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朱天元

在今天的公共媒体中谈起二里头和夏朝，许宏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对于这位自1999年开始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长，二十年徜徉、耕耘在考古现场的考古学者来说，他是幸运的。资讯爆炸，媒体信息碎片化的当下，他有足够的机会与平台向公众分享他在田野现场中的发掘、实践后不断构思、扩容的新理论，使大众更深刻地理解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早期中国在世界文明中不断演变的过程。许宏同样是孤独的，在他的同行们热衷于“对号入座”，将历史遗址与早期传说与神话中的人物、族群一一对位，不断地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向更久远的时代推进。许宏则始终站在考古学本位与实证主义的角度上坚持，考古学者应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对于他工作、耕耘多年的二里头遗址，许宏坚持认为：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但认定二里头是夏有违学术底线。这也使他一次次地陷入到大众的争议的焦点，因为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摆脱国族主义的阴影。早期中国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明背后，也承担了在近代国耻教育下成长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自身认同的困惑。

1923年，《努力周刊》刊载了青年学者顾颉刚与钱玄同之间关于论古史书的通讯，这封私人信件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作为民族神话与理想世界存在的夏商周三代，面临着现代历史观念与方法论的挑战。在清代学术的启迪下与戏曲、歌谣与民俗潜移默化间的影响下，顾颉刚提出了一系列观念与计划希望中国上古史进行一场一场“重估价值”：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打破地域向来一统，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顾颉刚的“疑古”史观所他创立的古史辨派在一开始，就受到学术之外的攻讦与挑战。1929年顾颉刚所编的《现代初中国民教科书》中因为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存在，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查禁。国民党的考试院长戴季陶认为，否定三皇五帝以及否认中国人出自同一个祖先“动摇民族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而顾颉刚则认为民族的自豪感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的认知之上，民族的偶像也必须经过现代科学观念的检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出场了，这场风波也成为百年来关于夏商周学术争论的缩影。

考古学先天就无法免疫国族主义的诱惑。1921年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在仰韶遗址的调查中示范了西方考古学的方法，直面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起源的重大问题，对于以文献真伪作为争论焦点的中国古史学界形成了重大冲击。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一位朋友曾说到：在20年代的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只会遭到学生的耻笑，二十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认为1950年以前的中国考古学的主旋律就是民族主义，而考古学自诞生一刻起的重要使命就是解决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何者的起源更早。同样，百年以来饱受列强侵略蹂躏之苦的中华民族需要一种新的古史框架来解决“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形成”的困惑。如果我们回溯百年以来考古学界关于早期中国起源，夏文化、先商文化、早商文化关系以及对中华文明史前格局的争论，背后体现恰恰是作为知识人的中国考古学者使用现代学术语言，在民族主义的感染下对于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立一种崭新叙述的尝试。所有的材料、理论与史观的弦外之音，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以及科学与理性价值难以稀释的国族情感。作为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文化托命感与理想世界之所在的夏商周被西方舶来的考古学与现代史学进行上上下下的大量质疑的时候，考古人很难没有一种时空断裂后的错愕。即使在今天，公共媒体上出现的所有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争议，你都会看到这种情绪交织其中，张光直关于民族主义与考古学关系的判断，依旧没有过时。

采访中的许宏和我在无数次公众场合的演讲中所见到的一样，诚恳、热诚，对于他所认定的学术底线却有着一种执拗的坚持。当今天的全国各地，纷纷以古代圣王的故里作为开发旅游与招商引资的招牌，甚至不少专业学者为之背书站台之际。许宏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文字材料的出现，夏朝的信史地位不能确定。他笑言自己是“屁股决定脑袋”，作为考古学者进入历史现场，考古学的工具理性以及实证方法是他理解早期文明的首要因素。他理解百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早期文明溯源的朴素的民族情感，却无法让自己随波逐流置身其中。许宏的大陆同行批评他“疑古过甚”、“过于强调考古学本位缺乏经典文献的佐证”，而台湾学者黄铭崇则认为许宏的思维模式依旧是“中原中心论”。对常常处于漩涡中心的许宏来说，他认为任何学术批评其实都来自不同视角、语境内对于早期中国的界定，正是在这种多重视角的交叠中，文明的意义与考古学的独特价值会在争鸣中慢慢浮现，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是非之分。

在去年完成了主编的《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后，许宏笑言自己要由考古人向“非虚构作家”转型，相比于考古报告，他更希望向大众奉上《何以中国》这样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语言的作品，他想像他的前辈学者张光直一样，把中国文明放在同时期世界文明的语境下来进行对话、考察，在大历史的框架下，追溯今天的我们与遥远的先民之间断裂间的延续。在他作为主笔之一的《中国历史大师课》无疑体现了他的抱负与尝试。他的关注不再是二里头一隅，他希望能通过二里头把视野移向更广远的东亚大陆与欧亚大陆，通过梳理、归纳物质文明与技术交流的过程，勾勒出在世界文明的广阔背景下，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中国与世界又是如何深刻地彼此浸润、镶嵌。

