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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 许宏: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
有幸在第一时间读到张海这本厚厚的专著,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原腹心地区考古工作的“老兵”,我的内心充溢着欣喜和慰藉。在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先后工作了二十余年,我对这片土地是怀有感情的。几乎毕生思考、探研的就是中原核心区的社会复杂化问题,因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包括相关考古学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构建上的迟滞不足,研究碎片化导致的对长时段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把握的欠缺,以及研究取向上的种种问题所在,都是无法释怀的,同时也深刻地理解深化相关研究、廓清诸问题之难度。因而,当张海告知书稿杀青,坦诚邀约时,我慨然应允,愿意不揣浅陋,忝为小序。
2007年,应赵辉老师邀请,去北大参加他的两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其中之一就是张海。他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公元前4000至前1500年中原腹地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当时的评审意见,在十三年后已可解密。这里不妨抄录片段,读者从中可以感知我对张海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偏爱。
中原腹地是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地区。既往相关研究成果甚众,形成研究热点,属于学科前沿课题。但已有综合研究往往失之粗略和肤浅,缺乏精密的论证过程;专题研究又局限于对不同侧面问题的分析。近年的一系列考古工作,获取了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新的材料,提供了深入探讨的可能,但学界尚未就此开展系统的梳理分析工作,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有待于明确和深化。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该文整合了既有的多学科研究的收获,尤其是近年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首次以中原腹地各相对独立的小流域为单元进行了区域对比研究,进而在宏观的时空框架内,从文化谱系、环境变化、聚落形态和经济技术等几个方面,就该区域文化变迁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作了长时段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可以认为,该文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课题的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
集多学科成果于一体的大视野的动态考察,是该文最大的创新之处。作者用了极大的篇幅,对中原腹地各小区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进而逐级比较整合,并结合最新的精确碳十四测年数据,构建起了讨论中原腹地文化演进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基本的时空框架。以小区域为单元的历史主义分析是该文的一大特色。详备的考古学基础研究,为该文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该文的亮点之一。从聚落形态研究的角度入手探索区域间的差异及其相互间的交流与互动,构成该文的核心视角,极具创新性。其中对洛阳盆地等区域聚落形态的细致分析颇见功力,在方法论上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
正因如此,此后我曾多次鼓励催促张海尽早成书,以飨学界。但他总是报以歉意的微笑,认为还是不太成熟、尚需打磨。当他从英国进修回来时我又旧话重提,他再往后放放的理由中,又增加了视野开阔后对既往研究中概念先行倾向的自警。我是深以为是的,颇能理解他的坚持,同时又由衷地希望他的系统研究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转型期的中国考古学,太需要这样的研究了。
由于本书是张海在他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因此对他这书的总体评价,可以上述引文为准,兹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读毕新书稿,再看当年我的评审意见中提出的“该文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课题的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张海在诸多问题上的细致分析“在方法论上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等论断,十三年之后仍未过时,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评价这本新著。我当时提到的他博士学位论文的一大亮点是“详备的考古学基础研究”,这一亮点在本书中依然保有,新书又收纳了此后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更新到现在,这都极大地加重了本书的分量。而这些扎实的基础作业,没有深厚的田野考古功夫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这十几年,除了短暂域外研修的开阔视野、了解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动向,张海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去河南“泡”典型遗址、跑调查和多学科交叉研究上,新的统计分析工具的把握运用,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我们喜见他相关的论文和执笔考古报告的成果不断问世。在总体研究理念及对长时段观察的偏爱上,我和张海是惺惺相惜的;而方法手段上,则“前浪”“后浪”之别可以显见。分析工具、统计手段的更新,大数据的把握,使张海他们从材料中能够提取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这也提示我们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史正掀开新的一页。
