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来源：“西北大学伊朗研究”微信公众号工匠文化：中国与波斯丝路交往的镜像胡玉康内容摘要：在全球史视野下，丝路交往是全球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国与波斯的丝路交往中，流动的工匠文化是丝路交往的显赫标本，或已成为丝路交往和文明互鉴的重要镜像。陆道、榷场和海洋成为连接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文化交往的主要空间，贸易、互访和战争等路径实现了中国 ...

来源：“西北大学伊朗研究”微信公众号

工匠文化：中国与波斯丝路交往的镜像
胡玉康

内容摘要： 在全球史视野下，丝路交往是全球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国与波斯的丝路交往中，流动的工匠文化是丝路交往的显赫标本，或已成为丝路交往和文明互鉴的重要镜像。陆道、榷场和海洋成为连接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文化交往的主要空间，贸易、互访和战争等路径实现了中国和波斯工匠文化的丝路流动。中国和波斯的丝路工匠文化交往不仅有工匠阶层制度性文明的跨文化传递，还有织锦、陶瓷、指南针、造纸等工匠文化及工匠精神的彼此互鉴。流动的丝路工匠文化之光不仅照亮了丝路沿线民众之心，还指引了全球交往与文明互鉴之路，对全球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绝贡献。关 键 词   丝绸之路; 中国与波斯; 丝路交往; 工匠文化; 工匠文明作者简介  胡玉康，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漆艺文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3期。全文如下：

引 言
波斯是伊朗的旧称，阿契美尼德朝、萨珊朝和萨非朝是伊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三个朝代。古代波斯曾是一个横跨亚、欧、非的西亚帝国，它的主体民族为雅利安人后裔，有欧洲文化艺术血统，并汲取了非洲和亚洲的艺术传统，尤其吸收了古埃及、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艺术文化，擅长建筑、雕刻、绘画、织锦以及其他手工艺术，以至于古代的波斯一度成为享誉世界的“手工圣地”，波斯手艺人也成了“欧洲人的老师”。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曾有汉使频繁抵至波斯。隋唐时期，波斯人与中国广泛接触，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宋代中国东南沿海的船舶可远航至波斯湾。当蒙古帝国大汗铁木真入侵波斯后，蒙古人向古波斯输入了大量的中国器物与中国工匠。明代郑和下西洋曾多次抵达帖木儿帝国，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密切。尽管学界对中国和波斯在考古、艺术、医药、交往、文明等方面展开了较多的研究，但从“工匠文化”的切口展开对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研究还是较少的。对于学术史而言，这无疑不利于丝路文明互鉴的整体研究，也无补于对全球丝路史研究。因为，工匠文化是古代丝路交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此，本文拟基于全球文明史的微观视角，以中国与波斯丝路交往留下来的古物为锁链证据，转而切入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路径解析，集中阐释工匠文化在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中的他者描述、互鉴体系及其功能价值，以期揭示出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文化交往与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和发展逻辑，旨在彰显织锦、陶瓷、指南针、造纸等中国工匠文明在波斯文明发展中发挥的功能与价值，也或能启发当代丝路文明赓续智慧的开掘与策略选择。
一、丝路交往的古物场景及复原
