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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大慈恩寺史事钩沉

2017-5-25 14:59| 发布者: IICC| 查看: 951| 评论: 0

摘要: 作者:侯振兵|来自:佛缘资讯唐代长安大慈恩寺史事钩沉侯振兵学术界关于唐代长安大慈恩寺的研究成果业已不少,陈景富等几位先生又撰成《大慈恩寺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集众家之长于一炉,全面介绍了大慈恩寺自建造以来历代的沿革情况。但就与大慈恩寺相关的唐代史事来说,仍有可商榷和补充之处。拙稿对若干历史问题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文中纰缪之处,望方家不吝赐教。一、大慈恩寺的前身问题唐太宗贞观二十 ...
作者: 侯振兵 |来自: 佛缘资讯

唐代长安大慈恩寺史事钩沉

侯振兵

学术界关于唐代长安大慈恩寺的研究成果业已不少,陈景富等几位先生又撰成《大慈恩寺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集众家之长于一炉,全面介绍了大慈恩寺自建造以来历代的沿革情况。但就与大慈恩寺相关的唐代史事来说,仍有可商榷和补充之处。拙稿对若干历史问题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文中纰缪之处,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大慈恩寺的前身问题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纪念他去世的母亲长孙皇后,建造了大慈恩寺。即《旧唐书·玄奘传》所说:"高宗在东宫,为文德皇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第5109页,中华书局,1975年)但慈恩寺并不是在一块处女地上拔地而起,而是在原有的废寺基址上重新布局创建的。关于它所在之处原来寺院的名称,按照其书的写成年代,有如下不同的说法:

唐释慧立、释彦悰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云:"令所司于京城内旧废寺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营僧寺。……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伽蓝而营建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49页,中华书局,1983年)

唐释窥基着《西方要诀科注》云:"慈恩寺在晋昌坊,本名净景寺。"(杨廷福《玄奘年谱》第235页引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中华书局,1988年)

唐段成式着《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云:"慈恩寺本净觉故伽蓝,因而营建焉。"(《酉阳杂俎》续集卷六,《丛书集成初编》第0278册第22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北宋王溥着《唐会要》卷四十八"议释教下·寺"云:"慈恩寺,晋昌坊隋无漏废寺。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高宗在春宫,为文德皇后立为寺,故以慈恩为名。"(《唐会要》卷四十八,第845页,中华书局,1990年)

清徐松着《唐两京城坊考》卷三云:晋昌坊"半以东大慈恩寺,隋无漏寺之地。"(《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晋昌坊"条,《丛书集成初编》第3207册第64页)

按,古代"景"字即"影"字。如王维《鹿柴》中"返景入深林"实为"返影入深林";后世影印古籍,亦有"景宋本"、"景明本"的字眼。故"净景寺"即为"净影寺"(杨廷福先生辨文廷式"净景寺乃景教"之说时,云"景"疑刊本之误。实则"景"为"影"之省笔)。这样一来,以上书籍中就只有"净影寺"、"净觉伽蓝"、"无漏寺"三种说法。

首先,净影寺说是站不住脚的。净影寺的位置,文献有两种说法。一说在长安县。唐释道宣着《续高僧传》卷八《惠远传》云:"乃选天门之南大街之右,东西冲要,游听不疲,因置寺焉,名为净影。"(《高僧传合集·续高僧传》,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天门即皇城朱雀门,从此向南至明德门这段路即为"天门之南大街",或称朱雀门街,简称"天街"。(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韦庄《秦妇吟》:"天街踏尽公卿骨",所说天街皆指此街。)其右(西)为长安县辖界,这里与其左(东)万年县晋昌坊中的慈恩寺不知相隔几许。另一说在万年县敦化坊。《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说,敦化坊"东门之北,都亭驿;十字街之北,净影寺",原注云:"隋文帝为沙门惠远立,寺额申州刺史殷仲容所题。"(《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敦化坊"条,第85页)晋昌坊之东为修政坊,修政坊之东才是敦化坊,这更不能证明慈恩寺是依"净影寺"而建的。

所可注意的是,《续高僧传》与《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出入太大,同一净影寺怎么会有两个相距甚远的地理位置?李建超先生说:"原敦化坊都亭驿等据《太平御览》卷一〇八,移入通化坊内。"(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156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如此,因通化坊在长安县,那么净影寺也就在"天门之南大街之右",这样就与《续高僧传》的说法大致相符了。

