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0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会联合主办的“手工业考古•丰镐论坛—以商周制陶业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大学、陕西省西咸新区文物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会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西咸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领导和人员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此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的支持。 

　　20日上午，在丰京大原村南制陶遗址临时保护大厅举办了会议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委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会主任刘宇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徐良高研究员，陕西省西咸新区文物局副局长高波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甘旭主持，白云翔研究员和刘宇斌主任分别致辞。开幕式后，与会代表参观了大原村南制陶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工作站内考察了制陶遗址出土遗物。

会议开幕式（大原村南制陶遗址保护大厅）

参加开幕式领导与学者（左起甘旭、刘宇斌、白云翔、徐良高、高波）

付仲杨介绍大原村南制陶遗址发掘情况

王迪介绍大原村南制陶遗址出土遗物 

　　20日下午和21日上午，会议进行了主题演讲与学术讨论。20日下午的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主持。共有11位学者进行主题演讲。

研讨会现场

白云翔做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首先做了题为“手工业考古视野下商周制陶业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在商周时期陶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数量最多、最为常见的一种考古遗物，因而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陶器来源于生产，而制陶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之一，并且与青铜冶铸业、玉石器加工业和骨角蚌器加工业一样是考古学最擅长研究的一种手工业。在我国，商周陶器乃至制陶业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考古资料丰富，研究成果丰硕，但需要研究的问题依然众多。从手工业考古的视野来看，商周制陶业考古研究应当关注什么？研究什么？怎样研究？有什么意义？他从五个方面提出以下看法。 

　　1.工艺技术及生产流程研究。工艺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核心，任何一种手工业研究都离不开工艺技术的研究，商周制陶业同样如此。工艺技术及生产流程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技术体系研究。也就是说，从陶土选择、羼合料来源及制备、陶土加工、陶器的成型及装饰到窑炉结构、燃料种类及来源直至烧制成器等。它们是一个体系，各个环节有机关联，即使在研究的实践中关注的是其中的某一个环节，也需要将其放到整个体系中去观察和认识。二是技术体系演进研究。制陶技术作为一个体系，不仅由各个相关的环节构成，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是商代西周历时八百年，这个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演进的；即使整个技术体系没有根本性变化，其中的某些工艺技术也是在变化的。三是技术体系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商代和西周是两个不同的部族建立的广域王权国家，其文化也多有不同，那么，商文化和周文化在制陶技术体系上有什么异同？中原和其周边的制陶技术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在技术选择上有什么异同，其动因何在？在商文化和周文化在向周边地区扩展以与周边各地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制陶技术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原与周边的制陶技术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和交流？四是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文化因子的研究。技术不仅仅是技术，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制陶技术直接影响到陶器的陶质、陶色、形态、大小、纹饰乃至功能等各种特征，是判断陶器之文化属性、年代、地域性等各种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制陶技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因子。 

　　2.制陶作坊空间研究。制陶作坊作为陶器制作生产的集中空间，各种制陶活动大都是在这个空间中进行的，因此，制陶作坊研究是制陶业考古的重心所在。这里所说的空间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制陶作坊本身的布局结构研究，包括取土、原材料存放、原料制备、加工成型及器表装饰、陶坯晾晒、窑炉及烧制、产品存放、废弃物处理等制陶本身的各种空间，以及工匠生活的空间乃至工匠死后的埋葬空间等。一般说来，上述空间往往是相对集中于一地的，形成一个完整的制陶作坊，但有些情况下上述有的空间与作坊相分离，值得注意。另外，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往往难以将一个制陶作坊全面完整地揭露出来，但发掘清理的即使是作坊的某一个局部，也需要从其整体的布局结构上去观察、去认识。二是制陶作坊的人文地理空间研究，也就是它在聚落或城址中的空间分布以及与其他人文地理空间之关系的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制陶作坊与聚落布局结构的关系、制陶作坊与其他手工业作坊等空间关系的研究，因为，制陶作坊一般来说不是孤立的，而是聚落或城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是制陶作坊的自然地理空间研究，制陶作坊的选址除了人文地理的因素之外，还涉及到陶土、羼合料以及燃料等原材料的获取、水源以及交通等问题。一般认为，取土和用水便利是制陶作坊选址的两大自然要素，但是不是一概如此，两大要素中那种要素为首选要素，值得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 

