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万年文化史的塑造以来，黄土高原东部黄河先民一衣带水，彼此促进，在距今4000年建造了叹为观止的碧村古城，建构了早期国家的辉煌篇章，叙写了黄河文明的宏大历史图景，为推进多元汇流的中华文明形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山西独特贡献。

《史记·滑稽列传》：“当关口，天下咽喉。”关口即走廊，亦是锁钥。黄河虽有其险，亦可渡之，可渡之处就有关隘。

龙山时代晚期的碧村先民之所以选址于此，也是对此谙熟于心，深知其中的优势：一方面，这里三面环河临沟，便于把守；另一方面，为便于控制交通，将城址安置于交通主线的末端，使其成为进出黄河的重要关口和连通东西南北的战略要地；此外，跨区域文化中心石峁强势崛起带来的虹吸效应，也是碧村先民无法忽视的存在。所以，碧村这座古城的设计规划，无不体现其建造者的意图，严密布防，让一切尽在掌握。

该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一座拥有双重城墙的大型石城，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地处黄河和蔚汾河交汇处，东距兴县县城20公里，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51公里。

遗址范围北起猫儿沟，南达蔚汾河，西抵黄河，在东部和中部各修筑两道石砌城墙，形成具有多重封闭空间的山城（图一），城内面积约75万平方米，由东向西为城墙圪垛、殿乐梁、小玉梁和寨梁上等四个逐级下降到入黄河口处的串珠式台地，主体年代以龙山时代晚期为主，下限可延续至二里头时期偏早阶段。

图一 碧村遗址城垣结构

除借助遗址的天险，在其东部、中部各修筑一道纵贯南北、连接两端河沟的城墙外，在与外界主梁连接的东部主城墙上设置大型城门，以控制进出入口。东城墙及城门位于东部城墙圪垛地点，内城墙及城门位于中部的石门墕，核心建筑群则修建于地处内城之中的小玉梁地点。

该石城营建时总体随东西走向的大地形布局；各地点建筑（如城墙及城门）虽随形就势，但在方向、规制、结构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设计的统一性、规范性。不同性质墙体有着不同的规制，城门朝向与建筑朝向相反，房址类建筑朝向城内，城门面向城外。

遗址核心区域小玉梁是一个四周砌筑护墙的高台，以统一的255°进行整体规划，修建了一批以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砌建筑群，该组房址坐东面西，共五间，位于台顶偏东部，占地面积超过400平方米，背后有大窖穴，迎面为中央广场，似一殿堂式建筑，以中间面积最大的F2为中心，两侧房址东墙依次向西缩进式排列，地面、墙面制作考究，圆形地面灶直径最大达2.6米，小者也有1.6米，部分墙面仅存规整石砌立面，也有保留厚厚一层经火烧烤的草拌泥层。

除了中心房址外，与其同时修建有倚靠东北角护墙而建的大房址，房址设置有上下城墙的台阶，以作登高瞭望之用。其与东面100米处的内城门墩台形成良好的通视效果，以为小玉梁主人传递信息。

台地四周砌筑护墙，各墙体方向与房址基本平行或垂直，多采用两堵均为1.6米的石墙拼合而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玉梁护墙宽度达到3.2米，是所有墙体中宽度最大的，比2.4米的城墙还要宽一些，可见对该区域防卫的重视。

小玉梁主人不仅占有稀缺的玉石器，还使用红铜或铅锡含量较低的铅锡青铜制品，掌握占卜权，食用当地少有的水稻。

上述以五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构建筑修建于2100BC左右，在1900BC之后，这五座房址地面和屋顶经过了反复的修整，与此同时，整个台地布局亦有调整，直至1700BC左右基本废弃。

当然在这组石砌连间房址出现之前（即2200BC前后），小玉梁地点已有人居住，修建了一批南向的半地穴房屋，规模较后来要小，且将大量垃圾倾倒于南部坡地附近。

城门是一个城池的眼睛，碧村城门规划布局也是城池主人的主要意图之所在。该城门位于遗址最东部，也称东大门，位于遗址东部高耸平台边缘，背靠黄河，面向东方，朝向主梁（图二）。

图二 碧村遗址远景

城门主体由“品”字形三个大墩台构建而成，整座门址东西进深48米，南北跨度75米。为加强安防检查，在城门系统中设置对称的障墙，配备南、北、中等多组门塾，加强防卫。进门时，从南面起点，通过南门塾检查，进入夹道，沿着宽1.8米的弧线型夹道前向行进至北门塾和北墩台，左拐进入第一重瓮城进口处，再向右折进入瓮城内，在瓮城墩台驻守人员监视和指引下，迂回前进，行至第一道瓮城末端，右拐进入第二道瓮城，继续前行至该重瓮城西出口，方可进入城内。出城时，在进城南部对应的位置，向相反方向行进，行至外瓮城东南角处，在门塾人员检查和引导下，从东南出口出城。