人类学家克拉克认为考古学遗存的残缺本质使考古学研究不是一个一望可知的复原，而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阐释也许比复原更重要。这句话同样可以放在近代中国考古学界探索与阐释的学术史之中，从学界今天争论不休的关于二里头是否为夏都以及从古至今对于“中国”概念的争相解读，同样在考古学者身上投射出他们所身处的整个社会的焦虑。许宏的解读也许不是是距离历史真实最近的，却是让我们看见在国族主义背景下生发出的考古学之外的另一种尝试。真理未必常常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集体无意识催发下的种子却永远不会诞生出真理。

《中国通史大师课》是一本面对大众读者的读物。大众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一部分出自猎奇探秘的心理，一部分源自于民族自尊心的驱动，希望用文明的长度来证明本国文明的延续性。面对这两种心态，您认为作为一个向大众写作的考古学者，应该具有怎样的责任感？

许宏：如果问挑战在哪里，我作为田野考古出身的学者，无论是写普及性作品还是做中国通史大师课的音频课，让我有感触的是两个方面。

首先，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众的文化素养在提高，像我这样的田野考古人成为“网红”在三四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值得欣慰的，而且我越来越感到公众的接受能力不断增强。不管是讲座的提问还是网上的互动，朋友们提问与交流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这是很难得的。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个问题，我们向公众传达内容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些朋友还是有听不懂或者难以理解的时候，我觉得这主要是学术内容向大众语言转换过程中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从我2009年开博客，同时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出版，之后几乎是十年时间的磨合，我觉得自己现在依然还在做语言转换的努力，就是希望把那些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的专业知识变得更容易让公众接受。但是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个人还愿意在这方面下更多功夫。今年是我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第二十年，我开玩笑说我要从田野考古人，转身为“作家”——非虚构作家了。《最早的中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了，也可以看作面向公众的非虚构作品。我也愿意花更多的精力，继续写这样的作品。所以第一方面的挑战，还是希望公众再更多地掌握历史文化的背景和底蕴，我自己作为考古人也愿意做这方面的努力。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

其次我痛感我们以前的历史教育是一种标准答案式的教育。我们的读者、网友、听友满足于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夏朝究竟存不存在？”“二里头究竟是否属于夏朝？”。实际上这些讨论，必须把它们放到学术的脉络里，用逻辑和材料说话，要注重推导过程。实际上我愿意跟大家共勉的，是要使我们的思维复杂化。我听过不止一位大学教师跟我吐槽说，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变刚入学的大一学生的思维方式，让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来矫正中小学阶段标准答案式的教育。如何让学生有批判性思维，让他们知道考古学和上古史的许多结论具有不可验证性，去接受一种更多角度与层次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一直讲回顾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百年以来中国考古人从学术上寻根问祖的过程中，在心理、思维上一直存在着两大主线。第一，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后带来了科学理性、求真求实的精神，等于考古学首先追求的是史料的精确和史实的复原。第二，一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侵略和欺凌，而有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因此生发出朴素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贬义词，狭隘的民族主义才是有害的。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愫和科学理性的认知这两者，中国知识分子处理起来并非是完全和谐的，有的时候是很纠结的。作为一个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 建构国族认同，建构文化认同是不是应该建立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我还是觉得整个公共知识界应该意识到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我相信这一切都在逐渐变好。但是现在网上也有一些小朋友，和我谈的不是学理、逻辑、思辨，而是用情感、情怀来代替学术讨论。这和作为学者的我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如果不用学术的视角和方法讨论，就没有回应的必要。

对于我来说，理想的读者当然是具备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如果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有提升，那么大家就能从我们这些学者身上汲取到更多自己需要的东西。

《中国通史大师课》的第一章叫做《中国文明是五千年吗》，这也许会使很多以三皇五帝等神话人物作为历史开端的读者视作一种挑战。上古史中存在着“神话时代”，苏秉琦、严文明等先生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五帝时代”。当代学者韩建业也认为仰韶前期、仰韶后期与龙山前期分别对应着古史中的炎帝、颛顼与尧舜时代。您怎么看这种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对照分析？

