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学研究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技术部主任、研究馆员尚玉平作汇报


巴达木东墓群位于新疆吐鲁番市火焰山镇巴达木村东南约3公里，西距高昌故城约5公里。墓葬分布于火焰山南麓黑沟河流域山前冲积荒漠地带，属哈拉和卓古墓群东南向的延伸，是一处晋唐时期的墓葬遗存。2022～2025年，在“考古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项目框架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该墓群开展持续性主动发掘。共清理十六国墓葬18座、唐代墓葬9座，出土各类遗物600余件（组），其中包括墓志2合、木券1组，为深入研究晋唐时期国家治理、文化融合、丝路交流提供了关键性实物资料。

巴达木东墓群位置图
墓地呈现“聚族而葬”的埋葬方式，遵从昭穆制度，延续中原地区墓葬形制与丧葬习俗。十六国墓葬均为坐东朝西的“甲”字形阶梯墓道单室土洞墓，多人多次葬，仰身直肢，随葬器物以罐、盆、盘、灯、甑等陶器组合为主，另见鸠杖、画押、云母片等少见之物。唐代墓葬均为坐北朝南的长斜坡墓道单室或双室土洞墓，大型墓葬带有天井，并有围沟茔园建筑。出土金、银、铜、铁、玉器及大量彩绘泥俑。巴达木东墓群在多方面取得重要学术突破，实证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与治理，展现西域社会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揭示西州在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融中的枢纽地位，首次发现墓内陈设布局的实物原型。
巴达木东墓群墓葬结构清晰，文化面貌多样，内涵极其丰富。多件器物尚属首次发现，填补了唐时期丧葬习俗的空白，反映了西域不同族群统合于中原丧礼体系之中，再现了西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场景，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见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与文化浸润，极大丰富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的内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