丝路是流动的文明之路，全球文明在这里流淌与延展。在“物的交往”下，工匠文明或是丝路文明流淌的重要标本。“物的交往”是中国和波斯丝路早期交往的重要形式，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和波斯两国丝路工匠文明交往的久远历史，还反映出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文明偏向。在中国境内以及域外，不断出土的与波斯文明相关联的匠作古物已成为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关键锁链，即串联这些古物可初步复原出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文化交往的流动轮廓及其场景。（一）卡若骨片与拉达克石珠从国内考古资料看，中国或已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启与西亚波斯的丝路交往。考古学家在西藏昌都市卡若遗址发掘中，曾出土“一种长方形骨片，靠近两端刻有横槽，这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甘吉·达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见的骨片如出一辙”，该骨片可能是早期西亚波斯与中国西藏文明交往的远古物证，或构成中国和波斯早期丝路交往的前端锁链。卡若遗址的骨片和克尔曼沙甘吉·达维的骨片的相似性之间至少暗示两个问题：或能说明新石器时代跨文明的人类加工技术具有某种“朴素的相同”；或能揭示出中国和波斯的早期人类交往与工匠技术文明互鉴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印控克什米尔东南部的拉达克曾经发现“不同于属于短头型西藏人种的现在拉达克人的长头型人种头骨，还有各种各样的青铜饰物，其中有手指大小的椭圆形珠子、假宝石制成的珠子、顶部有三角形孔和挂环的铃形垂饰和青铜碎片”，这里的石珠和汉墓中出土的丝织物上带有波斯风格的联珠纹饰类似。与石珠相似的联珠纹早期出现于太阳神鸟的绶带中，是古代波斯人对太阳神的崇拜物，多装饰于建筑、锦缎、青铜器等空间，也偶见吐蕃墓葬、敦煌或其他佛教壁画。石珠连珠纹是古波斯萨珊王朝（224—651）最为“时尚”的装饰纹样，汉唐中国织锦有类似纹样。或者说，拉达克出土的石珠与波斯文明不无关系，或能再现出中国西藏文明与早期波斯文明之间有互动和互鉴的渊源关系。（二）波斯风格古陶与中国古瓷从国内考古资料看，唐代长沙窑曾出土犀牛、大象、摩羯等动物造型的古陶，这些出土器物明显带有波斯艺术风格。在江苏扬州、福建福州、广西桂林和容县也曾出现类似波斯风格的古陶。考古人员在广西容县发掘出土40多块陶器残片。“器型与1965年在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的一件完整波斯釉陶双耳瓶相似······桂林市保安总公司工地出土的一块残片正是扬州出土那种双耳瓶的肩上部，还带有部分扁条形残耳······广西出土的这些孔雀蓝釉波斯陶瓶与扬州及泰国和马来半岛的一样，并不是中东的贸易陶瓷，只不过是装货物（葡萄汁）的储运容器。”广西容县出土的波斯古釉陶在斯里兰卡的西吉利、菲律宾的吕宋岛等地也有类似出土，显然它们构成了海上丝路文明交往的重要锁链，复原了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古代场景，再现出中国和波斯工匠文化交往的历史。从国外考古资料看，越窑青瓷遍及西亚，它已然构成了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独特遗址景观。譬如“伊朗的萨马腊、内沙布尔、希拉夫遗址发现大量越窑青瓷器，另外在雷伊、粒内布等地也有发现。这些青瓷器，不论造型、釉色很大一部分与宁波海运码头遗址附近准备外运的出土瓷器相一致”。1936—193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人员３次发掘伊朗内河沙尔古城遗址，发现有唐代华南产白瓷钵、碗残片。1968—1971年，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乔治·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在波斯湾北岸伊朗南部展开为期3年的考古调查，共发现中国外销古陶瓷残片（时间从唐至清晚期均有）近3400件（现被英国牛津大学阿什摩林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些出土古物无疑反映了中国和波斯古代丝路交往的客观历史事实，与在中国出土的波斯风格的古陶共同构成了丝路交往的整体锁链。（三）萨珊金银器和波斯银币西亚金银器是公元七世纪盛极一时的萨珊王朝的典型器皿。1975年，在内蒙古（现属辽宁省营州地区）敖汉旗李家营子唐代墓葬发掘中，出土一批属于波斯萨珊朝的金银器，有银执壶、鎏金银盘、椭圆形银碗、银杯、金戒指等。其中，“一号墓出土金银器5件，其中3件为典型的波斯银器······二号墓出土文物以带饰和装饰品为主······在一长半圆形金带饰底托面上錾有‘匠郭俱造’4字”。1983年9月，在固原北周李贤墓中，也发掘出波斯萨珊时期的鎏金银壶、青金石戒指和玻璃碗等。“其中一批是来自中亚、西亚的遗物，如镶蓝宝石金戒指、凸钉装饰玻璃碗、中亚式环首刀和金银瓶等······李贤曾长期控制敦煌一线丝绸之路要塞，当然不难通过商人获得鎏金银瓶这类珍贵的萨珊系金银器。另外，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附近的一些中小型墓中也不时出有西域金银器。”