其次,很明显,《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唐会要》是其他两种不同说法的滥觞,它们均可谓第一手材料,但未详孰是。按,慈恩寺的面积非常大,它"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城之最","凡十馀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晋昌坊"条引《寺塔记》,第109页)因此,笔者认为,两书中的不同说法均是以偏概全的做法,实际上慈恩寺修建在晋昌坊东部这一很大的范围内,并非一所净觉故伽蓝或一所无漏废寺就能够包括完毕的;相反,它涵盖了二者的全部面积。

二、玄奘法师的译经活动

在唐代慈恩寺的发展史上,玄奘法师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的一些活动,对慈恩寺社会地位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在这里将从印度带回的佛教经论译为汉语,奠定了唯识宗的理论基础,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贞观十八年,玄奘由天竺归国的途中,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在这里向太宗上表,奏称:"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七疑为六之误,参杨廷福《玄奘年谱》第206-207页),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谜罗川归还,达于于阗。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任延仰之至!谨遣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俗马元(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全唐文》卷九百〇六,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第9448页,中华书局,1983年)这其实是一种试探。丢失坐骑只是借口,根本原因在于他出国前,唐廷已在抬高道教压制佛教,这时佛教的地位如何,他不知根底,如果贸然返回,未必会得到政府的认可。何况当初他外出求法时,"有司不为通引"(《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第24页),是"私往天竺"的,这一政治前提,更要求他把实际情况摸清楚。所以他声称自己的求法活动,是为了"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以博得皇帝的同情,这也是他回国后积极向政治上层靠拢的先兆。

当时交通不便,加之边事不断,七八个月后,朝廷才派来使者宣敕,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第124页)玄奘这才放心东归。他此次求法,除去返回时落水丢失的50夹经本外(《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至信度大河,……风波乱起,摇动船舫,……遂失五十夹经本。"第114页),共带回经论520夹,凡657部。它们是: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上座部经、律、论14部,大众部经论15部,三弥底部经、律、论15部,弥沙塞部经、律、论22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17部,法密部(即法藏部)经、律、论42部,说一切有部(即萨婆多部)经、律、论67部,因明论36部,声明论13部。(参杨廷福《玄奘年谱》第211页)此后他的译经活动基本都是以这些经论为底本进行的。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返抵京师长安,后来被安置在京城弘福寺从事译经活动。这一期间,太宗劝他还俗从政,被他婉言谢绝。慈恩寺建成后,皇室让他作为上座,并"别造翻经院",使其"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日,皇室派出大臣护送玄奘将道场由弘福寺移至慈恩寺,场面异常壮观:"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务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通衢,……皇太子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领东宫兵千馀人充手力,敕遣御史大夫李乾佑为大使,与武侯相知检校。帝将皇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执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经像至寺门,敕赵公、英公、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及诸戏于庭,讫而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6页)

弘福寺在长安宫城西修德坊,从这里到慈恩寺,必须沿宫城、皇城西边向南,再转入朱雀门街,途中正好经过皇城安福门。于是太宗及太子、后宫等都到此处的门楼上目送队伍南行。这一地点也是唐代皇室多次颁布诏令、迎送宾客、接受降虏、举办佛事的地方,可见太宗当时对这一佛教盛事十分重视。

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至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六月这十年里,玄奘一直驻锡在慈恩寺从事译经活动,这在他回国后生活的20年中占了一半。他在此地奠定了唯识宗(又称法相宗)的理论基础,至其弟子窥基而正式形成唯识宗派。所以慈恩寺才会被称为唯识宗的祖庭,唯识宗也被径称作慈恩宗。玄奘在慈恩寺所译的经论,详见杨廷福先生的《玄奘年谱》。据笔者统计,在这十年中,他共译经论42部,凡467卷。他"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8页)可谓勤勉至极。他所译的经论,绝大部分是大乘佛教经典,但也有一些小乘经典,如《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佛说缘起圣道经》、《本事经》、提婆设磨着《阿毗达磨识身足论》等等。可见他在传播大乘佛法的同时,也对小乘教义作了深入研究。

