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在北朝时期有两个城市非常重要，一个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今大同市），曾为北魏都城，北魏在此定都百十来年，人口多达150余万，是丝绸之路东段最有名的城市，留下许多与丝绸之路和民族融合有关的遗物；另一个是北朝后期的晋阳城（今太原市），作为东魏北齐别都，也是粟特人聚集之地，有许多丝绸之路的遗存。本文专门讨论北朝晋阳和丝绸之路的关系。

 

 

　　北朝前期，晋阳是距塞北最近的大城市，军事、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北魏迁都洛阳，东魏迁都邺城，晋阳地位没有衰减，反而随着政治、军事格局变化更加突出。特别是由北魏后期起，尔朱荣、高欢先后以晋阳为基地遥控洛阳，晋阳的地位隐在洛阳、长安、邺城之上。多数大臣是身在洛阳，心系晋阳，朝中大事，尽报晋阳定夺。东魏、北齐时期，晋阳名为别都，实际上亦为当时政治、军事中心。最奇特现象是政府开中国古代罕见之例，将负责全国政务的大丞相府置于远离都城的别都，这样的布局在古代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是典型的两都制。其时都城在邺，丞相府却在别都晋阳，两地相距数百里。丞相府负责全国军事，精兵强将，皆聚晋阳，马匹粮草，晋阳最足，构成守卫邺城的坚强屏障。

 

　　更为有趣的是，晋阳宫规模庞大不亚于邺都皇宫，“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皇帝率领嫔妃和众臣不断奔波于邺城与晋阳两地。皇帝即位也屡在晋阳，晋阳即位与邺城即位具有同样的名分和权威。北齐八帝，四帝即位于晋阳，四帝谢世于晋阳。晋阳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皇帝如此重视晋阳，长年累月居住晋阳，朝廷大臣自然也得紧跟效仿。因此朝廷重要官员均在晋阳建立私宅。许多人死后就葬于晋阳。

 

厍狄迴洛平剖面图
 

 

 

　　至今已经发掘的北朝墓葬有许多王墓，也有许多文臣武将的墓葬，其中最重要的具体有北魏辛凤麟夫妇墓，北魏义阳太守辛祥夫妇墓，天统四年（568年）大将军、武功王韩祖念墓、武平元年（570年）太尉、东安王娄睿墓、武平二年（571年）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寿阳河清元年（562年）齐故定州刺史太尉、順阳王厍狄迴洛墓及其他北齐壁画墓和隋代的斛律彻墓、虞弘墓等。这些王公贵族、大臣将军墓葬的发现反映了昔日晋阳城的显赫地位。

 

　　如此地位，决定了晋阳城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贡献最大的贸易之路与文明交流之路。有人顾名思义，以为丝绸之路仅是一条外贸通道，是中国丝绸为主的商品以及技术文明向西方传播的通道。实际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物贸、文明互相交流的通道，这种广泛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和提升。

 

　　以往学者谈论古代丝绸之路的东端，绝大多数只讲到长安或者洛阳。长安和洛阳，是多朝代古都，都城是一个朝代经济、文化、人口的中心，也是外国人汇聚之地，自然也是商业中心，吸纳了大量外国使者、商人和学者。因而一般人认为作为都城的长安、洛阳，自然应该成为丝路东端。然而熟悉汉唐历史的人都清楚，汉唐连绵一千余年，由汉至唐期间曾有许多朝代，并非简单的汉亡唐兴。朝代兴替频繁，都城屡有变更。都城的变更，带来的结果是丝绸之路东端随着都城转移而转移。长安、洛阳是定都时间最久的城市，但并不是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丝绸之路的东端在不同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地点。比如北朝前期北魏定都平城，平城一度是丝绸之路东部最繁华城市。认识到这些差异变化，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汉唐之间的北朝，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起到独特作用，丝绸之路到唐代达到鼎盛与北朝是万万分不开的。而探讨北朝的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与平城与晋阳又是万万分不开的。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平城自然成为该时期唯一的丝绸之路东端。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对游牧民族与外国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国人涌向平城，平城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城市，留下许多粟特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胡商汇聚商贸发达，自然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城市之一。

 

　　会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同理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晋阳也因特殊地位，与长安和邺城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吸引和导致大量的粟特人涌向这里。虽然历史文献记载较少，然而保留下的许多丝路遗物其可信度不巾亚于文献，同样反映出晋阳与丝路及其胡人的密切关系。

