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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甘肃镇的形成与长城的修筑(一)

摘要: 绪论15世纪前后,即洪武、永乐之际,亚洲内陆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帖木儿帝国统一中亚,结束了14世纪后期蒙古帝国衰落后,西域各国内讧相战的历史,为东进明朝消除了后患;另一方面,阿里不哥系蒙古与瓦剌借北元衰败之际东进岭北中部;北元残众在明军漠东进攻下,也向西迁移至岭北中部。在这一东西并进历史脉络下,明朝黄河以西的甘肃、宁夏,遂 ...


绪论

15世纪前后,即洪武、永乐之际,亚洲内陆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帖木儿帝国统一中亚,结束了14世纪后期蒙古帝国衰落后,西域各国内讧相战的历史,为东进明朝消除了后患;另一方面,阿里不哥系蒙古与瓦剌借北元衰败之际东进岭北中部;北元残众在明军漠东进攻下,也向西迁移至岭北中部。在这一东西并进历史脉络下,明朝黄河以西的甘肃、宁夏,遂从洪武前中期明朝、北元、西域三方势力皆无暇顾及的“差缓地带”,一转而为三方势力争夺的“首要地带”。为应对这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洪武晚期至永乐前期,明朝开始补强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最早在甘肃独立设置镇守总兵官,建立军镇。军镇设立后,明朝不断修筑长城,完善了甘肃地区的军事防务。

一 洪武五年北伐中西路军的附属地位与冯胜放弃西北边疆

明朝对甘肃的经略,始于洪武五年(1372)西路军北征。达力扎布对三路明军职责的解释是:“军事部署是大将军徐达率明军主力引诱北元主力至近边作战,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东路军奔袭北元朝廷,征西将军冯胜率西路军迷惑和牵制西北蒙古诸王,配合中路军作战。”也就是说,三支军队中,徐达中路军是主力,东路李文忠军是奇兵,西路冯胜军负责牵制任务,中路军面临的是遭遇战,以歼灭蒙军主力为战略目的,是决定本次战役能否成功的重点与关键。东路军与中路军不同,并不以军事决战为宗旨,意图在中路军的掩护下,实现消灭北元汗廷的政治目的。西路军是三支军队中战略地位最轻的,只是一支起牵制作用的侧面部队,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是占领甘肃,这只是一个公开的表面任务,另一职责是牵制甘肃蒙古势力,防止其东援扩廓帖木儿军。可见,在洪武五年(1372)北伐中,攻占甘肃只是一种支援中、东二路军的附属任务。为便于西路军更好地实施掩护任务,朱元璋甚至在冯胜的将印名号上做起了文章。徐达佩“征虏大将军印”,李文忠佩“左副将军印”,而冯胜却不像洪武三年(1370)北伐那样佩“右副将军印”,改佩“征西将军印”,有意将其与其他两路明军相区分。





可以讲,中路军的作战任务是最重的,东路军是最容易出彩的,而西路军却恐怕是最容易默默无闻的。在三支军队首将的选择上,朱元璋的做法也很耐人寻味。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武将,以其主持三路军务,与扩廓帖木儿展开决战,是十分正常与合适的选择。李文忠以奇袭开平,一举奠定在武将集团中的第二位置,此次继续负责奇袭任务,既发挥其所长,也是朱元璋扶持外甥的一项举措。冯胜,初名国胜,更名宗异,最后名胜,定远人。元末结寨自保,与其兄冯国用是最早追随朱元璋的将领之一,最初甚受朱元璋倚重。元末农民军内部经常发生叛乱,朱元璋政权内部也是如此。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建立“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其麾下亲信猛将多属此系统,是朱氏政权的主力军,而充其首领者便是冯氏兄弟。至正十八年(1358),冯氏兄弟任“帐前亲军都指挥使”,充其副职的是李文忠、康茂才。冯胜任“指挥”。至正十九年(1359),冯国用以疾卒,冯胜袭其职,“代领其众,居中宿卫。”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改“帐前亲军”为“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冯胜担任最高职务“都护”。冯胜起初是仅次于徐达的二号武将,常遇春尚居其后。但冯胜爱排挤他人,军事行动也多有失误,屡受朱元璋责罚,渐居常遇春之后,开国后,常遇春去世,又居于李文忠之后,为明初第三武将。

虽然明朝中路军、东路军遭遇了“岭北失利”,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路军由于单独在甘肃行省境内执行任务,战争过程并未受到其他二路影响,反而获得了重大胜利,占领了除哈密之外的甘肃全境。冯胜军首先率师至兰州,经此进入甘肃,占领西凉(今甘肃武威),再至永昌(今甘肃永昌县),在这里歼灭了甘肃元军的一支主力军队。尔后经肃州“扫林山”(今甘肃酒泉北)一战,再次歼灭元军另一支主力军队,并招降上都驴部。从永昌至肃州,中间要经过甘州(今甘肃张掖),这里虽未交代占领甘州之事,想来应是先占甘州,后占肃州。至此,明军沿河西走廊,一直向西进攻,若再往西,便是甘肃行省的最西境,即察合台后王的一支出伯后裔所占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与哈密三地。但明军并未继续西进,而是为完成掩护中路军的任务,自肃州沿弱水北进至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并获得重大胜利,完成了起到了牵制甘肃兵力,掩护中路军作战的预期目标。占领亦集乃后,明军开始回撤,途中占领瓜、沙二州。“至亦集乃,乃败俞宝兵,分兵守扼关塞。冯胜乃遣友德又率兵追击俞宝于瓜、沙州。”这样明军便占领了除哈密外的甘肃行省所有地区。但在中、东两路军失利消息传来后,出于巨大震恐,冯胜放弃了甘肃、宁夏全境。永乐时期俞本撰《纪事录》,记载:

