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处游牧区至农业区过渡地带的山西，堪称诸民族汇聚最密集地区之一。史书记载，东汉以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断有大批南匈奴人降附汉朝，被安置于今山西境内。如东汉末南匈奴三万余落（户）来降，曹操分为五部，“皆家于晋阳、河涧之滨”；内附者除匈奴外，还有乌桓降民。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山西境内设七八个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 ...

　　地处游牧区至农业区过渡地带的山西，堪称诸民族汇聚最密集地区之一。史书记载，东汉以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断有大批南匈奴人降附汉朝，被安置于今山西境内。如东汉末南匈奴三万余落（户）来降，曹操分为五部，“皆家于晋阳、河涧之滨”；内附者除匈奴外，还有乌桓降民。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山西境内设七八个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民” 。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壁画建筑图

　　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公元265——589年），全国政治格局经历了一个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开始和完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主体力量，都是聚集于今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如最初打破西晋统一局面者，是避居吕梁山区的匈奴酋帅刘渊。一百三十余年后，结束这场漫长痛苦分裂的，是定都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即位，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至太武帝拓跋焘时，先后败后燕、攻大夏、克北燕、灭北凉、降后仇池诸国，最终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停止了分裂带给北方的浩劫，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壁画狩猎图

　　北朝时期，山西有两个城市非常重要，一个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今大同市），一个是后期的晋阳（今太原市）。平城是山西最北的城市，与游牧区相连，自古为军事重地。北魏定都平城以来，迁来许多降民，平城人口不断增加，最多达150万 ，成为黄河流域最大城市。并相继推出三长制、均田制等稳定社会、促进农业、发展经济的政策，使得北方得以休养生息，回归到发展轨道。另外通过认同汉族官制礼俗，推动了民族融合，为迁都洛阳和北魏孝文帝深度汉化做好准备。

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出土的方形毡帐

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出土的圆形毡帐

　　平城附近发现了大量鲜卑遗存，如方形和圆形毡帐模型、煮饭的铜釜和壁画狩猎图等。另在大同沙岭太武帝时期墓葬壁画内和其他墓葬壁画中，醒目地绘着毡帐星布、牛车马群、席地而坐、宰羊饮酒的宴饮场面。而在文成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除保留驱狗放马、弯弓射箭、集体狩猎的游牧生活场景外，开始出现养殖耕牛，从事农业生产的画面。而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墓葬出土物中，反应农业生产的器物、画面数量日益上升，以往的集体狩猎等场面逐渐减少。两种生产形式上下浮沉的情况，反映出两种生产方式的渗透融合及其农业生产逐渐为主的趋势。

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釉陶马

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釉陶骆驼

　　

　　晋阳位于山西中部，从北魏后期起，晋阳地位日益重要。不仅是中原北大门，而且是控制北方的战略要地。“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北魏后期的尔朱荣、高欢，都是依靠雄踞晋阳、掌控并州精骑而遥控朝廷、争夺天下的。

娄睿墓、徐显秀墓、厍狄迴洛墓出土文物

　　在晋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同样能看到当时民族汇聚的遗存。北齐东安王娄睿墓、顺阳王厍狄回洛墓、大将军贺拔昌墓，其墓主都是来自鲜卑集团。近年斛律金父亲《斛律那瓌墓碑》的发现，证明太原地区，还活动着一些高车部落。即使太原出土的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其壁画和出土陶俑，相貌服饰，均有差异，显然来源于不同民族，反映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曲折与历史趋势。

　　遗址、石窟、墓葬、出土器物等丰富多彩的物质遗存，涉及到北朝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艺术诸领域，清晰展现了北朝文明的发展主线以及特点。北朝前期的服饰、器用、毡帐、车具等衣、食、住、行遗存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随着时间推移，器物中的草原文化色彩日渐淡化，一种吸收了草原文化的新的汉文化逐渐走向主导地位。

　　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粱、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制度如此，文化也是如此。

