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10月15日10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学术周末”系列讲座在院楼127会议室举行。本场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题目是《西汉铸钱遗址研究》。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刘尊志教授主持，四十多位师生到场聆听并参与讨论。主持人：刘尊志主讲人：徐龙国铸钱是中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的铸造生产活动，与社会政治 ...

2020年10月15日10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学术周末”系列讲座在院楼127会议室举行。本场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题目是《西汉铸钱遗址研究》。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刘尊志教授主持，四十多位师生到场聆听并参与讨论。

主持人：刘尊志

主讲人：徐龙国

铸钱是中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的铸造生产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紧密相关。西汉是古代钱币类型由半两向五铢、钱币形式由不定型向定型、铸钱技术由探索向成熟的转化时期。汉武帝设立上林三官负责全国的铸钱事务即是上述转化的节点，对中国古代铸钱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铸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上林三官的设立标志着中央完全掌握了铸币权，这既增强了中央的经济实力，为汉武帝开疆拓土提供了财力支撑，也有效地扼制了地方的离心力，维护了西汉政权的长期稳定，对西汉政治及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对促进铸钱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秦汉考古资料尤其是铸钱遗存资料的日益丰富，对西汉铸钱及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厘清一些历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讲座以时代为纲，分三条主线进行。根据西汉铸钱遗存的发现情况，徐老师把西汉分为早、中、晚三期，围绕铸钱遗址、铸钱技术和铸钱政策三条主线展开论述。讲座内容在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的同时，辅以文献记载，对西汉铸钱进行多方位的考察与探讨。讲座重点突出了近几年来徐老师的一些新思考，特别详细阐述了上林三官分别在何处，王莽时期后锺官的所在地，王莽时期的国家正版及盗版钱范，整个西汉时期铸钱技术的发展脉络等问题。

讲座现场

西汉早期，铸钱从秦半两到榆荚半两，到高后八铢半两到五分钱（半两的五分之一），再到文帝四铢半两。尤其是文帝四铢半两颁行时期，在官铸、私铸与盗铸的共同作用下，钱币不断减重，虽有半两之名，却无半两之实，致使民间出现了大量的“称钱衡”。汉武帝建始年间颁行了三铢及三分钱（四铢半两），意图改善钱币减重现象，但收效甚微。

目前可确认的西汉早期铸钱遗址较少，主要发现于西汉河南县城、齐都临淄、河东郡治、赵都邯郸等地。从钱范性质来看，关中地区多见铜范，山东、河北两地多见石范，河南、山西以泥范为多。质地不同、形式多样、功能不一的钱范，揭示了不同的铸钱工艺和技术。就此时铸钱技术来讲，一为直流浇铸，一为叠铸。山西夏县禹王城陶范模代表了当时的直流浇铸工艺，其流程为：刻制祖范—翻制陶范模—浇铸金属铸范—合范浇铸钱币。以陕西地区出土金属范模为代表的叠铸工艺流程为：刻制祖范（石/陶）—翻制陶范模—浇筑金属范模—模制陶铸范—浇铸钱币。从所铸铜钱看，虽然可以见到一些正面带郭的半两和极少正背两面都带郭的半两，但是绝大多数均平背无郭，铸造此类铜钱工艺流程并不复杂，由此成为私铸盗铸猖獗、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西汉早期80余年，前40年地方拥有铸币权，后40年，以平定“七国之乱”为界，中央逐渐掌握了铸币权。可以说，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皆为汉武帝铸造正背均带郭的五铢及实行上林三官专铸创造了条件。

在设立上林三官前，有一个短暂的前奏。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令各郡国铸五铢，即郡国五铢。1980年发掘的陕西澄城坡头村铸钱遗址，窑炉中摆放着准备铸钱的整套钱范，铸钱工具齐全，为研究此时的铸钱技术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元鼎三年(前114年)又令锺官铸赤仄五铢，以一当五，赋税皆用赤仄钱。赤仄五铢显然是虚值钱币，受到地方及民间的强烈抵制，导致“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

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设立水衡都尉，下设上林三官，专门负责铸钱，以供全国之用。上林三官，因位于上林苑内而得名。但文献中并未交待三官具体所指，因而长期以来争讼不断。直到20世纪90年代，因锺官、技巧、六厩钱丞及火丞封泥的发现，吴镇烽、党顺民先生才最终确认上林三官为锺官、技巧和六厩，并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三官分处何地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近年来，在西安周边地区发现了4处汉代铸钱遗址，即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兆伦锺官铸钱遗址、西安高低堡铸钱遗址、长安县窝头寨铸钱遗址、西安相家巷铸钱遗址，前三地位于上林苑中，最后一处位于汉长安城内西北部。