　　3.产品流通与消费研究。生产的终极目的在于消费，而流通又是连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个必然环节。就商周制陶业来说，其一，产品流向问题，即一个陶器作坊的产品，其流向是在本部族内部，还是也流向其他部族？是定向流通的，还是非定向自由流通的？其二，产品流通方式问题，即其产品是部族内部的分配，还是通过商品交换，抑或是两者兼有之？其三，产品应用问题，包括应用的人群、应用的场景等，其应用人群和场景是特定的还是非特定的，抑或是两者兼有之；是主要用于日常生活，还是主要用于埋葬或祭祀，抑或三者兼有之。 

　　4.生产经营方式研究。一是制陶作坊的经营者问题，即经营主体问题，是个体、家庭还是家族、氏族、部族或是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抑或是多种形态并存；如果是个体，那么其来源、身份、地位以及是否世袭等问题。二是工匠及附属劳动者，包括其来源、身份、地位及其生存状态等问题，他们是专门从事制陶生产还是兼及制陶活动，工匠是相对固定的还是流动的。三是生产经营模式，是常年不间断生产经营，还是季节性生产经营；是专门进行制陶生产，还是作为一种副业进行生产。四是作坊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即制陶工艺流程的各个技术性环节，尤其是成型和烧制两大环节，是由同一个工匠完成的还是多个工匠分工合作完成的，工匠之间有无明确的专业分工。五是作坊外部的专业化分工，也就是作坊之间的分工，一个作坊是只生产一种或一类陶器，还是多种陶器同时生产；即使同一类陶器由多个不同作坊生产，不同的作坊有没有形成各自的“作坊风格”？六是所有制问题，即一个陶器作坊究竟是属于家庭的，家族的，氏族的还是部族的，或是王室的？也就是说，是“民办”的还是“官办”的？如果是官办的，是王室所属的“专供生产”还是王室管理的“经营性生产”？凡此种种，都直接涉及到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产品流通和消费等问题，乃至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 

　　5.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制陶业与其他手工业的关系问题；二是制陶业与农业和商业的关系问题；三是制陶业在社会政治生活也就是在社会组织结构演进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从氏族到国家、由王国到帝国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四是制陶业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变迁问题；五是制陶业在社会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凡此种种，既是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些重要的研究视角。

