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蒙古国纪行：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三联书店2018年1月，经公众号“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授权转载，有删节。

　　2006年夏的蒙古国考察，是一次以中国学者为主、多国多学科人员共同参与的蒙古历史考察之旅，历时14天，行程2800公里。考察队在哈拉和林附近寻访是此次科考的重点之一，公元8世纪突厥史上著名的阙特勤碑。之后来到突厥的毗伽可汗墓地，见证了长长一列的可汗墓杀人石。

梯卡的文物保护仓库

　　今天9点，准时出发，前往毗伽可汗墓地。

　　大约经一小时车程，到达毗伽可汗墓所在的和硕柴达木。

写有英、蒙双语的标牌

　　毗伽（Bilge）可汗碑是雅德林采夫首先发现的，现在转移至文物库房。据说，在野外遭遇雷击，碑身断为三截。经过土耳其人修复，黏结成完整一块，并配置了花岗岩的两阶碑座。

　　毗伽可汗碑被发现之初，就被冠以鲁尼文，这其实是学者们妄图将古老的突厥铭文与后来的日耳曼鲁尼文之间建构一种普遍联系，前者是后者的渊源，虽然有可能两者之间并无有效的关联。用鲁尼文来称呼古突厥铭文却是学界的一般认识。

文物仓库中的毗伽可汗碑

　　《毗伽可汗碑》记载了东突厥帝国毗伽可汗本人的丰功伟绩，碑文从东面开始叙述可汗继位之后的情景。从突厥投降唐朝开始，历数其种种罪恶：使突厥人民成为丧失国家的国家，失去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人家婢女。官员们舍去了突厥传统的官号，采用唐朝官衔，臣服唐朝皇帝。把一切交给了唐朝。

　　通过其父汗颉跌利施可汗几十次的战斗，局面终于得以扭转。从他八岁讲起，杀敌无数，征战九姓乌古斯，打到粟特的领地铁门关，连唐朝人也成了手下败将。西面突厥文是有关毗伽可汗儿子登利可汗的内容。整个碑文则由毗伽可汗的侄子药利特勤书写。

　　比起鲁尼文部分，北面汉文碑文保存得最差，隐约可见一些汉字，完全不能阅读。近世中国人知道毗伽可汗碑，是在清末光绪年间。光绪十九年（1893）秋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 A. P. Cassini）将著名语言学家拉德洛夫拓制的和林三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拓片，送到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代为释读。当时，蒙元史专家沈曾植正在总理衙门译署任职，作三碑跋文以复俄人。俄人将沈文翻译刊布，屡为西方著作引述，即所谓总理衙门书。沈曾植获得碑文拓片后，曾示与当时著名金石家叶昌炽、翁同龢等人，或与这些人有过讨论。

　　根据以往对碑文的记载，汉文中有“起居舍人内供奉兼史馆修撰臣李融奉”等字样。字体是唐玄宗时代流行的隶书。

《毗伽可汗碑》鲁尼文碑文和背面的上的汉字铭文

　　仓库的周围摆放着从毗伽可汗墓地运回的石兽、石羊及墓板，在孙正军、胡鸿二位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些遗物进行了详尽的测量。

　　罗新急迫地给我们讲述他们2004年参观时的发现，简言之，石板上雕刻的一鸟，与粟特墓葬发现的祆教祭司图中的相似。经过仔细观察，我说了看法，石板上雕刻的就是两只朱雀的形象，类似的形象在唐代壁画、石刻上极为普通，并无特别之处，似乎与粟特人的祭司形象无涉。听完这些，大家都“噢”了一声，似乎有些失望。如果在毗伽可汗墓中发现了与祆教有关的内容那该多好呀，但我并不企盼这种可能。