1987年7月，在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中，发掘出波斯萨珊时期的银币和金戒指。这些匠作器物或为中国工匠所制，也或为波斯工匠制造。从营州、固原、平城等地出土的萨珊系金银器或能复原西北路上丝路贸易和人员交往情景，再现出波斯风格的金银器被贵族使用的风尚及其生活文明。波斯萨珊朝银币也是见证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和贸易最有力的证据锁链。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可见，银币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通行货币。考古人员曾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入海口附近，发现有南朝时期的窖藏，该窖藏出土了约20枚萨珊银币。1973年10月，在宁夏固原北魏墓中，也发掘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它与西安沣西张家坡出土的萨珊朝卑路斯时期（459—484）的银币为同款。1988年11月，敦煌研究员对莫高窟调查，其中“在莫高窟北区第222窟发现波斯银币一枚，该银币直径2.9—3.1、厚0.1厘米，重3.88克，与波斯萨珊朝银币单位‘德拉克麦’重量相当······从已刊布的资料得知，在莫高窟发现波斯银币前，中国境内已发现波斯萨珊朝银币39批（不包括莫高窟所出土的银币）”。丝路沿线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暗示，它作为一种丝路上流通的贸易货币是可能的，也或被波斯人、粟特人、克什米尔人等使用。简言之，以物为证，物物成链。丝路上的骨片、石珠、釉陶、古瓷、金银器、银币等构成了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重要锁链。作为古物景观的锁链，复原了中国和波斯古代丝路交往的古物场景，再现了中国和波斯古代丝路文化交往与文明互鉴之路。
二、丝路交往的空间及途径
“物的流动”是丝路空间里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交往的主要路径。（一）物的流动空间在古代，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首先是“物的交往”，并横跨中亚陆地，在东亚和西亚以及南亚陆上丝路实现物的贸易与流通，并通过中国西北“榷场”为物的交往据点，连通中国内地和西亚波斯物的流动线路，还通过海上丝路贸易通道，实现中国和波斯之间物的流动。在陆道空间，古代地处西亚的安息帝国是联通欧亚的丝路枢纽，是欧洲与中国物的流动中的中转站。在汉唐时期，经过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诸物向中亚以及欧洲输出的主要线路。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可见，安息帝王对汉武帝派来的遣使十分看重。在唐代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730—805）受皇命绘制《海内华夷图》（801年）并撰写《古今郡国四夷述》，他总结出隋唐以来有七条通四夷与边戍之路，其中“西域道”即直接通往安息。15世纪以前，中国的纸张、金银器、漆器、瓷器、丝绸等丝路货物一般由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运往波斯湾或地中海东岸，再转运至欧洲各国，实现中国和欧洲工匠物的流通和交往。随着15—17世纪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广泛阅读，欧洲人对中国及其工匠器物更加神往与迷恋。抑或说，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华物品的描写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欲望，并奢望得到中国奢华的工匠之物。在宋代，政府除了积极鼓励海外贸易与拓展海外市场以及扩大贸易范围、规模之外，内陆和边疆的商品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与繁荣。在边境贸易中，当时官办“榷场”贸易盛况空前，商贩众多。“榷场”的货物不仅通往北方的辽、夏与金等地，还远通西亚波斯等国。又据史载：“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可见，宋代“互市”贸易为中国大宗货物的海外输出提供重要契机与交易平台；同时，内地边境的贸易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海上贸易，至少为海上丝路贸易提供重要的物质资料与经济资本。在海路空间，中国器物经过海上丝路传入东南亚以及西亚和阿拉伯，再经过波斯传入欧洲，波斯湾成为亚欧贸易交易的重要跳台。