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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格文明——世界屋脊的绝唱
考察的目标原定是探寻古象雄文明。象泉河流域的扎达,据说就是古代象雄的中心地带,本教、象雄文、藏医均发祥于此
阿里,一片遥远、神秘、未知的土地,其丰富的文化遗迹和奇异的自然景观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探险家、考古队。早在1902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便从新疆进入阿里,揭开了20世纪人类对阿里地区不间断地探险和考察的序幕。一个世纪过去了,阿里地区对许多人来说,依旧陌生。
2001年7月,由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察队,沿西藏拉萨-阿里至新疆叶城一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考察的目标原定是探寻古象雄文明。象雄文化是西藏的古老文化之一,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就存在于西藏高原西部。地处象泉河流域的扎达,据说就是古代象雄王国的中心地带,本教、象雄文、藏医均发祥于此地。在吐蕃帝国建立以前,象雄的势力颇为强大,分为内、中、外象雄三部分,仅内象雄即包括现在的阿里、拉达克等地,辖区异常广阔。但作为象雄大本营的阿里,历史的风尘模糊了城堡的轮廓,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和判断。
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加之阿里范围过大,自然条件恶劣,短时间的考古调查对于这样一个有着神秘深厚文化内涵的题目,确实有相当大的困难。最后考察的方向定为探寻古格文明。
在难耐的等待中,考察队终于启程了。从拉萨到阿里有两条路,即南路和北路,我们选择南路溯雅鲁藏布江而上,穿越大片后藏谷地直达阿里的普兰、扎达。这条跨越雪山、戈壁、江河和无人区由砾石铺就的搓板路,是解放军官兵、民工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回想1985年我们第一次向阿里挑战,近2000公里的路,仅凭两辆旧北京212吉普,一辆老解放大卡车,一路行驶了14天,仗着当时年轻力壮,一切的艰难险阻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之后几年,我又多次参加了阿里考古工作,但每一次深入,对生命脆弱的体验愈加强烈。两个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已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一个是扎达县办公室主任李柏灵,他曾亲自驾车把我送到古格,几个月后,由于高山反应死在阿里至拉萨的路上。另一位是扎达县文化局局长尼玛次仁,他去日喀则探亲,差几个小时就到家了,不幸翻车致死。
幸好,此次考察队的配置颇为精良,6辆四驱丰田4500,1辆崭新的东风卡车,车上贴满赞助商的标识。队员又是统一服装,兵强马壮,好不威风。尽管如此,我们一路还是备加小心。同时我还坚持以往的做法,每当踏上这条命运多舛的旅程,便不由自主地按着藏民的习惯,路过山口扔一把“隆达”(印经文的纸片),摘下帽子高喊“索——索”,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
规模如此宏大的建筑群,看来仅用香柏林寺遗址来命名似有些不妥