碧村门址相较于同类城址门址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和优势，与同时期的石峁东城门相比，体量相近，结构有一定相似性，均为品字形结构，但更为规整和严密。与年代更早的后城咀城门相比，结构差异较大，后者更有着中原仰韶以来的多重错位设置进出方式的传统，所以碧村城门与石峁东门址设计思想较为近似，只是更为优化。所以，从发展逻辑上来看，后城咀—石峁—碧村，这也符合三座城门年代的早晚关系，依次渐晚，愈渐成熟和完善。

这种成熟和完善性主要表现在城门设计和建造的几大特色，首先是前置流线型圆形墩台，为进出分流和延长安检线路，增强安全性。其次是标准的双瓮城，这在其他同时期遗址中是未曾见到的，如此成熟的瓮城系统犹如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明清城址的设计。另外一个方面是门址的对称性，规整而美观，在绵延不绝的梁峁之上建造这样威严的城门，可见其重要性和等级性。

如此宏大的东城门是2100BC碧村遗址走向鼎盛阶段的标志，随着1900BC东城门的衰落，整个城址也走向低谷，更为惊奇的是石峁古城也在同一时期渐趋衰败下来，黄河两岸也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与此同时与陕北、晋西有着密切文化交流的晋南陶寺、周家庄、坡头等大型聚落也在这一时期步入低迷阶段，这一系列关联现象证实：昔日从晋南到晋西、陕北文化交通线已然开始萧条，线路上的重要节点趋于颓势，出现了不约而同的“停牌”现象。

总而言之，碧村城址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沿外城墙、内城墙、中心台城逐步降低到入黄河口处的线性布局，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背靠黄河面向东方的城防系统，以及龙山晚期南北交通线路上的集体“停牌”等现象，强烈地彰显出了其浓厚的防御色彩，展现了矗立于黄河东岸的碧村遗址的特殊屏障及枢纽作用。

4000年前，碧村先民镇守黄河，交通四方。到了近代，山西人“走西口”时，也会途经碧村，辗转陕北石峁遗址所在的高家堡，北上包头。这样的行迹路线，跨越数千年而不变，证明这里历来就是南来北往的人们通过黄河的主要路线之一。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而如恩格斯所言“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探索文明自然离不开国家这个古老话题。关于古代国家的结构，我们知之甚少，目前有可靠文字记载能触及的中国古代最早国家结构是晚商时期，当然我国国家出现时间实际是远远早于此的，如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但也只是认识到了其都邑性质，对其国家结构尚未能做出进一步阐释，夏及其之前的这些国家有多大规模，有着何种层级结构，知之甚少或难以深入。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的学术逻辑，晚商国家政治结构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根据甲骨文资料和考古发现可知，商代国家实行的是都鄙邑政治结构。4000年前的古国时代是否也具有相似的政治结构？石峁的都邑性质已为学术界所认识，将其定义为一个典型“古国”并无不妥（图三）。作为黄河东岸重要关口的碧村正好与其相对，两者关系是尝试阐释当时国家规模和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图三 石峁皇城台

从考古学角度阐释文明或国家，还是要从自身学科方法和理论逻辑上着手，即从考古学文化到古文明和古国。1985年10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的苏秉琦先生，在辽宁兴城发表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三历程认识，首次提出“古国”一词，强调了从作为器物本位的谱系探讨进一步向聚落、社会乃至国家延伸，其前提仍是实际存在的“条条”“块块”，在这些“条条”“块块”中去认识国家，相聚仅仅50余公里的石峁与碧村之关系探索当然也要基于此。

碧村和石峁两者主体年代基本同时，还经历了兴起、鼎盛和衰落等三个步调基本一致的发展阶段，均在2200BC初兴，2100BC修建东城门和外城墙，2000BC前后是其最为鼎盛阶段，1800BC前后衰落。

