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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真实还是传说：马可·波罗笔下的于阗

《马可·波罗行纪》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欧洲人获取中亚和中国知识的重要源泉，但是它的记载是真实的？还是充满了传说？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仍未停止。然而，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马可·波罗关于中原的记载上，其实西域部分也是我们认识马可·波罗记载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有关于阗的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文书的记录，来看看马可·波罗关于于阗地区的描述到底是有关13世纪中叶西域地理的宝贵资料，还是不值得信任的无稽之谈。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Cotan一名的不同写法和相互关系，伯希和有非常详细的讨论。此地，传统的汉文史料多数写作“于阗”，《元史》作“斡端”（Odon），《西北地附录》作“忽炭”（Hotan），这是来自穆斯林史料的写法。马可·波罗的Cotan和“忽炭”比较符合，但本文较多使用汉文史料，所以视所用材料的来源而用不同称呼，一般则采用“于阗”或“斡端”两种写法，所指都是古代于阗的范围，即今天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包括今和田、皮山（Guma，固玛）、墨玉（Karakash）、洛浦、策勒（Qira）、于阗（Keriya）、民丰（Niya，尼雅)等县市。

一、马可·波罗经过时的于阗

《马可·波罗行纪》第54节讲述忽炭大州，文字如下：

忽炭（Cotan）州位于东方与东北方之间，广八日行程。其人属大汗统治（V）。该州之（LT）百姓皆崇拜摩诃末。它有众多城市与美好的（VT）村庄，及高贵的居民（TA）。最宏伟之城市叫忽炭，乃该区之首府，亦为全（TA）州之名称。其土地肥沃且（L）富有人们生活所需之（Ｒ）全部物产。该州盛产棉花、亚麻、大麻、油料、小麦（VL）、谷物、葡萄酒（VL）及其它物产，则皆与我们这里相同（L）。他们拥有很多葡萄园、园圃和花园，又（V）居民以贸易和手艺为生，而不是武士，然而吝啬十足且非常怯懦（VB）。关于此州，别无可述（V），现在我们将离开该地，向你讲述另一州，名曰培因（Pem）。

马可·波罗经过忽炭时，蒙古“大汗”对当地的统治情况和统治形式是怎样的呢？

马可·波罗经过于阗前后的中亚形势颇为复杂，经过学者的多年努力，已经大致上可以勾勒出一个轮廓，这里特别借助刘迎胜教授有关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来提示相关重要的事件如下。

于阗（斡端）原为西辽（哈喇契丹，1124～1218年）控制，哲别攻占据有西辽故地的乃蛮残部后，蒙古汗国占领其地。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称帝，不久，阿里不哥在和林地区即位，蒙古汗国内部展开激烈的内战。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将开平升为上都（Xanadu），称燕京（北京）为中都。原本支持阿里不哥的察合台之孙阿鲁忽（Alghu）与之反目，受到攻击，退守南疆，控制了于阗地区，称“于阗宗王”。1265年，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死，木八剌沙（Mubarak Shah）为汗。借助阿里不哥之乱后中亚的短暂和平，1265年，马可·波罗之父尼柯洛·波罗与叔父马菲奥·波罗随伊利汗国使者到达元廷。

1266年，元朝置“忽丹八里（Khotan Baliq）局”，表明斡端归元朝管辖。忽必烈派大将忙古带（Mughultay）率元军驻守其地。后来，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Baraq）夺取了斡端。其时，忽必烈全力攻打宋朝，无力西顾。

1271年，八剌死。其后，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逐渐回归元朝统治。同年六月，元朝“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英吉沙Yengi kat）等处居民”。正是在这同一年，马可·波罗等一行启程来华。1272年，中都改称大都，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1273年六月，元朝派遣玉工李秀才往可失哈儿、斡端等地采玉，并且命令镇守官忙古拔都儿（即忙古带）用官物支付运费。

