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程回顾

▲ 主讲人张铭、李天铭、岳永强（由左至右）

张煦

麦积山石窟是由崖面遗存（包括壁画、塑像和窟龛）、寺院、舍利塔以及古代遗物所构成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始建于十六国后秦，先后经历西魏、北周、隋唐及宋、元、明、清不断地营造和修缮；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和全面保护的开展，麦积山石窟的文物修复理念和保护管理方法日渐成熟和进步；在世界遗产的背景下，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不断加强遗产本体保护，扩大麦积山石窟在当代社会的影响。

本次座谈的主题是“麦积山的新与旧”，针对麦积山石窟保护管理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麦积山石窟本体病害与修复以及麦积山石窟考古学与美术史研究等方面进行探讨。

▲ 围炉现场。右为主持人张煦

李天铭

感谢复旦大学的邀请。今年，已经是我在麦积山工作的第九个年头。麦积山石窟保护也正大步迈在新时代的征程上。2019年，习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考察，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我有幸亲身参与了这次座谈，聆听了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指示，这些指示也是我今后工作上的重要指引。

▲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

无论是社会知名度还是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麦积山石窟始终是荣誉最多、水平最高的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与中国的各大石窟研究院相比，麦积山的科研人员数量大概位于第五，但是在游客接待量上，麦积山却落后乐山大佛等石窟，远远达不到相应的水平。目前，综合各项指标，麦积山石窟大概位于第五位。其实，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与科研能力并不落后于其他研究院，也积极举办各项展览，加大宣传力度，但是麦积山还需要不断地努力，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

▲ 参观游客

在文物保护领域，敦煌研究院的科研实力雄厚，科研队伍近200人，有多项重大课题，产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麦积山的科研实力也不容小觑，自1953年成立了麦积山文物保管所以来，麦积山的科研人员以遗产的日常性保护为核心，深耕基础性工作，致力于麦积山的研究与保护，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麦积山的考古工作也离不开科研人员的付出与努力。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夏朗云在1987年奔赴麦积山从事考古研究，吉林大学毕业的孙晓峰博士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麦积山的考古工作，当前麦积山的考古工作由张铭副所长负责。但客观而言，麦积山的考古研究还需加强。目前，我们正在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紧锣密鼓地撰写麦积山的考古发掘报告。

1953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成立，而此时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还未成立独立的文物保管所，与同时期其他石窟相比，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管理机制更加成熟与独立；1984年，麦积山石窟成立了正处级的文物管理部门，国家编制总额为76人，仅次于敦煌研究院；截至今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在编人员为67人。

▲ 麦积山

2017年以后，为整合甘肃的石窟资源，敦煌研究院负责管理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和庆阳北石窟寺。按照新时代的要求，麦积山石窟逐渐形成了以保护为核心的工作方向，并由日常性保护转为预防性保护。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等组织或机构合作，思索如何向国人、向世界阐释中国石窟寺的遗产价值。石窟寺文化遗产是文化自信中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借助文化景观的方法论，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石窟寺这一类文化遗产如何定位，如何阐释，如何利用，以促进国人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石窟寺是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如何让这些植根于田野大地的不可移动文物活起来，使它从偏远地区走向城市，走向大家的视野中心，亟需我们共同探索。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让青年体悟物质遗存中的人文精粹，感受意识层面、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精华。可能这个目标看似有些“虚”，但是却需要更多实际的东西支撑。

无论是考察乡村遗产还是调研新疆佛教遗址，复旦大学的各位老师一直活跃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尽管我们具体的工作有所差异，但是我们与各位老师同学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为国家的文化命脉延续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通过我们微小的力量唤醒更多的人关心文化遗产，思考过去与今天的联系。以上便是我的一些问题和思考，希望在和复旦大学的各位老师、同学们不断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解决，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奉献力量。

岳永强

我是2005年毕业以后来到麦积山石窟工作的。最初选择在麦积山工作的原因并不复杂，仅仅是因为离家近而已。但是回首这十几年的工作，我也与麦积山石窟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近年来，尤其是 2019年到现在，党和国家大力支持文物保护事业发展，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考古研究等工作都正值大力发展的重要机遇。杜晓帆教授与王金华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团队为麦积山石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也和两位教授一起探讨了麦积山石窟的保护规划、价值阐释、游客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收获良多。我们欢迎更多的研究人员关注麦积山石窟，也希望能与各位老师们合作，为麦积山石窟的展示利用与保护规划等做出更多的工作。

▲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岳永强

张铭

就今日对谈的主题“麦积山的新与旧”，我做一下简单的发言。麦积山石窟的调查研究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冯国瑞先生等人的考察，这次考察是麦积山石窟开窟1500多年来，第一次由一批专业知识分子对石窟文物进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在1952年与1953年组织了两次规模较大，配备完整的系统调查工作组。调查结束之后，麦积山石窟的全貌逐渐走进了世人的视野，麦积山文物保管所也随之成立。由于当时参与工作的人员大多数是艺术家，美术临摹与摄影等调查工作都是从艺术角度来研究麦积山石窟，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单位在改革之后命名为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原因。随着北京大学、江苏省考古所等一系列科研人员对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等地展开了系统性的调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麦积山石窟的价值。1970-1980年代，大量图录如《中国石窟》《中国雕塑全集》等相继出版，并开展了配合图录所作的基础调查工作。这一时期也是麦积山石窟历史上最好的研究时期。当时参与的学者是国际的，例如东山健吾先生，在研究麦积山石窟的过程中深爱上这片土地，并开展了长达几十年的互访研究工作。