付仲杨做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仲杨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大原村西南制陶遗址发掘与收获”主题发言。他从遗址发现与位置、发掘目的、方法与理念、发掘概况、收获和认识、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等五方面介绍了丰京大原村西南制陶作坊的发掘情况、成果和认识。该遗址发掘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以获取遗址形成过程、制陶作坊聚落形态、陶工的生产和生活行为等相关信息为研究目的，并采用精细化发掘方式。发掘过程中在对遗存的堆积状况、遗存空间位置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采集土壤样品，以获取植物利用、古代环境等信息，使用0.5厘米孔径的筛子对堆积土进行筛选，其中的红烧土、动物骨骼和石块等遗物全部采集。遗址2017年开始发掘，已发掘面积900多平方米，共发现陶窑13座、灰坑40多座，出土大量与制陶有关的遗物。根据发掘和初步整理情况，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收获和认识。首先该遗址为西周晚期专门烧制夹砂褐陶疙瘩鬲的制陶作坊遗址。其次，主要有半倒焰窑和升焰窑两种形制的陶窑，存在五种组合模式。首次发现 1座半倒焰窑和1座升焰窑共用1个操作坑现象。再次是发现的Y9为迄今为止西周时期最大的一座保存较好的陶窑以及迄今为止西周时期最小的一座陶窑Y10。同时Y9还发现封堵火眼的泥块、Y11发现夯打结实的窑门，这些为我们了解西周晚期烧制陶器工艺流程提供了具体实物资料。最后，目前主要发现的是遗址烧制区和处理废料和废品区，而制坯区、晾坯区以及生活区还不是很清楚。他还认为在制陶遗址内部空间布局、丰京遗址制陶作坊空间布局、坯料来源和成分、燃料成分以及制陶遗址与制骨作坊遗址的关系等相关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岳连建做主题发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岳连建研究员做了题为“镐京遗址西周陶窑的发现与研究”的主题发言。他先梳理了镐京遗址陶窑址发现情况。目前在镐京遗址花园村东、普渡村北、白家庄北、上泉村东、落水村等7个地点共发现陶窑50座。还详细介绍了2016至2017年在花园村东街遗址发掘的3座陶窑情况。陶窑形制均为竖穴式，由火门、火膛、窑箅（火眼）、窑室四部分组成，陶窑前面均有一个大的深坑状操作间。其中Y2、Y3保存较好。这些陶窑位于铸铜作坊区域内，有的形制较小，火眼较细，其上还覆盖有控制火力的陶片或泥土块，推测该类陶窑可能与烘制陶范有关。最后他将镐京遗址西周陶窑等制陶遗存与客省庄二期文化陶窑、老牛坡遗址发现的商代陶窑、制陶工具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镐京遗址历年来发现的西周陶窑，数量虽然达到了50座，但分布比较分散，尚未发现一个比较集中的大型制陶作坊。陶窑形制基本均为竖穴式，上下一体，结构紧凑，能更好地利用火力，而且还能通过堵火眼的方式控制火力大小。这种陶窑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横穴式陶窑形制不同，而与西安老牛坡遗址发掘的商代陶窑形制相同，二者具有传承关系。镐京遗址发现的制陶工具种类较多，其中常见的制陶工具，其形制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和老牛坡商代遗址发现的制陶工具基本相同，体现出了制陶工艺及工具的传承性。

徐良高做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做了题为“制陶作坊考古和古代聚落与社会研究”的主题发言。他谈了对丰镐遗址制陶作坊考古和古代制陶作坊与聚落、社会研究的几点思考。 

　　他首先提到，迄今沣西遗址已发现陶窑70多座，尤其是在大原村西南的制陶作坊区，集中发现陶窑29座，为丰镐遗址典型制陶作坊区。沣东镐京遗址陶窑址分布分散，目前在上泉村东、普渡村北、白家庄北、落水村等6个地点共发现陶窑47座。除了日用陶器和随葬陶器烧制作坊外，还有专门烧制建筑材料的陶窑，如镐京遗址落水村西南发掘的西周陶窑中，出土了大量烧结的板瓦碎片。此处北距落水村西的西周大型夯土基址约100米，表明镐京的宫室建筑用瓦是在宫室所在地附近制作生产的。大量陶窑和陶器的存在说明 制陶手工业是西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他提出，我们要特别关注先秦制陶手工业研究的更深层次内容与更广泛的意义。他提到去年在湖北荆门市屈家岭遗址召开的“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赵辉先生有关古代陶器历史地位、意义以及全方位制陶业研究发言的启示意义，认为古代制陶业研究在方法上，应把考古发掘、人类学资料与认识以及历史学资料与研究相结合。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此次会议邀请了不同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家从不同方面对先秦制陶业展开研究，共同探讨。 