在唐代，广州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在宋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贸易出口国。根据《岭外代答》与《诸蕃志》记载，与宋代中国海上通商的国家达58个之多，主要有大食、大秦、波斯等。17世纪初万丹港不仅有固定的通商市场，还为通商制定有序的贸易时间及其货物对象，这里作为一个通商枢纽，云集各国商人，有中国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二）丝路交往途径在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中，贸易和互访是最为主要的交往途径，另外战争也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和波斯物的交往。在贸易交往层面，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这里的安息（波斯）与天竺（印度）是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中转国，中国商品通过南亚与中亚一些国家传入欧洲。另外，根据《史记》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可见，安息对外商业流通范围较广。由于海上丝路巨大的贸易利润，在16世纪后期，即在波斯萨非王朝的时候，他们的“沙阿”（波斯统治者的称呼）阿巴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开始了一项全新的贸易计划，即让波斯成为一个伟大的贸易国家。在交往层面，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帕提亚帝国（即“安息王朝”）与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丝绸贸易关系。到了唐朝，在中亚粟特人作为亚欧文化交往的掮客，中国和波斯开启正常的丝路交往。魏晋时期的萨珊王朝多次派遣使节来华，至唐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与波斯商业交易频繁。在“万国来朝”的朝贡下，明清丝路贸易还以“朝贡”为手段。清廷通过“赏赉”或“恩赐”的方式赠予器物给外国来华使臣。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光绪十五年）十一日丁亥（3月12日）晴······波使出观该国刺绣桌幔诸物，不甚精致。又出观烟管······此波斯吸鸦片之器，拙笨可嗤，且必以手按之，否则倾矣。承赠漆盒棉纱袜，皆其土产，又映相一帧，纳交之诚甚切。”这些说明，欧洲人和波斯人对这些异域器物迷恋至极。

此外，战争也是丝路物的交往间接途径。至元代，蒙古人西征，通过战争征服伊儿汗国，将其纳入蒙古国家政治体系。因此，波斯与中国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往来关系，物的交往也因战争而变得频繁。到了14世纪末，帖木儿帝国几乎侵占波斯所有领土。撒马尔罕成为中西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城市，这里聚集了大量中国工匠、艺术家和商人。

三、丝路工匠的流动

在物质流动的同时，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中还伴随着彼此工匠人员的流动，并在工匠流动中产生对“工匠集团”阶层的划分。（一）工匠的流动流动的丝路始终伴随商人、宗教徒、工匠等人员的频繁流动。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流动主要是通过贸易、战争、宗教、婚嫁等方式展开，工匠流动增进了两国工匠文明的交流，促进了彼此间工匠文化的融合发展，并在工匠流动中展现中国工匠文明的侨易价值。在唐代，大匠阿罗憾为波斯国酋长，曾任中国景教的总管。他精通建筑艺术，为武则天设计建造“万国颂德天枢”。该建筑位于洛阳城西，“万国颂德天枢为一中西合璧式建筑，其宏伟和精巧在当时堪称绝品，显示了阿罗憾极高的设计才能和建筑技艺”。由此，来自波斯的建筑风格因阿罗憾得以在中国传播。或者说，波斯工匠文明因阿罗憾在中国得以生根与生长。在波斯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人员流动更是频繁。为了积极发展海上丝路贸易，“（国王）阿拔斯赶走了葡萄牙人，在那儿（波斯湾）建立了一个自己的贸易区。他大量引进了中国工匠，来重建丝绸和地毯的贸易；他建造了新的道路和桥梁，为货物的顺利运输提供便利。”在中国工匠的帮助下，波斯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工匠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实现了中国和波斯的丝路工匠文明交流与交往。1975年，在敖汉旗李家营子唐代墓葬发掘中，一号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的金银器5件，其中3件为典型的波斯银器。