玄奘译经,共分十道工序:一、翻译,二、证义,三、证文,四、度语,五、笔受,六、缀文,七、参译,八、刊定,九、润文,十、梵呗。每道工序都由专人负责,以求达到精益求精的境界。"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第135页)可谓开创了我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玄奘的译经活动,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他说"译经虽位在僧,光价终凭朝贵"(《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第137页),所以非常积极地争取朝廷的支持。显庆元年(656),代王李弘被册立为太子,高宗为其在慈恩寺设五千僧斋,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届时以翻经事询问玄奘法师,法师答道:"法藏冲奥,通演实难。然则内阐住持,由乎释种;外护建立,属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驰千里;依松之葛,遂耸万寻。附托胜缘,方能广益。今汉、魏遥远,未可详论,且陈苻、姚已来翻宣经论。除僧之外,君臣赞助。……齐、梁、周、隋,并皆如是。贞观初,波颇罗那译经,敕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详缉。今独无此。"玄奘所揭示的"外护建立,属在帝王"、"附托胜缘,方能广益"表明,他所译之经论,必须在统治者的认可下,才会得到流传;否则,再好的经文也不能发挥作用。这一是对朝廷和佛教的关系给予肯定,争取朝廷的认同,二是希望朝廷进一步重视这一活动,给其更多的支持。因而他所抱怨的"今独无此"之助译事项,随即得到解决。高宗敕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人到慈恩寺"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第178-179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佛教充斥着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滞俗者闻元(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全唐文》卷六,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第73页)在这样的氛围中,政治上层只能对佛教加以疏导、利用,特别是对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玄奘法师,更是有求必应,全力支持他的各种佛教活动。

三、大雁塔唐事钩稽

1.大雁塔的建造

如前所述,晋昌坊"半以东"是大慈恩寺。晋昌坊东西宽650步,那么慈恩寺应宽325步左右,将近一华里。它的建制非常庞大,共有大殿、端门、翻经院、元果院、太真院、浴室院、南池、西院、东楼等单元。在当时的西院里,建造了至今耸立的大雁塔,成为慈恩寺的一大亮点。

永徽三年(652)三月,玄奘向朝廷请求在慈恩寺"端门之阳"造石塔,以安置带回国的经像。高宗下敕说:"所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于是,"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玄奘"亲负篑畚,担运砖石",两年后,这座印度窣堵波形制的雁塔建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60-161页)

"雁塔"之名是否是此慈恩寺浮图与生俱来的呢?笔者认为,任何事物只要能被后代采用,必有其前代的根据。《大慈恩寺志》卷一认为:"'雁塔'之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也不是正式的命名。……直到唐文宗大和(827-835)中许玫登进士第,这才正式以雁塔为诗题,是谓《题雁塔》。这说明,'雁塔'或'大雁塔'之名在唐代时并不普遍流行。"(申秦雁《西安大雁塔名称溯源补正》所持观点亦是如此,见《考古与文物》杂志1999年第2期)其实此书作者所引的例证,恰恰证明了与他所持观点相反的事实。如杨廉《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诗云:"慈云浮雁塔,定水映龙宫。"(《全唐诗》卷一百〇四,第1094页,中华书局,1979年)孙佺同题诗云:"一忻陪雁塔,还似得天身。"(《全唐诗》卷一百〇五,第1101页)都是早在唐中宗在位时期(705-710)就直接使用"雁塔"之名的例证。而杨、孙又岂能凭空造出这一名称,想必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此通行称呼。另一方面,岑羲同题诗中"梵堂遥集雁,帝乐近祥鸾"(《全唐诗》卷九十三,第1004页)之句、郑愔同题诗中"雁子乘堂处,龙王起藏初"(《全唐诗》卷一百〇六,第1106页)之句,均是化用佛教中"飞雁坠寺充三净肉"的典故(《大唐西域记》卷九说:印度小乘僧人吃三净肉,即不见、不闻、不疑的肉。有僧见群雁行空,说:"今日众僧中食不充,摩诃萨埵宜知是时。"一雁应声堕地而死。群僧惭愧,以为死雁是菩萨化身示教,遂埋雁建塔,称为雁塔。第2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可见其早已深入人心。所以雁塔之名起源很早,不会专待晚唐许玫诗出才通行。然而中宗时期的应制诗(详见下文)均以"慈恩寺浮图"为题,很可能因为这是命题作诗,一经命题,不得更改;同时用"慈恩寺浮图"显得庄重,也指明了九月九日登高的具体位置。

