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十字路口，除了佛教之外，发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景教（基督教一支）、摩尼教等西亚的宗教，也陆续传入这片土地。最晚进入西域地区的摩尼教，却曾经在9、10世纪的吐鲁番辉煌一时，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国教。读懂“一带一路”，读懂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今日的微信，博雅君推送西域史大家荣新江教授新书《丝 ...

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十字路口，除了佛教之外，发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景教（基督教一支）、摩尼教等西亚的宗教，也陆续传入这片土地。最晚进入西域地区的摩尼教，却曾经在9、10世纪的吐鲁番辉煌一时，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国教。

读懂“一带一路”，读懂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今日的微信，博雅君推送西域史大家荣新江教授新书《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一篇《西域——摩尼教最终的乐园》。

图1 高昌城摩尼寺（遗址K）现状（笔者摄于1996年）

西域地区（这里用狭义，指古代新疆）大概从东汉末年开始，就流行印度传来的佛教，经过近千年的漫长岁月，佛教在西域地区广泛传播。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绿洲王国，如疏勒（今喀什）、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楼兰（今若羌），等等，都已变成佛教王国。规模不等的一个个佛教都会，点缀在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东西延伸的丝绸之路上，这里的佛教信众，不时送走一批东去传经的中亚、印度和尚，又迎来一队西来求法的中原僧众。

然而，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主要通道，所以除了佛教之外，发源于波斯（今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又称拜火教、祆教）、景教（基督教一支）、摩尼教等西亚的宗教，也陆续传入这片土地，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信众。其中大概最晚进入西域地区的摩尼教，却曾经在9、10世纪的吐鲁番地区辉煌一时，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国教，一时间甚至把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佛教洞窟，变身为摩尼教的崇拜中心，原本是佛教高僧讲道的场所，却成为摩尼教大法师慕阇运转摩尼教王国的教务中心。

今天，当我们不论是走访高昌古城，还是观摩柏孜克里克石窟，已经难得窥见其摩尼教时代的辉煌。高昌城中的摩尼寺早已掩埋在厚重的黄土之下，而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摩尼教壁画，也被后来的佛教尊像所覆盖，尽管还有一些残缺不全的画面和题记显露出来，但还是很难透过它们来了解更多的高昌摩尼教的历史。

早在20世纪初叶，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和勒柯克（A. von Le Coq）率领的三次吐鲁番考察队，在高昌城中编号为α和K的两所摩尼教寺院遗址（图1）以及柏孜克里克和吐峪沟的石窟中，发掘出大量的摩尼教文献和绘画残片，其中有的是用摩尼教徒专用的摩尼文所写的中古波斯文或帕提亚文摩尼教经典，有经书，有赞美诗，也有用中亚粟特民族所使用的粟特文所写的粟特语摩尼教经典和文书，还有就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回鹘人用回鹘文所写的赞美诗、发愿文、供养题记等等，甚至也有一些当地汉人用汉语抄写的摩尼教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大多数都是极其破碎的残片，又是用古代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因此解读起来相当困难，不过经过东西方学者近百年的努力，这批数以万计的吐鲁番摩尼教文献和绘画残片的内涵，已经逐渐解读出来。高昌回鹘以及当时的摩尼教徒眼中笔下的西域地区、特别是高昌回鹘摩尼教的史实，就像那一幅幅被泥封在墙壁后面的绘画，正在被层层剥开，日渐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我们知道，摩尼教是由波斯人摩尼（216－276）在公元3世纪创建于波斯地区。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公开传播后，由于其教义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所以很快就遭到波斯萨珊王朝国王的禁止，摩尼本人也被处以极刑。随后，摩尼的信徒根据他的教诲，迅速把这一宗教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而且不限制教徒使用的语言，只要是传播摩尼的教义，可以使用任何当地的语言文字。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由于基督教会和王权的双重压迫，摩尼教徒在6世纪时被驱逐出来。在东方的中亚地区（不含狭义的西域），由于这里的居民种族各异，文化内涵丰富，而且大多受到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和摩尼教有着相似的宗教二元论的背景，比较容易接受摩尼教义。因此，在摩尼在世时的阿莫（Mar Ammō）大师的努力下，摩尼教已经从波斯传播到呼罗珊地区，阿莫由此成为东方教会的始祖。3世纪末，木鹿（Merv）和阿巴沙尔（Abharshahr）大概已经成为当时的东方教会中心。从4世纪到7世纪，摩尼教进而发展到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大约在600年，粟特语已经取代帕提亚语成为摩尼教的通用语言。