夏鼐先生研究认为：“一般中国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的大致相同，但是花纹的风格，常是唐代中国型的。有些连花纹也模仿得很相像，那就难以把它们和输入品相区分。中国手工艺人不仅在金银制造的容器模仿萨珊朝式的，并且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的。”显然，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流动是频繁的。从出土器物的风格与品类看，中国和波斯工匠文明在互鉴中不断地模仿、融合与发展。按《唐会要》载：“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可见，市舶使周庆立和景教僧及烈“广造奇器”。周庆立和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以进献玄宗，实际上间接地实现中国和波斯工匠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不过，“中国工匠虽然也模仿萨珊器形制造金银器，但是花纹却带中国的特点。安史之乱后，唐朝金银器已不用或很少使用萨珊式器形”。显然，中外工匠文明互鉴在工匠流动中不断增进，也在各自文明中朝着适合自己民族生活与文化的方向发展。在元代及以后，由于蒙古人的对外战争以及海上丝路的开辟，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流动开始频繁起来，其流动方式也由原来的间接流动转为直接流动。譬如，通过战争俘虏工匠或请婚远嫁陪送工匠、招募工匠等方式，实现了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流动。在元代，伊儿汗统治下的波斯与元朝政府往来甚密。13世纪末期，波斯国王阿鲁浑曾派贵族3人为使者，来向元世祖忽必烈请婚。忽必烈赐宗室女阔阔真与阿鲁浑为妃子。远嫁波斯的宗室女阔阔真不仅带去了元朝的文化，还带去了元朝的工匠、艺术家以及其他使者。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是波斯伊尔汗国（13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的创建人，他曾从中国招募大量包括炮手、瓷工、建筑等工匠，在波斯制作大炮、烧制瓷器和营造中式建筑。按《草原帝国》记载：“尽管旭烈兀家族在外建国，但是他们依然保留着蒙古人的特殊喜好。他们会定期派人前往中原购买瓷器、丝帛等，还会将波斯产的地毯、青铜器、搪瓷等带到元朝。”很显然，元代的中国和波斯的工匠流动是频繁的。（二）“工匠集团”的形成在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工匠”已然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集团，即工匠成为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独立职业阶层。“萨珊波斯社会构成复杂，等级划分严格，独立的社会组织体系管理着许多不同的社会团体。早在雅利安人向外迁徙之前，其社会内部就有了种姓制度的萌芽。随着长期的迁徙、征战和最后转入农耕。萨珊社会逐渐形成了三个比较固定的职业集团：祭司、武士和农牧民。之后又分化出第四个职业集团——工匠。”波斯工匠集团的出现或是反映波斯对工匠在国家和丝路贸易中功能的发现，抑或是在萨珊波斯强盛时期对工匠的需求激增的等级化彰显。实际上，“波斯的种姓制度在米底、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和安息帝国时期并无多大发展，依然是三个等级，只有到了萨珊时代，随着社会分工和阶级关系的发展，才形成了以职业划分为基础的四个种姓：祭司、武士、文士和平民”。种姓“平民”，即包括农、工、商等非特权的阶层。换言之，波斯社会的工匠集团或是萨珊王朝的一种“阶层想象”，最终工匠还是被划分至平民阶层。不过，“工匠集团”的想象为古波斯工匠文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帮助。或者说，波斯工匠文化之所以发达，是因为15—16世纪的波斯帝国近乎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集团社会。美国学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指出：“波斯人是因为民族混杂才取得巨大成就的。波斯融会了几十个民族。17世纪伊斯法罕是阿拔斯大帝的首都，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是一个国际中心。”譬如大流士大帝时期，苏萨的宫廷营造诏令采用不少于3个国家的文字发布，建筑材料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15个地区，参加营造的工匠来自不少于5个民族。正因为波斯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国家，地理空间与人文思想也横跨亚欧非等广阔的地带。因此，波斯汲取了许多空间的文明，进而成为“欧洲人的老师”。简言之，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中的工匠流动，不仅带来了彼此文明的融合，还形成了有利于自己国家发展的阶层想象，进而促进了中国和波斯工匠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四、丝路工匠文明的互鉴