大雁塔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南门左右龛中分别是玄奘向朝廷索求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唐太宗御制,上写"永徽四年十月中书令褚遂良书")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唐高宗御制,上写"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书")。这些碑刻十分精美,可谓鬼斧神工。塔壁上除后世的进士题名以外(详见下文),还有雕刻的佛教图画。"塔西面画湿耳师(狮)子,仰摹蟠龙。"(《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第227页)还有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僧人在此作的画,"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叉凹垤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妙之极。……然其画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国之象,无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一《尉迟乙僧》,第1619页,中华书局,1981年)这是慈恩寺吸纳外国文化的一个例证。另外,这里还留下一些说不清来历的诗歌,被好事者附会为神仙之作。"唐太和二年(828),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皇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太平广记》卷六十九《慈恩塔院女仙》,第432页)

2.大雁塔与唐代社会

大雁塔与唐代的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广泛的联系。

社会上层方面,每逢重阳佳节,这里就成了皇室登高的好去处。于是世俗含义掩盖了佛教涵义,雁塔也就不仅是为安置梵本之用了。景龙二年(708)九月九日,中宗"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赋诗"。上官昭容(婉儿)首先献诗,云:"帝里重阳节,香园万乘来。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塔类承天涌,门疑待佛开。睿词悬日月,长得御昭回。"(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随后,同去的修文馆四名大学士、八名学士、十二名直学士等侍臣,纷纷献上自己的作品。在这些诗中,随处可见"长寿"、"升平"、"尧年"、"圣主"等字眼。如李乂《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诗云:"庆洽重阳寿,文含列象辉。小臣叨载笔,欣此(一作无以)颂巍巍。"(《全唐诗》卷九十二,第995页)赵彦昭同题诗云:"皇心满尘界,佛迹现虚空。日月宜长寿,人天得大通。"(《全唐诗》卷一百〇三,第1088页)萧至忠同题诗云:"神卫空中绕,仙歌云外清。重阳千万寿,率舞颂升平。"李迥秀同题诗云:"尧年将(一作持)佛日,同此庆时休。"(《全唐诗》卷一百〇四,第1091、1093页)李恒同题诗云:"愿将今日乐,长奉圣明君。"毕乾泰同题诗云:"重九昭皇庆,大千扬帝休。……至德覃无极,小臣歌讵酬?"(《全唐诗》卷一百〇五,第1100、1102页)郑愔同题诗云:"愿献重阳寿,承欢万岁馀。"(《全唐诗》卷一百〇六,第1106页)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歌虽以佛教为背景,其中也不时地使用一些佛教用语,如"梵宫"、"初地"等,但其写作的目的仅仅在于迎合皇帝的喜好,歌颂所谓的盛世,从而求得皇帝的宠幸,所以他们才会"欣此颂巍巍"。然而登塔所具有的佛教涵义也就被完全冲淡。"这些御用文人关于佛教的应制文学活动,都说明佛教是朝廷的工具,神权和政权是封建社会的泥沼中生长出来的并蒂莲。"(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第8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

对于文人墨客来说,大雁塔是凭栏远眺的游览胜地,他们在此吟咏长安美景,留下了着名的诗篇。天宝十一载(752),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到慈恩寺登塔游玩,除薛据外都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流传后世。他们以登塔为题,实则在抒发自己对政治、人生的感受,借佛教之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如高适诗云:"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二,第2204页)杜甫诗云:"自非旷(一作壮)士怀,登兹翻百忧。……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第2258页)由于大雁塔见证了有唐一代的兴衰,人们登临此处,因时代变迁而有着迥异的心情。表现于诗中,豪迈的如"登高凌宝塔,极目遍王城。"(萧至忠《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全唐诗》卷一百〇四,第1091页)"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卢宗回《登长安慈恩寺塔》,《全唐诗》卷四百九十,第5549页)伤感的如"地迥风弥紧,天长日久迟。因高欲有赋,远意惨生悲。"(欧阳詹《早秋登慈恩寺塔》,《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九,第3906页)而面对国家的衰乱,五代时又有"莫上慈恩最高处,不堪看又不堪听"(杨玢《登慈恩寺塔》,《全唐诗》卷七百六十,第8633页)的慨叹。

