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至7月，甘肃省博物馆对武威皇娘娘台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其中出土了一件齿轮状石器，发掘者在报告中将其称为“多头斧”。如今，与类似的器物对比可知，该物应该为“权杖头”。李水城先生在其《耀武扬威 权杖源流考》一书中，对中外出土的权杖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我们了解皇娘娘台出土的这件石质权杖头提供了参考依据。

根据《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描述，该权杖头为“齿轮状,中间穿孔,可安柄,有八个斧头,其中有三个略残。直径10、孔径6、厚2.3厘米。”类似的权杖头在临近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甘肃临潭磨沟遗址曾出土2件六齿轮状权杖头；礼县博物馆收藏有1件残损的六齿轮状权杖头；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1件六齿轮状权杖头；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1件残损的六齿轮状权杖头；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2件九齿轮状权杖头。北方长城沿线也曾发现过同类型的器物。如河北宣化寨山沟遗址采集到一件八齿轮状权杖头；赤峰七道湾子遗址出土一件八齿轮状权杖头；赤峰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1件五齿轮状权杖头。从时间来看，这种齿轮状权杖头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遗存中。从分布地域来看，西北、北方长城沿线均有发现。

李水城先生认为，西北地区最早的权杖头发现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这两种文化并无制造和使用权杖头的传统，因此可能是偶尔制作形成，尤其制作成齿轮状，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这种齿轮状权杖头数量并不少，而且广泛分布于北方地区，因此并不是偶然制作的器物。

关于权杖头的起源，李水城先生认为，西北地区的是受到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距今约5000年）和奥库涅夫文化（距今约4000年）的影响，长城沿线诸遗存的来源暂时还无法确定。目前最早的类齿轮状权杖头发现于黎凡特南部哈左雷亚遗址（距今6000年前）；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小克拉斯诺亚尔卡遗址中曾出土1件5齿轮状权杖头，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距今4000-3000年）；北高加索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威力肯特遗址出土1件类似器物；新疆的木垒县英格堡遗址也出土过类似器物，其时代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同时。至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条明确的传播路线：距今4000年左右，这种齿轮状权杖头通过西伯利亚和中亚进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沿着河西走廊的火烧沟、西城驿、皇娘娘台遗址进入陇南及中原地区，青海喇家遗址的发现应该是河西走廊影响所致。至于河北、赤峰地区的发现，可能会受到河西走廊传播路线的影响，但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传播线对其影响应该更为深远。

草原丝绸之路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其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大量历史学及考古学研究表明，这条通道在青铜时代对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长城沿线发现的齿轮状权杖头，很大一部分应该是通过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到达北方各地的。

目前发现的较早的齿轮状权杖头都制作比较精致，质地及出土环境可以为我们判断其功用提供一个衡量的标准。赤峰南宝力皋吐遗址五齿轮状权杖头出土于一个墓葬之中，而且为煤精石制作。煤精石作为一种与玉石同等价值的材料，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一直是古人所珍视的美石。用其制作权杖头，可见权杖头代表的文化属性并非普通物品所能代替的，应该是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之物。但是皇娘娘台遗址和喇家遗址发现的权杖头均出土于地层之中，墓葬之中也未见权杖头的踪迹，而且喇家遗址出土的权杖头孔径偏细，不适合安置木仗。由此看来，权杖头传到我国以后，可能不同地区对于其利用方式有所区别，并不像西方那样统一当做权力的象征。

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齿轮状权杖，是史前——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说明了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喉噤”之地，在三四千年前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权杖头外，马车、青铜冶铸等物品与技术都源源不断通过河西地区进入中原内地，为我国古代灿烂的车马技术及青铜器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