权威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郭物作点评
本人曾多次受邀前往考古工地现场考察，现场规模较为壮观。现就相关背景介绍如下：吐鲁番地区文化序列清晰、遗存丰富，加之气候干燥，地下文物保存条件优越，被誉为考古学家的天堂。干燥的埋藏环境使各类遗物得以长期完好保存，如同时间胶囊，对西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均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诸多地区难以留存的文书、政令及各类随葬品等，在吐鲁番地区得以完整保存。
该地区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级行政区域。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吐鲁番出土的行政文书，与全国同类行政机构的文书体系一致，属当时官方通行的正式行政文件，完整保留了历史现场。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为特定时段、经人为拣选封存的资料，而吐鲁番出土文献则为未经筛选、原生状态的历史遗存。
吐鲁番古代遗存年代序列完整，早期有洋海墓地等，延续至汉代及以后。本次考察涉及的巴达木东墓地，与高昌城密切相关。高昌城是吐鲁番地区的核心遗址，始建于汉代，时称高昌壁，后为高昌郡、高昌国、高昌回鹘时期的行政中心。唐代玄奘西行途中，曾被高昌王麹文泰挽留于此。高昌城周边分布有两处重要墓地，分别为阿斯塔纳墓地与巴达木东墓地，二者功能与布局类同于清代西陵与东陵。阿斯塔纳墓地发现与发掘时间较早，保护措施较为完善，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是敦煌吐鲁番学的重要材料来源。
巴达木东墓地长期缺乏有效围挡与保护，原有一些建筑遗迹已遭破坏，墓地区域被村落与葡萄种植园逐步侵占，部分墓葬直接位于农田之下。当地农业灌溉过程中常出现地表塌陷、水下渗现象，表明地下存在古代墓葬。灌溉水长期侵蚀对墓葬结构与遗物造成破坏，同时也易引发盗掘，致使部分遗存未能完整保存。自2022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在巴达木东墓地开展了系统考古工作，清理多座重要墓葬，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考古成果，以下集中从三个方面来评述它的价值。
一是吐鲁番巴达木东墓地为中央政府对西域边疆治理的重要考古实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主要靠西边的西域都护府，后来通过五争车师，公元前48年在吐鲁番地区设置戊己校尉，形成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两大军政管理体系，延续至两晋时期。目前吐鲁番地区所见汉代城址、漆器、铜印等遗存较为丰富，但典型汉代墓葬数量相对较少。此前拜城多岗墓地发掘所见带汉字铜印，其墓葬形制仍为当地西域文化特征的刀把形墓，反映出汉代治理以军政管控为主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期，该地区汉文化基础持续积淀。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收复吐鲁番，朝廷内部就治理模式产生争议，魏征、褚遂良等建议沿用汉代偏重军政的传统边疆治理模式，太宗未采纳此议，坚持推行与中原内地一致的正州体制，对东天山区域实施编户齐民，纳入中原直接行政管辖体系。唐于该地设置西州，早期安西都护府治所设于交河故城，后一度迁至高昌城。自汉代至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治理从军政管控逐步发展为与内地一体化的行政统治，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成熟与定型。这一历史进程，为此后高昌回鹘时期乃至清代“故土新归”奠定了长期历史基础，是清代能够再次统一西域的重要历史前提。巴达木东墓地等相关墓葬所葬人群，多为唐代入籍民众及正式官员，不论族属，均依照唐代官方制度与礼仪安葬，直观体现中原王朝政治制度、军事体系在西域的严格推行。墓中所见各级官吏与将领，克奉正朔，坚保封疆，是唐代西域治理体系的直接体现。
二是吐鲁番巴达木东墓地见证了来自东西南北的不同人群，在大一统的唐朝统治下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共同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阐释唐代大一统格局下，不同区域、不同族属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化，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具有自在形成与自觉建构两个历史阶段：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于近代形成，而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则是在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长期进程中逐步形成。墓地所见人物族属与来源多元，如高耀，他被认为是渤海人，但渤海也可能是渤海国，也可能是渤海郡。像程焕、李重晖是从内地来的，程焕的长官叫李元忠。其实他是粟特人，原名曹令忠，后来在大唐遭到挫折时，主动承担责任，在北庭打北庭都护的旗号为唐朝守土。唐德宗知道后，嘉其忠义，说他们泣血固守，赐名李元忠，所以他跟程焕是上下级的关系。李元忠的墓其实也在附近，需要进一步探寻。上述人物身处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关键时期，恪尽职守、戍边守土，是各族群共守疆域、共奉正朔的典型例证。方方面面体现了各族人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融格局，印证了中华民族“五个共同”的历史内涵。除去突厥等游牧民族，当时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也入籍中原，还有阿拉伯人、大食人、东罗马等各方的人，波斯人都进入大唐的地界，有的在经商，有的最后入籍，甚至有的担任官员，为大唐做贡献，所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在形成的考古见证。
三是巴达木东墓地的考古发现，是以中原主体正统文化为核心、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包容交融的直接实物例证。墓地出土遗存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极为丰富，相关考古成果已得到学界高度关注与评价。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曾就M20等墓葬的木棺等遗物开展现场清理与学术研讨，安家瑶、霍巍、沈睿文、郭宏、龚国强等学者均对其学术价值给予充分肯定。沈睿文老师认为，墓地所见翼马纹样，其文化源头或可追溯至拂菻（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而墓葬所出木棺及棺前木榻、案几等组合，则体现出周代礼制的传统。墓地同时汇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如作为口含使用的东罗马金币、与波斯拜火教相关的火坛、银币、下颌托等遗物，均反映出中亚、西亚文化、地中海文化的传入与融合。本次发掘出土较高等级的白瓷，亦属新疆地区以往较为少见的珍贵遗物；以往新疆地区瓷器、玉器发现数量有限，伊犁地区波马墓地曾发现过白瓷盘，北庭故城遗址发现较高等级的磁州窑和钧窑瓷片，连同阿力麻里遗址发现的高等级青花瓷，这些进一步丰富了西域地区陶瓷品类与序列。此外，墓地出土的金银器亦十分重要，尤其是M12出土的金银平托器，形制与规格可能为唐代宫廷赐赠的高级政治馈赠品。M20发现的彩棺，其形制特征为前高后低、前宽后窄。比较早可以溯源到川西的战国西汉石棺墓文化，和著名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有关系，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出土的战国铜棺也可以看作早期的例子。较为直接的源头可追溯至内蒙古扎赉诺尔东汉早期鲜卑文化，至北魏时期已出现典型的前宽后窄、头高脚低木棺（如固原北魏漆棺）。巴达木东墓地M20所见彩棺形制成熟，与青海都兰吐蕃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和武威慕容智墓木棺相似。同类装饰华丽的棺具亦见于中原地区佛教舍利瘗埋遗存，比如著名的陕西法门寺地宫银棺、玉棺和水晶椁子，杨泓先生指出，瘗埋舍利的容器从函盒改为金棺银椁这一变化，发生于隋仁寿四年(604年)至唐延载元年(694年)之间；新疆地区稍晚实例有1984年和田布扎克墓地1号墓出土的五代时期彩棺，最为精熟者则见于内蒙古地区吐尔基山墓地发现的辽代彩绘漆棺及翁牛特旗的广德公社辽墓。此类彩棺集中融合了鲜卑-契丹文化因素、中原四象、日月、壸门等传统纹样，以及佛教须弥座等元素，体现出多民族、多区域文化的系统性交融，且该类棺制影响深远，部分形制特征延续至后世。
总之，吐鲁番巴达木东墓地的考古发现非常重要，有很多新发现新突破，出土木棺、玉质开元通宝、突骑施界钱、白瓷碗等重要遗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充分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考古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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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