　　他还认为研究古代制陶手工业，最基础的研究是工艺技术、生产过程，或曰操作链。进一步，由作坊内各种遗存结构与布局探讨工匠的行为过程。这类研究是迄今先秦时期制陶手工业考古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取得了诸多成果。其中，对于制陶工艺技术、生产过程，我们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如取料、和泥、制坯、整型、装饰、晾干、烧成、选择与废弃，等等，制陶作坊遗址的考古工作应该寻找与各个工艺环节相对应的遗存，其中烧制陶器的陶窑遗存和相关制陶工具最容易发现与辨认。应该说，大原村西周制陶作坊的考古发掘，迄今对于制陶手工业操作连的相关对应遗存尚未完全找清楚，有待继续工作。关于工匠行为，王迪曾对大原村南制陶作坊遗存做过一些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关于制陶作坊考古与聚落研究的关系，他认为丰镐遗址的制骨作坊和制陶作坊相似，一方面发现多，分布广，基本位于灰坑密集区一带，似从属于各居民区，与铸铜作坊的分布不同，这可能暗示了制骨、烧陶等满足人们日常所需的手工业为各家族掌握，或者是由家族内的个人经营，主要是满足各居民区自身的需要，与青铜制造业不同。另一方面，也有集中分布区，如大原村南作坊遗址和周原云塘制骨作坊遗址，显示出这类作坊性质的复杂性。丰镐遗址的铸铜作坊虽然仅在客省庄南与张家坡东的灰坑内发现有少量陶范碎片，但从其位置来看，均位于宫殿基址附近。宫殿等高等级建筑用瓦的生产也是如此。它们的分布位置与一般制陶、制骨作坊遗址不同。这种现象是否说明这类特殊手工业作坊的官营性质，以满足所谓“宗器不鬻”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城市聚落中，作为商品生产基地和流通中心的功能到底如何？手工业生产到底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三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到底如何？由都城布局、结构特点来看，三代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对聚落中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来寻找答案。 

　　他认为，应该将手工业作坊遗址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比如商周手工业作坊遗址所反映的中国古代都城特色和政治、社会结构特点。张光直说：“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 、“中国早期城市一出现就是带有政治性的，经济不是其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早期城市的一个特点，与欧洲的不一样。” 是不是如此？需要通过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与聚落研究来回答。 

　　最后，关于陶器在研究古代社会和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与意义，他说，实用陶器与随葬陶器在器类、器形、大小等方面存在异同，这种异同反映的是“视死如生”还是“生死有别”？是分别专门生产还是同一作坊生产？以丰镐、周原遗址陶鬲的异同为例，我们不仅可以分析不同陶窑的产品风格、流传范围，甚至引起我们对于陶器是否具有族群或国家的标识意义的省思。

王迪做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迪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的主题发言。他首先介绍了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缘起。在《兖州西吴寺》报告中，Y1西面和北面1米左右处的H287和H252中出土较多的陶垫、陶拍、较多的红烧土块和烧废的陶器等，应与该窑有关。但是陶窑被划分到第7段，两座灰坑则被划分到第6段。由此得到三点启示：1.单纯以年代学为中心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遗存之间的联系，而遗存的空间分布关系有助于弥补这一裂痕。2.在类型学的时空框架下，通过遗存的空间分布上反映出的功能联系，也是研究古代人类行为的途径。3.制陶作坊功能相对单一，研究制陶作坊空间内的人类行为是理解古代社会的“靠谱”切入口。为了进一步系统研究，提出微观聚落考古理念。微观聚落考古理念来源于四个部分：1. Bruce G. Trigger定义的聚落考古学三个基础研究层次中在聚落层次上的研究。2.张光直的“微观”层次上的聚落的文化和社会研究。3. 空间考古研究视角。强调考古遗存的位置、排列和方向，吸收Susan Kent对遗址内部空间的研究以关于活动区的三个假设为基础：（1）活动区能够从内容上、手工制品和动物遗骸的空间分布模式上辨识出来；（2）大多数活动区有明确的性别；（3）大多数活动区是单一功能的。这些成为阐释考古遗址中辨识特定区域功能的基础。4. Kent Flannery、Ian Hodder等人的语境考古。语境考古不仅关注遗存本身，还关注遗存之间的联系，关注某些遗存是否总是同出或者总与一些典型相关特征以及它们跨遗址或者地区的出现频率。要把研究对象要放在更大的功能性整体中理解。而后以商周时期的中国为研究时空范畴。首先提出考古学上制陶作坊的辨识原则，进而辨识出商周时期的制陶作坊。在制陶作坊的背景下，指出：1.制陶作坊背景下的制陶工具包括石杵、陶筛、纺轮、镞、刀和镰、骨匕、鹅卵石、鹿角锥、砺石、骨锥、陶小圆锥等。2. 制陶取土方式包括挖不规则状大坑 、挖大型沟 、挖地下巷道。3. 制陶祭祀表现形式有祭祀坑、人死后埋葬于制陶工房、窑内放置人骨、卜骨和卜甲、陶器上的数字卦。最后，以西吴寺遗址春秋时期制陶作坊功能分区的研究为例，说明微观聚落考古理念在研究作坊内部空间组织上的作用。