大约1273年末或1274年初，马可·波罗一行到达斡端，此时这里正是在忽必烈大汗的统治之下，与马可·波罗所记相符。《元史》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免于阗采玉工差役。”刘迎胜以为这次所设驿站，是取道沙州，经合迷里（哈密）、火州（吐鲁番），再经曲先（库车），沿塔里木河的三条主要上源向西南或西行最便捷的水路。同年四月，元朝又下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可见，马可·波罗经过斡端的时候，正是元朝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最为稳固的时段。到1275年7月以后，与忽必烈敌对的窝阔台后裔宗王禾忽（Khokhoo）控制河西走廊，切断汉地与西域的交通，斡端、可失哈儿也为其所占。景教僧列班·扫马（ＲabbanSauma）西行时，正好目睹了当时的战乱情形：“抵达忽炭时正赶上众王之王忽必烈与禾忽（Oko）王之间爆发战争。禾忽被忽必烈赶入［此］国，杀了当地数千人，商道遂被切断，粮草（？）短少，难以见到，许多人因饥馑而死。六个月后，二位僧人自该地前行至可失哈儿地。他们看到该城空旷无人，因它已被敌人所劫掠。”马可·波罗一行恰好是在元朝直接统治斡端的时候经过这里的。

二、马可·波罗对于阗玉河的错误记载

斯坦因在他考察和田之后说到：“马可·波罗有关于阗和于阗人的记录使得早期中文史料的记载和我们现在观察所得的图景两者之间十分吻合，文字虽然简略，但在所有细节方面都很准确。这位威尼斯人发现当地人都‘属大汗统治’而且‘皆崇拜摩柯末’。”的确，马可·波罗在“斡端”一节中所说的当地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物产风俗等方面，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大体上是可信的。但马可·波罗有关斡端的记录，也有让我们无法接受的地方，这就是他把于阗著名的玉河，不是放在斡端的部分来叙述，而是移到了下面一节Pein的部分，即唐朝文献中的媲摩，位于策勒达玛沟北方的乌宗塔提，这里已经偏离玉河很远了。

马可·波罗在Pein一节中关于玉河和玉石的记载也很简单，他写道：

有一条河流经其地（Z），河中可以找到数量极大（V））的珍贵（LT）宝石，人们称之为碧玉（jasper）和玉髓（chalcedony）。

于阗的玉，实际上是于阗最为重要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没有被马可·波罗充分认识到，我们有必要把史籍中可以补充马可·波罗记载的最重要史料，以及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记录检出，来提示于阗玉的重要性，这些属于公元10世纪的文书大概是与马可·波罗时代最为接近而详细的玉石记录。

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于阗玉就广为中原人所知。《史记·大宛列传》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中原历代王朝都喜欢于阗玉，甚至在某些方面离不开它。因为皇帝所用之玺印一定要用于阗玉制作，皇帝的妃子也都要佩戴于阗玉制作的配饰，这是礼制的规定，王公贵族以下也都喜欢各种玉制佩饰，所以中原对于阗玉的需求持续不断。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认为，唐代玉工所需要的白玉、碧玉，都是来自于阗的。

至于玉河的位置，从来的记录都说是在于阗都城的东西两面。《梁书》记：“于阗国，西域之属也。……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和田麻扎塔格出土文书《唐开元九年（721）于阗某寺支出簿》有“西河”之称，推测也有与之相对的“东河”，两者应当是“西玉河”（喀拉喀什河，Kara kash）和“东玉河”（玉龙喀什河，Yurung kash）的简称。吐蕃统治时期（公元9世纪），大概因袭唐朝的称呼，分别用藏文写作Shel chab gong ma（西玉河）和Shel chab’og ma（东玉河）。至五代时，敦煌的《瑞像记》和瑞像壁画题记仍有“西玉河”之称。记录最详的可能要数五代时后晋使者高居诲（一作平居诲）出使于阗的《行程记》，他是以河流所产玉的颜色而加以命名的，并给出了距离于阗都城的里数：

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

白玉河即今玉龙喀什河，源出昆仑山；乌玉河即今喀拉喀什河，源出喀拉昆仑山；绿玉河为其支流。玉龙喀什河是出玉的主要河流，有白玉，也有青玉和墨玉。乌玉河多出碧玉，风化后外表漆黑，油光发亮，人们视若墨玉。