西汉上林三官及王莽铸钱遗址地图

户县兆伦村铸钱遗址已被确认为锺官，学术界并无异议。高低堡铸钱遗址位于汉代建章宫遗址内，核心在建章宫前殿基址之下。在此发现的陶范模呈长铲形，以浇注道为中心左右各二到四列钱型，穿上一横，范头部位有“巧一”、“巧二”、“可”、“工”字等铭文。根据铸钱遗物及其与建章宫夯土台基的叠压关系，基本确定以高低堡为中心的铸币工场是太初元年（前104年）以前的技巧铸币工场，太初元年，因营建建章宫，技巧铸钱作坊搬迁他处。相家巷铸钱遗址位于汉长安城西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该遗址范围内出土数量巨大的陶范模及陶背范，陶范模的钱型穿上多带一横，范头铭文多样，有“工一”、“工四”、“甲”、“元凤四年造”、“甘露元年五月乙亥造”等等。20世纪90年代，在调查及发掘过程中发现带“巧”字的钱范及子母砖。这说明，建章宫营建后，技巧官铸钱作坊迁至相家巷。窝头寨铸钱遗址出土带铭文的陶范很少，目前仅见“元凤□年造”、“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两块五铢钱陶范模，昭宣之时正是上林三官铸钱最兴盛的时期，在上林苑内，天子脚下大张旗鼓地开厂铸钱，此地一定是上林三官之一。根据以上考古发现，徐老师认为相家巷是高低堡“巧官”停铸以后的铸钱作坊新址，并就此推断窝头寨可能为六厩铸钱遗址。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省技巧、六厩官，所省的也正是铸钱之官。从汉武帝设三官，至成帝省两官，三官铸钱80余年。成帝以后，只留锺官铸钱。据记载，从汉武帝至平帝元始(1-5年)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

三官普遍采用“刻制祖范—翻制陶范模—浇铸金属铸范（与陶背范合范）—浇铸钱币”的直流浇铸工艺。与西汉早期相比，铸造技术更加精进，所铸铜钱“周郭其质，不可磨鋊”，因此有力扼制了盗铸行为。史书载：“民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上林三官各铸钱作坊所铸铜钱形制统一，以此供应全国，也大大提升了全国钱币的标准化水平。

直流浇筑工艺示意图

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地方分铸的铸币政策，因此在全国发现了许多这一时期的铸钱遗址。长安城附近就有几处，以户县锺官遗址和汉长安城西南部的好汉庙遗址最为重要。徐老师在介绍历年来各地所发现的王莽铸钱遗址后，指出前锺官是户县兆伦村锺官遗址，这一点早有定论。设上林三官时，这里是西汉的锺官，王莽时期改为前锺官。后锺官应即好汉庙遗址，该遗址位于建章宫西南部，在此发现的王莽钱范最为齐全，几乎囊括了王莽四次改制的所有钱范种类，而王莽自居摄二年（7年）至天凤元年（14年）共推行四次币制改革。为保证中央对铸钱的控制及推动钱币铸造统一化，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他们带到各地的应是国家制造的正版钱范。除以上两个遗址外，目前全国其他地区发现最多的是第二次币改及其以后的钱范，并未发现第一次币改的钱范。从钱范的发现情况看，第一次改制时，在前、后锺官铸钱，从第二次改制开始，放权各郡国铸钱。第一、二次改制采用了直流浇铸技术，第三次改制时，则是直流浇铸与叠铸两种工艺并行，第四次改制时完全使用叠铸工艺。在直流浇铸技术条件下，五十谏大夫带到全国的是在前、后锺官雕刻的祖范；在使用叠铸工艺后，他们带到全国的是在前、后锺官浇铸的金属范模。与西汉早期相比，王莽时期的叠铸工艺技术难度大为增加，设计更加巧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徐老师指出，王莽频繁改制，所铸铜钱种类繁多，加之虚值严重，因而大大刺激了盗铸行为。目前发现的钱范中，有不少是当时盗铸的盗版钱范。官方叠铸金属范模采用榫卯结构，正、反面钱型交错设计在同一范片上，上下两块范片，卯榫相扣，即可铸出正背带郭的钱币，加之保密工作做得极好，盗铸钱范始终不得要旨，因此与官方铸范差异明显，极易区分。但长期以来，对于王莽时期的盗铸钱范及盗铸遗址，学界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王莽在短短7年间推行4次币制改革，商品流通深受其乱，加之民间盗铸猖獗，乱上加乱，民众不堪其扰，最后上下其手，导致新莽人亡政息。

叠铸工艺示意图

在自由讨论阶段，同学们就铜范的优越性、直流浇铸与叠铸工艺的流程差异等进行了提问，徐老师一一做出了合理的解答。

本次讲座，徐龙国老师以各个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依据，对西汉时期的铸钱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和阐释，讲座内容逻辑严密，论述清晰，为南开师生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令人印象深刻。

供稿：崔焱

编辑：陈梦雅

审校：陈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