戴向明做主题发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做了题为“简论黄河中游史前陶器的生产与流通”的主题发言。他按照年代顺序讨论了自裴李岗文化到龙山时代的陶器生产和流通问题。认为华南地区陶器出现得较早，有近2万年的历史，但那时数量很少、器型简单、制作粗糙，应主要是各小群体自产自用。到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各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制陶系统，能够生产出形态多样、复杂的器物，制陶技术趋于成熟，而且据此已经可以区分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时的陶器生产应该有了一定的专业化，有专门的陶工制作陶器；至于这些陶器产品是否存在一定范围的流通，现在还不能说清楚。到仰韶早期，许多遗址都有陶器生产的证据。如在姜寨、北首岭等遗址都发现一些陶窑对应不同房屋组的情况，说明陶器生产可能是由不同家族或氏族内的某些工匠完成，其产品分配或许是由氏族或整个聚落统一控制，当然也不排除基于经济利益的交换。到仰韶中期，一些聚落仍然存在数座陶窑集中成组分布的情况，其生产和流通方式应与仰韶早期相似；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发达，体现出高水准的专业化技能，推测应该有规模较大的生产中心，但通过对我们在运城盆地调查采集的彩陶片的初步检测，发现彩陶的成分来源较分散，说明当时彩陶的生产可能还是比较多元的。到仰韶晚期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出现了集中的制陶作坊区。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有一排十几座小房子与多座陶窑间隔分布，旁边的窖穴还出有大量集中生产的器物，显示出高度集中的专业化生产场景。其产品显然不会只满足本聚落的需要，而应该有一定的流通范围。近年在别处也有类似的发现。 

　　庙底沟二期则出现了较专门的制陶作坊。如山西垣曲宁家坡有两座保存完好的陶窑，旁边还有沉淀陶泥的土坑，推测是一处作坊；还有垣曲古城东关，也有陶窑、窖穴和旁边的小房子相组合构成作坊的场景。近年在山西新绛孝陵遗址发现一处大规模的陶窑群，其中属于庙底沟二期的就有7处，每处陶窑都修建在一个大型操作坑的边上，考虑到分期的因素，同时期使用的陶窑大约有10几座之多，如果算上发掘区之外可能存在的其他陶窑，实际数目应该更多，可见当时的生产规模是非常大的，这看起来很像是一处集中制陶的“核心作坊”。 

　　到了龙山时期，小聚落中发现陶窑的几率不是很高，陶窑主要集中在大型聚落中。如我们发掘的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就有一片居住区，可以分成不同的房屋组，每组房子里都有几个陶窑分布，这些陶窑与旁边的房子、窖穴、灰坑等共同构成了一片集中的制陶作坊群，表明制陶很可能是这群人一个重要的产业。当然在其他居址区也有少量陶窑分布的情况，显示出大型遗址里多样化的生产形态。这种情况在襄汾陶寺遗址同样存在。我们认为，龙山时期陶器生产很可能主要是由大型中心聚落控制的，并由此通过分配或交换来获取其他产品或资源。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晋南地区在陶寺、下靳、清凉寺等遗址都出有彩绘陶，而且只见于贵族墓葬中，普通墓葬是没有的，说明这些彩绘陶属于权贵者专用，其生产很可能也是由贵族控制的。 

　　相比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的专业化生产应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我们这次在沣西大原村所见到的烧制单一产品的陶窑和制陶作坊。

彭小军做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长江中游史前陶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