 

　　近些年来、相传出自太原附近现藏日本Miho博物馆的北齐粟特人墓、太原隋代虞弘墓等，都是北朝后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

 

 

　　丝绸之路在很长时间内连通了晋阳与中亚诸国，当时的中亚诸国以撒马尔罕为中心。撒马尔罕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北朝的史书中，撒马尔罕被称为康国，是古代粟特人的中心城市，安国、何国、石国、史国、曹国等，皆为其附属国。同时这里也是印度、波斯、突厥、中国商旅交汇的要地，更是丝绸之路西段必经之地。研讨丝绸之路绕不开撒马尔罕，其重要性无需多言。

 

　　《北史》卷90《西域传·康国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素冠七宝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发，蠓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隋书》卷88《康国传》记载与此相近。该传虽只有400余字，但是却将该国的来历、势力范围、都城位置、王和王后、执政形式、服饰、宗教、法律、体貌特征、风俗、乐舞、特产等，均有介绍，是了解北朝中亚诸国的重要资料。由传中可知该国及其周围昭武诸姓的国家崇尚商业，商贸是该国重要经济方式。《旧唐书》卷198《康国传》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其云：“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皂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两传相比，大致相同但是有一些出人，一是前传言“丈夫剪发，锦袍。”表明发式较短，特征是“剪发”；而后传则载，“丈夫剪发或辫发”，是指康国人有两种发式一种是传统的“剪发”，另一种则是“辫发”。为何前书仅记男子为“剪发”，而后书则加上了“辫发”，我认为，这可能是受了突厥发式的影响，因为从北朝起，突厥就采取联姻方式控制康国，前书也说康国国王“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婚姻丧制与突厥同。”久而久之，由北朝到了唐代，其国人的发式也自然受了突厥影响，有了“辫发”的样式。

 

　　二是后者记载的粟特经商习俗，远比前书详细，由其记载“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表明该民族不仅是崇尚商业，而且从出生和幼年起，就开始培养经商的观念和基本技能，如“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等反映出该民族的商人不仅有文化，而且通晓多种语言风俗，精于计算，有为商业利益奔赴万里、献身冒险的精神。

 

　　据史料记载，许多粟特人与北朝晋阳有关，比如安息人安吐根的曾祖就与晋阳有密切关系，如《北史》卷92《蠕蠕传》记载：“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番情状，神武得为之备。”可见安吐根是在北朝和柔然之间来回奔波，择利投靠的胡人后裔。史书明确记载，北朝晋阳还有其他穿过丝绸之路来的粟特人，如翟氏即为一例，《晋书·慕容垂载记》：“封翟檀为弘农王，翟德为范阳王，翟楷为太原王。”到北朝后期，翟氏家族仍是并州大族。

 

　　《隋翟突娑墓志》：“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突娑）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615）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卒于河南洛阳县崇业乡嘉善里。”据荣新江研究：从翟姓和父子两人的名字来推断，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而著籍太原的移民。应当指出的是，翟突娑著籍洛阳，应当是他入仕于隋以后的事，他原为并州太原人，其父翟娑摩诃所担任的大萨保是并州胡人聚落的政教大首领。重要的是，翟突娑卒于615年，时年七十，其生年当在556年，即北齐天保七年。如果翟突娑是翟娑摩诃20岁时出生的，则其父以40岁时任大萨保为最合理的年份，也就,576年前后，此时距离虞弘任北周检校并州等地萨保府的年代（580年前后）相去不远，或许虞弘检校的萨保府，正是翟娑摩诃为萨保的胡人聚落。

 

　　荣新江的推析相当合理，另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证据，证明翟突娑不是汉族人，而可能是西域人。敦煌本S.0367号《唐光启元年（885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伊吾县“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祆主翟盘陀者，高昌未破以前，盘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此翟盘陀身在西域，未说清哪国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对人华粟特人姓氏做过溯本穷源的考证，其中考证翟氏为高车族人，文云：“高车丁零有狄氏，为古赤狄之余种。狄即翟也，《晋书》载记及《魏书》纪传所记丁零酋豪多翟氏者……《慕容垂载记》：封翟檀为弘农王，翟德为范阳王，翟楷为太原王。”由此看，翟突娑许是太原王翟楷之后。

 

　　高车族是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很广，从中亚到东北亚都有其记载。《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这一年是330年，赵即石勒的后赵政权。至是我们也寻找到了中原丁零翟氏的源头，是从位于中亚锡尔河流域中部的康居迁徙来的。

