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麦积山石窟被纳入现代人文视野的是日本学者大村西崖，1917年(日本大正6年)，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在此书中，引用了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国外始知大都督李允信在天水麦积山建七佛龛事。但这条资料仅仅是大事记性质，比较简单，并没有引起人们对麦积山石窟的重视。真正将麦积山石窟重新引入国人视野的是天水学者冯国瑞先生。冯 ...

麦积山石窟被纳入现代人文视野的是日本学者大村西崖，1917年(日本大正6年)，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在此书中，引用了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国外始知大都督李允信在天水麦积山建七佛龛事。但这条资料仅仅是大事记性质，比较简单，并没有引起人们对麦积山石窟的重视。

真正将麦积山石窟重新引入国人视野的是天水学者冯国瑞先生。冯国瑞，1901年生，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著名学者，1927毕业。1949年前，先生曾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国立西北师范学校教授等职。1949年之后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兰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文史馆馆员和省政协委员等职。著有《绛华楼诗集》、《张介侯先生年谱》、《麦积山石窟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等。

1941年初，冯先生开始整理地方历史文献，接触了很多有关麦积山石窟资料。同年农历4月初八，冯先生和朋友赵尧丞、聂幼莳等同行首次到麦积山实地考察，以“对证古本”的方式去找古迹，抄录碑文，勘察地理环境，并对洞窟做了编号，共计编号122个。发现以前未有人谈到的壁画，颇有收获。随后写成《麦积山石窟志》，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印300本发行。该小册子是国人对麦积山首次考察研究的成果，当时在《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等新闻媒体均有相关报道，对宣传麦积山石窟胜迹起到很大作用。麦积山石窟始继敦煌之后显扬于世。兰州大学刘文炳教授所做的序中高度概括了《志》的价值：必待文物劫余之后，而始有《敦煌学》之成学；必待像画劫余之后，而始有云冈、龙门之审存。故在外人未有所著之先，国人皆未之及。唯秦州麦积山石窟之有志，则自天水冯公仲翔始。

《志》中对麦积山石窟历史沿革、造像、壁画、建筑及有关碑刻铭文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考证。全志包括12部分：1、甘肃诸石窟中之天水麦积山佛龛。2、秦汉间麦积山之史迹。3、西魏大统时之再建麦积山佛龛。4、北周李允信之建造麦积山七佛阁与庾信之作铭。5、散花楼遗迹间之六朝壁画与藻井画。6、造像。7、建筑。8、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9、宋明清人之石刻。10、瑞应寺。11、胜迹。12、艺文附录。全志涉及范围广泛，基本上对麦积山石窟遗存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

为了保护麦积山石窟艺术，先生提出修建保存文物的博物馆，多次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吴稚晖、邓宝珊以及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等去信、打报告；觐见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古正伦，提出自己对于保护和维修的意见，多方要求协助。

1944年2月，冯先生携同刘文炳教授再次上麦积山石窟考察。这次考察，主要完成石窟的编号及草图测绘工作。随后写成《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提出研究和保护方案，并呈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

1945年，冯国瑞对山体正面（即东崖）洞窟情况整理并在《和平日报》上报道后，驻榆林的邓宝珊先生（天水人，建国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对自发组织保管运动和补修栈道曾给予大力支持。次年（1946年）9月拨付了一定的资金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修缮。同年秋天，冯国瑞邀请甘肃省第四区（天水）行政督查专员胡受谦在山中小住，争取到政府少量资金。10月对东崖卧佛洞到牛儿堂的栈道工程进行了维护。同时在僧人的配合下，补修瑞应寺房屋及僧房，并建设山馆五间，工程历时两月有余，为来往的学者和游客提供基本的参观和考察条件。并请吴稚晖先生题写“麦积山馆”，还请于右任先生题写“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的对联。

1947年初，冯国瑞先生邀请天水县长方定中上山考察，并联合地方有识之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员会”，拟定对有重要史迹洞窟的补修计划。这是首次对麦积山石窟从维修保护和周边环境治理诸方面考虑较为全面的保护计划，惜因为时局以及资金问题这些计划都没有落实。

此次上山时，通过与僧人交谈，得知麦积山西崖有“万佛洞”，由于栈道断绝，百年来无人登临。遂请来当地木匠文得权于2月10日“挟长板，架败栈间，递接而进，至穷处，引索攀援”，于此发现了麦积山最大的洞窟（现编号133窟）。冯先生依据文得权的口述，认为此洞即是五代诗人王仁裕《玉堂闲话》中描述的万菩萨堂。欣喜之余立即用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的原韵撰写《天水麦积山西窟万佛洞铭并序》，后刻石以天水麦积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员会的名义勒于山中，现保存于瑞应寺。次年（1948年）还为文得权题写中堂及对联各一，对联写到“洞窟猿升山上下，莲花鱼戏叶东西”，对文得权在悬崖上自如上下攀援发出了由衷赞叹。

1952年10月，冯先生陪同西北考察团对炳灵寺石窟考察后，又对麦积山石窟进行勘察。编号洞窟157个，摩崖石刻题记最早为唐代大中七年（852年），并对发现的133洞窟的第十号造像碑，在内容、建筑、装饰、雕刻、艺术等方面给以了高度的评价。

1953年7月初，中央文化部组织以吴作人为首的专家组对麦积山石窟做进一步的勘查研究。7月29日正式开始调查工作，勘察团主要以冯国瑞《麦积山石窟志》为重要文献依据，对麦积山进行了历时32天的考察，冯先生随行。这次勘察收获很大，后来冯先生也随团到北京继续做资料整理工作。他写的《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和考察团的报告一起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二期。从此，众多专家对麦积山石窟的研究都以冯国瑞先生的考证为依据。

1960年生活困难时期，冯先生身体日渐衰弱。他自觉来日无多，特命儿孙将家藏的各类文物及书画、拓片共10余箱，悉数捐赠给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收藏。他相信只有交给麦积山才会永久保存，如此方不负当年收藏之初衷。冯先生捐赠的文物等藏品不乏精品，极大丰富了麦积山石窟艺术的内容，并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本文选自董广强主编《麦积山石窟文物工作七十年》，2018年，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