许宏：《中国通史大师课》这一章的标题是编辑加的，好像还挺吸引人的眼球，但是我通篇解读早期中国基本上是考古学本位的，贯穿着考古人写史的思想。我在课程中也说过，这些争议都是看问题的视角。中华文明能否追溯到五千年，还是像易中天先生说的三千七百年？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如果把早期中国比喻成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婴儿的呱呱坠地，或者是再往前上溯到精子、卵子的碰撞，或者再往前上溯到父母恋爱结合，甚至认为父方母方任何一方的出生才是这个生命体诞生的前提，这都没有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存在，中国文明肯定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从理论上讲，这都是可以讨论的，是一种阐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

至于像你问题提到这些先生，他们采用的都是文献史学的话语。在当时的文献（比如甲骨文）发现之前，在古代中国是殷墟时代之前，考古学是没有办法把后世文献记载的国家和族群与具体考古遗址一一“对号入座”的。如果有学者愿意对号入座，他也是一种推论和假说，而不是实证性的研究。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同时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是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探究的。但是作为一个考古人，我还是倾向于考古人写史的方法。在史前和原史（proto-history）两大阶段，由于后世追述性的文献典籍没法一一与考古遗存对号入座，我们还是倾向于用平易、客观的考古学话语系统，来表述我们要迫近的史实。任何一个学者都不能说自己的观点肯定就是真理或者史实本身，我们只能迫近，这个是有认识论上的不同的。

学者当然可以做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对照，但是我觉得宜粗不宜细，比较合适的像蒙文通先生、徐旭生先生等，他们的研究把古史传说的史事与人物分配到以河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中原华夏集团、以海岱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东方夷族集团和以江汉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南方蛮族集团，然后一一地对应于华夏、东夷、三苗这些古史中的部族，这样的尝试是有建设性的价值的。但是如果具体到传说中的某一帝王，说某个遗址就是传说中圣王的都城，这种判断我认为要极其慎重。我很认可、赞同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的观点：“分进合击”是考古学正确的研究方式，就是考古学和文献史学各自做好自己的本体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再慎重整合，这是合适的研究方法。虽然我推崇的是考古人写史，但是我不认为考古学需要一直保持所谓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我认为中国考古学从属于大历史学。历史学分为狭义史学和广义史学，狭义史学实际上是文献史学，我们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兄弟学科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大的从属关系，在这里我指的是大历史。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共同致力于对大历史的建构。考古学研究必须升华到大历史研究的层面。

中国早期文明与外来文明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比如有学者讨论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鼎与鬲的区别，以及非汉藏语系的语言在中原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在您看来，早期文明中的哪些特征具有外来文明的影子？而早期中华文明在世界早期文明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许宏：我们说最早的中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现在被纳入中国版图的临近中原的区域在当时就是域外。正如当年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所谈及的，当年的殷人就把分布在今天晋陕高原的部族叫羌，羌的定义不同于今天的民族概念，随着“华夏”版图的扩大，羌成为界定华夏族群外缘的文化符号。

由于东亚大陆东南用鼎西北用鬲，可以说鼎是东亚大陆原生的，然而鬲也不是现在的域外发明的，而是从晋陕高原一带传播过来的，实际上鼎鬲两种器物都是炊器。由于北方是粟黍文明，南方是稻米文明，因为食物及其烹饪方式的不同才有炊器的不同，所以整个的古代中国文明是建立在两大生态文化基础上的。鬲的使用范围有些在早期中国域外，但是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这一点务请公众朋友们意识到，没有一成不变的“中国”概念，中国的生命史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

至于更远的外来文明，比如我们刚才谈到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是外来的，但是外来文明因素与技术传播到中原的过程并不是几个月内急行军般地传播、扩散，而基本上是接力式的，几代人在几个区域，以时间换空间，慢慢流转。比如殷墟的车马肯定是外来的，东亚大陆在殷墟时代之前是没有马车的，但是我不认为马车是从高加索大草原直接传过来的，至少是与商人关系最密切的晋陕高原、燕山南北的土著居民，在掌握了马车的制造与操作技术之后，在与殷人折冲交往的过程之后（可能是通过战争，也可能是和平共处的贸易、婚嫁等交流），使得商人掌握了马车的制造和使用技术。比如说社科院考古所赵志军研究员提到过的一个概念叫“文化包裹”——青铜、绵羊、小麦，以及黄牛、马、车这些事物与技术等都是通过欧亚大陆，从西向东最终到达东亚大陆的。在二里头时代前后，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一千多年的时间，许多文化因素已经被考古学者确定是外来的，到最后他们成为早期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

我们对考古学的认识大多是来自1928年安阳发掘之后，然而民国以来的考古学者比如大谷光瑞、橘瑞超对于西北的关注。鸟居龙藏、谢阁兰等人对西南地区的开掘也卓有成就。包括张光直晚年在台湾地区的勘探，也都试图在中原视角之外，找到新的发现。在您看来，考古学研究是否也需要一次“去中心化”，重新评估自身的传统？