(洪武五年)十二月,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途中倒死者,军虽饥不敢食,仍负荷归,军人饿死载道,一无所问。上知之,追夺冯胜券诰爵禄,宥其罪,贬为庶人,录其家财。以牛羊骆驼马匹,令民牧养,愚民无知,驼死者并弃骨。胜后复职,憾之曰:“驼虽死,骨安在?”令有司官拷掠征骨,致贫民卖子买驼骨偿之。

俞本《纪事录》不仅是研究明朝开国史的原始文献,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这源于俞本不仅是明朝开国历程的亲历者,而且在记述这段历史上,坚持秉笔直书的信史风格。俞本之所以秉持客观的记史立场,与他的个人经历具有直接关系。俞本,字从道,扬州高邮人,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永乐初年仍然在世。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俞本便进入了朱元璋军队,并成为了朱元璋亲军系统的一员,任“帐前黄旗先锋”。俞本最初由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冯国用统率,冯国用卒后,改隶其弟冯胜统领。在朱元璋帐前,俞本经历了朱元璋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称吴国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是朱氏政权逐渐崛起、统一南方的见证者。但耐人寻味的是,明朝建国后,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与属下分享胜利果实之际,俞本却脱离了亲军系统,改而隶属宁正(韦正)军队,此后一直追随宁正四处征讨。





永乐时期,晚年的俞本凭借记忆撰成《纪事录》。虽有年月错讹,但记述了大量不为其他史籍所载录的明朝开国史事,甚至朱氏政权内部不为人知的丑陋一面。《纪事录》在明代长期流传下来,明末钱谦益著《国初群雄事略》,尚参考了《纪事录》大量内容。但入清之后,该书逐渐亡佚,多种丛书皆仅著录其名,而不载其内容。20世纪90年代,陈学霖发现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的《明兴野记》,实为清人改编《纪事录》而成之书,该书从而得以重见天日,为世人所知。

俞本从客观,乃至批判的立场,著述《纪事录》,揭露朱氏政权的真实乃至部分负面形象,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俞本虽出身亲军,但在亲军系统内部应过的并不如此,否则不会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大行封赏之时,脱离朱元璋的核心部队,而改投一直边缘化的宁军部队。俞本脱离亲军,是否与亲军首领冯胜存在直接矛盾,限于史料,无法做出判断,但俞本至少是不认同冯胜的,《纪事录》对开国诸将之评价,尤以对冯胜评价最低。“胜乃急功贪财之徒,又不识大义。”记载冯胜负面事件也最多。

追随宁正之后,俞本对朱氏政权核心集团的不满情绪,应在个人遭际之外,受到宁正部队的影响,而进一步加剧。宁正,又称韦正,是韦德成义子。韦德成很早便追随朱元璋,是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脱离濠州郭氏政权,渡越长江,创建独立政权的“渡江旧勋”之一。但其作战而亡后,朱元璋贪恋其妻美色,与之私通,并生育一子。后来迫于故将之妻不可纳的舆论,不得已将韦妻出配于胡汝名,并命韦德成义子韦正统领韦德成军,以继承德成余绪。宁正虽颇有军事才能,且有儒将之风,在统领韦德成军后,屡立战功;但应是由于之前的过节,一直受到朱元璋及追随其的其他武将的排挤与压制,比如冯胜便曾打击宁正,相应一直未能获致高位,却一直受到压制,未能一展其才,获得高位,最终仅位居都督。两人统帅受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宁正军队整体上对于朱氏政权的立场与态度。在这一氛围之中,加之个人遭际,俞本对朱氏政权心存愤恨,从而化作文笔,直抒胸臆,客观乃至批判地记录明朝开国之历程,便在情理其中了。

不过,洪武五年(1372),俞本尚随宁正驻守河州,上面所记冯胜弃地事件,应为耳闻而非目睹,虽记载内容十分惊人,与他秉笔直书的风格十分一致,但是否为信史,需要仔细考察。洪武五年(1372)冯胜被罢为庶人之事,并不见诸其他记载。据《明太祖实录》载,冯胜于洪武五年(1372)九月返回南京,洪武六年(1373)三月,再次随徐达北赴山西、北平。如果《纪事录》所载属实,那么冯胜应在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至洪武六年(1373)之间被贬为庶人。不过在这段时间内,并未见到如此之记载。