《安师墓志》
 

 

 

　　据荣新江《北朝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钩稽的材料，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并见于墓志的粟特人还有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和他们的先人，他们应当是属于并州胡人聚落的部分成员。如《安师墓志》提到的其曾祖安哲，任北齐武贲郎将；《康达墓志》记载的“曾祖蕞，齐任上柱国，祖逵齐任雁门郡上仪同”；《安孝臣墓志》题为“大唐故翊麾副尉泽州太行镇将骑都尉安府君之墓志铭”，志文记也载“君讳孝臣，太原郡人也”；《大晋何公墓志》记载的何群政等人。

 

　　此外还有虞弘及其父亲，隋代虞弘墓是1999年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现并发掘的，据墓志，男主人姓虞（鱼）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奉茹茹国王之命，13岁便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20岁后，又奉命由波斯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检校萨保府”，卒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墓志还记载了他的父亲“父君陀，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朔州剌史。”由墓志可见，虞弘父子俱在北朝为官。其父在北朝为官时间，很可能是在他出使北朝之后，他出使北朝时间应该是543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或东魏孝敬帝天平元年）之后。至多再提前到533年。他在北朝为官，当，534年之后。

 

　　入华为官是入华粟特人的最佳职业。从最崇拜商业和追求商业利润转向选择做官，是入华粟特人的一大转变。分析这种转折，显然受中原官僚特权阶层的影响，经商是为追逐利润，官僚阶层有权有名更有利，可以比经商带来更多利润和财富，所以从利益最大化出发，精于计算的粟特人入华后的首选职业就是做官。

 

　　丝绸之路空前畅通，各国的商人和使臣携带着货物和贡物涌向并州，或择地定居，或展开商贸活动。商人在中原士农工商序列中排名殿后，实际上，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僚阶层，特别是胡商，交通官府、互相勾结、财大势雄。胡商数量庞大，奔赴各地，经营各种生意。其踪迹可由墓葬壁画和出土骆驼胡商俑反映出来，如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是一个壁画墓墓道和墓室都有壁画在墓道壁画中，就有胡商驼队图，绘四人五雜组成的一个商队，满载货物。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大食人形象，右手牵着驼缰。右后又有一驼，驮圆鼓大白软包。两驼间，一人高大修长浓眉深眼似为波斯人。所牵驼驮大花软包与垂橐及丝缟，大步紧跟。两驼右侧还有二人二驼，相随前进。

 

　　太原北齐墓壁画中，还有间接反映粟特人的材料，如王家峰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壁画，男主人浓眉大眼冠服红袍肩披一件薄皮大氅，左手端一漆碗。女主人容貌秀丽，身着白领白边暗花红裙，左手端一漆碗，俩人正在饮酒。两旁乐伎侍卫成群，左有人执鞭牵马等待，右有一犍牛拉车待行，男女随从数十人夹杂着几个深目高鼻的粟特人，羽葆鼓吹，旒旌成列，气派十足。

 

　　除粟特人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并州还有许多柔然人、高车人与突厥人长期居住着，《北史》与《魏书》都记载，柔然衰亡前后，许多柔然人与高车人迁徙到并州北部。在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突厥（或柔然）人的形象，其中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质突厥（或柔然）人物俑最有特色，其通高25厘米、长22.5厘米，在一匹健壮的骏马背上，坐着一位游牧民族骑士，身体肥胖，头梳长发，十几条辫子留在背后，圆头圆脑，面向上仰，穿一件圆领窄袖宽肥红袍，脚踩马蹬。一手牵着缰绳，一手举向嘴边，两指弯曲伸进嘴里，作打唿哨状。神情自然，似乎行走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四顾无人，打口哨作乐。

娄睿墓出土伎乐俑
 

 

 

　　此外在并州地区北朝到隋唐墓葬的随葬品中，还常有各种胡人俑，如粟特商人骑骆驼俑、突厥骑马俑、异域伎乐俑等；还有绘着粟特人和狮子图像的带釉扁壶。通过类似的随葬物品，均有助于了解粟特人在并州活跃程度。这些胡人形象，屡见于晋阳北朝墓葬壁画或俑，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晋阳的大量粟特人的缩影。

 