许宏：现在看来这些尝试探索都是有益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一直提醒如果只懂中国已经看不清中国了，必须要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来研究，上世纪的中外前辈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我在为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中宫本一夫先生所著的《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所写的推荐序中就提到，外国学者的视角常常超越了当今国界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东亚大陆的版图是贯通的，所以有许多认识是可以给中国学者以启迪的。比如张光直先生就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给中国考古学者带来了很多思路上的启发。

在中国古代史的前期，“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西北地区，因为有高山、沙漠、高原的阻隔，所以中国的地形像个大盆地，也特别像一口大井，由于这口井太大，使得我们往往有遨游的感觉，其实关于中国文明多元一元的论争，全部限于这口“井”里。东亚大陆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有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内蒙东部和辽宁西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不早于距今3700年。、如果你要放开视野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它们都是整个欧亚青铜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最开始历史研究有区域史、国别史，后来有了世界史的概念，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才有了全球史的概念，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彼此的文化交流影响，全球史追求的是贯通式的研究。现在又有了大历史的概念，思考的角度上升到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把全球史看得更清楚。这种思考方式何尝不给我们以启示？我们只有视角更宏观，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面去观察对比，才能看清楚你所感兴趣的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是应该去中心化的，“中国”本来就是文化本位的提法，任何国家都会在本国绘制的世界地图里把自己的国家放在最核心的位置，而只有超越了这种视野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古今的中国。

请您推荐几本在您学术生涯中对您具有深刻影响的书，并简单谈谈原因。

许宏：第一本是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吧，这是一部经典性的作品。我在八十年代上大学及毕业留校接触到，对我后来超越夏商周王统的考古学的思考，把三代考古纳入到全球文明史视角的研究理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华裔美国学者，张光直先生的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和国外学界沟通的纽带和桥梁。中国学者通过张先生的中文作品了解当时考古学最前沿的成果，而西方学界也通过张先生的英文著作了解中国考古学。许多外国学者写的《全球通史》《全球文明史》都引用了张光直先生总结性的成果。

再一个使我的学术思想以及视野得以开阔的就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我的小书《何以中国》的副标题是“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对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效颦”的产物。我力图要解答公元前2000年那一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最早的中国诞生在中原？我觉得这和我读黄仁宇先生的作品，深受他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有关系的。他的 《中国大历史》给我一种贯通的感觉，他强调赈灾、治水和防御北边这三者构成中国古代史的主旋律，对我研究早期中国都有极大的启发。当我在思考早期中国为什么又是如何从无中心的多元演变到二里头有中心的多元，再到秦汉帝国的一体一统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脉络，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的视野让我受益匪浅。    

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有着很大的方法论上的冲击力。我发掘的是二里头都邑，主要研究的是中原地区，更需要了解中原的周边是如何看待中原，中原又对周边有着怎样的影响？考古学面对的是物质遗存，然而从物质遗存究竟能否探知当时人的族群认同？王明珂先生告诉我们“NO”。族群、文化认同都是主观认同，不是看他们用什么器物穿什么衣服就能界定的。这就让我们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二里头的夏商之争，如果从王明珂先生所从事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我们争论的是考古学的真问题吗，是考古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吗？

还有王明珂先生指出“我们对一篇文献、一批考古发掘资料，或一个田野考古报告人的口述，感到讶异、好笑不理解，或这些资料间有些相左、断裂时，这显示我们的知识理性与外在现象之间，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一段差距”。他提示我们，学者常常把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当做理所当然，对自己的认知之外的客观存在感到讶异，这不正说明我们的认知与常识往往存在误差吗？我们对三星堆的发现所显现出的讶异，就是最好的例证。以前是中原的汉字霸权，其中的记载往往是中原本位的，对周边地区不符合所谓逻辑与正统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书写与遗忘。王明珂先生的点拨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   

日本中央大学妹尾达彦教授的《长安的都市规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这本书的写法对我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影响很大。他写隋唐长安城，但把长安城这座都邑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去观察分析。妹尾达彦教授在书中附有地球仪般的各类地图和比较表，把长安城置于生态圈、文明圈（含游牧文明圈、农耕文明圈、狩猎采集文明圈）和宗教圈（伊斯兰教、儒教、基督教）等几重交叠的视野下去解读让我们知道只有在如此恢弘的自然与文化背景与文明交汇大潮中才能有长安城这样雄浑灿烂的文明成果。写得太大气了，读起来有荡气回肠之感。我的《最早的中国》虽然是一部关注二里头都邑微观的著作，但是在其中我也将二里头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爱琴海文明等进行了比较分析，也做了大量的图表，试图从比较文明史的视野来探究二里头文明的崛起，这与妹尾达彦教授这本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