　　石人像袖手而立，只有较夸张的眼、鼻、口，值得注意的是身上简鹿刻画，是典型的汤姆嘎。

毗伽可汗碑碑额上的鹿形图案汤姆嘎

　　敖其尔催促大家离开，我不舍地最后走出仓库大门，小主人已经拿锁等待在旁边了，看我拿起相机拍照，便靠在门口不动，望着相机。上锁后，独自回到草原小屋，看来这样的参观经常发生，她是有经验的。

阙特勤墓地

　　车开了十多分钟，来到距离仓库不到1公里的阙特勤墓地，这时时钟指向11点40分。墓地被一圈绿色的铁栅栏围起。入口处竖立着一块不锈钢的牌子，牌子上端印有蒙古与土耳其国旗，用蒙、土、英三种文字介绍墓地的情况。具体地点，北纬 47°33′836″，东经 102°49′914″，海拔 189米，与仓库的高程差不多。

　　《阙特勤碑》竖立在一块不大的方形碑座上，碑座长 159厘米，宽112厘米，高度不详，凸出地面约十几厘米。石碑青石质，高327厘米，宽132厘米，左侧厚46厘米，右侧厚45厘米。碑的边角切削过，形成倒角，倒角处也刻满鲁尼文。

　　碑的正面朝东，碑额与碑身一体雕凿而成，碑额为两螭龙相对，不过左侧缺一角，为雷击所致。阙特勤碑原本矗立于原野，宣统三年（1911）清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虑其无保护设施，便仿照中原习惯，建一碑亭保护，谁知旷野上的建筑便成了雷击的目标。石碑的西北角遭雷击损坏，从被击的部位判断，雷电来自西北方向。如果毗伽可汗碑也是这样面东而立，背面汉文所遭受的侵蚀就可以理解了，蒙古通常的主导风向是西北风，风蚀、雨淋、雷电击损，断为三截的毗伽可汗碑，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了千年。

阙特勤墓地地面设施复原

　　阙特勤碑保存情况要好得多，碑额中央两行六个楷书大字“故阙特勤之碑”，碑文用隶书，共有12行，满行36字。碑文并没有满布碑石，甚至给后来者留下很大空间，碑文末有一行隶书小字“宣统三年（1911）库伦使者三多观并建亭护之”。文末年号楷书“大唐开元廿年岁次壬申七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其中“七”字或已模糊不清。碑边线刻蔓枝花纹。

　　汉文文字出自唐玄宗之手，其中的隶书，很可能也是唐玄宗亲笔书写，史书记载玄宗善隶书

　　阙特勤是毗伽可汗的弟弟，他去世后，应毗伽可汗的请求，唐玄宗派出唐朝工匠建造墓地、祠堂，雕刻了阙特勤像，并亲自撰写碑文。《新唐书·突厥传》记载了这件事：

　　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

　　《阙特勤碑》的鲁尼文部分也有记录：中国可汗给我派来自己的宫廷画师。我嘱咐他们迅速地建好专祠。我命令他们在里外墙上饰以雕琢，竖立石碑。

　　阙特勤死后，毗伽可汗亲自为他的弟弟撰写了鲁尼文的碑文。所以在碑文中才有“我嘱咐他们”“我命令他们”的词句。鲁尼文的碑文写满了碑的左右及后面，在侧面倒角处也写有碑文。

　　突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像阙特勤这样的英雄，突厥人注意他所经历的每次战斗，带有文学色彩地详尽描述一些细节：

　　他用箭射死一人，并追杀两人。当他进击时，折断了拔野古儿白马的大腿。阙特勤在那次战役时三十岁。他骑英雄ŠlcÏ的白马冲击。他连续刺杀二人，我们杀死、征服了葛逻禄。

　　碑文不厌其烦地描述突厥英雄在战斗中的英勇，甚至多次提到他所骑骏马的颜色、名字。当然，英雄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并引以为豪。

阙特勤碑

　　唐玄宗御撰碑文并派大臣、工匠，在碑文中深情地写道：

　　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边类，俱为子爱，再感深情，是用故制作丰碑，发挥遐徼，使之千古之下，休光日新。