3.雁塔题名现象

唐代在长安新及第的进士,不但有曲江宴,还有慈恩寺游玩,并在大雁塔的塔砖上题写自己名字的活动,即所谓"紫毫粉壁题仙籍"(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全唐诗》卷五百八十六,第6791页),以表达春风得意、十分荣耀的心情。白居易就曾说自己"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后世也将"雁塔题名"作为进士及第、跃过龙门的代称。但究竟是谁开此风气之先,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在雁塔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呢?(朱雀门街西西明寺,也是唐代进士及第题名处。《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说,苗台符、张读同年及第,"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东庑"。第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爬梳史籍,结合学界研究成果,笔者对谁是雁塔题名第一人的几种说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的一点认识。

北宋张礼着《游城南记》,云:"东南至慈恩寺。少迟,登塔,观唐人留题。"自注云:"《嘉话录》谓张莒及进士第,闲行慈恩寺,因书同年姓名于塔壁,后以为故事。按,唐《登科记》有张台,无张莒。台于大中十三年(859)崔槾下及第,冯氏引之以为自台始。若以为张莒,则台时已有题名之说焉。……熙宁中,……塔既经焚,涂圬皆剥,而砖始露焉。唐人墨迹,于是毕见,今孟郊、舒元舆之类尚存,至其他不闻于后世者,盖不可胜数也。"(史念海、曹尔琴《游城南记校注》第2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据唐人韦珣着《刘宾客嘉话录》,最早的雁塔题名者是张莒;其二,据唐人《登科记》,最早的进士及第雁塔题名者是张台;其三,北宋宋熙宁年间(1068-1077),唐人墨迹十分显露、清晰;其四,北宋元佑年间(1086-1094),张礼还能见到孟郊、舒元舆等唐人的题名。(唐代雁塔题名,曾短暂销毁过。《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云:会昌三年(843),李德裕为上相,取缔进士录取后的"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李德裕>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第28-29页。)

根据史念海、曹尔琴二先生在《游城南记校注》中的考证,张莒登第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比大中十三年登第的张台早85年。因而唐人《登科记》以为最早题名于雁塔的人是张台,是错误的。而张礼自注中却说了一句"若以为张莒,则台时已有题名之说焉"的话,极令人费解。怎么后来的人倒比以前的人捷足先登呢?我认为张礼在书中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即"如果以为后出的人是雁塔题名第一人,则因在他以前已经有人这样做了,所以记载后出的人的书是错误的",以体现出他对不同说法的鉴定。这样一来,自注中的话就应该是"若以为张台,则莒时已有题名之说焉"。(史念海、曹尔琴先生认为,导致文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冯"字乃"刘"字之误。即作者张礼想说,是刘禹锡在以为雁塔题名自某某始,又因为刘禹锡是不可能见到张台的,故此句中的"台"应为"莒",而下面的两句话也顺理成章地改正了过来。可问题在于,张礼不是在说"冯氏以为",而是说"冯氏引之以为",则他所要评论的"冯氏",应为他所见到的唐代《登科记》的作者,并不是《嘉话录》中的刘禹锡。按照徐松在《登科记考》凡例中所说,唐宋间有多本《登科记》,多非全帙,亡佚尤多,为何就能排除有一冯氏也写过《登科记》?也许只是他的着作不留名后世罢了,但当时的张礼还能见到它;抑或冯氏曾经议论过谁是雁塔题名第一人,张礼不同意他的观点,说他弄错了,也是有可能的。)

为使读者进一步了解雁塔题名,史、曹《校注》中又引了以下史料: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云:"进士题名,自神龙以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雁塔)下题名。"宋王谠《唐语林》卷二云:"既捷(进士及第),列其姓名慈恩寺,谓之题名。"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既捷,列书其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后两者都没有指出雁塔题名的兴起时间,《唐摭言》中的话亦不确切,"神龙(唐中宗年号,705-707年)以后"令人费解。但这已说明自神龙年间到大历九年也许有其他人也在雁塔上题名,故校注中得出的结论是:"题名并非自张莒肇始。"张莒说被排除了。

