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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丰丨蒙古国纪行：追寻漠北高原历史上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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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的蒙古国考察，是一次以中国学者为主、多国多学科人员共同参与的蒙古历史考察之旅，历时14天，行程2800公里。考古学者罗丰以详实丰赡的旅行笔记为基础写成《蒙古国纪行》，生动记述了一行人的甘苦和收获。一路上作者笔不离手，不放过点滴的个人感受和生活细节，他追摩前辈科学探险学者的风范，悉心记录游牧生活特有的风土人情，壮丽苍茫的草原美景，以及先民留下来的鹿石、碑铭、遗址、墓葬等，配合照片、手绘图片，使这部纪行成为一部难得的科考笔记佳作。
7月14日是此次考察的第4天，行程150公里，考察队在哈拉和林附近寻访此次科考的重点之一，公元8世纪突厥史上著名的阙特勤碑。之后来到突厥的毗伽可汗墓地，见证了长长一列的可汗墓杀人石。在当地牧人家午餐之后，途径蒙古的内陆湖泊额吉淖尔，测量并记录突厥游牧人墓葬群和硅化木巨型石。晚上在哈拉和林驻地，碰巧观察到蒙古人搭建蒙古包的全过程，绘图记录。这一天的考察笔记可以作为全书的一个缩影，他们一边追寻蒙古草原历史上的主人，同时也不放过当代蒙古人日常生活的点滴。
* 文章节选自《蒙古国纪行：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罗丰 著 三联书店2018年1月刊行）。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罗丰在蒙古卡剌巴拉克斯古城遗址
蒙古国纪行（节选）
文 | 罗丰
7月14日日程安排：
考察13 世纪突厥毗伽可汗及阙特勤碑；
考察呼塔格山的突厥墓葬和希伯陶勒盖的文物。
行程150 公里。
梯卡的文物保护仓库
天刚亮的时候，蒙古包中很冷，看看温度计，指针在12摄氏度。8点起床时，太阳已经很高，气温逐渐升上来，到15摄氏度。
早餐，依旧有米饭，看来蒙古人早上有吃米饭的习惯，有点出乎意料。不过，面包、煎蛋还是受大家欢迎的。姚克成郑重地讲了他大清早所见，一户来参加那达慕大会的人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搭帐篷，而是野外露营，小孩也是睡在露天。说话间，露出同情而复杂的神情。
今天9点，准时出发，前往毗伽可汗墓地。
大约经一小时车程，到达毗伽可汗墓所在的和硕柴达木。先去的是孤零零竖立在草原上的一处现代建筑，被称作文物仓库。仓库门口墙上钉着一块金属牌，上面 “TICA”用英、蒙两种文字标明名称。大意是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发展局古迹项目在蒙古国出土文物保护仓库。不大一会儿，来了一位身着黄色短服、头扎小辫的小姑娘，年纪五六岁，她不太熟练地用钥匙打开仓库大门，便离去了。
仓库位置：北纬47°33′444″，东经102°12′197″，海拔1382米。仓库用钢结构搭建，约莫有篮球场大，七八米高，靠西墙侧并排放置着石板，东侧有几个石人，西北角的地方是一块高耸的大碑，就是著名的毗伽可汗碑。
写有英、蒙双语的标牌
毗伽（Bilge）可汗碑是雅德林采夫首先发现的，现在转移至文物库房。据说，在野外遭遇雷击，碑身断为三截。经过土耳其人修复，黏结成完整一块，并配置了花岗岩的两阶碑座。
碑高3.79米，上窄下略宽分别为137厘米、139厘米，左右两侧的厚度也稍有不同，右侧厚50—53厘米，左侧厚49.5厘米。经过千年野外的风雪侵蚀，多数字迹已模糊不清。碑的四面都有文字，正面、两侧是鲁尼文，文字的顺序是从右向左，自上而下，每个字母约有3厘米×1厘米大小。背面则是汉文，汉文漫漶，情况更甚于正面，只有个别文字清晰可辨，非常好的隶书，每字大约3厘米×3厘米。