　　北朝晋阳及其附近胡人，也见于史载。如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于晋阳举起反隋义旗后，进军西安途中，在现在晋中灵石县境内，遇到了隋军抵抗。大军屯军地很有意思，名为“贾胡堡”。

 

　　《旧唐书》卷《高祖本纪》：“（隋大业十三年）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巾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

 

　　《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贾胡堡州东北五十里，在霍山蛤蟆岭上。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太原，至西河，入雀鼠谷，进军贾胡堡，去霍邑五十里，是也。《括地志》：灵石县有贾胡堡盖旧在灵石县境。”

 

　　“贾胡堡”，顾名思义，自然是外商居住之堡。以贾胡命名堡子，可以理解为，这里是外商长期聚住之地，为了长期安全居住还建造有堡子。日子久了，得到当地人认同便自然以“贾胡堡”称呼此地了。《新唐书》也记载该地有贾胡堡。《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载（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令文武官终丧。丙戌，州置宗师一人。甲午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以北系囚”。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时，也提到此地的“贾胡堡”。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年就认为，此地名贾胡，或因有西域古胡长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作纪念。表明从北朝，至少从隋朝到唐中期，这个地名一直在使用。也表明在此地名产生之时或之前的北朝，这里聚住着大量的外商及其家眷。

 

　　并州向来是中原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区，所以后汉以降数百年间，尤其是北魏以来，并州一直是外来民族成员落脚的首选之地，粟特人也不例外。

 

　　一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并州仍居住着许多粟特人，就出土材料看，他们虽然巳经在中原担任官职，但是仍旧自成聚落，至少在他们之间还尽量保留着特殊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从《大晋何公墓志》中即可反映出来。该墓志现藏山西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据说出土于太原北部，出土的时间、确切地点和伴随的其他随葬品均已不清楚。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有学者在《山西文物》上介绍过此墓志，但失之简约，为了更好分析五代时仍活跃在并州的粟特人及其婚姻状况，笔者又再次核对标点了该墓志。今将志文核录如下：

 

　　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何公志铭并序

 

　　《易》曰：知生而不知死，德而不丧；知存不亡名其雄，圣人乎，由是知荣禄有杖之期。生死而无究竟之路，则知寿有短长，荣无久固也。

 

　　公讳群政，家本大同人也。公主领部落，抚弱遏强，矜贫恤寡，家崇文武，世袭冠裳，传孝悌之风仪，绍恭俭之礼让，分枝引流，不可究源，皆继簪缨，拖金拽紫，尽为候伯，各有功勋。公不幸忽染时疾，药疗无医，去长兴三年十二月一日于代州横水缜终于天命。夫人安氏，星姿降瑞，月彩呈样，行美芝兰，德彰闺壸，忽以身萦疾，药疗无征，须臾莫返香魂，倏忽而俄辞白日，以天祐年四月十九日京宅内。有男五人，弟（应为第）二随驾兵马使充左突骑十将，天祐年十二月廿四曰从庄宗帝于河南胡柳陂，为国战效身终，敬周。弟（应为第）三随驾兵马使充左突骑副将，敬千，同光年四月廿三日身终封坟，殡在庚穴。长男北京押衙充火山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文。次随驾右备征军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万。次随驾左护圣弟一军副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超。新妇三人，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孙男九人，从荣、重进、小哥、韩十九、憨哥、小斯儿、小猪、小憨、王七。新妇宗氏，重孙兜儿。长男敬万等，俱以义烈门风孝传井邑，以年匪顺，灵圹不迁。今就吉辰，方茔宅穸，即以天福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阳曲县连师乡相辅村北，圣地迁合，并置新莹平源（应为原），礼也。”

 

　　其铭曰：有奇仁，摽风格，名重珪璋，智匡郡邑，一任长史，累荣禄，尽珠，咸。安氏夫人，星姿降质，疾构，身终兰室，贤男贤女，有，晨昏问，冬夏温清，卜其宅地兮，广莹藏事。

 

　　此墓志是何敬万为他父母所刻，由此墓志能够发现墓主人是“昭武九姓”中的何国人何群政，他的夫人姓安，是粟特安国人。甚至他的几个儿媳也是“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孙媳是宗氏，国别不详。毫无疑问安氏和康氏是“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和康国人，都是来自中亚的两河流域。通过墓主人两代人的婚姻情况至少说明，五代时，并州还有大量的粟特人，这些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反映出他们很可能还是聚族而居，还没有与汉民族完全融合。

 

（文章来源：《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