至于更具体的出产地，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说道：“玉出蓝田、昆冈。”这里的昆岗，就是于阗出产玉的重要地点。新近公布的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写本羽686号文书，是于阗国皇帝尉迟苏拉（Vis' a’S' ūra，967～977年在位）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944～974年在位）的书信，其中给他的这位舅舅致送的礼品有：

2 东河大玉壹团，重捌拾斤。

3 又昆岗山玉壹团，重贰拾斤。

4 又东河玉壹团，重柒斤。

5 又师子大玉秋辔壹副。

6 又密排玉秋辔壹副。

文书年代在944～977年之间。礼品中包括出自于阗东河（玉龙喀什河）的重80斤的大玉一团，出自昆岗山的重20斤的玉一团，出自东河的重七斤的玉一团，还有用玉制作的秋辔两副。东河与昆岗山无疑是于阗出产玉石的主要地点，其中的昆岗山，应当是指于阗南边之昆仑山。

敦煌文书P. 5538有用于阗语写的《天尊四年（970）于阗王尉迟苏拉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其中包含一份尉迟苏拉另一次送给曹元忠的礼物清单：

一是中等玉石一团，重四十二斤；

二是纯玉石一团，重十斤；

三是玉石一团，重八斤半；

总计玉石三团，六十斤半。

这件于阗文文书提到一团“中等玉石”重42斤，据上引羽686文书，于阗的玉团至少可分为一团重80斤的“大玉”和一团20斤以下的“玉”两种，“中等玉石”正好介于“大玉”和“玉”之间，可以让我们得知于阗的玉石根据重量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种。

P. 2958有几封于阗语书信的草稿，其中第6封信是一位“朔方王子”Hva Pa-kyau上于阗朝廷的书状，其中提到一位于阗使者Hvam Capastaka根据于阗朝廷的指令，用30斤玉与归义军官府换取了200匹丝绸（sacu）。在第7封信中，朔方王子希望母后能多给他一些玉石，以便换取更多的丝绸。

在大约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被疏勒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灭掉以后，于阗作为喀喇汗王朝的一部分，继续向中原王朝提供玉石。宋朝曾经要制作一方新的玺印，“因诏于阗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1118年元会时，于大庆殿正式接受之。

元朝也很重视于阗的玉石，上面提到1273年六月派遣玉工李秀才往斡端等地采玉，“必得青、黄、黑、白之玉”。元人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续集》上记载了一件事：

伯颜丞相尝至于阗国开省，于其国中开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胳，已即贡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一十七步，即长八尺五寸也，以重不可致。

马可·波罗提到的于阗玉的品种有碧玉（jasper）和玉髓（chalcedony）。于阗玉主要是一种软玉（jade），马可·波罗所谓碧玉（jasper）即指于阗玉。从上面提示的有限史料可以看出，于阗玉的种类有不少，斯坦因曾在和田购买过玉髓（chalcedony）或灰白色石英岩的图章戒指（B. D. 001. c）。马可·波罗只提到两种玉，可见他对玉的认识很有限，作为一个商人，对于于阗最重要的输出品如此无知，这是难以理解的。或许因为他是欧洲人，对玉不像中国人那样重视；或许是他在于阗停留时间不长，对当地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总之，马可·波罗虽然记载到了于阗最为重要的玉河和玉石，但很不准确，没有带给欧洲正确的地理信息。

三、媲摩的重要性

《马可·波罗行纪》有关于阗部分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Pein作为一个州单独加以叙述，而且文字比它原本附属的大州斡端还要多，虽然这中间有关玉河的部分或许是误置，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讲述一种特殊的婚俗。无论如何，这种突出Pein的做法是和唐代的情形不符，但它反映的可能是一个事实。

除了有关玉河和婚俗的记录，《马可·波罗行纪》第55节有关Pein的文字如下：

培因（Pem）乃一小（TA）州，广五日行程，位于东方与东北方之间。此州（LT）居民崇拜摩诃末，且同样（P）臣属于大汗。治下（VB）有众多城镇和乡村，全州（V）最宏伟的城市名“培因”，乃该地区之首府。……此州（Z）百姓拥有极为（VB）丰富的一切必需（V）品。该地也（V）盛产棉花。人们更多地（VB）以贸易和手艺为生。……或许你知道，上述自可失合儿至此地之所有诸州，即可失合儿、忽炭、培因，以及前方直至罗不（Lop）城之诸州，皆属大突厥。现在让我们离开此州，我将向你讲述另一州，名曰车尔成（Ciarcian）。