▲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张铭

2005年，麦积山石窟考古研究室在北京大学马世长老师的指导下正式成立。成立之后的11年里，我们主要致力于推进麦积山石窟的基础性工作，比如建立档案，但考古工作却较为滞后。在新的时期，麦积山石窟有两个重要转折点。首先是2017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归敦煌研究院管理，研究视野与研究平台有了一个大踏步的前进，我们也因此更加明晰了前进的目标；另一个转折点就是国家对文化遗产的肯定，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

麦积山石窟作为长时期多民族交融以及文化交流形成的珍贵物质文化遗存，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才真正受到重视。国家层面的导向，往往决定了这个专业未来的发展高度，对石窟寺的价值认知以及石窟寺保护与当下社会的契合度。麦积山石窟成为世界遗产的时间虽然相对较晚，但是不同于单个的世界文化遗产遗址点，它是作为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组成部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因而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去认识麦积山石窟，是对麦积山石窟遗产价值最好的阐释。在丝绸之路上，石窟、城址、墓葬，以及各种文化遗存所构成的大背景，为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一个多元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认知麦积山石窟的历史作用、遗产价值。

2007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工作，此后一直从事考古研究工作，我对麦积山石窟的认知也逐渐产生了新的想法：大概而言，麦积山石窟是我所了解的中国石窟中唯一一个涵盖东西南北文化的遗产，处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以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融合的遗址点。

▲ 麦积山位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

麦积山石窟作为一个次文化中心，是中国石窟的佛教汉化过程中最关键的转折点。麦积山居于河西走廊，在多民族与汉族共同融合背景下，佛教与石窟寺最终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中去。这或许是探讨麦积山石窟的遗产价值的侧重点，需要我们持续深入的研究推进。宿白先生曾说过，考古报告的编写主体，最终、最主要的力量还是基层文物单位，高校与科研院所直接参与往往会遇见壁垒。因此，那些及时完成和撰写详尽扎实的考古发掘报告，离不开基层文物单位与科研院所的积极全面合作。基层文物单位与高校合作是石窟寺保护与考古研究的重要趋势与方向。总之，未来我们应该将麦积山石窟的考古工作或者科研工作，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体现其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构成要素的遗产价值。

赵艺寅

老师您好，自1953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成立后，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管理机构先后经历过多次的名称隶属等方面的变化，并在2017年归入敦煌研究院管理。请问，在划入敦煌研究院管理之后，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管理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 赵艺寅硕士生

李天铭 2017年，这一重要变化也引发思虑良多，意见纷繁复杂。从2017年到2022年的成果以及整个国家战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阶段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归入敦煌研究院管理是正确的选择。首先，石窟之间的共性很多，敦煌研究院与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其次，敦煌研究院的思考维度与深度远高于麦积山石窟本身。实际上，合并的五年来，麦积山石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非是我们个人的本事，而是麦积山石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走了一条合适的道路。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合并到敦煌研究院的利好，麦积山石窟级别提升，工作人员也有了编制，整体的工作效率与视野也都有了进一步的飞跃。

建立新的保护理论

周孟圆

老师您好，请问从管理层面来看，麦积山当下或者是未来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理论研究？

▲ 周孟圆博士生

李天铭 在与复旦团队的交流与合作中，我们也认识到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突破石窟寺研究的理论瓶颈。因此，我们也与复旦团队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合作制定麦积山的保护规划，以指导麦积山石窟未来15年的保护工作，二是共同申请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开放课题，即文化景观视野下麦积山石窟的价值阐释。

在早期的石窟寺研究中并不是以考古工作为主，而是以艺术研究为主。我们从一开始到七八十年代的考察团成员身份，可以得知那一时期的麦积山更重视美术研究工作。从敦煌研究院的历任院长来说，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石窟寺工作的重点与方向的转变。1952年与1953年围绕麦积山两次考察的考察团成员基本上都是艺术家，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代院长常书鸿先生和第二代院长段文杰先生都是知名的画家，直到北大考古系的樊锦诗先生来到敦煌研究院才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即从美术工作转向石窟寺考古工作，也打开了石窟寺数字化的新局面。到了王旭东先生，工作方向又转为了石窟寺保护。在中国，许多文科的领域，大学者往往产生在高校而非具体的部门，这或许是因为高校老师摆脱了具体部门的限制，更能从宏观的视野看待文化遗产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石窟寺的理论梳理与提升需要更多的如杜晓帆教授、王金华教授以及在座诸位的探索和努力。之前我曾提及石窟寺保护需要“虚” 的目标与期望，其实更需要“实”的理论来实现这些“虚”的目标。杜晓帆教授关于文化遗产的论述中时常提及我们应该保护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然而，我们还没能给予那些喜爱艺术的人、热爱石窟寺的人，给予我们的国家甚至全世界一个特别准确的答案。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样的石窟寺保护理论研究。

国家投入了巨额的经费，提供了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