北宋人钱易所着《南部新书》卷乙云:"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南部新书》卷乙,《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旧题宋吕祖谦辑《东莱先生分门诗律武库》卷三《荣贵门》"雁塔"条、宋刘应李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辛集卷九"雁塔"条与此同。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下册第117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这一材料是《游城南记校注》所忽略的,因而没有对张莒、韦肇作进一步的比较和研究。郭绍林先生着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第二章第五节除引用《刘宾客嘉话录》里的材料外,还引用了这则材料,在经过一番缜密的论述和推敲后,得出的结论是,韦肇的登科年代在758至768年之间,"比774年进士及第的张莒早十年左右"。(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第118页)

这样,按照《南部新书》的说法,最早在雁塔上题名的及第进士应为韦肇。但这时距"神龙"年间也已60年左右,应该说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中的交待,只是一种粗略的做法。

《说郛》卷十《续事始》"慈恩寺题名"条说:"开游而题其同年姓名於塔下,后为故事。"(《说郛三种·续事始》"雁塔题名"条,第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此条语焉不详,让人看后十分不解。本来此书之作,是为了考究明白各种"名"、"物"、"事"最初的情况,给读者示以清楚的源流。但"雁塔题名"始于何时?文中没有说;都题了哪些人的姓名?文中没有说;假如"开"是人名的话,他姓什么?是什么时候的人?文中亦没有说。因此,考"慈恩寺题名"之始,此书无与力焉。

又,孟二冬先生在《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十七"韦肇"条下,引明朝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辩证类》"雁塔题名"条,云:"至于题名之说,一云韦肇及第,偶尔题名寺塔,遂为故事;一云张莒本寺中闲游,戏题同年之名于塔。然人虽不同,其义其时一也。"可见他对韦肇、张莒孰先孰后已经不再关心,认为其时代是一致的。

其实在韦肇之前,雁塔塔壁上有其他人的题名遗存。上述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人除登塔赋诗外,还在塔下题名。孟二冬先生纠正了过去认为薛据登第于开元十九年的错误说法,考证出他登第于开元九年(731),而岑参于天宝三载(744)考中进士,高适于天宝八载中有道科,杜甫于天宝十载上赋拜官,储光羲此时还没有中进士。(清徐松原着、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上册第258、283页)但不论怎样,他们都不是以新得第进士的身份来到雁塔下题名的,因而并不被后人作为开进士雁塔题名之风的人物而着于史册。故宋人戴埴《鼠璞》"雁塔题名"条云:"予得唐雁塔题名石刻,细阅之,凡留题姓名,僧道士庶前后不一,非止新进士也。"(《说郛三种·鼠璞》卷上,第659页)可见最初有很多人到此游玩留名,经过若干年后,由于一人唱之,众人和之,才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争相效仿的时髦做法。

四、大慈恩寺与唐代社会生活

慈恩寺修成以后,成为名重一时的游览胜地,众多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乃至平民百姓,都到此地游玩、观赏。因而它与唐代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栽培、观赏牡丹

唐李肇笼统介绍中唐时期以来,长安观赏牡丹的狂热风气,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馀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京师尚牡丹》,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具体到慈恩寺,文献对于牡丹的栽培和观赏,有多种细节方面的披露。宋钱易说:"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南部新书》卷丁,第319页)宋王谠说:"慈恩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唐语林》卷七,第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南宋计有功说:裴潾作《白牡丹》诗,题写在慈恩寺墙壁上。大和(827-835)中,唐文宗"驾幸此寺,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则此诗满六宫矣"。(《唐诗纪事》卷五十二,第786-787页)权德舆作有《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诗。(《全唐诗》卷三百二十七,第3664页)郑谷《题慈恩寺默公院》诗,说僧人"春来老病厌迎送,剪却牡丹栽野松"。(《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五,第7731页)唐段成式说:慈恩寺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酉阳杂俎》续集卷六,第263页,中华书局,1981年)唐康骈说:慈恩寺"有殷红牡丹一窠,婆娑几及千朵",是这里的一位老僧用20年时间培育出来的。后来,这丛红牡丹被人强行掘走,以"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酬赠"。(《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第1481-14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这些情况说明唐代慈恩寺牡丹非常着名,社会各界都来观赏。