Pein即“媲摩”，应当是来自于阗语的Phema。其地点，应当在今克里雅河流域（今于田县境内），斯坦因比定为克里雅河流域下游沙漠中的乌宗塔提（Uzun-Tati）遗址，可备一说。

在唐代，这里是675年所设立的十个羁縻州之一，应当说规模也不一定比东玉河、西玉河、六城州以及固城、皮山、尼壤（蔺城）等城镇要大。但这里位于于阗国的东部边境，较其他羁縻州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于阗文的Phema一名，原指克里雅河流域一片广阔的地域，692年唐朝加强安西四镇的军事实力，大概此时以Phema的中心城镇设立守捉城，汉文称作“坎城”，此名可能来自于阗当地原有的Kamdva一名。此后，坎城守捉又发展成镇级军事单位，成为于阗王国东境最大的城镇。根据和田出土的Hedin 24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坎城和Phema可以勘同，汉文部分用“坎城”，于阗文部分用Phema。从整个当地出土文书来看，也是“坎城”一名为汉文文书所使用，而Phema则更多地为于阗语文书所用。

藏文文献也记有媲摩和坎城，前者见《牛角山授记》：“如来瑞像名垢朗（Ki'u lang）者将来于东方媲摩（Phye ma）城住，守护边境。”Phye ma当来自于阗语Phema。后者见《于阗教法史》，作Kham sheng或Kam sheng，以及《于阗国授记》，作Kam sheng，应当来自汉语的“坎城”。

晚唐、五代敦煌莫高窟壁画上，有媲摩城瑞像，敦煌文书S. 2113、P. 3033《瑞像记》称：

“此像从憍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今现在，殊灵瑞。”莫高窟第231和237窟这尊瑞像旁还保留了榜题：“于阗媲摩城中琱檀瑞像。”敦煌所出的“瑞像记”和莫高窟的瑞像榜题上同样有坎城瑞像，S. 2113《瑞像记》：“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其图像也见于莫高窟第231、237窟。两者并列表明来源不同，逐渐形成两个瑞像，一个来自印度，一个来自汉地，这也比较符合两个名称的一胡一汉背景。

五代时，敦煌于阗文行纪《钢和泰藏卷》中的Phimmana Kamtha即坎城。我们在938年前往于阗册封的后晋使者高居诲的行纪中，又见到坎城的名字：

（自仲云界）又西，渡陷河，伐柽置冰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

绀州，学者一般把它比定为坎城。我们从高居诲行纪中可以看到，从仲云部族所在的且末以西，到于阗都城之间，就只有绀州和安军州两地，安军州应当在于阗都城不远处，所以到了安军州，就到了于阗都城，而绀州无疑是公元10世纪上半叶于阗国东部地区的最大城镇，表明从唐朝到五代，媲摩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到了10世纪后半叶，俄藏敦煌文书Дх. 2148（2）+Дх. 6069（1）《于阗天寿二年（964）弱婢祐定等牒》，说到居留敦煌的于阗太子、公主等要在莫高窟开凿石窟，致信于阗国皇后、宰相，请求寄三、五十匹“绀城细緤”来，沿窟使用。这里的“绀城”，即指“坎城”。这也透露出媲摩一地在10世纪时仍然是于阗国的重镇，很可能是从唐朝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州。“绀城细緤”指的是媲摩地区生产的精细棉布，应当是其他地方织不出来的特别的一种棉布，这和马可·波罗所记“该地也盛产棉花”“人们更多地以贸易和手艺为生”相吻合。

尽管马可·波罗描述的于阗不是非常准确，比如玉河的位置，但有关于阗和媲摩的大部分描述是元朝初年这些地方真实情况的写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关那段时间的于阗我们知之甚少。