普兰是我们此行考察的重要一站。它位于阿里西南方向,与印度、尼泊尔接壤,是阿里地区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据藏文资料记载,普兰在公元初就成为象雄国的辖区之一,是阿里三围中的一围,即“雪山环绕的地方”。9世纪末,吐蕃王朝后裔吉德尼玛衮逃往阿里时受到普兰土王的礼遇,后又娶土王女儿为妻。吉德尼玛衮晚年将领地划成3块分给自己的儿子,其中长子执掌普兰,次子统领古格,幼子承袭玛隅。古格故城的位置早已经确定,但普兰王宫遗址所在何处,却一直像谜一样飘浮在孔雀河(又名马甲藏布)畔。
在今普兰县城北侧有一处寺庙建筑称贡不日寺,位于孔雀河北岸,系依山凿洞而建,洞前搭设栈桥连通各洞窟。在贡不日寺北面的山顶上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1985年至今,我们虽多次来过普兰,但均未对这处遗址做过调查。现在,它将是我们重点“猎获”的目标。
这处遗址被西藏文管部门称作香柏林寺遗址。我们决定从正(南)面上山。山并不太高,征服“猎物”的兴奋也使大家跃跃欲试。走到半山,发现情况不妙,因通往山上的路早已荒废,被前面的人踩松动的石块不时向下滚落,对跟在后面的人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初来阿里的队员,高山反应导致身体不适,精神异常紧张。由于这里比内地缺氧达50%,几个队员嘴唇发紫,脸色发白,坐在半山腰大口喘着气。上面是高耸的山崖和防卫墙,下面是滔滔的孔雀河水,让人望而生畏。进退两难中,仅仅300米高的山坡爬了足足有3个小时。
山顶上的建筑遗址沿山脊的起伏东西一字排开,遗址总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西部分布着属于萨迦派的寺庙群,中部是格鲁派时期的香柏林寺遗址,东部是普兰宗政府遗址和一些小寺庙废墟。规模如此宏大的建筑群,看来仅用香柏林寺遗址来命名似有些不妥。因为西藏历来政教合一,每一处建筑遗迹往往是寺庙和政权机构合并而筑。在战时频繁的阿里,每一重要建筑同时也是设计严谨、能攻能守的坚固城堡。
由于有十几年多次对阿里文物和遗址进行调查的经验,此遗址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普兰境内规模和面积最大的一处古建筑群。从它周围的环境和它显要的建筑位置,我们推测这就是普兰王宫所在地。但更翔实的实物资料,只有等今后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补充证实。
这密如蜂巢的洞窟是何时构建,弥漫其中的强烈生命气息又是何时散去?在这片贫瘠的高原土地上,又怎么会诞生如此辉煌灿烂的佛教壁画?
让人魂牵梦绕的古格王国又在向我招手了。作为古格故城所在地的扎布让,如今就像一座古代遗存的露天博物馆,任凭岁月风化侵蚀,也任凭后来的人们遥想缅怀。而每次我走近她,解读她,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这个神秘偏远的古老王国,实在隐藏了太多的历史秘密。
扎达所在的象泉河流域曾是象雄王国的中心地带,那构筑于土林之上的象雄时期城堡后来又辟为古格故城城址。作为两朝之都的扎达,以土林地貌而闻名于世。这一恢宏奇特的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当地人传说,很久以前,扎达一带是一片汪洋。后来,土林山渐渐从海底升起。再后来,海水消失,陆地裸露,经雨水冲刷,便形成如此这般奇形怪状的地貌。由于气候干燥,象泉河水位越来越低,河水依次降低留下的河岸线又在制造新的土林形态。而在面积广袤的西藏,只有扎达才有这样奇特神秘的山势。难怪一位活佛曾说,扎达土林是大自然造就、赐予的佛教圣地。
如果说象雄王国时代是阿里本土文化的孕育期,那么后继的古格王国则迎来了阿里历史上最炫目的时代。在扎达质朴怪异的土林上,洞窟密布,佛塔林立。而这密如蜂巢的洞窟是何时构建,弥漫其中的强烈生命气息又是何时散去?在这片贫瘠的高原土地上,又怎么会诞生如此辉煌灿烂的佛教壁画?