　　认为他们会“以亲我有唐也”。可是，毗伽可汗的碑文对唐人友谊却警惕地说：

　　虽然我们与唐朝建立了关系，他们慷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

　　他们心怀恶意，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

　　鲁尼文也是阙特勤的侄子药利特勤写的，据他说，书写碑文及墙上的全部文字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唐朝工匠镌刻了汉文、鲁尼文的碑文，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明白突厥人对唐人憎恶，虽然突厥人是明白表露，并由唐人亲自镌刻于碑上。

《阙特勤碑》汉字碑文和鲁尼文碑文

　　《阙特勤碑》深受晚清民国文人重视，日前，在读一本书法书时，看到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曾经给清宗室盛昱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及《阙特勤碑》拓制拓本的艰辛：

　　《阙特勤碑》距古和林尚五六百里，地名哲里梦。碑已倾覆于地，集蒙人扶起之，大费厥事，喜碑文尚少损坏。距乌里雅苏台二千余里，派人足三阅月始归来。惟天寒风劲，纸墨俱不合式，拓得数本，尚有不真者，检较真者一本奉寄清斋，以供珍赏，可谓不负委任矣。

　　我们并不知道唐朝工匠在营建阙特勤墓时的参与程度，但从来人身份分析，主要是突厥稀缺的精于绘画、雕刻的工匠。墓葬的整个布局可能是按照突厥人的传统来安排。

阙特勤碑部分拓片，正面汉文、背面突厥文

　　阙特勤卒于731年2月27日，阙特勤碑于732年8月1日竖立，祠堂在733年底才竣工。1957年，捷克考古学家主持了蒙古—捷克联合考古队对阙特勤墓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虽然这项工作未能圆满完成，但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入口处到祠堂有一条道路，道路两旁有石像。至发掘时，保存下来的石像共有四个，三男一女。往后是一座庭院建筑，墙壁上有壁画，台基上共有十六根立柱，支撑着大殿。大殿内发现阙特勤和夫人坐像残断，显然是唐人工匠的作品。祠堂的西侧有一块巨型花岗岩。现在这块花岗岩石呈长方形，长220、217厘米，宽177、173厘米，中间凸起，有一空洞，直径约有68厘米。这块巨型石块，可能是祭坛，原来应该是方形，后被破坏，残块垒放在旁边。

　　整个墓地由建筑群组成，阙特勤碑占据墓地中央。墓地坐西向东，东边入口处，最前面竖立着两个雕刻粗糙的石人，接着向东有两个石羊，再向东有两排列石，每排有十余块。向后中央有一排列石，或许就是文献中所谓的“杀人石”，据统计有169块。过去日本学者林俊雄说原本有上千个以上，现在仅存这些。每个石块之间约有3米，很明显有出入，原有上千块的推测可能有问题，是否被人搬动过，现在也无从查证。

　　……

　　突厥人嗜杀并以此为荣，最后的结果，是要在死后统计平生所杀敌人的数量，将杀敌人数用一种形式固定在墓葬前面。《周书·突厥传》记录突厥人风俗时专门提到这一点，“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北史·突厥传》也说，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这种以杀人数量在墓前标志的做法，使人们很容易地与突厥墓前纵列的石块联系起来，石块多少则依平生杀人数量。

　　突厥人杀戮的对象似乎有特定目标，地位愈高，产生的荣耀愈大，他们会津津乐道。突厥语中杀人石被称作“Balbal”，敌营中的勇士被杀，才能被立作杀人石，杀死普通人并不能作杀人石。《毗伽可汗碑》称：毗伽可汗“我斩其勇士当作杀人石”。并说“为纪念我父可汗，首先把边兹（ baz）可汗立作杀人石（ balbal）”。黠戛可汗，唐朝的郭（ Qugh）将军，都被毗伽可汗立为杀人石。杀人石并不只是自己的杀敌纪录，也可将自己所杀之敌制造成杀人石，贡献给特定对象。

杀一人立一石，毗伽可汗墓杀人石