精彩文摘

真实还是传说：马可·波罗笔下的于阗

《马可·波罗行纪》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欧洲人获取中亚和中国知识的重要源泉，但是它的记载是真实的？还是充满了传说？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仍未停止。然而，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马可·波罗关于中原的记载上，其实西域部分也是我们认识马可·波罗记载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有关于阗的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文书的记录，来看看马可·波罗关于于阗地区的描述到底是有关13世纪中叶西域地理的宝贵资料，还是不值得信任的无稽之谈。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Cotan一名的不同写法和相互关系，伯希和有非常详细的讨论。此地，传统的汉文史料多数写作“于阗”，《元史》作“斡端”（Odon），《西北地附录》作“忽炭”（Hotan），这是来自穆斯林史料的写法。马可·波罗的Cotan和“忽炭”比较符合，但本文较多使用汉文史料，所以视所用材料的来源而用不同称呼，一般则采用“于阗”或“斡端”两种写法，所指都是古代于阗的范围，即今天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包括今和田、皮山（Guma，固玛）、墨玉（Karakash）、洛浦、策勒（Qira）、于阗（Keriya）、民丰（Niya，尼雅)等县市。

一、马可·波罗经过时的于阗

《马可·波罗行纪》第54节讲述忽炭大州，文字如下：

忽炭（Cotan）州位于东方与东北方之间，广八日行程。其人属大汗统治（V）。该州之（LT）百姓皆崇拜摩诃末。它有众多城市与美好的（VT）村庄，及高贵的居民（TA）。最宏伟之城市叫忽炭，乃该区之首府，亦为全（TA）州之名称。其土地肥沃且（L）富有人们生活所需之（Ｒ）全部物产。该州盛产棉花、亚麻、大麻、油料、小麦（VL）、谷物、葡萄酒（VL）及其它物产，则皆与我们这里相同（L）。他们拥有很多葡萄园、园圃和花园，又（V）居民以贸易和手艺为生，而不是武士，然而吝啬十足且非常怯懦（VB）。关于此州，别无可述（V），现在我们将离开该地，向你讲述另一州，名曰培因（Pem）。

马可·波罗经过忽炭时，蒙古“大汗”对当地的统治情况和统治形式是怎样的呢？

马可·波罗经过于阗前后的中亚形势颇为复杂，经过学者的多年努力，已经大致上可以勾勒出一个轮廓，这里特别借助刘迎胜教授有关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来提示相关重要的事件如下。

于阗（斡端）原为西辽（哈喇契丹，1124～1218年）控制，哲别攻占据有西辽故地的乃蛮残部后，蒙古汗国占领其地。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称帝，不久，阿里不哥在和林地区即位，蒙古汗国内部展开激烈的内战。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将开平升为上都（Xanadu），称燕京（北京）为中都。原本支持阿里不哥的察合台之孙阿鲁忽（Alghu）与之反目，受到攻击，退守南疆，控制了于阗地区，称“于阗宗王”。1265年，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死，木八剌沙（Mubarak Shah）为汗。借助阿里不哥之乱后中亚的短暂和平，1265年，马可·波罗之父尼柯洛·波罗与叔父马菲奥·波罗随伊利汗国使者到达元廷。

1266年，元朝置“忽丹八里（Khotan Baliq）局”，表明斡端归元朝管辖。忽必烈派大将忙古带（Mughultay）率元军驻守其地。后来，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Baraq）夺取了斡端。其时，忽必烈全力攻打宋朝，无力西顾。

1271年，八剌死。其后，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逐渐回归元朝统治。同年六月，元朝“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英吉沙Yengi kat）等处居民”。正是在这同一年，马可·波罗等一行启程来华。1272年，中都改称大都，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1273年六月，元朝派遣玉工李秀才往可失哈儿、斡端等地采玉，并且命令镇守官忙古拔都儿（即忙古带）用官物支付运费。