但另一方面,俞本记述如此重大事件,不会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径直虚构,仍应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作为一种推测,俞本应在朱元璋惩戒冯胜之事上,记述有所疏漏,但其所载弃地之事,由于关系重大,应非凭空杜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实录》并未记载冯胜曾经遭到朱元璋严厉责罚,却在洪武二十年(1387)遭到过类似于罢为庶人的重惩。当年,冯胜充总兵官,统兵征讨辽东纳哈出,虽将其成功招降,但由于举措失当,使本已归降的纳哈出部属,再次叛逃,从而遗留了巨大后患。此外,冯胜还有其他过失。“会有言胜娶虏妃及受良马无筭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骑,而茂亦自陈所以搏纳哈出,故且讦胜过。”朱元璋从而削夺冯胜一切权力,将其罢归凤阳故里。“上乃命收大将军印。胜还京,命归凤阳里第奉朝请。……胜自是不复将大兵。”俞本著述《纪事录》,不仅距离洪武朝已远,而且年老健忘,可能将冯胜受到责罚的时间,从洪武二十年(1387)上移至洪武五年(1372)。可见,在冯胜受罚之事上,《纪事录》所载并非空穴来风。

与之相比,冯胜弃地之事,结合种种迹象来看,更属可信。首先,洪武初年,明朝满足于恢复幽云旧疆,对于统治在此以外的边疆地区,缺乏明确意愿,相应洪武二年(1368)、(1369)两次北伐,皆在获取军事胜利之后,并未进一步采取政治进占的作法。既然洪武五年(1372)西路军北征并非为攻占甘肃,而是为策应中路明军、吸引北元军队,按照明军以往的作战方式,在军事战争之后,很快撤退回来,实属正常。尤其考虑到“岭北之役”失利对于明军心理的巨大冲击,冯胜弃地,实在情理之中。

第二,洪武五年(1372),明朝确实曾经放弃宁夏。“国朝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诏弃其地,徙其民于陕西。”

第三,历史记载的细节或末节可以伪造,但重大事件应有一定根据,难以完全伪造。尽管俞本对冯胜心存厌恶,但对冯胜的评价却较为符合事实,冯贪财而不识大义,不仅是明人的普遍看法,也在冯胜出征辽东时表露无遗。

第四,《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1372)九月,朱元璋斥责西路军高级将领贪黩马匹等,与《纪事录》所载冯胜获罪,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相关性。

壬申,命赏征甘肃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时公侯、都督、指挥、千百户以匿或获马骡牛羊不赏。上因谕之曰:“为将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祭遵为将,忧国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载惟图书。汝等能法古人,则令名无穷。今之不赏汝等,当省躬以思补过。”诸将皆叩头谢罪而退。





第五,洪武初年甘肃地广人稀,社会落后,使冯胜弃地行为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思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曾称:“说那甘肃省也无甚么军马,如可守时节,就拨人守了。”可见从明朝掌握的信息来看,洪武初年甘肃蒙古军队并不多。军队较少应反映出这一时期甘肃人口寂寥,社会落后,缺乏驻扎大军,加以防御的必要。而在西路军威逼之下,甘肃元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进一步使甘肃成为物资匮乏之地。《秘阁元龟政要》载:“胜分兵行定凉州、山丹、镇番、永昌、西宁,其故元守将闻胜等将至,自知不敌,已先将境内人民、牛马、驼羊尽拘出玉门、阳关二塞,所得者止是空城而已。”(万历)《肃镇志》载:“(至正)二十二年,(山丹)升为州,隶甘肃行省亦集乃路,元末兵兴,居民逃散。洪武三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时惟空城。”《肇域志》载:“(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率兵至甘肃,凉州境内空虚。”“庄浪卫,在都司城南九百四十里。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统兵下河西,其县已空。”(乾隆)《五凉全志》载:“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定河西,元凉公搭搭乃北遁,胜视凉境空,以兰州等卫官军守御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古代文明,在当时经济条件之下,由于行政能力十分有限,对于花费巨大成本,统治人口较少、物资匮乏的地区,并不感兴趣,如果管理边疆的经济成本超过朝政开支,那么放弃边疆地区,便十分容易被接受。这与现代民族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疆域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从这一疆域观念出发,审视冯胜放弃洪武初年地广人稀、物资匮乏的甘肃地区,从经济角度而言,并非没有道理。

最后,洪武五年(1372)末,甘肃并无军队驻防的情况,同样可以印证《纪事录》的这一记载。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冯胜军自甘肃撤退后,邓愈受命征吐蕃,曾由青海向北进军六昼夜,进入甘肃境内,却未能见敌。

(朱元璋)遣(濮英)领西安、平凉、巩昌、临洮将士,往西海追朵只巴,出兰州,由大通河,直抵西宁铁佛寺。遣陕西行指挥使韦正,自归德州渡黄河,由巴亦咂沿西海边抵北而进。上命卫国公邓愈授以征西将军印,遣人赍制谕付愈,愈遣俞本赍制追英,督英与正合兵,凡六昼夜,大雪,不及而归。

可见洪武五年(1372)末,甘肃确实是一处几乎无人把守的军事真空地带。




作者简介:赵现海,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凉州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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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银花 审核:王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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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玉门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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