每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我便不断地为自己提出种种新问题。考察队伍中迷恋古格历史文化的人不在少数,像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张建林,自1985年以来,我们一直搭挡着做阿里地区的考古调查。十几年来,古格的历史在我们心中已越来越清晰:吐蕃王朝灭亡后,那位导致西藏历史上最黑暗的百年灭佛期的朗达玛之孙吉德尼玛衮逃往阿里,并一反祖父的主张,准备传布佛教。由于受到普兰土王的礼遇,并娶土王女儿为妻,最后被推举为王,由此开创了雄居阿里700载的古格王朝。
古格王及阿底峡选择佛教兴国之际,恰值宗教史上的剧烈变革时代,阿里不仅是藏地佛教徒的避难所,也成为周围诸国佛教高僧的庇护地
吉德尼玛衮的孙子科日是弘扬佛法态度最坚定的一个。他将王位让给弟弟,自己出家为僧,取法名为拉喇嘛•益西沃。他还选派弟子外出学法,兴建托林寺,之后准备重金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来古格传经说法。为了筹得资金,他亲自率兵攻打异教徒,不幸战败被俘。古格王得信后四处搜集黄金拟赎回益西沃,益西沃告诉前来探望的侄子绛曲沃说:“我已老了,不必赎我了,你们带上黄金到印度去迎请阿底峡吧。”
绛曲沃遵照益西沃遗嘱,于1042年派人携黄金前往印度迎请阿底峡进藏。曾担任过印度18座寺院住持的阿底峡在得知古格人为迎请他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后,决定前往古格弘法。
当然年近60岁的阿底峡之所以接受迎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此时佛教在印度备受伊斯兰教排挤。我们如果了解当时古格王国周边宗教文化发展的情况,将会更有助于了解古格王国存在的价值。
在古格王及阿底峡选择佛教兴国之际,恰值宗教史上的剧烈变革时代。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以其蓬勃活力蔓延于阿拉伯半岛,遍及半个世界。伊斯兰教早在7世纪时就传入波斯,之后许多崇奉佛教的国家相继转为“清真之国”。佛教在亚洲的统治地位被动摇,连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和尼泊尔也更换门庭,改信八九世纪时由婆罗门教改革后形成的印度教。10世纪时,伊斯兰教经过十数次入侵,终于在1203年毁掉了印度超行寺,佛教在印度宣告消亡。
伴随着大规模的灭佛风潮,西藏腹地也未能幸免。9世纪时,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对佛教徒肆无忌惮地围杀剿灭,阿里不仅是藏地佛教徒的避难所,也成为周围诸国佛教高僧的庇护地。古格王国便在这种佛教面临灭顶之灾的大背景中成长起来的。
1043年,阿底峡来到古格托林寺传经说法。据藏文史书记载,托林寺是仿桑耶寺而建,但在设计时又巧妙地将桑耶寺所表现的设计思想和内容严密地融合在一幢建筑中,堪称西藏古代建筑艺术的上乘之作。这座千年古寺曾在藏传佛教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1076年,在古格王支持下,托林寺召开了由卫、藏、康等地高僧参加的火龙年大法会,史称“丙辰大法会”。阿底峡大师的驻锡和火龙年大法会的召开,使托林寺蜚声全藏,成为西藏最著名的寺院。作为当时西藏宗教、文化中心的古格,也确立了其在藏传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
楼兰等古国的覆亡与水源枯竭、绿洲消失有很大关系,但古格王国所在地,象泉河终年川流不息,然而这一神秘消失的古国却依旧一去不复返
在伊斯兰教的半包围中,古格王国凭借它高山峡谷、独居一隅、空气稀薄等地域特点,一直坚守着她的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曾以武力铁骑,天主教、基督教则以温和的传布,但都未能征服这片“与世隔绝”的高地。稳居于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能抵制其他宗教的强大攻势和渗透,这不仅是个富有意味的人文地理现象,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外来的佛教与阿里地区的本土宗教“本教”融合后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终于走到了极端。大约在17世纪初叶,古格王国已寺庙如林,贵族僧侣集团势力强大,并与王室在争夺权力和属民上形成尖锐的矛盾对立。对外还有与拉达克的连年征战。在内忧外患频加之际,天主教耶稣会神甫安德拉德费尽周折来此传教,并很快得到古格国王的支持。传教士企图以基督教取代藏传佛教,古格王国的内部矛盾越来越深。1630年,古格上层僧人发动和领导的暴动开始了,他们后来又联合邻国拉达克军队一起包围了扎布让古格城堡。