然而，从整个中亚地区的宗教形势来说，摩尼教仍然不能和波斯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或印度的佛教相抗衡，在粟特和吐火罗地区的正统宗教，无疑仍然是这两个根基深厚的宗教势力占据上风，摩尼教只能在某个区域立足，建立教会，或是借助于赢得某位统治者的赏识而得以局部扩张，比如中国史料《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记载：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闍。”表明当时吐火罗地区的支汗那国王是支持摩尼教的，并且把懂天文的摩尼教慕阇进献给唐朝。但是，我们从玄奘《大唐西域记》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所记7世纪初到8世纪中的中亚宗教情形来看，摩尼教的势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中亚东部佛教势力更为兴盛的西域地区，虽然前往中国的摩尼教徒应当经行此地，可是就像汉代佛法东渐时一样，最早进入中原地区的摩尼教徒，似乎并未在西域的某个地方驻足停留下来。不过，话说回来，从640年唐朝进军西域，灭高昌王国，到692年唐军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恢复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其间半个世纪的光景，西域地区一直处在唐朝、吐蕃、西突厥余部的争夺之中，兵荒马乱，也必然有碍于摩尼教向东推进时在西域地区的传播。

不过，692年唐朝收复四镇，并发三万兵镇守西域各地，这不仅带来了近百年西域地区的稳定局面，也为摩尼教的正式进入中原地区扫平了道路，史籍中随即就有相关记载，《佛祖统纪》卷三九记：“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是出自佛教徒的记录，所以称摩尼教为“伪教”，但这条材料却准确地记录了摩尼教正式进入中国本土的信息（非正式的传入年代或许可以上溯到高宗时期），即传播者是波斯人，传教士是摩尼教教阶等级中仅次于慕阇的法师，而所传经典《二宗经》正是记载摩尼教基本教义“二宗三际”的经本。摩尼教被迷信弥勒教而对光明有好感的武则天所接受，并且被允许传教。到玄宗开元七年，又从吐火罗地区来了一位身份更高的慕阇。

然而，好景不长，开元二十年（732）摩尼教被唐朝明令禁止，尽管本族人信奉不在禁限，但毕竟极大地限制了摩尼教徒的活动范围。此后，我们在史料中就很少见到摩尼教的身影，直至安史之乱时，当漠北的回鹘可汗率军帮助唐朝收复洛阳之际，摩尼教僧睿息等抓住时机，向可汗传教，竟然在极短的时间里，说服可汗皈依摩尼。睿息等僧也被带回漠北，开教回鹘，进而将其变为回鹘汗国的国教。屡受挤压迫害的摩尼教终于时来运转，在漠北回鹘汗国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

回鹘可汗的皈依摩尼教，无疑是摩尼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就有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详细记录了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如此，重视利用图像来传播宗教的摩尼教传教士，还用高超的技法和鲜艳的色彩，将回鹘可汗入教的那一瞬间永久定格。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吐鲁番探险队所获的一件残片，是现存最大的一幅摩尼教书籍插图（编号MIK III 4979 a, b；图2），正背都有图画，正面中间画的是穿着白衣、有头光的高等级选民（wcydg’n, Elect），应当是一位主教。他伸出右手，握住全副戎装、双腿跪地的回鹘可汗的双手。这里的“右手”，不是普通的右手之意，而是摩尼教拯救的象征，所以这里实际表现的是“右手拯救的情景”。具体而言，可能是762年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的情形。在主教的右侧，还有两个高级选民和一个地位较高的俗人，可汗后面则跟着三个武士。画面的下方是见证这一庄严神圣的拯救场景的天人，据摩尼教上下文来看，左边两个完整的有翼女性天使，是上面的可汗和主教的灵魂，其左应当还有一两个神像，但未能保存下来；右边四个神像很像是印度的神衹，自右至左为湿婆（Shiva）、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誐尼沙（Ganesha），在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中等同于四个伊朗神祇，即暗指摩尼教的“四明尊”（神、光明、大力、智慧），他们运用神力来保护入教的可汗所统治的回鹘汗国的广阔领土。