　　山西与丝路联系由来已久，关系最密切时期，莫过于北朝，并对当时其他地区乃至后世影响极大。《汉书》记载西域诸国距中原的距离，是以长安为目的地；《后汉书》和《晋书》记载西域诸国距中原的距离，则以洛阳为目的地；而进入北朝，《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都记载距离代（平城）多少里。如粟特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去代一万六千里”；波斯国（今伊朗）“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大秦国（古代罗马帝国），“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可见在古代史家心目中，北魏王朝所在的平城才是北魏早期丝绸之路的东端。

1970年山西大同南郊出土北魏八曲银洗

　　

　　在平城遗址和晋阳城遗址及其周围，至今遗存着许多有关丝路的遗迹和遗物，最著名的当属云冈石窟，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证，中西因素相互结合，气势恢宏，独一无二。平城遗址内还出土许多外来器物，如鎏金高脚酒杯、仿波斯银盘、琉璃碗、银质耳杯、镶宝石金戒指、波斯银币，外来造型的四狮环立石灯、各种中亚伎乐俑和牵骆驼的俑、丝绸之路东传乐器等 ，充分显示出丝绸之路与平城的重要关系。可以说，平城开创了丝绸之路的新时代，自北魏太武帝起，不仅把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再度恢复，而且之后来往的深度、广度上都超越两汉，深入到民间和社会诸阶层，延续到唐五代之后。

大同市曹夫楼村出土北魏杂技胡俑

　　

　　东魏北齐时期，晋阳为北方军政中心，“齐氏别都”，胡商辐辏，商贸发达，自然成为丝路东端之一，留下许多胡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据碑刻墓志资料记载，北朝以降，晋阳定居着许多粟特人，见于墓志的粟特人就有翟娑摩诃、翟突娑父子、安吐根、翟楷、虞弘及其父亲等。

　　除粟特人外，并州还有许多柔然人、高车人与突厥人。在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突厥人的形象，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质突厥人物俑最有特色，健壮的骏马背上，坐着一位游牧民族骑士，一手牵着缰绳，一手举向嘴边打着口哨 。类似突厥人形象，在西安北周史君墓、安伽墓、太原隋代虞弘墓出土石葬具雕刻图案中多次出现。

1988年大同市南郊出土北魏玻璃碗

　　

　　“粟特人”在山西的遗存很多，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带来了许多西方生产的器物，如金银铜器、石刻绘画、陶瓷器、玻璃器和珠宝。二是引进玻璃器制造技术和葡萄种植技术，《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传》记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条史料很珍贵，不但记载了大月氏人在平城经商之事，还记载了他们把大月氏生产玻璃工艺与技术传到中原，中原从北魏起就有了自己的玻璃生产作坊，开始成批生产，市场上很多，致使此后“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近年来，平城本地生产的玻璃器物，在墓葬中也有出土，2002年冬季，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了一个玻璃壶，形制与北魏墓葬中随葬的陶壶接近，可视为本地生产玻璃器的物证。三是传入丝路艺术，最著名的是乐舞，如在云冈石窟，诸窟雕刻着西方传来的琵琶、箜篌、筚篥等数十种乐器，多达五百余件。云冈石窟12窟因为乐器多，被称为“音乐窟”或“佛籁洞”。这些丝路传来的乐器，在北魏墓葬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甚至多过传统乐器。此外在云冈石窟中还有造型独特的舞蹈形象，北朝唐代流行的胡腾舞与胡旋舞，在山西墓葬壁画器物中屡次出现，成为北朝文化的重要内容。

云冈石窟12窟局部

　　山西北朝文明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传统的汉族文明，秦汉以来，汉族文明已经在这里扎根繁衍。特别是北魏太武帝攻占河西，将大批文化人迁徙到平城，使山西地区的汉文化教育和环境气氛优于其他地区。另一个是游牧文明，两种文明在这里汇聚碰撞，游牧文明与汉族文明融合，孕育了新的更加富有生机的北朝文明。

太原隋虞弘墓石椁局部

　　在北朝文明中，我们注意到，统一和多民族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统一已由汉族的观念升华为各族的共识与政治目标。这种新历史观，是隋唐统一的精神基础，追溯它的来源，与拓跋部定都平城、统一北方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北朝，便不会有一个多民族的开放统一的隋唐，也不会出现盛唐。

　　（文章来源：《华夏地理》2015年6月号，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