2. 看戏

《南部新书》卷戊云:"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南部新书》卷戊,第330页)唐代皇室经常到慈恩寺来看戏。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十一月,万寿公主下嫁给起居郎郑颢,在父皇的约束下,能按照庶民之礼孝敬舅姑。后来,郑颢的弟弟郑顗病重,她依然到慈恩寺去看戏。宣宗知道后非常生气,"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很害怕,一直哭着谢罪。宣宗指责她说:"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第8034页,中华书局,1997年)这件事说明,慈恩寺是皇室经常看戏的地方,它的娱乐功能所服务的对象是社会上层。

3. 斋戒

慈恩寺迎合皇室的需要,经常举办斋戒活动。上述显庆元年的僧斋即是一例。武宗出生于元和九年(814)六月一日,开成五年(840)登极之际,中书门下上奏获准,以六月一日为全国性节日庆阳节,休假两天,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素食宴乐,在京城,宰臣与百官到大寺中,共设僧一千人斋。会昌二年(842)五月,"敕今年庆阳节,宜准例,中书门下等并于慈恩寺设斋,行香后,以素食合宴。仍别赐钱三百贯文,委度支给付"。(《唐会要》卷二十九《节日》,第547页)

4. 寄居

慈恩寺给社会上的人提供住宿之便,许多人都曾在此寄居过。郑虔即是一例。唐人认为,"柿有七德,一寿,二多阴(荫),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一《柿》,第3337页)所以柿树的种植量很大。慈恩寺里也种了许多柿树,白居易《慈恩寺有感》诗有"柿叶红时独自来"(《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二,第4938页)之句。当柿叶落地之后,寺内僧人便将其收集起来,集中堆放,时间一久,竟填满了数间房屋。"郑广文(郑虔当过广文馆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树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尚书故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第1170页)他竟拿肥大的柿叶作为练习书法的纸张,真可谓既经济又方便。贾岛也曾在此住过,他的《宿慈恩寺郁公房》诗云:"病身来寄宿,自扫一床闲。反照临江磬,新秋过雨山。竹阴移冷月,荷气带禅关。独住天台意,方从内请还。"(《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第6667页)

5. 避暑

慈恩寺是佛家胜地,深邃清幽,一到夏日,许多人也来这里避暑。卢纶《同崔峒补阙慈恩寺避暑》诗云:"寺凉高树合,卧石绿阴中。伴鹤惭仙侣,依僧学老翁。鱼沉荷叶露,鸟散竹林风。始悟尘居者,应将火宅同。"(《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九,第3172页)李远《慈恩寺避暑》诗云:"香荷疑散麝,风铎似调琴。不觉清凉晚,归人满柳阴。"(《全唐诗》卷五百一十九,第5935页)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诗云:"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僧真生我静(一作敬),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一作上),钟声振(一作送)夕阳。"(《全唐诗》卷五百四十四,第6297页)当时的情况由此可想其仿佛。

6. 收税场所

在国家危难之际,慈恩寺以佛教圣地的身份作为国家收取赋税的办公场所。"建中四祀(783),……国家多故,河北幽冀,猥毛蜂起,三辅两畿,征兵日继。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虽王师频胜,而寇亦不衰,胜负相参,杀伤万计。时军用既多,不遑远略,户部侍郎赵赞上封事,请税三辅、两畿居宇间架,及取两市富商大贾,于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检纳。"(《奉天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第3834册第1-2页)

7. 释俗交往

慈恩寺的僧人与政治上层人物发生了广泛的联系。玄奘法师与唐太宗的交往是正面事例,也有反面事例。慈恩寺僧人辩机与合浦公主交往、淫乱,终酿成杀身之祸。最初,辩机"庐主之封地,会主与[其夫房]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新唐书》卷八十三,第3648页,中华书局,1975年)太宗将其腰斩。

慈恩寺中不乏奇僧、怪僧,有的僧人还从事相面。德宗时,赵憬拜相,他的旧知前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新淦令王蒙前来拜谒,他就想为王蒙谋一个御史的差事,王蒙很高兴。一天,王蒙到慈恩寺游玩,有一个"气色僧"给他占卦后说,"观君色,殊无喜兆。他年当得一年边上御史矣"。王蒙不相信,"大笑而归"。后来,由于裴延龄从中作梗,德宗最终没有听从赵憬的建议提拔王蒙,"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太平广记》卷七十九《慈恩寺僧》,第498页),果然应验了气色僧的说法。

(作者附记:拙稿在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得到恩师郭绍林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侯振兵,男,1983年出生,河南滑县人,陕西师范大学2006级隋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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