图2 回鹘可汗入教图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唐朝的元气大伤，原本屯驻西域各地的重兵，都被调回内地勤王，西域孤残的将士艰难困守了数十年，在8、9世纪之交的岁月里，首先是北庭（今吉木萨尔县）、西州（吐鲁番）受到了从东而来的吐蕃军队的强力攻击。唐军无法独自抵挡，只好求救于漠北回鹘可汗。回鹘军队虽然帮助唐朝军队击退了吐蕃的进攻，但随后不久就把北庭、高昌，甚至焉耆、龟兹（库车）、拨换（阿克苏）、疏勒（喀什）等地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占据塔里木盆地南沿于阗、且末、鄯善（若羌）的吐蕃王国，划分了昔日大唐帝国的西部疆域。安史乱后唐朝主力军的撤离西域，必然使西域的佛教寺院失去一大批具有经济实力的施主，东往西来道路的断绝，使得西域的佛教很难得到新鲜血液的供给，当时代表佛教最高水准的中原，无法通过吐蕃占领的河西走廊输送给西域新的经典和人才，而漠北的回鹘因为不信佛法，也被佛教僧侣视为畏途，贞元初年从西天取经回来的悟空，甚至不敢携带经本由回鹘归唐，而是把经书留在了北庭。西域佛教被迫走向衰微，而这却正好给其他宗教的进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从现有的保存丰富的吐鲁番文书（包括敦煌保存的吐鲁番所写的文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的“贞元”年号最后使用到十九年（803）而终止。而恰恰就是在这同一年，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书（编号T II K Bundel Nr.D.173），漠北回鹘的怀信可汗曾经亲临高昌，与摩尼教的慕阇大法师讨论摩尼教团的问题。这说明在此前的高昌地区，已经驻扎有统治相当信众的摩尼教僧团首领慕阇。

与此可以相印证的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到的摩尼文所写的文书第一号（M 1）《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的跋文里说，这部《赞美诗集》是在光明使者诞生之后的546年（公元762/763年）开始抄写的，但没有能够抄完，随后封存在焉耆的一所寺院里，在回鹘保义可汗在位期间（808-821年），在一些摩尼教高僧的帮助下，终于抄完了这部篇幅很长的诗集（目前只有两页保存下来）。这说明在唐朝军队756年前往中原平乱后，当地已经出现了摩尼教徒的活动。但摩尼教在塔里木盆地北道的真正传播，恐怕还是始于9世纪初回鹘汗国的势力比较牢固地控制这一地区之时。就在这篇《摩尼教赞美诗集》的跋文里，在赞颂回鹘可汗及其家族成员之后，列举了北庭、高昌、龟兹、佉沙（疏勒）、拨换、焉耆、于术等城镇的摩尼教支持者以及听者（nywš’g’n，Auditor），这其中包括应当是新来的回鹘统治者、留在当地的唐朝官人，以及当地信仰摩尼教的波斯、粟特人，表明摩尼教随着漠北回鹘政治势力的到来而迅速传播到西域北道一线。有摩尼教神祇护佑的回鹘汗国，自然对于摩尼教也回馈丰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似乎没有当地土著民众的名字，表现出这些摩尼教信仰者强烈的殖民色彩，尽管其中的一些粟特人可能来自当地，但他们仍然不能等同于焉耆、龟兹、高昌等当地民众，这从另一面告诉我们，丝路北道强大的佛教势力并不会因为远在漠北的回鹘可汗的政治影响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摩尼教在西域地区的真正辉煌，尚需等待相当一段时间。840年，回鹘汗国内乱，渠长句录莫贺勾引回鹘劲敌黠戛斯攻破回鹘都城，杀死可汗，称雄漠北、控制西域北道的回鹘汗国崩溃。回鹘部众四散奔逃，其中有十三部立特勤乌介为可汗，南下归附唐朝；另外十五部，在回鹘相馺职的率领下，拥戴可汗的外甥庞特勤，西迁天山东部地区，希望在这块回鹘汗国的领地内求得生存和发展。到866年，回鹘首领仆固俊攻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创建了高昌回鹘（也叫西州回鹘）王国。

正像公元4世纪中叶河西的高僧随着逃难的北凉王族进入高昌，又如8世纪后半武威的高僧、长安慈恩大师窥基的弟子昙旷随河西节度使麾下的兵将退避到敦煌一样，在庞大的回鹘西迁的部族中，应该也有不少摩尼教徒随行，甚至有一些极富传教能力的法师，他们不仅把摩尼教势力从漠北转移至高昌，而且在高昌回鹘可汗的支持下，很快就让高昌民众也逐渐皈依了这一与其他宗教思想格格不入的信仰。在高昌回鹘王国的范围内，摩尼教的信徒上到可汗，下及普通民众，有男有女（图3），种族各不相同，有回鹘人，有粟特人，也有汉人。