在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中，物质的流动与工匠的流动是同步进行的，并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即物的流动加速了丝路匠的流动，匠的流动也反过来推动丝路物的流动。长期以来无论是物质的流动还是工匠的流动，文明的流动与互鉴总是伴随其中而经久不息。（一）陶瓷技艺在丝路上，陶瓷文明从来就不是静止的，也在不停地流动与传播。美国学者房龙在《艺术的故事》中如是说：“波斯文明的寿命，不过几百年之久。但就在短促的几百年间，波斯成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圣地和欧洲的艺术教师······有来自印度和亚美尼亚的艺术家，还有来自中国的伟大的工匠，教给波斯人制造瓷器的技艺。”可见，波斯陶瓷工匠的制瓷技术或来自中国工匠，而中国的陶瓷工匠同样也受到波斯工匠及其艺术风格的影响。譬如，唐代长沙窑出土的波斯风格陶瓷，采用了“模印贴花”工艺，明显受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工匠所创造的金银器“捶揲技艺”影响。英国人劳伦斯·比尼恩说：“请看看《毕德培寓言》的一幅插图：一只猴子正把一颗无花果掷向乌龟，然后再看看同一则寓言的另一幅插图。树正在成长，风在树叶间穿行。在这里，我们接触到某种与陈腐的希腊格套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感到那来自成熟、巧妙的中国艺术的气息。”很显然，“中国气息”的艺术对波斯人的影响是非“陈腐的希腊格套”，是新颖的，具有活力的成熟的东方艺术气息。显然，中国和波斯的文明互鉴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文明层面，还表现在艺术精神和美学精神层面，即中国和波斯的技术物的文明深刻影响了彼此精神文明的发展。（二）织锦技艺根据赫德逊《欧洲与中国》记载，公元550年，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匹乌斯在《戈特战纪》中描述有两名波斯教会会士听说东罗马王查士丁尼想摆脱蚕丝进口来自波斯的束缚，就来到宫中自荐说他们曾在印度北部一个叫赛林达（Serinda）的地方居住多年，熟悉那里的养蚕之法，并说他们可去那里将蚕种偷运出来。于是，国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两人就回到赛林达将蚕种盗走，然后依法孵化成蚕，将之放养在桑叶上。不过，希腊史学家提奥法尼斯在所著《希腊史残集》中却说是波斯人将蚕卵由“丝国人的国家”藏在空心竹棍里偷运至欧洲的。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人不仅学会织造丝织物，还把他们的“波斯锦”返销至中国。在公元5世纪的吐鲁番文书的“购物账单”中就有来自波斯的锦缎，中国人称之为“波斯锦”。根据《隋书・何稠传》载：“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说明，唐以前中国和波斯围绕“波斯锦”的外交往来已是事实，并影响中国后期的织锦技术，譬如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锦”和隋唐墓葬出土的萨珊朝锦均有波斯锦风格。1419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派“访问团”出使明朝，随行的宫廷画家盖耶速丁采用“日记体”记录他对中国工艺的“他者印象”，包括明朝皇家匠作、明朝宫廷绘画等。后来，经过帖木儿帝国宫廷画师的研究，最终形成了著名画派——“赫拉特画派”。该画派将中国元素运用到书籍装帧、宫廷地毯等领域，尤其是中国的龙凤、龟鹤、麒麟以及云纹、花草纹、莲花纹等使用较为普遍。“切尔西（Chelsea），可能是16世纪所有波斯地毯中最为精致的一种，在它的边带区域中不仅装饰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纹样——龙凤，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国云带纹样的极大发展，具体体现在波斯艺术家在欣赏和接受中国云带纹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取舍和改造，他们以中国本土的云带图案为基本骨架和参照对象，将伊斯兰壁龛（Mihrab）轮廓融入其中，从而使云带纹样逐渐发展成了一种以迎合波斯人民的审美要求和主体意识为目的、中国与伊斯兰思想相融合的情感丰富、格调清晰的装饰元素。”