两大人群还有着相同的生活理念，日用陶器上均流行以蛋形瓮、高领罐作盛储之用，以双鋬鬲、敛口斝为炊器，以圈足盘、折腹豆为食器，管流盉、折腹罐为水器。大兴尚玉之风，以多璜联璧、钺、环、扁体琮为主，流行藏玉于墙习俗。筑城思想大同小异，成为一个固定模版，通常选址于主梁的枝杈末端；多面环河临沟；依托内城的一侧朝另一个方向进行修建，或切断进出通道形成主城墙，或内外嵌套构建较为完整的环抱式城圈，中心区域有层层围砌护坡的高等级建筑区；主城墙高高耸立，可环视城内动静；主城门采用严密进出结构，层层把关，处处设防；墓葬通常安置在不同等级居民的居址附近。生业上养猪、羊、牛，种植粟、黍。这一聚落生活理念不仅见于石峁、碧村，在其它很多同时期石城中均有相关发现，成为这一时代黄河两岸地区的通行模式，这一模式虽并不源于石峁，但在石峁遗址发展到顶峰。在2015年碧村遗址首次发掘之后，结合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建议以“石峁文化”名之，碧村和石峁是这个考古学文化中的核心代表，两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框架。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一般会跨越多个古国，也就是这一时期不存在跨考古学文化的古国，当时古国规模多较小，所以才有“天下万国”的局面。所以，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彼此紧邻且基本同时的石峁与碧村，具备探索早期国家的基础。

如果我们将石峁作为陕北高原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个古国来认识，其与碧村的联系自然也不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为并立于黄河东西的两个政治实体，其二为同一政治实体或盟约关系之下不同层级、作用的两个中心。

作为当时主梁末端控扼东西交通的碧村，采用层层设卡、谨慎布防的城建规划，并与石峁同样修建了当时面朝东方的高等级主城门，彰显出其浓郁的关口和军事防御色彩。对于石峁古国来说，碧村处于其东部黄河和吕梁山两道天险之中，属于其核心文化的影响范围，是东部要道上的关键卡口，有充当石峁黄河东岸军事屏障的资本，客观上能起到一个关口和屏障的作用，在此前提下，不论碧村是其边塞抑或是独立实体，石峁古国东部的边界范围基本可以勾勒出来，即位于碧村所在黄河附近。

更进一步来说，具有控扼东部战略要地的碧村顺从与否，对石峁会构成很大威胁，在石峁其心之所向的东方要地上，不可能没有准备。作为黄河西岸陕北文化中心的石峁，也是碧村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和关键要道，其也有掌握包括碧村在内的一方局势的能力。

因此，碧村也就很难长期独立于石峁之外，在与石峁并存的更多时段里，只能依附于石峁而存在于世，这也就解释了其与石峁兴废步调一致的现象了。

所以，从聚落理念、发展步调、位置关系、东西交流路线关系以及聚落等级差异上来看，长远而言，石峁与碧村必然走向一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的表现就是两者结合：盟国或纯粹的隶属关系，两者同步进入鼎盛和衰落的现象正好印证了此推测。不论是盟国或是一国之下次级机构，在影响力上，碧村的政治地位必定低于石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理解为石峁之下的一级机构，也未尝不可。于是，则可估算石峁作为一个国家的体量，其核心区域的东界大体是在碧村所在蔚汾河流域。

如上所言，石峁与碧村在某种程度上更应是一种都邑与关口要塞的关系，石峁文化核心东界的吕梁山西侧，碧村所在的蔚汾河附近，当为石峁古国“东鄙”之所在。以石峁为国之中，从石峁到碧村，最东不过吕梁山，如此为参照，可作为了解距今4000年前后石峁古国国家轮廓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从中也可窥见这一时期河套国家建构中存在的一种方式：战略协防的需要，串联不同区域中心构筑更为复杂的政治体系。更为有趣的是，石峁、碧村这类国家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交通线路、军事等方面需求所致，即公共权力强调战略协防；这与追求精美玉器和有着统一信仰的良渚国家有所区别，其公共权力更多强调分配协作，如赵辉先生指出良渚“城内皆为非农业人口”“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有那么一点接近地域国家的样子”。

碧村所处龙山晚期是黄河流域的“天下万国”时代，《左传·哀公七年》亦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时古国众多，这一情况也被考古发现所逐步揭示。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几处中心聚落多集中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高原附近，如石峁、陶寺，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着时代的走向（图四）。

图四 碧村、石峁与陶寺位置关系

正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的，经汾水贯穿山西全境的“Y”字形文化传播带，是史前最活跃的民族熔炉。在距今4000年前后，正好连接起了当时最为耀眼的两大文明中心——石峁和陶寺。而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既是石峁文化圈的重要一员，又与陶寺并立于黄河东侧，成为阐释黄河两岸文明图景、揭示黄土高原广大范围内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重要窗口。