不像大多数的汉碑，碑额与碑身分别制作，最后用榫卯结构联结，毗伽可汗碑用一整块巨石制成，碑额也是四条螭龙缠绕。不过，因年代久远，龙身细节已不清楚，只有大形还在。碑额正中有一图案，是简化的鹿形，专业术语称为“汤姆嘎”，大概是一个部族的徽记。这类印记原本是烙在牲畜上的记号，后来发展成某一部族徽记。游牧部族在使用徽记时，大的部族或联盟采用比较简单的图案，小的部落则用复杂的图形，前者识别简洁，后者辨识起来困难。突厥用简单的鹿形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毗伽可汗碑被发现之初，就被冠以鲁尼文，这其实是学者们妄图将古老的突厥铭文与后来的日耳曼鲁尼文之间建构一种普遍联系，前者是后者的渊源，虽然有可能两者之间并无有效的关联。用鲁尼文来称呼古突厥铭文却是学界的一般认识。
文物仓库中的毗伽可汗碑
《毗伽可汗碑》记载了东突厥帝国毗伽可汗本人的丰功伟绩，碑文从东面开始叙述可汗继位之后的情景。从突厥投降唐朝开始，历数其种种罪恶：使突厥人民成为丧失国家的国家，失去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人家婢女。官员们舍去了突厥传统的官号，采用唐朝官衔，臣服唐朝皇帝。把一切交给了唐朝。
通过其父汗颉跌利施可汗几十次的战斗，局面终于得以扭转。从他八岁讲起，杀敌无数，征战九姓乌古斯，打到粟特的领地铁门关，连唐朝人也成了手下败将。西面突厥文是有关毗伽可汗儿子登利可汗的内容。整个碑文则由毗伽可汗的侄子药利特勤书写。
比起鲁尼文部分，北面汉文碑文保存得最差，隐约可见一些汉字，完全不能阅读。近世中国人知道毗伽可汗碑，是在清末光绪年间。光绪十九年（1893）秋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 A. P. Cassini）将著名语言学家拉德洛夫拓制的和林三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拓片，送到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代为释读。当时，蒙元史专家沈曾植正在总理衙门译署任职，作三碑跋文以复俄人。俄人将沈文翻译刊布，屡为西方著作引述，即所谓总理衙门书。沈曾植获得碑文拓片后，曾示与当时著名金石家叶昌炽、翁同龢等人，或与这些人有过讨论。
根据以往对碑文的记载，汉文中有“起居舍人内供奉兼史馆修撰臣李融奉”等字样。字体是唐玄宗时代流行的隶书。
《毗伽可汗碑》鲁尼文碑文和背面的上的汉字铭文
仓库的周围摆放着从毗伽可汗墓地运回的石兽、石羊及墓板，在孙正军、胡鸿二位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些遗物进行了详尽的测量。
罗新急迫地给我们讲述他们2004年参观时的发现，简言之，石板上雕刻的一鸟，与粟特墓葬发现的祆教祭司图中的相似。经过仔细观察，我说了看法，石板上雕刻的就是两只朱雀的形象，类似的形象在唐代壁画、石刻上极为普通，并无特别之处，似乎与粟特人的祭司形象无涉。听完这些，大家都“噢”了一声，似乎有些失望。如果在毗伽可汗墓中发现了与祆教有关的内容那该多好呀，但我并不企盼这种可能。
石人像袖手而立，只有较夸张的眼、鼻、口，值得注意的是身上简鹿刻画，是典型的汤姆嘎。
毗伽可汗碑碑额上的鹿形图案汤姆嘎
敖其尔催促大家离开，我不舍地最后走出仓库大门，小主人已经拿锁等待在旁边了，看我拿起相机拍照，便靠在门口不动，望着相机。上锁后，独自回到草原小屋，看来这样的参观经常发生，她是有经验的。
阙特勤墓地
车开了十多分钟，来到距离仓库不到1公里的阙特勤墓地，这时时钟指向11点40分。墓地被一圈绿色的铁栅栏围起。入口处竖立着一块不锈钢的牌子，牌子上端印有蒙古与土耳其国旗，用蒙、土、英三种文字介绍墓地的情况。具体地点，北纬 47°33′836″，东经 102°49′914″，海拔 189米，与仓库的高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