大约1273年末或1274年初，马可·波罗一行到达斡端，此时这里正是在忽必烈大汗的统治之下，与马可·波罗所记相符。《元史》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免于阗采玉工差役。”刘迎胜以为这次所设驿站，是取道沙州，经合迷里（哈密）、火州（吐鲁番），再经曲先（库车），沿塔里木河的三条主要上源向西南或西行最便捷的水路。同年四月，元朝又下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可见，马可·波罗经过斡端的时候，正是元朝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最为稳固的时段。到1275年7月以后，与忽必烈敌对的窝阔台后裔宗王禾忽（Khokhoo）控制河西走廊，切断汉地与西域的交通，斡端、可失哈儿也为其所占。景教僧列班·扫马（ＲabbanSauma）西行时，正好目睹了当时的战乱情形：“抵达忽炭时正赶上众王之王忽必烈与禾忽（Oko）王之间爆发战争。禾忽被忽必烈赶入［此］国，杀了当地数千人，商道遂被切断，粮草（？）短少，难以见到，许多人因饥馑而死。六个月后，二位僧人自该地前行至可失哈儿地。他们看到该城空旷无人，因它已被敌人所劫掠。”马可·波罗一行恰好是在元朝直接统治斡端的时候经过这里的。

二、马可·波罗对于阗玉河的错误记载

斯坦因在他考察和田之后说到：“马可·波罗有关于阗和于阗人的记录使得早期中文史料的记载和我们现在观察所得的图景两者之间十分吻合，文字虽然简略，但在所有细节方面都很准确。这位威尼斯人发现当地人都‘属大汗统治’而且‘皆崇拜摩柯末’。”的确，马可·波罗在“斡端”一节中所说的当地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物产风俗等方面，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大体上是可信的。但马可·波罗有关斡端的记录，也有让我们无法接受的地方，这就是他把于阗著名的玉河，不是放在斡端的部分来叙述，而是移到了下面一节Pein的部分，即唐朝文献中的媲摩，位于策勒达玛沟北方的乌宗塔提，这里已经偏离玉河很远了。

马可·波罗在Pein一节中关于玉河和玉石的记载也很简单，他写道：

有一条河流经其地（Z），河中可以找到数量极大（V））的珍贵（LT）宝石，人们称之为碧玉（jasper）和玉髓（chalcedony）。

于阗的玉，实际上是于阗最为重要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没有被马可·波罗充分认识到，我们有必要把史籍中可以补充马可·波罗记载的最重要史料，以及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记录检出，来提示于阗玉的重要性，这些属于公元10世纪的文书大概是与马可·波罗时代最为接近而详细的玉石记录。

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于阗玉就广为中原人所知。《史记·大宛列传》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中原历代王朝都喜欢于阗玉，甚至在某些方面离不开它。因为皇帝所用之玺印一定要用于阗玉制作，皇帝的妃子也都要佩戴于阗玉制作的配饰，这是礼制的规定，王公贵族以下也都喜欢各种玉制佩饰，所以中原对于阗玉的需求持续不断。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认为，唐代玉工所需要的白玉、碧玉，都是来自于阗的。

至于玉河的位置，从来的记录都说是在于阗都城的东西两面。《梁书》记：“于阗国，西域之属也。……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和田麻扎塔格出土文书《唐开元九年（721）于阗某寺支出簿》有“西河”之称，推测也有与之相对的“东河”，两者应当是“西玉河”（喀拉喀什河，Kara kash）和“东玉河”（玉龙喀什河，Yurung kash）的简称。吐蕃统治时期（公元9世纪），大概因袭唐朝的称呼，分别用藏文写作Shel chab gong ma（西玉河）和Shel chab’og ma（东玉河）。至五代时，敦煌的《瑞像记》和瑞像壁画题记仍有“西玉河”之称。记录最详的可能要数五代时后晋使者高居诲（一作平居诲）出使于阗的《行程记》，他是以河流所产玉的颜色而加以命名的，并给出了距离于阗都城的里数：

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

白玉河即今玉龙喀什河，源出昆仑山；乌玉河即今喀拉喀什河，源出喀拉昆仑山；绿玉河为其支流。玉龙喀什河是出玉的主要河流，有白玉，也有青玉和墨玉。乌玉河多出碧玉，风化后外表漆黑，油光发亮，人们视若墨玉。