处于以石峁为代表的河套石城文化圈东部前沿地带的碧村，占据着当时交通主线的末端，有着把控黄河东岸要道的天然优势，这一情形与其严密的城防设施高度吻合；而其城门面向东方，与核心建筑群朝向恰好相反，进一步证实其防御对象主要是来自于晋中、晋南等东部势力，而对其更具吸引力的当是石峁等西部力量，这也客观上起到了黄河东岸军事屏障的作用，其优势与作用也势必成为石峁经略东方的一个跳板，建立起了石峁与陶寺之间的一条战略通道。

从襄汾陶寺出发，途径汾河谷地，辗转黄河岸边的兴县碧村，最终抵达陕北石峁的文化通道，是史前最为活跃的民族熔炉。这条文化传播路线的兴盛也带来了黄河玉石文化的繁荣。东方的尚玉之风沿黄河西进，向北流传到石峁，因此龙山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4000年前后，原本多见于东方海岱等地区，以刀、钺、璧为主要器类的玉器在该区域大量出现，特别是东方海岱特有的牙璧、方形璧、牙璋等也在这条“Y”字形文化带的黄河沿线流行开来，发源于江浙被海岱大汶口化的矮体琮，也在清凉寺墓地、下靳墓地、陶寺墓地及碧村遗址广泛出现。这些玉器形制大多保持了原本的样式，在丧葬中的用法也有很多类似之处，如矮体琮习惯以臂钏形式佩戴，执钺多见于男性，但也出现一些用法上的变化，如石峁文化的石城流行将璧、钺、琮嵌于墙体之内。同时，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在晋南、陕北甚至陇东出现了一种特色的多璜联璧，其多璜形式实际在黄河下游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已以联璜环的方式出现，晋南出现的这类多璜璧应是玉文化西进过程中的改良现象。伴随着东风西渐的黄河玉石文化之路，还有东方的獠牙崇尚之风，在晋南龙山时期墓地也多有出现。根据目前资料显示，这一东风西渐的发展趋势至少在距今4500年的大汶口晚期蔚然成风，并影响至晋南的中条山及塔儿山下，若以仰韶晚期太行山西翼局部流行的白陶来说，这一发展趋势出现时间要更早，大体在仰韶晚期。距今4000年前后，在石城大量出现的晋西、陕北等地区，尚玉习俗也成气候，较晋南尚玉习俗出现时间晚一些；如果说晋南是其传播路线上的关键节点，地处晋西的碧村遗址则是对这个节点的重要延伸。

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高度繁荣的黄土高原，既然存在这样一个文化和人群交流通道，其间关键节点的中心聚落，必定随之更加繁盛，如晋南的芮城坡头、绛县周家庄、襄汾陶寺均在2100BC进入了其鼎盛阶段。芮城坡头遗址内外环壕均修建于此阶段；这一时期绛县周家庄的环壕面积已经达到300余万平米；陶寺中期兴盛阶段聚落面积扩大到400余万平方米，修建大型城壕、大型建筑基址（图五），出现了王级大墓M22。晋西高原兴县碧村遗址结构严密、布局规整的高等级双瓮城东大门也在这一时期修建，形成具有双重城垣的大型城邑，与碧村关系密切的陕北石峁古城也几乎同期修建外城墙和东城门，聚落规模达到鼎峰。因此，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关键区域，晋陕高原南部形成了以挖土筑城为鲜明特色的陶寺古国及相关人群，北部形成了以采石筑城为特点的石峁古国及相关人群，勾勒出了4000年前黄河文明的主要图景，点缀其间的碧村、周家庄、坡头等其它中心聚落不仅沟通了两大集团，也推动了这一文明图景进一步整合与稳步繁荣。

图五 陶寺城址

   小   结   

碧村遗址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关键时期，于河套和晋南碰撞交融的关键通道上，诞生的一座特殊城池，其占据黄河战略要道、规划严密的突出特性，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一座重要关口，加之其与都邑聚落石峁“比邻”的相对位置，同一的考古学文化，共通的聚落模式和生活理念，唇齿相依的社会关系，相同的发展步调，两者也构成了都邑与边鄙地区功能性城市的两级政治结构，这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河套模式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有效考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因其复杂的地理环境，河套这种都鄙政治结构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共同协防的需要，不同于江浙等平原地区在统一信仰和分配上的国家政治架构。在此基础上，结合同时期其它发展势头最盛的相关区域中心聚落，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黄河中游地区4000年前后的文明景观，展现天下万国时代黄土高原宏观轮廓，北部是采石筑城的石峁古国文明，南部是挖土筑城的陶寺古国文明，最终随着南北通道的衰落和文化的大整合，逐步融入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之中。当然这个历史过程及其中的联系可能并非我们认为的这么简单，本文也只是提出一种思考方向，期待更多材料和研究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一研究。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编号：2020YFC15216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