面对强敌的长刀火枪,人心向佛的古格人只能以竹箭和石头与之对峙,古格王国难逃一劫。然令人遗憾的是,古格人没能劫后余生。
由于阿里海拔极高,路途遥远,人迹罕至,使古国的城址、寺庙等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由于不是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古格文明的衰亡与再发现远不如楼兰、尼雅等遗址受人关注。但有一个现象却是值得注意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熊文彬博士指出,地处新疆的楼兰等古国的覆亡与水源枯竭、绿洲消失有很大关系;古格王国所在地,源于雪山的象泉河终年川流不息,虽然它的流量可能已减少,但它一直没有断流过,而神秘消失的古格王国却依旧一去不复返。还有像一场战争,能否导致古格人口从10万以上一下锐减至几千?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文化消失了,同时也带走了有关古格王国的诸多谜团。
虽然带着2台GPS和50万分之一的地图,我们这群自诩为有丰富野外考察经验的人却没有在戈壁滩上发现一条通往多香的车辙印
当然能解读古格王国历史的不仅仅是这座庞大的古格故城和盛载着古格王国太多辉煌的托林寺,它四周每一个小小的建筑遗迹,也同样是认知古格的重要注记。比如距古格西南约20公里处的多香遗址。
用现在的话来讲,多香是古格王国的卫星城,同时也是守卫古格南大门的堡垒。其他如达巴、波林、香孜、东嘎、皮央等也同样是古格的卫星城,它们如群星般拱卫着王城,共同缔造着古格的辉煌。
在古格东侧的山谷里,有一条通往卡孜波林的路,途中可绕到多香。但没有路标,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天我们出发得很早,几辆越野车呼啸着从土林的谷地驶过,卷起蔽日的尘烟。跑出几十公里后,大家高涨的情绪逐渐低落。虽然带着2台GPS和50万分之一的地图,我们这群自诩为有丰富野外考察经验的人却没有在戈壁滩上发现一条通往多香的淡淡车辙印。烈日下的茫茫戈壁,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有些队员已经泄气了。在高原,人们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这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有两辆车子连招呼都没打就返回驻地,余下的3辆车在没有丝毫印迹的戈壁滩上靠指南针和GPS,循着多香的大致方位驶去。驶进一条山谷,终于有一条模糊的路横亘在眼前。我们顺路而行,在一悬崖下嘎然停住,原来是一条死胡同。
路很窄,倒驶不可能,调头也难。怎么办?最后还是由最熟练的司机,冒着车子滚下山的危险将车调过头。原路返回,又从山谷另一侧行走。这条路早已荒芜,有的地段被洪水冲成一段一段的。山高路陡,大家不敢往下看。眼睛盯着天上的云,反正小命交给司机了,听天由命吧。
车子终于驶出山谷。又沿着一条乱石翻滚的河滩北行。大约走了近1个小时,一座庞大的建筑遗址出现在眼前。
遗址建在100米高的土山上。山呈鱼脊状横列,遗址随着山形起伏。这片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的庞大遗址群分西、南和山顶3个区,共有房屋73座、碉堡16座、塔15座、窑洞176孔、防卫墙两道。碉堡等防卫设施主要集中在山顶和西区,僧舍和窑洞密布在南区山腰和西区东侧,佛殿和塔分布在南区山脚下的山坡和台地上。大部分建筑窑洞已毁。佛殿仅有杜康(集会殿)、贡康(依怙殿)保存稍好。通过仔细勘察我们发现,遗址上的防卫工事颇为严密,碉楼、防卫墙分布合理。建筑上不仅设置了射箭孔,还贮存了大量擂石。整个遗址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大堡垒。
由于这里早无人烟,它的名字已被人们遗忘了。因窟前的象泉河边长满沙棘,我们遂称它为沙棘窟