至于更具体的出产地，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说道：“玉出蓝田、昆冈。”这里的昆岗，就是于阗出产玉的重要地点。新近公布的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写本羽686号文书，是于阗国皇帝尉迟苏拉（Vis' a’S' ūra，967～977年在位）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944～974年在位）的书信，其中给他的这位舅舅致送的礼品有：

2 东河大玉壹团，重捌拾斤。

3 又昆岗山玉壹团，重贰拾斤。

4 又东河玉壹团，重柒斤。

5 又师子大玉秋辔壹副。

6 又密排玉秋辔壹副。

文书年代在944～977年之间。礼品中包括出自于阗东河（玉龙喀什河）的重80斤的大玉一团，出自昆岗山的重20斤的玉一团，出自东河的重七斤的玉一团，还有用玉制作的秋辔两副。东河与昆岗山无疑是于阗出产玉石的主要地点，其中的昆岗山，应当是指于阗南边之昆仑山。

敦煌文书P. 5538有用于阗语写的《天尊四年（970）于阗王尉迟苏拉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其中包含一份尉迟苏拉另一次送给曹元忠的礼物清单：

一是中等玉石一团，重四十二斤；

二是纯玉石一团，重十斤；

三是玉石一团，重八斤半；

总计玉石三团，六十斤半。

这件于阗文文书提到一团“中等玉石”重42斤，据上引羽686文书，于阗的玉团至少可分为一团重80斤的“大玉”和一团20斤以下的“玉”两种，“中等玉石”正好介于“大玉”和“玉”之间，可以让我们得知于阗的玉石根据重量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种。

P. 2958有几封于阗语书信的草稿，其中第6封信是一位“朔方王子”Hva Pa-kyau上于阗朝廷的书状，其中提到一位于阗使者Hvam Capastaka根据于阗朝廷的指令，用30斤玉与归义军官府换取了200匹丝绸（sacu）。在第7封信中，朔方王子希望母后能多给他一些玉石，以便换取更多的丝绸。

在大约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被疏勒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灭掉以后，于阗作为喀喇汗王朝的一部分，继续向中原王朝提供玉石。宋朝曾经要制作一方新的玺印，“因诏于阗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1118年元会时，于大庆殿正式接受之。

元朝也很重视于阗的玉石，上面提到1273年六月派遣玉工李秀才往斡端等地采玉，“必得青、黄、黑、白之玉”。元人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续集》上记载了一件事：

伯颜丞相尝至于阗国开省，于其国中开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胳，已即贡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一十七步，即长八尺五寸也，以重不可致。

马可·波罗提到的于阗玉的品种有碧玉（jasper）和玉髓（chalcedony）。于阗玉主要是一种软玉（jade），马可·波罗所谓碧玉（jasper）即指于阗玉。从上面提示的有限史料可以看出，于阗玉的种类有不少，斯坦因曾在和田购买过玉髓（chalcedony）或灰白色石英岩的图章戒指（B. D. 001. c）。马可·波罗只提到两种玉，可见他对玉的认识很有限，作为一个商人，对于于阗最重要的输出品如此无知，这是难以理解的。或许因为他是欧洲人，对玉不像中国人那样重视；或许是他在于阗停留时间不长，对当地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总之，马可·波罗虽然记载到了于阗最为重要的玉河和玉石，但很不准确，没有带给欧洲正确的地理信息。

三、媲摩的重要性

《马可·波罗行纪》有关于阗部分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Pein作为一个州单独加以叙述，而且文字比它原本附属的大州斡端还要多，虽然这中间有关玉河的部分或许是误置，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讲述一种特殊的婚俗。无论如何，这种突出Pein的做法是和唐代的情形不符，但它反映的可能是一个事实。

除了有关玉河和婚俗的记录，《马可·波罗行纪》第55节有关Pein的文字如下：

培因（Pem）乃一小（TA）州，广五日行程，位于东方与东北方之间。此州（LT）居民崇拜摩诃末，且同样（P）臣属于大汗。治下（VB）有众多城镇和乡村，全州（V）最宏伟的城市名“培因”，乃该地区之首府。……此州（Z）百姓拥有极为（VB）丰富的一切必需（V）品。该地也（V）盛产棉花。人们更多地（VB）以贸易和手艺为生。……或许你知道，上述自可失合儿至此地之所有诸州，即可失合儿、忽炭、培因，以及前方直至罗不（Lop）城之诸州，皆属大突厥。现在让我们离开此州，我将向你讲述另一州，名曰车尔成（Ciarcian）。