张海在本书中,把从文化与社会层面开展的对中原核心区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之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是聚落形态和文化谱系研究的大发展阶段。他这代人进入考古学之门,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感受中国考古学转型的风潮,都是在这一阶段。而张海跟随赵辉老师开始进入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已到了这一阶段的成熟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海生逢其时。他划分的研究史第四阶段,是2010年以来,这个最新阶段的特质,被他归纳为“聚落形态与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精细化”,这也正是他把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一放就是十几年,而倾注心力所做的事。正是这样的学科发展的机遇和张海多年来的不懈探求,使得这本书成为转型期中国考古学的典范之作。
我在前述张海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意见中,即指出“以小区域为单元的历史主义分析是该文的一大特色”。这种以小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的研究方法,首先在不同小流域分别进行“区域式”的研究,然后在更大范围内讨论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并进行逐级地整合。这种超越文化史研究范畴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对精细化的小区域本位、聚落本位乃至遗迹本位的不同层级的研究,都体现在了张海的书中。我在想,是否可以简单粗暴地把张海的这种努力形容为“解构中原”?从这位年轻学者关于区域文化与社会的精细化研究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考古学向全方位的、细密的社会考古研究转向的一个面相。
捧读此书,我常常为新的“发现”——作者新的深入解读而感动。按说,张海所述,大部分是我这个从事中原考古的老兵所熟悉的。但即便是洛阳盆地的部分,虽然自己是该区域系统调查和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主持者,但却几乎是一直带着一种“新鲜感”来阅读张海的解读的。我为未能达到这样的解读深度而惭愧,同时又为自己的团队尽可能系统客观的记录有裨于他的研究而稍感欣慰。张海的新著也有类似的“述而不作”的气质,以材料及其分析取胜,不做过多的推衍,因而读者会觉得很好用。
譬如著名的登封王城岗城址。多年来围绕该城址是否属夏代初期“禹都阳城”的论争,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张海则他在书中平实地告诉我们,“颍河中上游地区的社会发展重心表现为从仰韶文化时期的上游登封盆地转移到龙山文化时期的中游禹州平原,再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重新收缩回登封盆地的过程。”也即,社会发展重心在王城岗城址所在的龙山文化时期反而移出了登封盆地。而禹州平原的瓦店聚落才“是龙山文化时期颍河中上游甚至整个嵩山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中心。发现有城址的王城岗聚落属于中等规模的次级中心……相比而言,瓦店聚落无论从规模还是控制影响力上都高于王城岗聚落”(203页)。他曾主持对王城岗城垣修建土方量的模拟实验,其最初发表于王城岗遗址考古报告中的复原估算结论是:“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要一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10-20个聚落的劳力。这与我们目前调查发现的登封盆地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大体符合。”在本书中,他又进一步推论到,“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王城岗聚落很可能已经成为龙山文化晚期颍河中上游地区登封盆地聚落群的中心,并具有整个聚落群的控制力”(200页)。在如此平实理性的分析面前,关于王城岗遗址的性质,其究竟属于多大范围的聚落群的中心乃至政治实体的中心,还用再说什么吗?
要之,张海此书集宏阔与细腻与一身,资料翔实又述而不作,会成为学者继续探究相关问题的一个宝库。即便是新论,张海的论断也往往是令人信服而又留有余地的。如此娴熟的材料梳理和深入理性的分析,当然会生发出更多深刻的洞见,甚至颠覆性的认识。张海给出了一部分,更多地留给了读者做深入的“发掘”。
我就“发掘”到了一例,是关于中原中心的形成过程与重要节点问题,张海在书中有丰富翔实的论述,但进一步阐释解读的余地仍然很大。他指出,“与龙山文化的多中心区域复杂社会相比,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了以二里头都邑为单一中心的更庞大的复杂政体结构,其控制范围涵盖了整个中原核心区,并在二里头都邑与新兴的不同区域中心之间形成了人口、核心技术和重要资源掌控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二里头早期国家的管理模式以及资源控制已经超出了龙山社会本地化的局限……重新定义了‘中心’与‘边缘’、‘华夏’和‘蛮夷’的概念,将地理的中原转变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中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在我看来,这支持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原中心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最终形成的观点。
仁者见仁。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思考余地甚至想象空间的书才是好书,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张海此书,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2020年7月
(题目为编者自拟)
编辑 | 张怡 实习编辑 | 宋奕璇
复审| 郭晓蓉
终审| 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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