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在距今1.7万—1.3万年的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千件石器和截至目前我国北方地区最早的陶器，第二期文化遗存发现了距今 9000 年前后的大量积石墓和随葬石器、玉器、陶器。遗址中发现多种玉器，被认为是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据。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在距今1.5万—1.1万年的地层中，发现了人类生活营地，不仅出土了大量石器，还发现了山东半岛乃至华北地区最早的陶器和禾本科植物遗存，显示该时期人类生活的样貌。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发现更是不断涌现，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各地区考古发现的空白。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发现了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早段的大型环壕聚落和大量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距今8000年前后的一、二期遗存被命名为顺山集文化，对于认识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和人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大致同时的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是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海岸贝丘遗址，也是中国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贝丘遗址，出土了大量人工遗物和自然遗存，为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人类生活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该地区的文化谱系、环境变迁等，提供了绝佳机遇。

各地新石器考古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也为建立这些地区的文化谱系和文化编年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发现，不仅完善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距今7500—3000年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还揭示了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文化特征、生计模式的变迁，为探讨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海南东南部地区的英墩、莲子湾、桥山等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3000年的多期遗存，出土墓葬和丰富的人类生活遗迹、遗物，分别被命名为英墩文化、莲子湾文化和桥山文化，为建立海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文化编年提供了珍贵材料，对海南、环南海乃至南太平洋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发现更多，这些发现，为认识中国的文明起源、早期文化交流互动和生业经济发展等，都提供了有很高价值的材料。实际上，我们认识进入文字历史前夜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遗迹遗物年代跨越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几个时代，不仅明晰了皖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和文化编年，也为研究该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珍贵材料。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保存完整的大型环壕聚落和大型公共墓地，对研究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具有重要价值。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发现了距今5900—4200年的多个文化阶段的遗存，证实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宫殿式建筑和距今5000年前后大型水利设施的存在，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样本。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发现了仰韶、屈家岭和石家河等多个文化的遗存，特别是制玉作坊和随葬玉钺的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大墓，为了解该时期南阳盆地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大量珍贵材料。四川金川刘家寨遗址，清理出土了大量遗迹和遗物，显示其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密切联系，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及其与西北地区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河南巩义双槐树，湖南澧县鸡叫城，湖北沙洋城河，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江苏兴化、东台蒋庄，山东章丘焦家，山东滕州岗上，河南永城王庄等遗址，分别发现了距今5000年上下，分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的大型聚落、大型水利工程，以及高等级房屋、高等级墓葬等，为了解黄河、长江流域各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证据，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龙山时代，重要城址先后被发现，显示许多地区陆续进入早期国家社会。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发现了核心区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台城式建筑群、距今4500年前后的宫殿建筑群和高等级礼制建筑，显示了陕北地区的快速文明化进程。陕西神木石峁、山西兴县碧村发现了年代大致相同的大型石城，特别是作为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聚落的石峁遗址，规模宏大、气势恢宏、气象万千，为我们研究北方长城地带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资料，具有非常高的价值。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长江中游地区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石家河遗址的发掘为探讨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了布局严整的龙山文化城址和城市排水系统，还发现了距今4200年的车辙，在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和社会生活研究方面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文为《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一书新石器时代专家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