Pein即“媲摩”，应当是来自于阗语的Phema。其地点，应当在今克里雅河流域（今于田县境内），斯坦因比定为克里雅河流域下游沙漠中的乌宗塔提（Uzun-Tati）遗址，可备一说。

在唐代，这里是675年所设立的十个羁縻州之一，应当说规模也不一定比东玉河、西玉河、六城州以及固城、皮山、尼壤（蔺城）等城镇要大。但这里位于于阗国的东部边境，较其他羁縻州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于阗文的Phema一名，原指克里雅河流域一片广阔的地域，692年唐朝加强安西四镇的军事实力，大概此时以Phema的中心城镇设立守捉城，汉文称作“坎城”，此名可能来自于阗当地原有的Kamdva一名。此后，坎城守捉又发展成镇级军事单位，成为于阗王国东境最大的城镇。根据和田出土的Hedin 24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坎城和Phema可以勘同，汉文部分用“坎城”，于阗文部分用Phema。从整个当地出土文书来看，也是“坎城”一名为汉文文书所使用，而Phema则更多地为于阗语文书所用。

藏文文献也记有媲摩和坎城，前者见《牛角山授记》：“如来瑞像名垢朗（Ki'u lang）者将来于东方媲摩（Phye ma）城住，守护边境。”Phye ma当来自于阗语Phema。后者见《于阗教法史》，作Kham sheng或Kam sheng，以及《于阗国授记》，作Kam sheng，应当来自汉语的“坎城”。

晚唐、五代敦煌莫高窟壁画上，有媲摩城瑞像，敦煌文书S. 2113、P. 3033《瑞像记》称：

“此像从憍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今现在，殊灵瑞。”莫高窟第231和237窟这尊瑞像旁还保留了榜题：“于阗媲摩城中琱檀瑞像。”敦煌所出的“瑞像记”和莫高窟的瑞像榜题上同样有坎城瑞像，S. 2113《瑞像记》：“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其图像也见于莫高窟第231、237窟。两者并列表明来源不同，逐渐形成两个瑞像，一个来自印度，一个来自汉地，这也比较符合两个名称的一胡一汉背景。

五代时，敦煌于阗文行纪《钢和泰藏卷》中的Phimmana Kamtha即坎城。我们在938年前往于阗册封的后晋使者高居诲的行纪中，又见到坎城的名字：

（自仲云界）又西，渡陷河，伐柽置冰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

绀州，学者一般把它比定为坎城。我们从高居诲行纪中可以看到，从仲云部族所在的且末以西，到于阗都城之间，就只有绀州和安军州两地，安军州应当在于阗都城不远处，所以到了安军州，就到了于阗都城，而绀州无疑是公元10世纪上半叶于阗国东部地区的最大城镇，表明从唐朝到五代，媲摩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到了10世纪后半叶，俄藏敦煌文书Дх. 2148（2）+Дх. 6069（1）《于阗天寿二年（964）弱婢祐定等牒》，说到居留敦煌的于阗太子、公主等要在莫高窟开凿石窟，致信于阗国皇后、宰相，请求寄三、五十匹“绀城细緤”来，沿窟使用。这里的“绀城”，即指“坎城”。这也透露出媲摩一地在10世纪时仍然是于阗国的重镇，很可能是从唐朝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州。“绀城细緤”指的是媲摩地区生产的精细棉布，应当是其他地方织不出来的特别的一种棉布，这和马可·波罗所记“该地也盛产棉花”“人们更多地以贸易和手艺为生”相吻合。

尽管马可·波罗描述的于阗不是非常准确，比如玉河的位置，但有关于阗和媲摩的大部分描述是元朝初年这些地方真实情况的写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关那段时间的于阗我们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