图3 高昌回鹘王国的女性摩尼教徒（柏林藏吐鲁番出土绘画）

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数量极其可观，这些文献的存在本身，已然是9、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摩尼教兴盛的真实写照。在这些丰富的文献中，有用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写成的各类赞美诗，如《明父赞美诗》、《光明王国赞美诗》、《天堂赞美诗》、《创世赞美诗》、《永恒灵魂赞美诗》、《第三使赞美诗》、《光明夷数赞美诗》、《摩尼赞美诗》，以及两部赞美诗集《胡威达曼》（Huyadagmān）和《安格罗斯南》（Angād Rōšnān）。也有在各种宗教仪式上所念诵的《忏悔文》、《祈祷文》，以及各类宗教节日的诗文，如《庇麻节仪式文》，就是在摩尼教最重要的节日庇麻（Bema）节时所唱诵的赞美诗。此外，还有宗教譬喻文献，有宇宙论、末世论的书页，还有规诫文、布道文；有教会史著作，还有术语表、符咒文、占星文、历日表、葬仪文等等。

除了纯粹的宗教文献，吐鲁番还发现了一些有关摩尼教寺院运营的文书，以及教团内部的通信。20世纪20年代在吐鲁番考察的黄文弼先生，曾经获得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摩尼教寺院规定性文件，上面钤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省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的官府印鉴，总计125行的回鹘文长卷，详细说明了摩尼教寺院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寺院的制度、戒律，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摩尼教教团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从中不难看出，当地的摩尼教僧侣在高昌回鹘可汗的庇护下，已经从一种苦行的僧侣生活转向世俗化的寄生状态。

另一组异常珍贵的摩尼教文书，是1980年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三封粟特文书信，其中两封都是高昌回鹘境内某地的拂多诞寄给教团更高一级的领袖慕阇的。这位名为马尔·阿鲁亚曼·普夫耳的慕阇，应当是高昌回鹘王国内最高的摩尼教僧团领袖。这两封信都是在摩尼教的斋月中拂多诞向慕阇问候的信件，其中充满了虔诚的套语，尤为珍贵的是，我们可以从第二封信（编号B）中得知，年终、年初的斋月里摩尼教徒的宗教生活情景，他们有的“咏唱了四首赞美诗，反复朗读和歌唱了二十条教规和三百首歌，拜读了优秀的教典《夏普夫尔冈》”；有的则是“用粟特语两次咏唱了名为《没有过失》的赞美诗，反复朗读和歌唱了四十条教规和三百首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和比较集中的宗教生活场景，也可以由此推知，那些已经成为残片的赞美诗、戒本之类的文献在现实中是如何应用的。

庇麻节无疑是摩尼教寺院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个每年十二月（斋月）结束时举行的节日，是为了纪念摩尼和庆祝教团对摩尼教教义的承诺。在节日中，教徒要唱赞颂摩尼的赞美诗，阅读经典，背诵教规，享用圣餐，膜拜摩尼圣像，所有这些仪式要在挂有摩尼画像的供桌前举行。在前述那幅表现回鹘可汗入教的摩尼教书籍插图的背面，就是一幅庇麻节的图像（图4）：在祭坛的上面有一个神像，虽然已残，但学者推测是教主摩尼。下边是供奉的水果和面食，旁边是各级选民，有的正手捧经书作朗读状。所有选民身上，都用红色的摩尼文写着自己的名字：（中间）Mānī Yišōo、Radn-frazend、（左侧）Yāwad-yāwax[(?)]、Šahriyār-puhr、Rāymast-yazad、（右侧）Radn-xwarxšēd、Rām-frazend……，透过画面，我们耳边似乎依稀传来阵阵他们所唱诵的赞美诗的声音：

我们满怀崇敬地跪地膜拜，我们崇拜和赞美强大的神。值得赞颂的国王和光明世界的主宰，您理应获得荣耀，顺从您的希望和心愿，您（摩尼），我们崇高的神，请降临到我们身边。……

图4 摩尼教庇麻节图

　　（原载《寻根》2006年第1期，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