象泉河流域现存有数十座类似的建筑遗址,它们曾见证了象雄、古格王国的辉煌与衰落。数年前我们考察象泉河北岸的萨岗寺时曾多次路过一处建筑遗址。因正逢酷热季节,又背负着粮食、饭锅、帐篷、睡袋、相机、测量工具等几十斤装备徒步而行,虽然我们疲倦无神的目光已瞥见山崖洞窟中隐约有壁画的影子,但实在无心思和气力攀爬了。而每当远离它时,那若隐若现的壁画,又不由自主地牵着我的神经。
此次考察队因要考察扎达岩画和萨岗寺又将重新路过这处遗址,我们心中热切的期盼再次被点燃。在高倍望远镜的视野里,洞窟的形状由模糊而逐渐变得清晰。西藏文物局的哈皮布年轻力壮,用极快的速度攀了上去。原打算从崖顶坠下绳索,或从东侧崖壁用手铲挖脚坑再行攀爬。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洞里,有一暗道与上面各洞相通,根本不用花费太大的体力。当我站在曾让我苦思冥想的壁画面前时,我不由地惊呆了。
洞窟的南壁已塌落,仅剩北壁画有一佛二菩萨和两个坛城,西壁画有3座坛城,东壁仅剩1座坛城。洞窟顶部大面积脱落,仅剩残缺的飞天和迦陵频迦鸟。这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壁画,确切地说应当是11至12世纪初绘制的。
从1985年初次踏上阿里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找早期寺观和洞窟壁画。1992年,由霍巍、李永宪教授为领队的文物普查队在札达县发现了东嘎洞窟壁画,随即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积极关注。这证明在阿里地区,也有与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及甘肃敦煌莫高窟形制相同的洞窟壁画。这次是继东嘎洞窟壁画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这个洞窟叫什么名字呢?在西藏,但凡有寺庙的地方,寺庙名便是这个地方最习以为常的称谓。但由于这里早无人烟,它的名字已被人们遗忘了。因窟前的象泉河边长满沙棘,藏民管这里叫“沙棘”,我们遂称它为沙棘窟。
虽然历次考察我们尚未发现一处确切的象雄文化遗迹,但我相信,每一处古格文明遗址都叠压在象雄文明遗址之上
与东嘎壁画类似的是此窟壁画也以冷色调为主,采用大量的石青、石绿为绘画颜料,与藏传佛教史中后期偏重暖色(以红、橙、黄色为主)的寺观壁画色调和风格截然不同,其绘画技法反而与敦煌同期壁画接近,这对研究阿里壁画与西亚、新疆、河西走廊等地壁画的交互影响提供了难得的例证。
沙棘窟已在风雨侵蚀中度过了近千年,从已经残缺、褪色的壁画上,我们不仅看到了随佛教复兴而盛起的古格王国的身影,也嗅到象雄文明的气息。虽然历次考察我们尚未发现一处确切的象雄文化遗迹,但我相信,每一处古格文明遗址都叠压在象雄文明遗址之上。
根底深厚的象雄文明以其原生的本教影响着藏民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改变了舶来的佛教的本来面目,参与创造了西藏历史。这或许就是阿里地区文化在西藏大文化构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每当我即将离开古格时,又在酝酿新的期盼。这已是我第6次踏上古格的土地。残存的古格故城好似我阔别多年的故乡,每一次亲吻、拥抱她时,都让我激动与伤感。目睹残墙断壁以及遍地都散落着的盾牌、盔甲、马甲、经书和佛像,极易使人们联想到370年前古格人与达克人拼搏撕杀的残酷场面。加上遗址上残存的男牢、女牢、壁葬婴儿、干尸洞,一幅庞培古城式的图画跃然眼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古格故城时的所见,但每当我凝视着古格王国的洞窟、壁画、文物,恍惚中我便常常以古格人自居,或穿上古格战士的盔甲,或系上僧侣的袈裟,或骑马或牵牛,或趁夜色翻山越岭去袭击拉达克,或千里迢迢运输木材。我曾执意把古格守护人的卡垫(阿里自制的毯子)买下带回北京,铺在我的床上。我想随时感觉古格的遥远、神秘和与众不同的气息。
我所熟悉的古格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回望自己的千年风尘时,他没有太多的遗憾,他安然地走过了生命中的每一道历程。然每当我身临其境面对铺天盖地的历史,在备感兴奋与豪迈的同时却总是带着深深的遗憾,即我们对他的了解和重视太少太轻。作为我第二故乡的古格,对他不断地探求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