匆匆返回成都是为了了解敦煌的有关问题，另外就是看望母亲和交往不久的一位女同学，当时并不是说返回成都就已经决定要去敦煌。

在学校时，虽听老师略微谈起过敦煌，也有点印象，但当时根本没有在意。现在竟然要跋涉四五千里路到那里去工作，事情太突然，家人也有点担心。回成都后，我请教了老师辜其一先生。

先生说敦煌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古迹，有很多的壁画、雕塑和古建筑。在他那里，我听说了研究所所长，知名画家常书鸿的名字。他还和我说，去了以后可以搜集一些古建筑资料，也可以学画画。而我母亲是个佛子，信仰佛教。她听说那个艺术遗产是以佛教为主，就同意我去了。后来女朋友也同意我去，家人这关就算通过了。

现在都还记得出发前，母亲为我收拾行李，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我和母亲说，自己去那里工作两年就回来，当时确实也是这么想的，但想不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南都：当时都很单纯，没有考虑那么多。

孙儒僩：当时和我同时应聘到敦煌的还有黄文馥、欧阳琳和薛德嘉三位女同学，她们都是应用艺术科的应届毕业生。虽然我已不是应届毕业生，但说实话当时我依然十分幼稚，算是带着一种朦胧的憧憬决定了遥远的敦煌之行。根本就没有料到这一决定成为人生巨大转折。

我们一行男女四同学，1947年8月12日终于走上了敦煌之路，记得当时除了亲戚朋友送行，还见到了李承仙，那时她和我们说“敦煌见！”我们以为她是说着玩，后来到了敦煌才知道，李承仙与常书鸿早已有了婚约，只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罢了。

扎根“只好老老实实留了下来。”

南都：到敦煌你最初做了些什么？当时研究所的情况大致如何？

孙儒僩：最初常书鸿所长给我的任务是测绘木结构窟檐并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形象。1944年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虽说起来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直属单位，名声很大，但其实规模很小。

我到那会儿，研究所以常书鸿先生一家为首(李承仙及孩子)，下设考古和总务两个部门，考古组里有段文杰、史苇湘、范文藻等美工人员，另外就是总务组里的会记、出纳等，另加上上中下三个寺观的喇嘛、道人，一共也不超过30人。莫高窟虽然不大，但二三十人分散开以后就根本见不到人影，有时静得一点声息都没有。或许是因为当时还年轻，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悲欢离合，没有情感上的包袱，能够勉强受得了这种孤寂的煎熬。

当时我就常想，古人说流刑三千里大概是很远的流刑了，直到后来看了有关敦煌的资料才知道，古代的敦煌确实是一个流放刑徒之地，甚至可以说当时正是这些刑徒的血汗开垦了敦煌。

南都：看到敦煌的壁画、雕塑是怎样一种感觉？

孙儒僩：其实当时我们那群年轻人中，除了我是学建筑的以外，其他都是学美术或工艺美术的，每天都是上洞子，十几个人一分散进入洞窟就见不到人影。记得当时我在一个石窟前室临摹窟檐彩画，工作时间长了，在绝对安静中，甚至有一种忘我的感觉。但往往这种状态又非常容易被身边之物打扰。例如背后巨大的金刚力士，临摹不小心双目对碰，不免大吃一惊。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假想如果他的胳膊往前伸出，他的拳头就能打到我的身上，或许这也是解乏的一种方式。那时候一联想到这些，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便又继续开始画。

南都：生活上是怎样的？

孙儒僩：虽然之前在重庆是个技术员，搞测绘又要绘图，还得跑施工现场，但公司待遇非常好，特别是吃饭不花钱，公司管饭，而且伙食非常丰盛。但从9月到敦煌后，生活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当时也没有办法，要不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

1947年初到敦煌的几个月，生活还算可以。但到了1948年，国统区物价飞涨，货币大幅贬值，生活就越发困难了。最后一年我们苦到什么程度？那会时局更加紧张，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正常给我们汇经费，即使收到拨款通知，但已经是时隔二十多天的事，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拿到巨额的拨款(通货大大贬值，数额很大，货币的值却很小，一会叫关金券，后来又改为金圆券)通知，到银行也提不出钱来。

那会，范文藻就打算回成都了，其实那会我也想和他一起回去，还发了电报给母亲，希望能想办法汇点路费。那时对这笔钱几乎可以说是望眼欲穿，等了多时还不见钱款，因为没有路费，只好眼看着范文藻上路回成都。