很显然，中国和波斯人民在工匠文化交往与文明互鉴中沟通了彼此的情感与思想。在“唐锦”和“波斯锦”的彼此互动中，见证了中国和波斯的丝绸及其织物技术的互动和互生，充分再现了中国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互学、互成与互鉴。（三）波斯的指南针技术公元1232年，“在波斯由Mnhamamad al-Anfi编辑之轶事集Fami al-Hikayat中，曾提到水手们以磁石摩擦一块鱼状的铁寻找方向之事”。这里的“磁石铁”或为来自中国的海航“指南针”。北宋初年燕肃（961—1040）在《海潮论》中记载，在宋代不仅有“指南车”，还有海航“指南针”。元符年间（1098—1100年），中国海船已普遍安装磁体司南装置，即罗盘指南针。沈括（1036—1095）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及用磁针罗盘定方位的方法，如“缕悬法”“水浮法”“指甲法”“碗唇法”等。先进的航海司南装置是宋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志性仪器，也是宋代航海技术及其远洋能力的象征。这种司南仪器后经阿拉伯、波斯传至欧洲国家，给西方航海事业带来革命性影响。（四）撒马尔罕纸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败。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在怛罗斯被俘的中国士兵中有造纸匠，大食人利用汉军工匠在撒马尔罕造纸，他们把造纸法传入中亚，并由此传到大马士革和巴格达······1109年以前，造纸术从开罗传到斯加里野，再由此进入意大利。此外造纸术还从开罗沿地中海南岸在北非继续向西传播，并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此后，‘撒马尔罕纸’这个术语成了西方对汉式绵纸的正式称呼。”中国造纸工匠向西亚的流动，也带去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中国造纸技术的西传给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加速欧洲文明的发展。简言之，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为两国的工匠文明交往提供了基础与平台，尤其是中国和波斯的技术文明在丝路交往中实现了互鉴，在互鉴中走向了新发展。

结 语

本文在以上分析中认为，工匠文化已然成为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与互鉴的重要标本，中国工匠文化对波斯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波斯文明也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与波斯丝路交往中器物流动、工匠交往与文明互鉴的分析，至少能得出以下初步结论：第一，在古代，中国和波斯的文明互鉴是基于双方“物的流动”和“匠的交往”，进而在丝路“物的交往”中实现了彼此文明的互进与互生。从波斯国家层面看，由于波斯汲取多种文明融合的工匠文化，进而一度成为欧洲“艺术的圣地”；从中国国家层面分析，古老中国器物文明的博大在世界“物的流动”中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进而在与波斯交往中显现出物质文明之外的独特吸引力。换言之，古代中国工匠文化在全球文明发展中的身份优势明显，并在波斯等域外国家文明发展中发挥独特功能与价值。第二，在物质文明之外，古代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和文明互鉴还体现在制度文明层面的互动。在巨大的丝路贸易交往利益诱惑下，波斯帝国的“工匠集团”制度或受到中国工匠文化的启发，而中国的“朝贡体系”制度也在丝路交往中逐渐走向完善，试图成为全球交往的模式的典范。换言之，中国工匠文化在全球制度文明发展中也产生深远影响。第三，在古代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中，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彼此互鉴，势必影响了双方精神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在艺术精神、美学精神和宗教精神层面，毋庸置疑地对彼此国家和人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与影响。或者说，丝路中物的流动与工匠交往为全球精神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样态和独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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