直到后来收到母亲来信，才知道当时是我嫂子去汇款，因为不识字，请人写的地址弄成了“甘肃东方艺术研究所”，“东方”和“敦煌”，两字之差，钱自然是没有汇到，又原路退了回去。时隔两个月，因为贬值飞快，退回去的钱也已经不值钱了，白白浪费了这些路费。没能回家，我也想过和在敦煌共事的朋友一起去参军，随军进新疆。但当时酒泉地委和专署的领导给我们说哪都不能去，去了也得退回来，也只好老老实实留了下来。

南都：当时没能走成，内心是否有些变化？

孙儒僩：1949年那会儿，就我来说，我想离开敦煌，回家乡继续和女朋友的友情，但是对敦煌艺术也还存在一些眷恋的情怀，处于犹豫不决的两难之中。

当时虽然敦煌和平解放了，但研究所一时还没接管，我们当时什么也没有，工资也没有，没有地方上的粮食，没有田，这样的情况一直到1950年8月下旬才改变。可以说，我们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待接管，8月22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张明坦两位处长代表中央文化部来敦煌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

那时全国分了几个大区，比如东北大区、华东大区、西南大区、西北大区等，接管我们的是代表中央文化部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所以在接管中间，有一些老革命，如张明坦处长，就问大家对常先生关于接管的报告有什么意见，希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那时的我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新名词、新概念。当晚大家回顾两年来艰难的生活，心里窝着的不满情绪一股脑儿地向常先生倾吐出来，常先生自然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羊。

关于工薪的发放，因为解放的时间不长，货币不稳定，我们的工薪叫米代金，用当月小米的平均价格折合成货币。政府给我们的待遇是比较丰厚的，对比之下，刚刚给常先生提了意见，激起了大家的情绪，一时间大家痛哭流涕，情绪十分激动。后来，1951年我们又到了北京，给文化部提了些意见。现在回看，当时我们年轻人做得不一定妥当，那个时候年轻气盛，而当时我们中间是不是也有某些人有什么野心也很难说。但常先生还是维持了跟大家的关系，也让大家回到敦煌。但后来也就这样结了些怨气。

南都：后来还有没有机会离开？

孙儒僩：去北京那会儿我就不想回敦煌。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没学过古建筑。另外，当时解放过后百废待兴，建筑事业蒸蒸日上，非常红火。好几个我的老师都联系我，想要给我介绍工作。但这些后来都被文物局领导直接否定了，他们很会做工作，而我当时年轻也稀里糊涂的。

当时领导就说，有啥困难提出来。我想了半天，想我也二十四五岁，就提出了个人的婚姻问题。他们说这个好解决，你在哪里工作，给你调。后来居然把我这个老伴李其琼，给调过来了。

南都：女朋友不是学音乐的吗？

孙儒僩：原来那个女朋友，1950年下半年就失去联系了，有些莫名其妙，什么音讯都没有。一直到后来跟李其琼结婚以后，到1952年了，突然接到一封信，就来自原来那个女朋友。才知道她参加抗美援朝去了。那时抗美援朝从动员开始一直到秘密入朝，这个过程任何人都不能通信。

这是个误会，造成了我另外一个选择。当时李其琼是我同班同学，学建筑的。后来她不喜欢建筑，放弃了三年半的学业，另外考了一个艺专学西画，所以一直有联系。但现在想来，这个选择应是比较好。因为李其琼是学美术的，敦煌有适合的工作。而如果选择那个女同学，她是学音乐的，在研究院根本没出路，要么我走，要么她来，她来也没事情做。所以后来选择李其琼，很正确。

南都：解放后，你在敦煌的具体工作有了一个不小的转向？

孙儒僩：1952年，研究院成立了石窟保管组，我从当时的美术组调到保管组，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的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在石窟保护工作岗位上工作了46年。或许对于上千年的石窟来说，46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对我个人来说，它消耗了我从青年到老年的全部精力。

那时候治沙仍是最重要的石窟保护工程。虽然早在1944年，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成立时，就把治沙列为保护工作中重点的日常工作，常书鸿所长也曾说，一定要首先制服沙。

但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几年后，对于敦煌这样有着极高艺术价值且又庞大的三处石窟群，如何保护，真是无从下手。当时有关石窟文物的保护，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南都：作为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孙儒僩：因为上面说到的种种问题，保护工作很薄弱。实际上五十年代的上半段，这个保护有的时候的确是唱独角戏，我下面有个工人，就我一个，而上面就是常书鸿所长。

保护工作与壁画临摹有很大的不同，工作中有些事情做了就过去了，不可能留下什么痕迹。譬如说从四五十年代以后长期进行的清除窟前的积沙，累积也有三四万立方米的流沙，但清除了就完了，不会留下什么。

雕像壁画的维修也是同样地进行，塑像开裂或是即将倒塌，经过设计和修缮予以扶正加固。空鼓起甲的壁画经过加固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原有的形象，现在看起来它本该就是这样，修旧如旧，修了之后也没有留下什么。

石窟保护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重任，已经伤痕累累而脆弱的文物，我们能够维持它的现状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我们的成绩所在。

南都：据说当时有国外的专家来指导过？

孙儒僩：那应该是1957年夏季，国家文物局委托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护专家来莫高窟考察壁画保护情况，并在当时做了防范壁画病害的操作示范。

当时是在第474窟做试验，这个洞窟壁画保存较多，内容丰富，但壁画病害比较严重，既有起甲，也有酥碱。当时我们对这类壁画病害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捷克专家的到来，可以说雪中送炭。

记得那位专家把一种白色牙膏状的材料挤在一杯清水中，搅拌成白色乳状液体后，用一只兽医使用的粗大针管，吸满了白色乳状的粘合剂，在起甲壁画的缝隙边沿挤入粘合剂。液体很快渗入地仗里，将起甲壁面随着液体的渗透贴回地仗层面上。当然，这样做也有问题，稍一不慎，就会将颜料层碰掉，捷克专家在操作中，就有这样的表层脱落情况。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对于这种打针修复的方法还是觉得很神奇，在不断向起甲裂隙注射液体的过程中，起翘的壁画颜料层在瞬间就平整了。可以说，在这，也就开启了用打针注射方法修复壁画的先河。

南都：作为保护组一员，你参与了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搬迁，一座石窟是如何进行搬迁的？

孙儒僩：大概是1959年的1月中旬，李承仙传达甘肃省委宣传部及文化局的指示，要紧急调集一批业务干部去武威黄羊河水库，抢救天梯山石窟。我们大概是11月16日午夜到达水库工地，用了3个月才算基本完成搬迁工作。

那是“大跃进”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期，为了加快农业建设，正在黄羊河上修建水库。而天梯山石窟正好在水库的淹没区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文物抢救出来。正值数九寒天，我和同事在河滩上测量石窟立面，顺着河谷吹来的寒风，甚至让人伸不出手来，但戴上手套又无法操作仪器。我当时是摘帽的“右派”，是抱着戴罪立功的思想，决不说半个冷字。

搬迁壁画和塑像，山是那么高路是那么窄，用木板夹住的壁画勉强能够抬到山下，装在木箱子里的塑像，非常笨重，狭窄的山路，人员和文物都不安全。后来水库工程指挥部借给我们一台手摇绞车，第一、二窟的七八身大塑像和壁画就从索道上安全便捷滑到地面。

那两个多月，我们在水库工程指挥部的食堂吃饭，粮食不够，副食又差，我甚至两腿浮肿，全身乏力，但又不敢向人说，只好咬紧牙关工作。

现在时常回想，天梯山石窟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可能就是十六国时期北凉的凉州石窟，是除新疆之外我国最早的石窟。但可惜的是，仓促的决定可以说把一个石窟给毁了，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事件。

石窟中的壁画和塑像虽然精心地搬迁下来并运到甘肃省博物馆，但我也是前些年才得知水库并没有把石窟淹掉，最高的水位仅淹到了大佛的膝部，石窟也并没有坍塌。现在回想，如果当时决策前，多考虑点文物的价值，权衡一下利弊，也决不会造成这样难堪的后果。

沉浮 “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南都：1957年，你跟妻子都遇到不公待遇，被打成“右派”，白天去劳动，但是晚上还是坚持去工作？

孙儒僩：当年打“右派”这个事，其实北京早已开始。当时叫“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北京1957年初就有这个情况，年中我们就都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们9月份才动员“鸣放”，实际上大家都根本不敢说什么。

后来就靠别人提意见，写大字报，说某人在哪里说了什么话，都是靠别人揭发、检举，但这样的可信度可想而知。记得那会我被检举的最严重一条是可以杀头的，大字报写了，我曾说过，“储安平，党天下”。

批斗会上，常书鸿就追问我们“四川帮”，当时，段文杰、我、史苇湘都是四川人，说有人看到我、史苇湘在段文杰家里密谈。但你想想，研究所就那么二三十人，除了业务人员就那么十来个人，晚上又没电灯、收音机、电视，我们老乡一起聊天嘛。但就因为这些事情，后来批斗我们，干脆把段文杰、史苇湘、我、李其琼，还有后来死在夹边沟的毕可，把我们五个人都安排到工地劳动，抬石头。那种方的石条，最重的有五六百斤，我们四个人抬，而且还要抬到脚手架上去。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白天劳动，晚上批斗。

南都：三年困难时期是怎么熬过来的？

孙儒僩：到1960年就非常缺少粮食了。我们的粮食到最后减到十九斤，还没有油，没有肉，就是那一点粮食，营养严重不够。史苇湘肿得眼睛都成缝了，我老伴也肿了，我个头小一点，不是很明显，但腿上也没劲。

即便是这样，1960年研究所还开展了生产自救，把人弄到山里去劳动，实际上当时我就觉得停下工作让大家休息都比其它好。莫高窟那里根本就很难种出什么东西来。当时还把大家弄到榆林窟附近的戈壁上找食物，挖草籽。那种植物据说可以吃，当时人们浩浩荡荡到那里去，到戈壁滩上去挖。当时我就起了个疑心，仔细把那个植物用手粘了一下，植物内部包裹的其实就是一包沙，尘土。那种生长在戈壁滩上的植被，是为了应付干旱条件，不断收缩形成一个球状，因为本身有点缝隙，里面装满了尘土。看了好像是一个籽儿，但吃下去后根本没有营养。但那时候，就经常打回来洗后煮到面里。我那时候就不吃那个东西，只把面吃了。我当时认为这个是有害的，它非但没有营养，还会消耗你的体力去排出它。

这种情况直到1962年才稍微好转一点。我和李其琼的第三个小孩，我现在都一直没和孩子说，1957年小孩出生，孩子1到3岁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候，但那时营养不够，大脑发育迟钝，到十几岁了一个简单的算数都算不出来。

南都：“文革”后落实政策让你们回敦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去其他地方呢？

孙儒僩：当时我们确实想过不回去，但如果我们不回去，还在农村，或者是我们把户口变成城市户口了，子女怎么办。况且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哪些单位愿意收留我们，人家都不了解我们，我们的就业怎么办。所以这个现实问题，我们非回敦煌不可。

当然，你说我们留不留恋敦煌，想不想念敦煌，也还存在这个成分。两个成分加起来，我们宁愿回敦煌。所以说对莫高人有句评价即“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当时也就是这些原因，段文杰先生也是下放农村也回去，史苇湘先生下放农村，霍熙亮先生下放到老家，他们也都回去莫高窟了。敦煌苦不苦，当时也还很苦的，但是当时“文革”期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南都：如果有来世，你还会选择到敦煌做工作吗？

孙儒僩：这个可以用我自身来说。我是六十八岁退休的，我老伴也是六十八岁退休的。退休以后，我们是不是退而就休了呢？其实并没有。为什么到去年建院七十周年的时候，发给我一个从事敦煌文物工作六十周年的一个证书，就是因为我离开敦煌后，一直从事敦煌工作。我女儿现在也还在做建筑工作，虽然她也退休了，我们还是会一起合力来写一些东西出版。

我老伴儿李其琼应该说比我有成就，她一辈子勤勤恳恳地搞临摹，我觉得可以说她在敦煌是数一数二的临摹工作者。我老伴的作品，都是按原件临摹，看她的画感觉和在洞里看差不多，这才叫真正的临摹。

人得一次癌症都受不了，我这个人得了两次癌症。2003年把胃切除，2007年又把结肠切除，居然能活到现在，就说明我这个人，对过去还是放得开的。斤斤计较于过去那些恩怨，恩怨放在心里是一种毒瘤。

只有把恩怨放开了，我才能活得下来。如果我老是记恨在研究院“反右”时期那些人如何对我；“文化大革命”时候那些人如何对我，我绝对活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